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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建设》发起的关于议论文“三要素”的讨论，是抓住了当前中学作文教学低效的要害。“三要素”的说法，最早源自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该书虽未有“三要素”之正式命名，但是讲了论题、判断、证据、证明法式，相当于今天的论点、论据、论证。当然，陈先生的说法还可以溯源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甚至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那里去。陈望道先生的著作写在1922年，当时即使是用形式逻辑的规律来讲议论文也有其开创性的功绩。在教学实践中，把这种方法归结为“三要素”比较简明，故被广泛接受。事实上，对于从感性记叙抒情上升到抽象议论，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渡。观点是抽象的、普遍的，而论据则是具体的、感性的，包含着多方面的属性，从多方面的意味中抽出一种与论点一致的属性，使二者达到严密的对接，这在思维的训练上不失为某种循序渐进的阶梯。“三要素”的根本原则是观点与材料的一致。但是，观点与材料的统一只是问题的～个方面，而观点的普遍性与材料的特殊性不可能完全统～则是问题更重要的方面。要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就不能不更加重视二者之间的矛盾。无视于此，把“三要素”当成立论的金科玉律，其最大的危害就是让学生失去独立思考能力，没有自己的思想，陷于现代八股而不自知。
一、对论点的具体分析
“三要素”最大的缺点就是把预设的论点绝对化，不加任何反思。这是非常危险的。一切事物和观念都是复杂的，由多元的内部和外部矛盾构成，而论点则往往是一个简单的论断，充其量也仅仅是多元中的一元。其狭隘性在一些被视为民族智慧的结晶的格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1人定胜天”“有志者事竟成”“知足常乐”“笨鸟先飞”“慢工出细活”“大河有水小河满”，其实都是片面的。人就不能战胜天体运行的规律，在地壳漂移和释放能量的地震中，人是像蝼蚁一样渺小的；光是有志而事不成者比比皆是；知足了，不思进取，就不能常乐；笨鸟后飞更是常见；手工业产品比不上计算机程序控制的效率和精确。大河有水小河满恰恰是把事情讲颠倒了，事实上大河都是从小河(支流)汇聚起来的，更科学的道理是小河有水大河满。立论要求明确，故往往概括一种简明的概念或者判断，而概念或判断越是鲜明，就容易简单化、片面化。片面性的反而是全面性，粗浅地说，就是正面和反面。立论的起码要求乃是全面。对于可能隐含着片面的论断，哪个白天经地义、不言而喻、众所周知的论点，都不能不假思索地追随，而是要加以全面分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立论的基本信念就是：一切命题都是可以分析的，在一切命题背后都可以分析出反命题来。分析的前提，就是提出问题，不提出问题，只能人云亦云，就不可能有自己的论点；要提出问题，就要反思，从正面肯定到反面否定，冷峻地审视其间隐藏着的矛盾。
从人所共知的常识到天经地义的权威，都要反思。有了反思，有了对立面，分析才有切入口。周敦颐的《爱莲说》中“出污泥而不染”得到普遍的赞叹，分析性思维拒绝被动地追随，而是向相反的方面联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固然是千古名句，但李白的坎坷遭遇恰恰说明天才没有得到重用。
议论文教学理论，强调立论新颖，要有个性，要有突破，但大都变成了老生常谈，原因在于按三要素以论点为纲的理论，对共识性的、权威性的观点只能是无条件的盲从，而不是提出问题，揭示潜在的矛盾。就是备受瞩目的高考作文命题在这方面也每每有误导。汶川地震那年，四川的题目是“坚强”，完全忽略了救灾不但需要意志坚的定性，而且还要严密的科学性。2012年某省的作文题为：“手：伸出是温暖的服务，摊开是放飞的想象，张大是创造的力量，捧起是收获的快乐……”这四项提示具有同类的性质：都是奉献的、向上的、创造的、欢乐的。很明显，这样单向的诱导事实上成了透明的牢笼，学生只能作片面的、被动的追随。其实，只要有起码的反思，就不难发现，“手”字，在汉字中还有种种与之异质的联想：词汇中有“杀手”“凶手”“黑手”“毒手”，成语里有“心狠手辣”“一手遮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歇后语中有“棺材里伸手——死要钱”。
有了矛盾就可以对论点进行分析，就不难提出自己独立、新颖、突破性的见解了。
为什么会有出污泥而不染和近墨者黑的矛盾呢?主体本身的条件就是决定性的。同样为安禄山俘虏，王维接受了伪官，可以说是污染了，而杜甫却出逃了，可以说不染了。李白无疑是有天才的，他的才华成就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辉煌的丰碑，然而在政治理性和实践方面却一味空谈，即使进入到最高权力圈子，也是一事无成，最后又投错了门路，弄得身陷囹国。这说明他在政治上不是天才，只能当个花瓶，连庸才的建树都没有。
从科学发展来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没有提出问题的能力，从议论文来说，也就是没有根本意义上的议论能力，就不能不为陈腐观念所束缚，所蒙蔽，思想就活不起来。如“对牛弹琴”这个词，历来的共识是讽刺牛的愚蠢。典故出自汉朝的牟融的《理惑论》，一个叫公明仪的人，对牛弹奏高雅的“清角之操”，而牛却兀自吃草，不为所动。牟融的结论是：“非牛不闻，不合其耳矣”，要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立论，就要提出问题。这本来不一定绝对是讽刺牛的，也蕴含着讽喻这个弹“清角之操”的高人雅士的，明知牛不可能有音乐感，为什么还傻傻地去对牛弹高雅的乐曲呢?又如《列子·天瑞》篇中有杞人忧天的故事(“忧天地崩坠，身无所寄，废寝食者”)，本来是讽刺性的：忧虑天掉下来，地坠下去，烦恼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完全是自寻烦恼，自我折磨。上千年来没有一个人对之提出问题，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天体物理学家指出在这个荒谬的故事中包含着非常深刻的道理。日月星辰，挂在天上，有什么力量使得它们不掉下来?从天体物理学来说，这个问题非常深刻，直到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才回答了这个问题。
立论的生命不是对论点被动的追随，而是让论点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得到深化，而对论点中包含的矛盾的分析过程，就是文章思路展开的过程。如韩愈《师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韩愈提出了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论点，并没有停留于此，以之为准，选择与之相符的论据，而是分析“惑”和“解”的矛盾：欲“解”而不能自得(非生而知之)，则必从师。韩愈展示从师的矛盾在于：首先，是年龄矛盾(生于吾前者与生于吾后者)；其次，是地位贵贱的矛盾。韩愈的结论是，年龄贵贱都无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就把核心观念在矛盾的分析中深化了。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王栋生先生在作文课上，给学生出了一个题目：水滴石穿。题目的矛盾很突出：水是软的，石头是硬的，软水克硬石的条件是什么?学生最初得出的论点：持之以恒。他让学生再想想，还有什么条件造成了矛盾的转化?学生提出：目标不变。这样的分析就比通常的认识深化了一步。我后来对他说，其实，还可以分析下去，在一般空间如此，但，在特殊的溶洞里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那就是水滴不但石不穿，相反长出石笋来。独特的、创新的论点是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层层衍生出来的。
二、对正例和反例的个体分析
“三要素”的论证原则是：根据论点选择论据，这本是形式逻辑原则，但却丢弃了形式逻辑对论据规定：要有普遍的涵盖性，不能是“孤证”，也不能是类比性的。从辩证逻辑来看，论点是普遍的，而例证却是极其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观点和材料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统一。有限的举例并不能证明普遍原理，其所以被广泛运用，仅仅是因为例子的感性，有助于对抽象的道理的“说明”。严格说来，形式逻辑选择论据的原则本身就包含着矛盾：选择就意味着排除。选择了与论点一致的材料，就是排除了与之不一致的材料的结果，无视这样的矛盾，论证就必然是盲目的。举个通俗的例子，面前有一群人，有男人也有女人。如果论点是“全都是男人”，可以把女人排除，一个一个把男人排列出来。如果论点是“全都是女人’，也可以把男人排除，把女人一个排列出来。不管排列多少，也不可能证明它全部是男人或者女人。把这种连形式逻辑都不及格的方法，堂而皇之地写到中学课本甚至大学教材中去，说明我们的写作理论家是多么懒惰，多么昏庸。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早就批判过这种方法。他在《谈谈写论文》中这样说：“搞研究工作最忌的是先有结论，然后找例证，这是很有害的。……凡是先立结论，然后去找例证，往往都靠不住。因为你往往是主观的，找一些为你所用的例证，不为你所用就不要，那自然就错误了。”在英国哲学家罗素看来，这无异于“自我蒙蔽”，属于应该避免的“愚蠢的见识”：
对于那些容易助长你狂妄自大的意见尤宜提防。不论男人或女人，十之八九都坚信男性或女性特别优越。双方都有不可胜数的证据。如果你自己是男性，你可以指出大多数诗人和科学家都是男子；如果你是女性，你可以用大多数罪犯也都是男子来反唇相讥……
不言而喻，要对任何问题作严肃的论证，不但不能排除与论点不一致的反例，而是要十分珍惜。自然科学理论(科学学)学者波普尔将之上升为理论：反例高于正例，证伪高于证明。有一个经典命题：一切天鹅都是白的。中国人看到天鹅是白的，外国人看到天鹅是白的，古代人看到天鹅是白的，当代人看到天鹅是白的，这些例子能否证明一切天鹅是白的呢?不能。只要有人发现一只天鹅是黑的，就被证伪了。因为“一切”就是无穷大，无限，而所举的例子则是有限。可以用数学方法计算其正确的概率：一切，无穷大，是分母：而例证，有限，是分子。有限加有限，加到N次还是有限，相对于无穷大分母，概率等于零，这个命题就被证伪了，而其结论：一切天鹅都是白的，并不肯定是对的。这就说明，证伪高于举例证明，“三要素”的所谓“证明”，只能“说明”已有的理念，而“证伪”却可以对现成的理念有所突破。严肃的论证应该是把证明和证伪结合起来，在寻找白天鹅的同时寻找黑天鹅。对白天鹅与黑天鹅的矛盾进行质的和量的分析，这就不但是分析论据，而且分析了论点，突破了旧论点，创造了新论点。
创新的论点不是用与论点相一致的例证确立的，而是从正例与反例中具体分析出来，逐步得以深化的。在灵活驾驭反例方面，苏洵的《六国论》表现得最为典型。
针对世俗之见——六国之灭是战败于秦，苏洵提出：表面上六国是战而败，其实恰恰相反，是不敢战而败：“……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在强敌面前，不敢战，总是割地求和，虽然得到一时的平安，却在整体力量对比上，削弱了自己，种下了失败的种子。
文章的精彩，不仅在论点精辟，而且在于主动提出有力的论据，然后加以分析，使之转化为有利于自己的论点。
苏洵提出的第一个反例是“六国互丧，率赂秦耶?”六个国家并不是每一个都割地求和的。苏洵的分析是“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不求和的，却因为别人求和而失却了强大的同盟军。这就造成了奇怪的后果，对方奉送的和斩获的相比达到“百倍”。
接着分析第二个反例：齐国并未向秦国割地求和，不是也灭亡了吗?苏洵的回答是：因为五国在被侵凌的时候，齐国见死不救，等到五国都垮台了，齐国也就不能自保了。
第三个反例：燕赵两国敢于和秦国抗衡，最后不是也灭亡了吗?苏洵的回答是：“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小国屡屡战胜大国，这是确凿的事实。可惜的是，赵国把李牧将军诛杀了。这个事实恰恰说明，不是战而败，而是敢战的战略不能坚持(惜其用武而不终也)。大国灭亡得快，燕赵是小国，最后才灭亡。更说明敢战之败优于不敢战之败。
从三个层次驳斥了论敌，文章本来就可以结束了，但是，光有破，没有立，文章毕竟不够饱满，最后，作者乘势直下，从正面发展出自己的延伸论点：“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如果不是把物质财富拿来讨好侵略者，而是用在厚待人才，则秦人就吓得吃不下饭了。
三、议论文的结构：在具体分析中深化
“三要素”理论的缺陷还在于：暗示着按论点、论据、论证的顺序展开，似乎是议论文唯一的结构模式。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导。从根本上说，结论不是思考的开始，而是分析的结果，是在正面证明、反面证伪的过程中得出的。经典议论文很少是先有结论，再加以论证的，而是先提出问题，再层层进行具体分析，最后得出结论。真理是个过程，具体分析、论证的过程比之结论更为重要。故《过秦论》(上)结论只有一句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而得出结论的过程则占了文章90％的篇幅。 鲁迅的《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也一样。文章就抓住“自信”加以分析：第一，不断地揭示潜在的矛盾；第二，从正面到反面，论证矛盾是如何转化的。
原来我们相信地大物博，这应该是“自信”。但分析的结果不是自信，而是信“地”。后来，日本打进东三省，又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这也不是“自信”，而是“他信”。这两个层次，把分析放在“自信”的“自”上，都不是信自己。然后提出近来的求神拜佛，就把分析的重点放到了“信”上，连“他信”都不如，而是自“欺”。鲁迅严密而深刻，用的是关键词的具体分析方法，从先肯定而后轻而易举地分析出反面。以上均属质的分析。鲁迅并未罢休，接着更进一步从量的方面进行分析。他说：这是公开的文字、表面的现象，“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也就是在量上占了“优势”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不过“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鲁迅的结论是：“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如果鲁迅采取“三要素”的方法，先说我们中国存在着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人，再举些例子，却没有分析的过程，文章也就没有活气了。
以层层分析达到结论，可以说是议论文活的灵魂。
四、从“我思故我在”到“我分析故我在”
其实，议论文教学的最高目标并不完全在作文，而在于做人。杰出的老师呼吁把学生教得像人一样活着。为什么有这样的呼吁呢?因为，不在少数的学生被弄得活得不像个人，没有形成自己思想的能力，满足于用自己的舌头讲别人的话。要活得像个人，就要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从流行八股中解脱出来，对之进行反思、质疑，进行层层深入的具体分析。这可能就是西方哲人所说的“我思故我在”。反过来说，我不思故我不在。通俗地说，我不会反思，就白活了，瞎活了。某大学新闻系的课本中有这么一个论断：中国发明了火药，火药传到欧洲之后，便冲破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的堡垒。有人觉得这个论断简直是笑话!你发明的火药冲破了人家的封建堡垒，你自己的封建堡垒怎么没被冲破，反而更加坚固?能发现问题所在的人当然算是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但是，这还不够，还要具体分析二者的反差。这一点鲁迅在《近代木刻小引》中倒是说过：“中国古人所发明，而现在用以做爆竹和看风水的火药和指南针，传到欧洲，他们就应用在枪炮和航海上，给本师吃了许多亏。”(《集外集拾遗》善于具体分析，不仅是作文的水平、为人的高度，而且是口语交际的素质。我们一些学者、企业家、官员在正规的会议上，离开了事先准备的讲话稿每每就失语，不能即兴应对。问题就出在不善现场随机具体分析，不能以自己的智慧和人格魅力赢得对手的尊重。赫鲁晓夫这个人目前可能还有不小的争议，但是，他的随机应对的能力还是值得称赞。一次大会上，他正在揭露斯大林的暴政，有人递纸条质问：您本人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也在权力核心，为什么不起而反对斯大林的独断?赫鲁晓夫把纸条高声念一遍，随即大声道：这是谁递上的条子?站出来!请站出来……下面轻轻骚动了片刻，但是没有人站出来。赫鲁晓夫说道：“你们瞧，我们现在这样民主，这样无需恐惧的情况下，递条子的同志尚且不敢站出来；试想，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那种气氛中，有人胆敢站出来顶撞斯大林吗?”听此全场鼓掌!这从论证上说，属于将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反例)转化有利自己的证据(正例)的方法。能把这种方法运用得得心应手，不管是前期准备有素的，还是即兴发挥的，都是思想的高度自由，也是生命的高度张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我思故我在”不但可以引申出“我不思故我不在”，而且可以引出“我反思故我在”“我分析故我在”。
一、对论点的具体分析
“三要素”最大的缺点就是把预设的论点绝对化，不加任何反思。这是非常危险的。一切事物和观念都是复杂的，由多元的内部和外部矛盾构成，而论点则往往是一个简单的论断，充其量也仅仅是多元中的一元。其狭隘性在一些被视为民族智慧的结晶的格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1人定胜天”“有志者事竟成”“知足常乐”“笨鸟先飞”“慢工出细活”“大河有水小河满”，其实都是片面的。人就不能战胜天体运行的规律，在地壳漂移和释放能量的地震中，人是像蝼蚁一样渺小的；光是有志而事不成者比比皆是；知足了，不思进取，就不能常乐；笨鸟后飞更是常见；手工业产品比不上计算机程序控制的效率和精确。大河有水小河满恰恰是把事情讲颠倒了，事实上大河都是从小河(支流)汇聚起来的，更科学的道理是小河有水大河满。立论要求明确，故往往概括一种简明的概念或者判断，而概念或判断越是鲜明，就容易简单化、片面化。片面性的反而是全面性，粗浅地说，就是正面和反面。立论的起码要求乃是全面。对于可能隐含着片面的论断，哪个白天经地义、不言而喻、众所周知的论点，都不能不假思索地追随，而是要加以全面分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立论的基本信念就是：一切命题都是可以分析的，在一切命题背后都可以分析出反命题来。分析的前提，就是提出问题，不提出问题，只能人云亦云，就不可能有自己的论点；要提出问题，就要反思，从正面肯定到反面否定，冷峻地审视其间隐藏着的矛盾。
从人所共知的常识到天经地义的权威，都要反思。有了反思，有了对立面，分析才有切入口。周敦颐的《爱莲说》中“出污泥而不染”得到普遍的赞叹，分析性思维拒绝被动地追随，而是向相反的方面联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固然是千古名句，但李白的坎坷遭遇恰恰说明天才没有得到重用。
议论文教学理论，强调立论新颖，要有个性，要有突破，但大都变成了老生常谈，原因在于按三要素以论点为纲的理论，对共识性的、权威性的观点只能是无条件的盲从，而不是提出问题，揭示潜在的矛盾。就是备受瞩目的高考作文命题在这方面也每每有误导。汶川地震那年，四川的题目是“坚强”，完全忽略了救灾不但需要意志坚的定性，而且还要严密的科学性。2012年某省的作文题为：“手：伸出是温暖的服务，摊开是放飞的想象，张大是创造的力量，捧起是收获的快乐……”这四项提示具有同类的性质：都是奉献的、向上的、创造的、欢乐的。很明显，这样单向的诱导事实上成了透明的牢笼，学生只能作片面的、被动的追随。其实，只要有起码的反思，就不难发现，“手”字，在汉字中还有种种与之异质的联想：词汇中有“杀手”“凶手”“黑手”“毒手”，成语里有“心狠手辣”“一手遮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歇后语中有“棺材里伸手——死要钱”。
有了矛盾就可以对论点进行分析，就不难提出自己独立、新颖、突破性的见解了。
为什么会有出污泥而不染和近墨者黑的矛盾呢?主体本身的条件就是决定性的。同样为安禄山俘虏，王维接受了伪官，可以说是污染了，而杜甫却出逃了，可以说不染了。李白无疑是有天才的，他的才华成就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辉煌的丰碑，然而在政治理性和实践方面却一味空谈，即使进入到最高权力圈子，也是一事无成，最后又投错了门路，弄得身陷囹国。这说明他在政治上不是天才，只能当个花瓶，连庸才的建树都没有。
从科学发展来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没有提出问题的能力，从议论文来说，也就是没有根本意义上的议论能力，就不能不为陈腐观念所束缚，所蒙蔽，思想就活不起来。如“对牛弹琴”这个词，历来的共识是讽刺牛的愚蠢。典故出自汉朝的牟融的《理惑论》，一个叫公明仪的人，对牛弹奏高雅的“清角之操”，而牛却兀自吃草，不为所动。牟融的结论是：“非牛不闻，不合其耳矣”，要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立论，就要提出问题。这本来不一定绝对是讽刺牛的，也蕴含着讽喻这个弹“清角之操”的高人雅士的，明知牛不可能有音乐感，为什么还傻傻地去对牛弹高雅的乐曲呢?又如《列子·天瑞》篇中有杞人忧天的故事(“忧天地崩坠，身无所寄，废寝食者”)，本来是讽刺性的：忧虑天掉下来，地坠下去，烦恼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完全是自寻烦恼，自我折磨。上千年来没有一个人对之提出问题，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天体物理学家指出在这个荒谬的故事中包含着非常深刻的道理。日月星辰，挂在天上，有什么力量使得它们不掉下来?从天体物理学来说，这个问题非常深刻，直到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才回答了这个问题。
立论的生命不是对论点被动的追随，而是让论点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得到深化，而对论点中包含的矛盾的分析过程，就是文章思路展开的过程。如韩愈《师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韩愈提出了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论点，并没有停留于此，以之为准，选择与之相符的论据，而是分析“惑”和“解”的矛盾：欲“解”而不能自得(非生而知之)，则必从师。韩愈展示从师的矛盾在于：首先，是年龄矛盾(生于吾前者与生于吾后者)；其次，是地位贵贱的矛盾。韩愈的结论是，年龄贵贱都无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就把核心观念在矛盾的分析中深化了。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王栋生先生在作文课上，给学生出了一个题目：水滴石穿。题目的矛盾很突出：水是软的，石头是硬的，软水克硬石的条件是什么?学生最初得出的论点：持之以恒。他让学生再想想，还有什么条件造成了矛盾的转化?学生提出：目标不变。这样的分析就比通常的认识深化了一步。我后来对他说，其实，还可以分析下去，在一般空间如此，但，在特殊的溶洞里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那就是水滴不但石不穿，相反长出石笋来。独特的、创新的论点是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层层衍生出来的。
二、对正例和反例的个体分析
“三要素”的论证原则是：根据论点选择论据，这本是形式逻辑原则，但却丢弃了形式逻辑对论据规定：要有普遍的涵盖性，不能是“孤证”，也不能是类比性的。从辩证逻辑来看，论点是普遍的，而例证却是极其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观点和材料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统一。有限的举例并不能证明普遍原理，其所以被广泛运用，仅仅是因为例子的感性，有助于对抽象的道理的“说明”。严格说来，形式逻辑选择论据的原则本身就包含着矛盾：选择就意味着排除。选择了与论点一致的材料，就是排除了与之不一致的材料的结果，无视这样的矛盾，论证就必然是盲目的。举个通俗的例子，面前有一群人，有男人也有女人。如果论点是“全都是男人”，可以把女人排除，一个一个把男人排列出来。如果论点是“全都是女人’，也可以把男人排除，把女人一个排列出来。不管排列多少，也不可能证明它全部是男人或者女人。把这种连形式逻辑都不及格的方法，堂而皇之地写到中学课本甚至大学教材中去，说明我们的写作理论家是多么懒惰，多么昏庸。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早就批判过这种方法。他在《谈谈写论文》中这样说：“搞研究工作最忌的是先有结论，然后找例证，这是很有害的。……凡是先立结论，然后去找例证，往往都靠不住。因为你往往是主观的，找一些为你所用的例证，不为你所用就不要，那自然就错误了。”在英国哲学家罗素看来，这无异于“自我蒙蔽”，属于应该避免的“愚蠢的见识”：
对于那些容易助长你狂妄自大的意见尤宜提防。不论男人或女人，十之八九都坚信男性或女性特别优越。双方都有不可胜数的证据。如果你自己是男性，你可以指出大多数诗人和科学家都是男子；如果你是女性，你可以用大多数罪犯也都是男子来反唇相讥……
不言而喻，要对任何问题作严肃的论证，不但不能排除与论点不一致的反例，而是要十分珍惜。自然科学理论(科学学)学者波普尔将之上升为理论：反例高于正例，证伪高于证明。有一个经典命题：一切天鹅都是白的。中国人看到天鹅是白的，外国人看到天鹅是白的，古代人看到天鹅是白的，当代人看到天鹅是白的，这些例子能否证明一切天鹅是白的呢?不能。只要有人发现一只天鹅是黑的，就被证伪了。因为“一切”就是无穷大，无限，而所举的例子则是有限。可以用数学方法计算其正确的概率：一切，无穷大，是分母：而例证，有限，是分子。有限加有限，加到N次还是有限，相对于无穷大分母，概率等于零，这个命题就被证伪了，而其结论：一切天鹅都是白的，并不肯定是对的。这就说明，证伪高于举例证明，“三要素”的所谓“证明”，只能“说明”已有的理念，而“证伪”却可以对现成的理念有所突破。严肃的论证应该是把证明和证伪结合起来，在寻找白天鹅的同时寻找黑天鹅。对白天鹅与黑天鹅的矛盾进行质的和量的分析，这就不但是分析论据，而且分析了论点，突破了旧论点，创造了新论点。
创新的论点不是用与论点相一致的例证确立的，而是从正例与反例中具体分析出来，逐步得以深化的。在灵活驾驭反例方面，苏洵的《六国论》表现得最为典型。
针对世俗之见——六国之灭是战败于秦，苏洵提出：表面上六国是战而败，其实恰恰相反，是不敢战而败：“……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在强敌面前，不敢战，总是割地求和，虽然得到一时的平安，却在整体力量对比上，削弱了自己，种下了失败的种子。
文章的精彩，不仅在论点精辟，而且在于主动提出有力的论据，然后加以分析，使之转化为有利于自己的论点。
苏洵提出的第一个反例是“六国互丧，率赂秦耶?”六个国家并不是每一个都割地求和的。苏洵的分析是“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不求和的，却因为别人求和而失却了强大的同盟军。这就造成了奇怪的后果，对方奉送的和斩获的相比达到“百倍”。
接着分析第二个反例：齐国并未向秦国割地求和，不是也灭亡了吗?苏洵的回答是：因为五国在被侵凌的时候，齐国见死不救，等到五国都垮台了，齐国也就不能自保了。
第三个反例：燕赵两国敢于和秦国抗衡，最后不是也灭亡了吗?苏洵的回答是：“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小国屡屡战胜大国，这是确凿的事实。可惜的是，赵国把李牧将军诛杀了。这个事实恰恰说明，不是战而败，而是敢战的战略不能坚持(惜其用武而不终也)。大国灭亡得快，燕赵是小国，最后才灭亡。更说明敢战之败优于不敢战之败。
从三个层次驳斥了论敌，文章本来就可以结束了，但是，光有破，没有立，文章毕竟不够饱满，最后，作者乘势直下，从正面发展出自己的延伸论点：“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如果不是把物质财富拿来讨好侵略者，而是用在厚待人才，则秦人就吓得吃不下饭了。
三、议论文的结构：在具体分析中深化
“三要素”理论的缺陷还在于：暗示着按论点、论据、论证的顺序展开，似乎是议论文唯一的结构模式。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导。从根本上说，结论不是思考的开始，而是分析的结果，是在正面证明、反面证伪的过程中得出的。经典议论文很少是先有结论，再加以论证的，而是先提出问题，再层层进行具体分析，最后得出结论。真理是个过程，具体分析、论证的过程比之结论更为重要。故《过秦论》(上)结论只有一句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而得出结论的过程则占了文章90％的篇幅。 鲁迅的《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也一样。文章就抓住“自信”加以分析：第一，不断地揭示潜在的矛盾；第二，从正面到反面，论证矛盾是如何转化的。
原来我们相信地大物博，这应该是“自信”。但分析的结果不是自信，而是信“地”。后来，日本打进东三省，又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这也不是“自信”，而是“他信”。这两个层次，把分析放在“自信”的“自”上，都不是信自己。然后提出近来的求神拜佛，就把分析的重点放到了“信”上，连“他信”都不如，而是自“欺”。鲁迅严密而深刻，用的是关键词的具体分析方法，从先肯定而后轻而易举地分析出反面。以上均属质的分析。鲁迅并未罢休，接着更进一步从量的方面进行分析。他说：这是公开的文字、表面的现象，“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也就是在量上占了“优势”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不过“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鲁迅的结论是：“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如果鲁迅采取“三要素”的方法，先说我们中国存在着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人，再举些例子，却没有分析的过程，文章也就没有活气了。
以层层分析达到结论，可以说是议论文活的灵魂。
四、从“我思故我在”到“我分析故我在”
其实，议论文教学的最高目标并不完全在作文，而在于做人。杰出的老师呼吁把学生教得像人一样活着。为什么有这样的呼吁呢?因为，不在少数的学生被弄得活得不像个人，没有形成自己思想的能力，满足于用自己的舌头讲别人的话。要活得像个人，就要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从流行八股中解脱出来，对之进行反思、质疑，进行层层深入的具体分析。这可能就是西方哲人所说的“我思故我在”。反过来说，我不思故我不在。通俗地说，我不会反思，就白活了，瞎活了。某大学新闻系的课本中有这么一个论断：中国发明了火药，火药传到欧洲之后，便冲破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的堡垒。有人觉得这个论断简直是笑话!你发明的火药冲破了人家的封建堡垒，你自己的封建堡垒怎么没被冲破，反而更加坚固?能发现问题所在的人当然算是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但是，这还不够，还要具体分析二者的反差。这一点鲁迅在《近代木刻小引》中倒是说过：“中国古人所发明，而现在用以做爆竹和看风水的火药和指南针，传到欧洲，他们就应用在枪炮和航海上，给本师吃了许多亏。”(《集外集拾遗》善于具体分析，不仅是作文的水平、为人的高度，而且是口语交际的素质。我们一些学者、企业家、官员在正规的会议上，离开了事先准备的讲话稿每每就失语，不能即兴应对。问题就出在不善现场随机具体分析，不能以自己的智慧和人格魅力赢得对手的尊重。赫鲁晓夫这个人目前可能还有不小的争议，但是，他的随机应对的能力还是值得称赞。一次大会上，他正在揭露斯大林的暴政，有人递纸条质问：您本人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也在权力核心，为什么不起而反对斯大林的独断?赫鲁晓夫把纸条高声念一遍，随即大声道：这是谁递上的条子?站出来!请站出来……下面轻轻骚动了片刻，但是没有人站出来。赫鲁晓夫说道：“你们瞧，我们现在这样民主，这样无需恐惧的情况下，递条子的同志尚且不敢站出来；试想，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那种气氛中，有人胆敢站出来顶撞斯大林吗?”听此全场鼓掌!这从论证上说，属于将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反例)转化有利自己的证据(正例)的方法。能把这种方法运用得得心应手，不管是前期准备有素的，还是即兴发挥的，都是思想的高度自由，也是生命的高度张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我思故我在”不但可以引申出“我不思故我不在”，而且可以引出“我反思故我在”“我分析故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