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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给厂里员工办工资卡的。”一位顾客捏着20余张银行卡，反复询问柜台经理相关的办理流程。
这是一家营业面积只有30多平方米的银行，坐落在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金城镇一条不足4米宽的老街上。环视银行内部，现有柜台2个，工作人员7名。一位拄着拐杖的农民老汉坐在软椅上聊起了家常，三四个村民盘腿坐在正门口的台阶上晒着太阳。
“这就是村镇银行的特色，富有乡村气息。5年了，他们成了兼职保镖。”一位银行工作人员笑谈。
时间追溯到2007年3月1日。在那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开业典礼上，包括时任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在内的1000多名来宾涌入金城镇建设南路。中国第一家村镇银行——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以下简称“惠民银行”）就诞生在此地。
5年多来，村镇银行如撒豆般在各地开设。据媒体报道，截至2012年9月末，全国共组建村镇银行799家，其中中西部地区481家，占比60%。
观其发展，它们身处不一样的环境，面对不尽相同的难题。然而，作为村镇银行的“长子”，“惠民”的成长素描，从一定意义上，也许可以揭示出村镇银行的设立初衷、发展轨迹、现实作用及未来期待。
拔得头筹
“村镇银行公信力不够，百姓还没有完全了解它、接受它。”惠民村镇银行行长李川谈起5年来的村镇银行发展如此说道。
作为银行体系的新生儿，“村镇银行”这一概念诞生于2006年12月20日，银监会发布的《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开篇指出，我国农村地区银行业长期存在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充分、竞争不充分三大问题。并提出在四川、内蒙古等6省（区）进行首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
2000年前后，随着四大银行撤出农村地区，农村的金融需求便转而依赖农村信用社支撑。“一家独大”的形态引来业内人士的关注及讨论，直至推动决策层做出行动。
村镇银行便是银监会为此开出的一剂药方。2007年1月22日，银监会印发《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对村镇银行设立条件、经营管理、监督管理等给出了具体标准。
惠民银行位于成都东北部的南充市仪陇县，距成都约260公里，地处山区，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朱德元帅的故里。
“我们就是想争取银监会的第一张门票。”南充银监分局监管三处处长陈永平回忆，为了抢在其他省市前上报完整的筹备方案，市银监局进行了一个月的“突击战”，“局长亲自带队下县选址”。
谈起村镇银行为什么率先落户仪陇，用当地百姓的话来说是“沾了朱总司令的光”。名人效应的影响力终究难以考证，但仪陇当地迫切的金融需求、发起银行的资质和实力、南充银监分局的推动作用显然不容忽视。
“核心就是要找一个发起银行。”陈永平说。按照《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我们考虑过国有银行等其他机构，但它们基于自身的发展，都不是很愿意。”
参照发起行条件，南充银监分局最终选择了在二线城市商业银行中颇具实力的南充市商业银行。
为了鼓励其率先试水，四川省银监部门大胆提出了“先下乡后进城”的鼓励政策。“村镇银行如果办成了，我们就允许它跨区域设立分行。”陈永平进一步解释道：“当时，南充市商业银行有个德国董事，认为这是中国式的‘政治任务’，不同意‘下乡’。最后董事会举手表决，他们占的票数少，只能服从多数意见。”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位关键人物——2007年在四川省银监局挂职副局长的陈跃军。当时，陈跃军负责村镇银行的试点工作，为了筹备村镇银行，曾两次来到仪陇。
天时地利，仪陇拔得头筹。为了支持村镇银行的发展，惠民银行开业当天，唐双宁象征性地存了100元钱。5年过去了，这100元还在“惠民”的账户里慢慢累加。
模式探索
“最大的困难就是‘吸储’。”李川透露：“头两年的员工工资每月只有500元。”
作为“惠民”2007年7月第一批入職的本地业务经理，付琼证实了李川的话。仪陇县本地业务经理主要靠熟人关系拉存贷款，而从南充市商业银行调过来的职工则没有这样的优势。
在网点少、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将“村镇银行”这一新的金融机构形态推向乡村腹地，成为“惠民”两任行长唐伦、李川的“心头难”。
“我们先是找到村里的支部书记、村长、会计，请他们给‘惠民’组织存款、推荐贷款。”李川介绍起“惠民”独创的“业务联络员组织”模式。联络员熟悉当地存、贷款客户的基本情况，如信用状况、生产经营状况、家庭还款能力等。
50多岁的钟仕生是“惠民”的联络员之一。自2008年12月与“惠民”签订代理合同以来，他推荐的存、贷款都已超千万元。退休前，钟仕生曾是新政镇嘉陵村的村支部书记，任村干部已有30多年，在本村颇有威望。
在李川看来，“业务联络员组织”的模式实现了低成本、批量化的银行业务扩展。
截至目前，惠民银行已拥有66名联络员，共获得推荐存款客户1028户，存款金额14300余万元；推荐贷款客户2114户，金额约9250万元，其中最小的贷款金额仅为1000元。
人情与信任，是钟仕生考察每一个客户的重点。当然，这种模式所隐含的风险，也引起了“惠民”的重视。
采访过程中，“惠民”宏德支行行长赵国成带着业务经理匆匆赶来。每天，他们都会按照“客户经理双人现场调查”的贷款审批规定，判断贷款人的还款能力，并作出最后的放贷决定。
而在钟仕生看来，借贷的风险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即使遇到了，也是可控的。迄今为止，钟仕生的坏账只有一笔。
相对于走出困境的“惠民”，“吸储难”已成为大多数村镇银行的掣肘，即使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村镇银行也不例外。 鲶鱼效应
“就好比一桶开水，加些油盐，再加些青菜和海米，就成了美味的鲜汤。虽然其主体仍然是水，但因为有了新的成分，就会促进其发生质的变化。”
2007年，在“惠民”开业剪彩仪式上，唐双宁曾表示，村镇银行、貸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成立，必将会激活农村金融市场，带来新的竞争、新的活力、新的商机，产生“汤水效应”。
“入水”5年，“惠民”这尾“鲶鱼”是否搅动了仪陇县的农村金融市场？
在仪陇金融街宏德大道两侧，西有惠民银行、农村信用联社、农业银行；东有工商银行、邮政储蓄、农业发展银行、惠民贷款公司。李川认为：“虽然我们是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老大哥’面前是微不足道的。”
据中国人民银行仪陇县支行综合处何春茂科长介绍，由于体制改革，工行和建行早已退出仪陇金融市场，所以在2007年前，仪陇只有农行、信用社、农发行。“但工行在2009年又回到仪陇了，也许是因为看到仪陇这几年发展得还不错。”
相较于开业之初的“寒酸”，如今的“惠民”已增资控股至3000万元，拥有7家支行、60余位员工。截至2012年8月底，“惠民”各项存款余额共计88318万元；各项贷款数占全县金融机构第二位，存贷比为80.42%，不良贷款率为0.15%；入库税金位列全县银行业金融机构第一位。
对于“惠民”在仪陇县农村金融体系中的位置，李川给出了中肯的评价：“农信社是老大，我们则是生力军。”
然而，在仪陇县信用联社2012年6月份的调研报告中，记者看到了这样的表述：“惠民村镇银行拥有绝对的自主经营权和决策权，决策链条较短，加之目前正处于扩张阶段，在部分业务竞争上不计成本，抢占了部分优质客户，市场冲击效应明显。”
信用联社综合办公室秘书赵磊认为，在人才队伍组建上，信用联社也没有村镇银行灵活。“信用社的员工都像国家公务员一样，全省统一考试、分派，大多不是当地人，缺少当地资源。”但按照“惠民”的招聘章程，只有财务总监、副行长兼风险执行官须由南充市商业银行指派，其他岗位人员可以自主招聘。
据信用联社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十几年前，信用社在各个村镇也设有职能类似的“信息联络站”，后来陆续撤点。“现在重新设立，跟村镇银行肯定有关系。”
放眼全国，据银监会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村镇银行存款达到1701亿元，贷款余额1305亿元，实收资本365亿元，盈利27亿元。
问题待解
面对“惠民”的快速发展，仪陇县内其他金融机构提出了质疑。信用联社直指“‘惠民’虽挂名‘村镇银行’，实质扮演的却是南充市商业银行的一个支行”。更有工作人员坦言，感觉“惠民”涉农贷款中能真正帮助普通农民的并不多。
然而，陈永平并不同意这种观点：“‘惠民’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南充市商业银行只是它的发起行。借助发起行的平台会使村镇银行发展更好。”
截至2012年6月底，“惠民”的贷款余额中，小微农业企业贷款余额达9018万元，占贷款余额的14.42%；小额农户贷款、专业农户贷款、农民工务工路费贷款等个人贷款余额达53531万元，占85.58%。
“争取开设30个支行，把各个乡镇全覆盖起来。”李川憧憬着“惠民”未来的版图。在南充市商业银行的规划中，如何冲出仪陇、在整个南充大展拳脚，早已被提上议事日程。“金融网点越多、面越大，发展就越快，抗风险能力也越强。”
“有的村镇银行成立三四年，还是感到步履艰难，就是因为实现不了可持续发展。”李川说。据记者了解，银监会曾放开村镇银行升级为市级金融机构的口子，但无疾而终。
2009年，惠民银行向南充银监分局提交升级为市级金融机构的申请，却至今没有看到银监会相关政策的松动。按照《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六条规定，村镇银行可根据农村金融服务和业务发展需要，在县域范围内设立分支机构。
陈永平虽然乐见“惠民”做大做强，但也谨慎地道出了银监会的考量：“原则上不允许成立这种市级村镇银行。当初设立的初衷就是服务农村，如果村镇银行都进城了，那就背离原来的初衷了。”
为了让惠民银行再“富裕”些，李川说出了自己的诉求：一是国家给中西部地区村镇银行的财政补贴能否更长；二是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能否适当放松村镇银行的放贷规模，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村镇银行机构小、体量小，而且直接服务‘三农’，能否考虑在发展初期不受人民银行放贷规模的控制。”
陈永平对此表示理解，他在调研中也明显感受到，村镇银行的发展往往会受到自身利润与放贷规模限制的双重夹击。
“2011年年底其实就给‘惠民’增加了4000多万元的贷款金额。”何春茂透露，截至目前，“惠民”的贷款总额已超过限额的6000余万元。“连信用社都希望人民银行放宽贷款规模，但这涉及宏观调控的问题。
采访最后，李川说，中宣部委托新华社主办的期刊《半月谈》，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事进行排序。处于国家经济建设领域，为支持“三农”而特设的“村镇银行”，排在第57位。“作为第一家村镇银行，我们感到压力很大。做好惠民，没有退路。”
这是一家营业面积只有30多平方米的银行，坐落在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金城镇一条不足4米宽的老街上。环视银行内部，现有柜台2个，工作人员7名。一位拄着拐杖的农民老汉坐在软椅上聊起了家常，三四个村民盘腿坐在正门口的台阶上晒着太阳。
“这就是村镇银行的特色，富有乡村气息。5年了，他们成了兼职保镖。”一位银行工作人员笑谈。
时间追溯到2007年3月1日。在那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开业典礼上，包括时任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在内的1000多名来宾涌入金城镇建设南路。中国第一家村镇银行——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以下简称“惠民银行”）就诞生在此地。
5年多来，村镇银行如撒豆般在各地开设。据媒体报道，截至2012年9月末，全国共组建村镇银行799家，其中中西部地区481家，占比60%。
观其发展，它们身处不一样的环境，面对不尽相同的难题。然而，作为村镇银行的“长子”，“惠民”的成长素描，从一定意义上，也许可以揭示出村镇银行的设立初衷、发展轨迹、现实作用及未来期待。
拔得头筹
“村镇银行公信力不够，百姓还没有完全了解它、接受它。”惠民村镇银行行长李川谈起5年来的村镇银行发展如此说道。
作为银行体系的新生儿，“村镇银行”这一概念诞生于2006年12月20日，银监会发布的《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开篇指出，我国农村地区银行业长期存在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充分、竞争不充分三大问题。并提出在四川、内蒙古等6省（区）进行首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
2000年前后，随着四大银行撤出农村地区，农村的金融需求便转而依赖农村信用社支撑。“一家独大”的形态引来业内人士的关注及讨论，直至推动决策层做出行动。
村镇银行便是银监会为此开出的一剂药方。2007年1月22日，银监会印发《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对村镇银行设立条件、经营管理、监督管理等给出了具体标准。
惠民银行位于成都东北部的南充市仪陇县，距成都约260公里，地处山区，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朱德元帅的故里。
“我们就是想争取银监会的第一张门票。”南充银监分局监管三处处长陈永平回忆，为了抢在其他省市前上报完整的筹备方案，市银监局进行了一个月的“突击战”，“局长亲自带队下县选址”。
谈起村镇银行为什么率先落户仪陇，用当地百姓的话来说是“沾了朱总司令的光”。名人效应的影响力终究难以考证，但仪陇当地迫切的金融需求、发起银行的资质和实力、南充银监分局的推动作用显然不容忽视。
“核心就是要找一个发起银行。”陈永平说。按照《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我们考虑过国有银行等其他机构，但它们基于自身的发展，都不是很愿意。”
参照发起行条件，南充银监分局最终选择了在二线城市商业银行中颇具实力的南充市商业银行。
为了鼓励其率先试水，四川省银监部门大胆提出了“先下乡后进城”的鼓励政策。“村镇银行如果办成了，我们就允许它跨区域设立分行。”陈永平进一步解释道：“当时，南充市商业银行有个德国董事，认为这是中国式的‘政治任务’，不同意‘下乡’。最后董事会举手表决，他们占的票数少，只能服从多数意见。”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位关键人物——2007年在四川省银监局挂职副局长的陈跃军。当时，陈跃军负责村镇银行的试点工作，为了筹备村镇银行，曾两次来到仪陇。
天时地利，仪陇拔得头筹。为了支持村镇银行的发展，惠民银行开业当天，唐双宁象征性地存了100元钱。5年过去了，这100元还在“惠民”的账户里慢慢累加。
模式探索
“最大的困难就是‘吸储’。”李川透露：“头两年的员工工资每月只有500元。”
作为“惠民”2007年7月第一批入職的本地业务经理，付琼证实了李川的话。仪陇县本地业务经理主要靠熟人关系拉存贷款，而从南充市商业银行调过来的职工则没有这样的优势。
在网点少、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将“村镇银行”这一新的金融机构形态推向乡村腹地，成为“惠民”两任行长唐伦、李川的“心头难”。
“我们先是找到村里的支部书记、村长、会计，请他们给‘惠民’组织存款、推荐贷款。”李川介绍起“惠民”独创的“业务联络员组织”模式。联络员熟悉当地存、贷款客户的基本情况，如信用状况、生产经营状况、家庭还款能力等。
50多岁的钟仕生是“惠民”的联络员之一。自2008年12月与“惠民”签订代理合同以来，他推荐的存、贷款都已超千万元。退休前，钟仕生曾是新政镇嘉陵村的村支部书记，任村干部已有30多年，在本村颇有威望。
在李川看来，“业务联络员组织”的模式实现了低成本、批量化的银行业务扩展。
截至目前，惠民银行已拥有66名联络员，共获得推荐存款客户1028户，存款金额14300余万元；推荐贷款客户2114户，金额约9250万元，其中最小的贷款金额仅为1000元。
人情与信任，是钟仕生考察每一个客户的重点。当然，这种模式所隐含的风险，也引起了“惠民”的重视。
采访过程中，“惠民”宏德支行行长赵国成带着业务经理匆匆赶来。每天，他们都会按照“客户经理双人现场调查”的贷款审批规定，判断贷款人的还款能力，并作出最后的放贷决定。
而在钟仕生看来，借贷的风险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即使遇到了，也是可控的。迄今为止，钟仕生的坏账只有一笔。
相对于走出困境的“惠民”，“吸储难”已成为大多数村镇银行的掣肘，即使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村镇银行也不例外。 鲶鱼效应
“就好比一桶开水，加些油盐，再加些青菜和海米，就成了美味的鲜汤。虽然其主体仍然是水，但因为有了新的成分，就会促进其发生质的变化。”
2007年，在“惠民”开业剪彩仪式上，唐双宁曾表示，村镇银行、貸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成立，必将会激活农村金融市场，带来新的竞争、新的活力、新的商机，产生“汤水效应”。
“入水”5年，“惠民”这尾“鲶鱼”是否搅动了仪陇县的农村金融市场？
在仪陇金融街宏德大道两侧，西有惠民银行、农村信用联社、农业银行；东有工商银行、邮政储蓄、农业发展银行、惠民贷款公司。李川认为：“虽然我们是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老大哥’面前是微不足道的。”
据中国人民银行仪陇县支行综合处何春茂科长介绍，由于体制改革，工行和建行早已退出仪陇金融市场，所以在2007年前，仪陇只有农行、信用社、农发行。“但工行在2009年又回到仪陇了，也许是因为看到仪陇这几年发展得还不错。”
相较于开业之初的“寒酸”，如今的“惠民”已增资控股至3000万元，拥有7家支行、60余位员工。截至2012年8月底，“惠民”各项存款余额共计88318万元；各项贷款数占全县金融机构第二位，存贷比为80.42%，不良贷款率为0.15%；入库税金位列全县银行业金融机构第一位。
对于“惠民”在仪陇县农村金融体系中的位置，李川给出了中肯的评价：“农信社是老大，我们则是生力军。”
然而，在仪陇县信用联社2012年6月份的调研报告中，记者看到了这样的表述：“惠民村镇银行拥有绝对的自主经营权和决策权，决策链条较短，加之目前正处于扩张阶段，在部分业务竞争上不计成本，抢占了部分优质客户，市场冲击效应明显。”
信用联社综合办公室秘书赵磊认为，在人才队伍组建上，信用联社也没有村镇银行灵活。“信用社的员工都像国家公务员一样，全省统一考试、分派，大多不是当地人，缺少当地资源。”但按照“惠民”的招聘章程，只有财务总监、副行长兼风险执行官须由南充市商业银行指派，其他岗位人员可以自主招聘。
据信用联社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十几年前，信用社在各个村镇也设有职能类似的“信息联络站”，后来陆续撤点。“现在重新设立，跟村镇银行肯定有关系。”
放眼全国，据银监会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村镇银行存款达到1701亿元，贷款余额1305亿元，实收资本365亿元，盈利27亿元。
问题待解
面对“惠民”的快速发展，仪陇县内其他金融机构提出了质疑。信用联社直指“‘惠民’虽挂名‘村镇银行’，实质扮演的却是南充市商业银行的一个支行”。更有工作人员坦言，感觉“惠民”涉农贷款中能真正帮助普通农民的并不多。
然而，陈永平并不同意这种观点：“‘惠民’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南充市商业银行只是它的发起行。借助发起行的平台会使村镇银行发展更好。”
截至2012年6月底，“惠民”的贷款余额中，小微农业企业贷款余额达9018万元，占贷款余额的14.42%；小额农户贷款、专业农户贷款、农民工务工路费贷款等个人贷款余额达53531万元，占85.58%。
“争取开设30个支行，把各个乡镇全覆盖起来。”李川憧憬着“惠民”未来的版图。在南充市商业银行的规划中，如何冲出仪陇、在整个南充大展拳脚，早已被提上议事日程。“金融网点越多、面越大，发展就越快，抗风险能力也越强。”
“有的村镇银行成立三四年，还是感到步履艰难，就是因为实现不了可持续发展。”李川说。据记者了解，银监会曾放开村镇银行升级为市级金融机构的口子，但无疾而终。
2009年，惠民银行向南充银监分局提交升级为市级金融机构的申请，却至今没有看到银监会相关政策的松动。按照《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六条规定，村镇银行可根据农村金融服务和业务发展需要，在县域范围内设立分支机构。
陈永平虽然乐见“惠民”做大做强，但也谨慎地道出了银监会的考量：“原则上不允许成立这种市级村镇银行。当初设立的初衷就是服务农村，如果村镇银行都进城了，那就背离原来的初衷了。”
为了让惠民银行再“富裕”些，李川说出了自己的诉求：一是国家给中西部地区村镇银行的财政补贴能否更长；二是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能否适当放松村镇银行的放贷规模，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村镇银行机构小、体量小，而且直接服务‘三农’，能否考虑在发展初期不受人民银行放贷规模的控制。”
陈永平对此表示理解，他在调研中也明显感受到，村镇银行的发展往往会受到自身利润与放贷规模限制的双重夹击。
“2011年年底其实就给‘惠民’增加了4000多万元的贷款金额。”何春茂透露，截至目前，“惠民”的贷款总额已超过限额的6000余万元。“连信用社都希望人民银行放宽贷款规模，但这涉及宏观调控的问题。
采访最后，李川说，中宣部委托新华社主办的期刊《半月谈》，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事进行排序。处于国家经济建设领域，为支持“三农”而特设的“村镇银行”，排在第57位。“作为第一家村镇银行，我们感到压力很大。做好惠民，没有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