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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适合农村的金融产品，才能挖掘这个市场真正的活力。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建议，要进行农村金融產品和服务模式的创新。具体的运作手段主要有：
一是围绕农业农村抵质押物、金融机构内部信贷管理机制、新技术应用推广、“三农”绿色金融等，强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融资需求。
二是积极稳妥开展林权抵押贷款，推广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稳妥开展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业务，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集体资产股份等依法合规予以抵押，促进农村土地资产和金融资源的有机衔接。推动厂房和大型农机具抵押、圈舍和活体畜禽抵押、动产质押、仓单和应收账款质押、农业保单融资等信贷业务，依法合规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元化的农村资产抵质押融资模式。
三是鼓励企业和农户通过融资租赁业务，解决农业大型机械、生产设备、加工设备购置更新资金不足问题。
四是各涉农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完善涉农业务部门和县域支行的差异化考核机制，落实涉农信贷业务的薪酬激励和尽职免责。适当下放信贷审批权限，推动分支机构尤其是县域存贷比偏低的分支机构，加大涉农信贷投放。
五是积极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提高涉农信贷风险的识别、监控、预警和处置水平。加强涉农信贷数据的积累和共享，通过客户信息整合和筛选，创新农村经营主体信用评价模式。发展金融科技，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防控金融风险、缓解“数字鸿沟”。
六是完善绿色金融和信贷体系，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快创新“三农”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用于支持污染防治、清洁能源、节水、生态保护、绿色农业等绿色领域，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创新水平，可谓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国数字金融发展较快，在发展中国家中属水平较高，在数字移动支付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例如，我国农村金融蚂蚁金服、微众银行、农行甘肃分行研发了“金穗e融”系统，解决农民缺资金、技能、市场等难题。
据杜晓山介绍，国外的农村金融可借鉴的模式不少，例如：美国富国银行的大行线上服务小微企业经验。肯尼亚M-Pesa手机银行业务以其成功实践表明，移动支付是弥补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不足、弥补传统金融机构物理网点服务不足的重要方式，其做法和经验对中国发展农村移动支付，进而推动农村包容性金融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孟加拉乡村银行服务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经验，同时也完全是电算化的信息管理系统。
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视角看，商业金融是主力军，应健全政策、商业和合作性银行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金融服务组织体系。
然而，杜晓山表示，商业和政策性金融却难以对乡村振兴要求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中的“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直接发力，而这对于社会企业类的合作性金融和公益、非营利性金融组织而言，则是他们固有的长处和优势，因为他们在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所开展的非金融服务活动完全可以与推动村规民约和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和相补充，推进“乡风文明、治理有效”。而且，规范的合作性金融和公益、非营利性金融组织力量的增强和水平的提升对提高小农的凝聚力、组织化程度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有正面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杜晓山一直在呼吁在农村金融服务小农和贫困农户方面，要发挥规范的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和合作金融组织的作用，这需要政府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主要需解决他们的合适的法律身份和制度性融资来源。“在目前的脱贫攻坚和2020年以后都急需这类机构发挥作用，他们自觉自愿和真心实意地为穷人服务，与弱势群体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不像商业金融与弱势群体需求方是两家人，总有个利益博弈的问题。”
国务院于2015年颁布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提出：“通过法律法规明确从事扶贫小额信贷业务的组织或机构的定位。”杜晓山认为，这类组织机构中表现比较好的现在在政策法规上就应宣传、鼓励并予以专门的规定和制度性稳定性支持。
一是围绕农业农村抵质押物、金融机构内部信贷管理机制、新技术应用推广、“三农”绿色金融等，强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融资需求。
二是积极稳妥开展林权抵押贷款，推广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稳妥开展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业务，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集体资产股份等依法合规予以抵押，促进农村土地资产和金融资源的有机衔接。推动厂房和大型农机具抵押、圈舍和活体畜禽抵押、动产质押、仓单和应收账款质押、农业保单融资等信贷业务，依法合规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元化的农村资产抵质押融资模式。
三是鼓励企业和农户通过融资租赁业务，解决农业大型机械、生产设备、加工设备购置更新资金不足问题。
四是各涉农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完善涉农业务部门和县域支行的差异化考核机制，落实涉农信贷业务的薪酬激励和尽职免责。适当下放信贷审批权限，推动分支机构尤其是县域存贷比偏低的分支机构，加大涉农信贷投放。
五是积极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提高涉农信贷风险的识别、监控、预警和处置水平。加强涉农信贷数据的积累和共享，通过客户信息整合和筛选，创新农村经营主体信用评价模式。发展金融科技，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防控金融风险、缓解“数字鸿沟”。
六是完善绿色金融和信贷体系，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快创新“三农”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用于支持污染防治、清洁能源、节水、生态保护、绿色农业等绿色领域，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创新水平，可谓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国数字金融发展较快，在发展中国家中属水平较高，在数字移动支付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例如，我国农村金融蚂蚁金服、微众银行、农行甘肃分行研发了“金穗e融”系统，解决农民缺资金、技能、市场等难题。
据杜晓山介绍，国外的农村金融可借鉴的模式不少，例如：美国富国银行的大行线上服务小微企业经验。肯尼亚M-Pesa手机银行业务以其成功实践表明，移动支付是弥补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不足、弥补传统金融机构物理网点服务不足的重要方式，其做法和经验对中国发展农村移动支付，进而推动农村包容性金融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孟加拉乡村银行服务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经验，同时也完全是电算化的信息管理系统。
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视角看，商业金融是主力军，应健全政策、商业和合作性银行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金融服务组织体系。
然而，杜晓山表示，商业和政策性金融却难以对乡村振兴要求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中的“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直接发力，而这对于社会企业类的合作性金融和公益、非营利性金融组织而言，则是他们固有的长处和优势，因为他们在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所开展的非金融服务活动完全可以与推动村规民约和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和相补充，推进“乡风文明、治理有效”。而且，规范的合作性金融和公益、非营利性金融组织力量的增强和水平的提升对提高小农的凝聚力、组织化程度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有正面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杜晓山一直在呼吁在农村金融服务小农和贫困农户方面，要发挥规范的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和合作金融组织的作用，这需要政府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主要需解决他们的合适的法律身份和制度性融资来源。“在目前的脱贫攻坚和2020年以后都急需这类机构发挥作用，他们自觉自愿和真心实意地为穷人服务，与弱势群体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不像商业金融与弱势群体需求方是两家人，总有个利益博弈的问题。”
国务院于2015年颁布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提出：“通过法律法规明确从事扶贫小额信贷业务的组织或机构的定位。”杜晓山认为，这类组织机构中表现比较好的现在在政策法规上就应宣传、鼓励并予以专门的规定和制度性稳定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