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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老王》是一篇检验语文教师文本解读水平的散文，切忌浮在文本表面、跑到文本外面，一定要“向内转”，潜入文本深处，抓住“症候”（反常规、反常情、反常理之处[1]），结合语境进行具体分析，理解作者运用语言文字之奥妙，尤其要注意从“幸运”与“不幸”的相对性角度去理解作者的“愧怍”。
散文重在表现“我之心”，解读重心就在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这里“作者的思想感情”，不应是泛泛而言，而是指“作者在特定时候、特定地点、特定场合通过特定的这一个文本表现出来的这一点、这一种、这一个方面的思想感情”。读散文，就是要进入作者的胸怀，而不是简单地用我们的生活经验去代替对文本的解读。本文作者在文末说得很清楚：“这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也就是说，作者在本文中要表现的就是自己的“愧怍”。解读《老王》就必须理解作者的“愧怍”，理解作者怎样写这个“愧怍”；必须理解“幸运”与“不幸”的真正含义，理解作者是怎样在“愧怍”之情的映射下，在相对性关系中写“幸运”与“不幸”。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这种“愧怍”不只是体现在结尾，而是贯穿全文的。作为一篇回忆性散文，回忆往事时的情感会映射在所忆往事上，以及回忆的整个过程中。根据文本解读的整体性原则，我们在理解该文其他地方的时候，也要用“愧怍”的感情去观照。在教学中，可以先找寻对全文有总览（总起、总括、总结）作用的句子，再倒回去理解文本的每一个局部，通过整体的感知来固定对每一个局部的理解，促使对全文的深入理解，并且做到有据可依。
既然本文解读的重心是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而这思想感情又是以回忆的方式通过写人叙事来表现的，那么我们就可据此确定本文解读的三个关键点：写了什么样的人；作者当时是怎样对待这个人的；作者现在是怎样理解当时的行为的。
一、文本中的老王是个什么样的人
说“文本中的老王”，表明我们要将《老王》一文中的老王和实际生活中的老王适度区分开来，不要进行简单对接。因为文本中的老王是经过了作者情感加工的、“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人物形象。我们可以从其人生处境、性格特征和精神需求三个方面来看。
1.关键词：悲苦
老王的人生可谓无比悲苦，无限凄凉：生理有残疾（“只有一只眼”），生活无着落（“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情感无依靠（“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没什么亲人”），精神有压力（“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
2.关键词：善良
无比悲苦、凄凉的一个人，似乎只有得到别人帮助、关心的份，他却不断地帮助、关心“我”和“我”的家人。
3.关键词：渴望
要找到老王人生处境的不幸很容易，要读到老王的善良也不太困难。遗憾的是，不少教师也往往和学生一样，停留在了此处。其实，还要进一步读到老王的渴望。要理解老王的渴望，就得弄清他最在意的是什么。老王最在意什么呢？我们来看文本第三段：
老王只有一只眼……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后者”指“得了恶病”。那是别人猜测的，是对老王人格、品行的否定——“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对于老王来说，作者认为他的眼瞎确实不幸，无论是营养不良，还是得了恶病，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也就是说精神层面的不幸是更大、更深、更甚的不幸。由此，我们再来看文本最末的“不幸”，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幸了，而是指精神上的不幸。“该”是一种比较确定的、肯定的猜测。说“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在作者现在看来，被人否定人格、品行（害了“恶病”）的不幸比从小因“营养不良而瞎了一只眼”的不幸更深。这从精神上深深打击着老王，对老王来说，精神上的不幸更深、更甚。而老王也更在意别人（包括“我们”一家）对他的看法，更在意人格尊严这一精神层面的东西，而非物质的东西，尽管他很穷。
理解到这里，我们就能明白老王的渴望了——渴望有人（特别是“我们”一家）把他当作朋友，甚至是亲人。由于杨绛一家对他饱含同情——“我”常坐他的三轮，女儿给他吃鱼肝油，杨绛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做人素养（对人谦和、不占人便宜），让老王产生了误解，他误以为“我们”一家已经把他当成了朋友，甚至亲人，所以他也就把“我”当作了他的朋友，甚至是亲人。
二、当时的“我”是怎样对待老王的
这是一个很残忍的问题。只有理解到这份“残忍”，才能理解杨绛的“愧怍”。所谓“当时”是指老王生前，也就是在“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之前。在当时的“我”看来，与老王之间的关系是拿钱与办事的雇佣关系——坐他的车，“我”给钱；他送默存上医院，“我”给钱；他给“我们家”送冰，“我”给钱；他送香油、鸡蛋，“我”照样给钱。除此以外，“我”没有给予老王更多的关注、关心与帮助；这习惯性地给钱，似乎还隐含着一种刻意的回避——拉开距离，保持距离。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杨绛的为人，在实际生活情形中，她给予老王的关注、关心、帮助也许并不少，她并不如本文所说的那样冷漠，但为了表现“愧怍”这一主题，在材料选择、剪裁时就没有多写，而着意突出自己当时的冷漠。这也正体现了散文表现“我之心”的基本特点。这也并不违背散文“写实”的基本要求，因为“真假互补，虚实相生，并不只是小说的特点，而是所有文学形式的共同规律”[2]。
要理解这个残忍的问题，需要抓住几个“症候”，理解几个关键词。
1.关键词：老王
“老王”是一个什么样的称呼？
老王是一个三轮车夫，一般人会称他为“王师傅”。文中，“我”却称他为“老王”，表明二者之间较熟悉。另一方面，人们都称他为“老王”，而他究竟叫什么名字却没人关心，说明老王社会地位低下，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而“我”也只是满足于称他“老王”，说明“我”也只是与其他人一样，并没有给予老王更多的、更深的关注。这正是作者“愧怍”的原因之一。 2.关键词：闲话（闲聊）
且看文本第一、二段文字：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这里“闲话”一词，十分关键。从写作技巧的角度来说，通过“闲话”介绍老王的基本情况，让读者明白老王卑微的社会地位、孤苦无依的命运、艰难困苦的生活等，也为后面故事的发展提供了背景。
然而，仅仅理解到这一层是不够的。我们先来看第一段。解读这第一段，要有一种语文的敏感性。从常识来看，“他蹬，我坐”是一个不需要说的废话，前面交代“我常坐老王的三轮”，谁蹬谁坐还成为问题吗？这个废话其实大有作用，它是文本的“症候”——反常语。很明显，这话违反了语言运用的简明原则——语意重复，信息冗余，明显不简洁。众所周知，杨绛行文惜墨如金，她应是有意这样使用赘语。目的是什么？根据语用学的理论来看，语义的有意重复表示强调——突出“我”是坐三轮的，“老王”是蹬三轮的，“我”与“老王”之间是雇佣关系，是拿钱就可以解决的关系。在当时“我”的意识深处（潜意识中），老王并不是“我”的朋友，更不是亲人。“常坐”其实说明“老王”常为“我”付出劳动，“我”也常付钱给“老王”，他不欠“我”，“我”不欠他。
这一段里的第二个“症候”是“闲话”。闲话是指无所事事的时候说的无关紧要的话。老王与“我”在一蹬一坐中，都说了些什么事？第二段说得明白：老王凄苦、孤单的人生处境。这对于老王来说是多么重大的事情啊，但这些“大事”在当时的“我”看来，只不过是无所事事的时候所说的无关紧要的话。这样看来，“闲话”一词，可谓笔力千钧。
第二段文字中也有个“症候”，即“据老王自己讲”。这几个字从语言运用的简洁性原则来说，也是多余的，但作者正是要违反这一常规，向读者强调一个事实：老王的凄苦身世与不幸遭遇，是老王自己讲给“我”听的，甚至“我”并没有问他，似乎更像是老王在自言自语。文中交代老王的情况，直接引用其原话，而不是转述：“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进不去了”，“人老了，没用了”，“没出息”。这正表明“我”当时并没有主动关心老王的情况，老王述说自己命运的话在“我”当时看来不过是“闲话”。
这两段就基本说明当时的“我”对老王的态度是不关心，至少是不主动关心。这在后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中也可以看出来。
3.其他关键词
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连用两个“不知”说明“我”对老王的忽视。病了“几个月”，“我”没将他送去医院，也没去看望，更无从知道他已经病入膏肓！（当然，生活实际中是完全可能去看望了的）如果是朋友、亲人，会怎么做？会不会了解一下具体病情？会不会还知道他吃了哪些药？会不会去看望他？
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见到病入膏肓的老王，“我”的反应是“可笑”“吃惊”。如果是朋友、亲人病得这样，会怎么做？会觉得可笑吗？除了“你好些了吗”，会不会还会询问其他情况。“僵尸”的比喻更揭示出“我”当时的心态，完全不是一种关心，而是一种戏谑。
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
老王临死前来送香油、鸡蛋，如果是朋友、亲人，会怎么做？是不是先会“请他坐坐喝口茶水”？送他是不是会送下楼，甚至还扶他一把？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过了十多天”，是不是一个需要解读的叙述？如果是朋友、亲人病得这样，会不会及时去看望一下？“碰见”又说明什么？其实“我”并没有主动去探问老王的状况，仅仅是无意中遇到老李才问几句。对于老王埋葬的地方，“我”也“没多问”。看来，也没准备去祭奠一下。如果是朋友、亲人去世了，又会怎样做？
以上所做种种假设，往往既是常情所在，又是常理所在，但文中“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反常的。这种反常，可以看出“我”那时并没有把老王当作朋友，更别说亲人了。老王的情感预期落空。
三、现在的“我”是怎样理解自己当时的行为的
所谓现在，是指作者写本文之时。写此文时的作者，对自己当年的行为感到十分愧怍——“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1.关键词：幸运、不幸
文中“幸运的人”指“我”，“不幸者”指老王。“我”幸运在哪里？老王不幸在哪里？对于“幸运”和“不幸”的理解很关键，它是全文的脉络与情感寄托。理解了这两个词，就把握住了这个文本，也基本把握了文本解读的一些规律。
有人说，“幸运”是说“我”还活着，“不幸”是说老王已经死了。试问，老王之死，是因“我”而起吗？不然，为什么要“愧怍”？
有人说，“幸运”是因为“我”和家人在那个年代尽管遭受打击，但还有家人，有住处，甚至还有“冰箱”；“不幸”是指老王什么都没有。试问，老王没有家人，没有住处，没有“冰箱”，是因“我”而起吗？不然，为什么要“愧怍”？
其实，杨绛对那样的老王有的只能是可怜、同情，不可能愧怍。正如我们对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那样，无缘无故愧怍什么？就实际情况而言，杨绛一家当时也非常不幸。在“文革”中，杨绛一家受尽屈辱和蹂躏，夫妇先是被迫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后来女婿含冤自杀，全家被迫离家逃走……其中每一件往事，都含着血泪，但在文中作者并没有认为自己“不幸”，反而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实际上，杨绛的具体处境怎样，与理解这个文本关系不大。看来，这“幸运”与“不幸”的含义，得从文本中来具体分析，要将文本解读“向内转”进行到底。 文本解读，必须注意前后关联。其实，“幸运”与“不幸”这两个关键词是对应使用的。我们要把“幸运”与“不幸”连起来看，因为二者是相对而言的。不理解这种相对性，就读不懂这个文本。“我”为什么幸运？因为老王把“我”和家人当作朋友，甚至亲人；老王为什么不幸？因为“我”并没有真正把他当作朋友，更别说亲人。“我”的“幸运”是老王给予的，老王的“不幸”是“我”给予的，这样，“我”的“愧怍”才是有道理的，也才是可信的。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原稿写的是“这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多吃多占”一般都是指物质的占有方面；“幸运”是指精神方面。“多吃多占”改成“幸运”，也表明杨绛希望读者不要从物质方面来解读本文。
2.关键词：愧怍
“愧怍”是惭愧的意思，即“因为自己有缺点、做错了事或未能尽到责任而感到不安”。作者究竟愧怍什么呢？从上文的解析来看：老王一直以为自己是“我们”的朋友，在临死前把自己苦苦积攒的香油和鸡蛋送来给“朋友”吃，而“朋友”并不领情，还是习惯性地坚持付钱，并没有真正把他当作“朋友”。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老王，最需要的是有人把他当作朋友——精神上平等的朋友（更希望当成亲人），而“我”却没有这样做。“我”只理解了老王的悲苦凄凉，只理解了老王的善良真诚，却没有理解老王内心深处的精神需求。“老王”最后一丝希冀也落空了，带着落寞、失望甚至绝望在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老王把“我”和家人当作朋友，甚至亲人；“我”并没有真正把他当作朋友，更别说亲人。杨绛现在想来，深感惭愧，觉得很是对不起老王。
3.关键词：渐渐
“渐渐”，一方面说明当时的“我”压根就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妥；另一方面说明“我”对老王临死前送香油和鸡蛋的事情一直没有忘记，“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对“不安”的原因，作者曾经做了多种猜想，而“几年过去了”，才“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由此可知，这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并不是一下子产生的，而是“渐渐明白”的。这就是说，作者的“愧怍”是有一个过程的。《老王》这个文本就是记下这种渐渐明白的过程。
这样看来，作者写作本文的用意就是要直逼自己的灵魂，表达“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以拔除心中的那根刺。
参考文献
[1]李华平.症候：破译文本的密码[J].语文教学通讯，2015（01A）.
[2]孙绍振，孙彦君.文学文本解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64.
散文重在表现“我之心”，解读重心就在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这里“作者的思想感情”，不应是泛泛而言，而是指“作者在特定时候、特定地点、特定场合通过特定的这一个文本表现出来的这一点、这一种、这一个方面的思想感情”。读散文，就是要进入作者的胸怀，而不是简单地用我们的生活经验去代替对文本的解读。本文作者在文末说得很清楚：“这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也就是说，作者在本文中要表现的就是自己的“愧怍”。解读《老王》就必须理解作者的“愧怍”，理解作者怎样写这个“愧怍”；必须理解“幸运”与“不幸”的真正含义，理解作者是怎样在“愧怍”之情的映射下，在相对性关系中写“幸运”与“不幸”。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这种“愧怍”不只是体现在结尾，而是贯穿全文的。作为一篇回忆性散文，回忆往事时的情感会映射在所忆往事上，以及回忆的整个过程中。根据文本解读的整体性原则，我们在理解该文其他地方的时候，也要用“愧怍”的感情去观照。在教学中，可以先找寻对全文有总览（总起、总括、总结）作用的句子，再倒回去理解文本的每一个局部，通过整体的感知来固定对每一个局部的理解，促使对全文的深入理解，并且做到有据可依。
既然本文解读的重心是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而这思想感情又是以回忆的方式通过写人叙事来表现的，那么我们就可据此确定本文解读的三个关键点：写了什么样的人；作者当时是怎样对待这个人的；作者现在是怎样理解当时的行为的。
一、文本中的老王是个什么样的人
说“文本中的老王”，表明我们要将《老王》一文中的老王和实际生活中的老王适度区分开来，不要进行简单对接。因为文本中的老王是经过了作者情感加工的、“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人物形象。我们可以从其人生处境、性格特征和精神需求三个方面来看。
1.关键词：悲苦
老王的人生可谓无比悲苦，无限凄凉：生理有残疾（“只有一只眼”），生活无着落（“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情感无依靠（“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没什么亲人”），精神有压力（“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
2.关键词：善良
无比悲苦、凄凉的一个人，似乎只有得到别人帮助、关心的份，他却不断地帮助、关心“我”和“我”的家人。
3.关键词：渴望
要找到老王人生处境的不幸很容易，要读到老王的善良也不太困难。遗憾的是，不少教师也往往和学生一样，停留在了此处。其实，还要进一步读到老王的渴望。要理解老王的渴望，就得弄清他最在意的是什么。老王最在意什么呢？我们来看文本第三段：
老王只有一只眼……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后者”指“得了恶病”。那是别人猜测的，是对老王人格、品行的否定——“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对于老王来说，作者认为他的眼瞎确实不幸，无论是营养不良，还是得了恶病，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也就是说精神层面的不幸是更大、更深、更甚的不幸。由此，我们再来看文本最末的“不幸”，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幸了，而是指精神上的不幸。“该”是一种比较确定的、肯定的猜测。说“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在作者现在看来，被人否定人格、品行（害了“恶病”）的不幸比从小因“营养不良而瞎了一只眼”的不幸更深。这从精神上深深打击着老王，对老王来说，精神上的不幸更深、更甚。而老王也更在意别人（包括“我们”一家）对他的看法，更在意人格尊严这一精神层面的东西，而非物质的东西，尽管他很穷。
理解到这里，我们就能明白老王的渴望了——渴望有人（特别是“我们”一家）把他当作朋友，甚至是亲人。由于杨绛一家对他饱含同情——“我”常坐他的三轮，女儿给他吃鱼肝油，杨绛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做人素养（对人谦和、不占人便宜），让老王产生了误解，他误以为“我们”一家已经把他当成了朋友，甚至亲人，所以他也就把“我”当作了他的朋友，甚至是亲人。
二、当时的“我”是怎样对待老王的
这是一个很残忍的问题。只有理解到这份“残忍”，才能理解杨绛的“愧怍”。所谓“当时”是指老王生前，也就是在“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之前。在当时的“我”看来，与老王之间的关系是拿钱与办事的雇佣关系——坐他的车，“我”给钱；他送默存上医院，“我”给钱；他给“我们家”送冰，“我”给钱；他送香油、鸡蛋，“我”照样给钱。除此以外，“我”没有给予老王更多的关注、关心与帮助；这习惯性地给钱，似乎还隐含着一种刻意的回避——拉开距离，保持距离。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杨绛的为人，在实际生活情形中，她给予老王的关注、关心、帮助也许并不少，她并不如本文所说的那样冷漠，但为了表现“愧怍”这一主题，在材料选择、剪裁时就没有多写，而着意突出自己当时的冷漠。这也正体现了散文表现“我之心”的基本特点。这也并不违背散文“写实”的基本要求，因为“真假互补，虚实相生，并不只是小说的特点，而是所有文学形式的共同规律”[2]。
要理解这个残忍的问题，需要抓住几个“症候”，理解几个关键词。
1.关键词：老王
“老王”是一个什么样的称呼？
老王是一个三轮车夫，一般人会称他为“王师傅”。文中，“我”却称他为“老王”，表明二者之间较熟悉。另一方面，人们都称他为“老王”，而他究竟叫什么名字却没人关心，说明老王社会地位低下，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而“我”也只是满足于称他“老王”，说明“我”也只是与其他人一样，并没有给予老王更多的、更深的关注。这正是作者“愧怍”的原因之一。 2.关键词：闲话（闲聊）
且看文本第一、二段文字：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这里“闲话”一词，十分关键。从写作技巧的角度来说，通过“闲话”介绍老王的基本情况，让读者明白老王卑微的社会地位、孤苦无依的命运、艰难困苦的生活等，也为后面故事的发展提供了背景。
然而，仅仅理解到这一层是不够的。我们先来看第一段。解读这第一段，要有一种语文的敏感性。从常识来看，“他蹬，我坐”是一个不需要说的废话，前面交代“我常坐老王的三轮”，谁蹬谁坐还成为问题吗？这个废话其实大有作用，它是文本的“症候”——反常语。很明显，这话违反了语言运用的简明原则——语意重复，信息冗余，明显不简洁。众所周知，杨绛行文惜墨如金，她应是有意这样使用赘语。目的是什么？根据语用学的理论来看，语义的有意重复表示强调——突出“我”是坐三轮的，“老王”是蹬三轮的，“我”与“老王”之间是雇佣关系，是拿钱就可以解决的关系。在当时“我”的意识深处（潜意识中），老王并不是“我”的朋友，更不是亲人。“常坐”其实说明“老王”常为“我”付出劳动，“我”也常付钱给“老王”，他不欠“我”，“我”不欠他。
这一段里的第二个“症候”是“闲话”。闲话是指无所事事的时候说的无关紧要的话。老王与“我”在一蹬一坐中，都说了些什么事？第二段说得明白：老王凄苦、孤单的人生处境。这对于老王来说是多么重大的事情啊，但这些“大事”在当时的“我”看来，只不过是无所事事的时候所说的无关紧要的话。这样看来，“闲话”一词，可谓笔力千钧。
第二段文字中也有个“症候”，即“据老王自己讲”。这几个字从语言运用的简洁性原则来说，也是多余的，但作者正是要违反这一常规，向读者强调一个事实：老王的凄苦身世与不幸遭遇，是老王自己讲给“我”听的，甚至“我”并没有问他，似乎更像是老王在自言自语。文中交代老王的情况，直接引用其原话，而不是转述：“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进不去了”，“人老了，没用了”，“没出息”。这正表明“我”当时并没有主动关心老王的情况，老王述说自己命运的话在“我”当时看来不过是“闲话”。
这两段就基本说明当时的“我”对老王的态度是不关心，至少是不主动关心。这在后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中也可以看出来。
3.其他关键词
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连用两个“不知”说明“我”对老王的忽视。病了“几个月”，“我”没将他送去医院，也没去看望，更无从知道他已经病入膏肓！（当然，生活实际中是完全可能去看望了的）如果是朋友、亲人，会怎么做？会不会了解一下具体病情？会不会还知道他吃了哪些药？会不会去看望他？
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见到病入膏肓的老王，“我”的反应是“可笑”“吃惊”。如果是朋友、亲人病得这样，会怎么做？会觉得可笑吗？除了“你好些了吗”，会不会还会询问其他情况。“僵尸”的比喻更揭示出“我”当时的心态，完全不是一种关心，而是一种戏谑。
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
老王临死前来送香油、鸡蛋，如果是朋友、亲人，会怎么做？是不是先会“请他坐坐喝口茶水”？送他是不是会送下楼，甚至还扶他一把？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过了十多天”，是不是一个需要解读的叙述？如果是朋友、亲人病得这样，会不会及时去看望一下？“碰见”又说明什么？其实“我”并没有主动去探问老王的状况，仅仅是无意中遇到老李才问几句。对于老王埋葬的地方，“我”也“没多问”。看来，也没准备去祭奠一下。如果是朋友、亲人去世了，又会怎样做？
以上所做种种假设，往往既是常情所在，又是常理所在，但文中“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反常的。这种反常，可以看出“我”那时并没有把老王当作朋友，更别说亲人了。老王的情感预期落空。
三、现在的“我”是怎样理解自己当时的行为的
所谓现在，是指作者写本文之时。写此文时的作者，对自己当年的行为感到十分愧怍——“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1.关键词：幸运、不幸
文中“幸运的人”指“我”，“不幸者”指老王。“我”幸运在哪里？老王不幸在哪里？对于“幸运”和“不幸”的理解很关键，它是全文的脉络与情感寄托。理解了这两个词，就把握住了这个文本，也基本把握了文本解读的一些规律。
有人说，“幸运”是说“我”还活着，“不幸”是说老王已经死了。试问，老王之死，是因“我”而起吗？不然，为什么要“愧怍”？
有人说，“幸运”是因为“我”和家人在那个年代尽管遭受打击，但还有家人，有住处，甚至还有“冰箱”；“不幸”是指老王什么都没有。试问，老王没有家人，没有住处，没有“冰箱”，是因“我”而起吗？不然，为什么要“愧怍”？
其实，杨绛对那样的老王有的只能是可怜、同情，不可能愧怍。正如我们对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那样，无缘无故愧怍什么？就实际情况而言，杨绛一家当时也非常不幸。在“文革”中，杨绛一家受尽屈辱和蹂躏，夫妇先是被迫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后来女婿含冤自杀，全家被迫离家逃走……其中每一件往事，都含着血泪，但在文中作者并没有认为自己“不幸”，反而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实际上，杨绛的具体处境怎样，与理解这个文本关系不大。看来，这“幸运”与“不幸”的含义，得从文本中来具体分析，要将文本解读“向内转”进行到底。 文本解读，必须注意前后关联。其实，“幸运”与“不幸”这两个关键词是对应使用的。我们要把“幸运”与“不幸”连起来看，因为二者是相对而言的。不理解这种相对性，就读不懂这个文本。“我”为什么幸运？因为老王把“我”和家人当作朋友，甚至亲人；老王为什么不幸？因为“我”并没有真正把他当作朋友，更别说亲人。“我”的“幸运”是老王给予的，老王的“不幸”是“我”给予的，这样，“我”的“愧怍”才是有道理的，也才是可信的。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原稿写的是“这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多吃多占”一般都是指物质的占有方面；“幸运”是指精神方面。“多吃多占”改成“幸运”，也表明杨绛希望读者不要从物质方面来解读本文。
2.关键词：愧怍
“愧怍”是惭愧的意思，即“因为自己有缺点、做错了事或未能尽到责任而感到不安”。作者究竟愧怍什么呢？从上文的解析来看：老王一直以为自己是“我们”的朋友，在临死前把自己苦苦积攒的香油和鸡蛋送来给“朋友”吃，而“朋友”并不领情，还是习惯性地坚持付钱，并没有真正把他当作“朋友”。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老王，最需要的是有人把他当作朋友——精神上平等的朋友（更希望当成亲人），而“我”却没有这样做。“我”只理解了老王的悲苦凄凉，只理解了老王的善良真诚，却没有理解老王内心深处的精神需求。“老王”最后一丝希冀也落空了，带着落寞、失望甚至绝望在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老王把“我”和家人当作朋友，甚至亲人；“我”并没有真正把他当作朋友，更别说亲人。杨绛现在想来，深感惭愧，觉得很是对不起老王。
3.关键词：渐渐
“渐渐”，一方面说明当时的“我”压根就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妥；另一方面说明“我”对老王临死前送香油和鸡蛋的事情一直没有忘记，“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对“不安”的原因，作者曾经做了多种猜想，而“几年过去了”，才“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由此可知，这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并不是一下子产生的，而是“渐渐明白”的。这就是说，作者的“愧怍”是有一个过程的。《老王》这个文本就是记下这种渐渐明白的过程。
这样看来，作者写作本文的用意就是要直逼自己的灵魂，表达“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以拔除心中的那根刺。
参考文献
[1]李华平.症候：破译文本的密码[J].语文教学通讯，2015（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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