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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彦琮所作《辨证论》被学界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系统的翻译专论。文中的“八备”为古代佛典译者应具备的八个条件，是历代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八备”涉及了译者的道德、品质、能力、态度等多个方面。本文将从“八备”说的内容、提出的背景条件、其贡献以及对当代翻译研究的启示四个方面对其进行解读和分析，以便人们更好地了解彦琮的“八备”说，并从中得到启发。
【关键词】彦琮；辨证论；八备
【作者简介】李淑慧，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引言
彦琮是我国佛教史上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和佛教著作家，对佛教的发展、佛经翻译理论建设有很大贡献。其所作《辨证论》被学界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系统的翻译专论。文中提出了我国翻译史上最早论及翻译主体译者的条件和要求的“八备”说。虽在彦琮之前，也有佛经翻译者提出了译者需了解中外文字训诂之类的观点，但具体而全面地论述合格译者的，仅有彦琮一人。就当时的认知水平而言，已相当可贵。“八备”虽然讨论的是对佛经译者的要求，但对于文学、社科等各类文体的翻译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八备”说的提出，对佛经汉译、翻译主体的思考、翻译史及译论体系的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八备”说内容
在《辨证论》中，彦琮对历代译经的得失进行了分析和点评，并基于自己大量的翻译实践总结出佛经翻译人员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即“八备”，原文如下：
“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衔，其备六也；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
“八备”的注释本有很多，笔者经过比较，选出了王宏印教授的注释本。
王宏印教授注释本：
“第一，虔诚地热爱佛法，立志于助人济世，不怕辛苦费时；第二，忠诚地实践教义，严格地遵守戒律，不致招致非议；第三，精研三藏经典，通晓大乘小乘，消除嗳昧不明之处；第四，旁涉三坟五典，工于诗词曲赋，不使译笔生硬呆滞；第五，保持心态平和，态度宽容虚心，下笔不可专执武断；第六，埋头钻研译术，耐得清贫寂寞，不尚名利炫耀自己；第七，务必精通梵语，坚持翻译正途，无损害于原著义理；第八，掌握中文规律，了解训诂之法，成就自如自然译笔”。
“八备”的核心是要求翻译力求忠实，而要做到忠实，译者必须要有高尚的品德和一定的汉、梵文的修养和造诣。在众多对“八备”说的解读中，笔者比较认同陈福康的说法。陈福康说：“彦琮所论‘八备’，其一、二、五、六各条是人格修养，三、四、七、八各条是学识修养，这两方面都是每个优秀的译者所不可缺的”。
三、“八备”说提出的背景条件
任何事物都不会是凭空发展出来，都需要依靠一定的背景和条件。同样，“八备”说也是在一定的背景条件下才得以生成和提出。
1.社会历史背景。
（1）统治者大力扶持佛教。南北朝時统治者大力扶持佛教，在全国修建了许多寺庙，由于佛教的兴盛，佛经翻译也随之增多。隋朝的隋文帝和隋炀帝也大兴佛教。隋文帝继承了北周的统治后，以佛教作为巩固其统治权的方针之一，并下令修复寺院、允许出家，又令造经像、由官家写经，隋文帝时民间的佛经比儒家的六经多很多倍。隋炀帝即位后，大兴佛寺，剃度僧侣、铸刻新像，修治旧像，装补故经、缮写新经。炀帝还在洛阳的上林园内创设翻经馆，继续开展译经事业。“佛经翻译事业的繁荣给翻译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为彦琮施展才华创造了大好时机。
（2）佛经翻译取得阶段性成果。从东晋到隋末，是佛经翻译的发展阶段。这个时期，我国佛经翻译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道安总结了汉以来流行的禅法与般若二系学说，整理了新旧翻译的经文，并编排出了目录，确立了成规，主张僧侣以释为姓，为后世所遵行”；前秦苻坚受佛教经文传译的启发，第一次将印度佛教经典按照真实面貌翻译过来；“梁陈之间的译家真谛所译的佛经，多采用汉文，少夹梵字译音”。此外，还有很多笔者尚未提到的成果。不难理解，当一些事物取得阶段性发展，这其中的成果和规律必然会有译者来总结和归纳，而彦琮正是这个归纳总结的人。如果彦琮没有提出“八备”说，也会有其他同时期的译者提出相似的译论。
（3）儒家文化为主流文化。自孔孟以来，我国主流文化就以儒家为主。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直到清末，历代帝王都是崇尚儒学。儒家文化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儒家的核心是重视人对自身的道德伦理的完善和建设。在此文化大背景下，中国的学者就会很强调自身的修养。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看出彦琮在“八备”中将品德和学识一并列为对译者的要求。
2.前人翻译经验的影响。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可谓对彦琮的翻译思想具有很大的影响。彦琮对于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说，推崇备至，他不仅本人同意这些观点，而且在引用后又加以发挥了。道安提出的三点“不易”不外乎是要求译人注意到译经的艰辛，这三点正是当时佛经译者需要去克服的三大困难。既然要克服困难，佛经译者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条件，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努力，这样的问题已成潜词。所以这“三不易”，可以说对彦琮的“八备”这一重要论说的提出起到了启发和促进作用。
3.彦琮自身。
（1）自幼天资聪慧。8岁那年，彦琮投奔边法师，边法师对这个小孩感到很疑惑，以为他跑到寺院中来玩，无意说出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话。可边法师再看看彦琮那童稚的面孔上，表情严肃而真诚，法师略为所动。边法师试着让彦琮读《须大拿经》。近七千字的经文，他一天就读完了，还能通晓经义。又让他读《大方等经》（即《大方等大集经》），他只用几天时间便已读完。以彦琮这样小的年龄能够在几天之内读完如此浩繁的经书，可谓是奇迹。可以这么说，彦琮对于佛经学习具有超乎常人的天赋，就是一个天才。 （2）人生经历丰富。彦琮生于北齐天保七年，出家后法名道江，法号彦琮，出身衣冠世家，自幼天资聪慧，一生都在研究佛学，翻译经典、著述论集甚多。经历了北齐、北周、隋三个朝代，深受隋文帝、炀帝钦重。彦琮精通梵文，两度主持译场。开皇十二年，他奉召入长安，住兴善寺，主掌翻译。“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土僧侣担任译场主译，打破了只有外国僧人担任主译的陈规。大业二年，又任东京洛阳上林园翻译馆学士，主掌译事”。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傅雷说过：“译事虽近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正是彦琮丰富人生经历，使其具有了鉴赏能力、充足的社会经验和充分的常识，其才能对佛经的翻译领悟深切，进而提出自己的论说。
（3）大量翻译实践和著作。彦琮一生共译经22部，约达万卷。著作有《辩正论》1卷，《众经目录》5卷，译《舍利瑞图经》、《国家祥瑞录》合为10卷，此外还有《通极论》、《通学论》、《福田论》、《僧官论》、《辨正论》、《慈悲论》、《默语论》、《鬼神论》、《善才童子诸知识录》、《沙门名义论别集》、《达摩笈多传》、《法琳别传》等著作。实践出真知，正是大量的翻译实践和写作经验，才使得彦琮对于译佛经者应该具备的条件了然于胸。
四、“八备”说的贡献
“八备”说是我国翻译史上最早系统地论及译者的条件和要求的论说，“‘可谓深探本源’，这是他的独到之处”。第二，以往关于佛经的翻译问题主要集中在译文方面，“八备”说的提出，使得人们的视角从译文转到了译者身上。让人们意识到了译者对于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译者的主体性得到提升。第三，“八备”说对译者的学问修养和道德修养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对于译者翻译能力和翻译素质的提升具有指导性意义。第四，“八备”说不仅适用于佛经译者，对于文学、科技等文本翻译也具有一定的作用。不仅适用于古代，放在今天，依然具有意义。第五，为后来者研究佛经翻译和关于译者的译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五、对当代翻译研究的启示
第一，彦琮的“八备”不仅适用于佛教翻译，也适用于当代应用翻译的研究，“八备”说能传承到今天，足以证明其价值和意义，当今我们生活在信息化时代，在接触新知识、新理论的同时，要不忘对经典著作和翻译理论进行研究和学习。
第二，对于译者来说，要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要多进行大量的翻译实践，要多参加社会实践以丰富自己的人生經历和阅历，彦琮也正是因为其丰富的人生经历，才能对译者提出比较系统、全面的条件和要求。
第三，在翻译研究的过程中，要善于学习和比较，善于归纳和总结，善于用辨证的视角来看待事物，彦琮正是在对历代译经的得失进行了分析和评点后，才提出“八备”之说，此外，在《辨证论》中，彦琮对道安的翻译思想表示肯定，但也没有全盘肯定，而是以一种批判地继承的方法来研究和学习道安的翻译思想。
第四，在翻译工作中，译者应尊重和热爱原作，使译文尽量不要受到自己主观意见的影响，保持原文、原味，此外，要和原作者在思想高度和感情上保持高度一致，这样就会更有利于翻译出与原作“重量”相同的译作和原语言中文化的传播。
第五，翻译也应注意到原文所处时代。时代不同，译文语言风格亦有所区别。因此在翻译时，我们更应注重时代背景下的与之适应的语言风格。
六、结语
彦琮在《辨证论》中提出“八备”说，就当时的认识水平而言，已相当可贵。他虽然讨论的是佛经的翻译，但对于文学等各类文体的翻译也不无借鉴意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彦琮不但看到了译者的知识结构对译文质量的影响，而且还注意到译者的品德修养在译事过程中的作用，其意义已超出了佛经汉译，移用于其他专门学问也很适当。“八备”说是彦琮在长期的译经事业中创立和总结出来的，是我国翻译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是值得当今学者重视、学习、研究和遵循的。
参考文献：
[1]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2]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3]陈福康.中国译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彭文奉.佛经汉译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D].山东：山东大学，2008.
[5]殷薇.佛经翻译之阶段性及其特点[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78-79.
[6]刘长庆.佛经译场中的翻译理论探究[J].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1）：107.
[7]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386.
【关键词】彦琮；辨证论；八备
【作者简介】李淑慧，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引言
彦琮是我国佛教史上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和佛教著作家，对佛教的发展、佛经翻译理论建设有很大贡献。其所作《辨证论》被学界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系统的翻译专论。文中提出了我国翻译史上最早论及翻译主体译者的条件和要求的“八备”说。虽在彦琮之前，也有佛经翻译者提出了译者需了解中外文字训诂之类的观点，但具体而全面地论述合格译者的，仅有彦琮一人。就当时的认知水平而言，已相当可贵。“八备”虽然讨论的是对佛经译者的要求，但对于文学、社科等各类文体的翻译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八备”说的提出，对佛经汉译、翻译主体的思考、翻译史及译论体系的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八备”说内容
在《辨证论》中，彦琮对历代译经的得失进行了分析和点评，并基于自己大量的翻译实践总结出佛经翻译人员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即“八备”，原文如下：
“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衔，其备六也；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
“八备”的注释本有很多，笔者经过比较，选出了王宏印教授的注释本。
王宏印教授注释本：
“第一，虔诚地热爱佛法，立志于助人济世，不怕辛苦费时；第二，忠诚地实践教义，严格地遵守戒律，不致招致非议；第三，精研三藏经典，通晓大乘小乘，消除嗳昧不明之处；第四，旁涉三坟五典，工于诗词曲赋，不使译笔生硬呆滞；第五，保持心态平和，态度宽容虚心，下笔不可专执武断；第六，埋头钻研译术，耐得清贫寂寞，不尚名利炫耀自己；第七，务必精通梵语，坚持翻译正途，无损害于原著义理；第八，掌握中文规律，了解训诂之法，成就自如自然译笔”。
“八备”的核心是要求翻译力求忠实，而要做到忠实，译者必须要有高尚的品德和一定的汉、梵文的修养和造诣。在众多对“八备”说的解读中，笔者比较认同陈福康的说法。陈福康说：“彦琮所论‘八备’，其一、二、五、六各条是人格修养，三、四、七、八各条是学识修养，这两方面都是每个优秀的译者所不可缺的”。
三、“八备”说提出的背景条件
任何事物都不会是凭空发展出来，都需要依靠一定的背景和条件。同样，“八备”说也是在一定的背景条件下才得以生成和提出。
1.社会历史背景。
（1）统治者大力扶持佛教。南北朝時统治者大力扶持佛教，在全国修建了许多寺庙，由于佛教的兴盛，佛经翻译也随之增多。隋朝的隋文帝和隋炀帝也大兴佛教。隋文帝继承了北周的统治后，以佛教作为巩固其统治权的方针之一，并下令修复寺院、允许出家，又令造经像、由官家写经，隋文帝时民间的佛经比儒家的六经多很多倍。隋炀帝即位后，大兴佛寺，剃度僧侣、铸刻新像，修治旧像，装补故经、缮写新经。炀帝还在洛阳的上林园内创设翻经馆，继续开展译经事业。“佛经翻译事业的繁荣给翻译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为彦琮施展才华创造了大好时机。
（2）佛经翻译取得阶段性成果。从东晋到隋末，是佛经翻译的发展阶段。这个时期，我国佛经翻译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道安总结了汉以来流行的禅法与般若二系学说，整理了新旧翻译的经文，并编排出了目录，确立了成规，主张僧侣以释为姓，为后世所遵行”；前秦苻坚受佛教经文传译的启发，第一次将印度佛教经典按照真实面貌翻译过来；“梁陈之间的译家真谛所译的佛经，多采用汉文，少夹梵字译音”。此外，还有很多笔者尚未提到的成果。不难理解，当一些事物取得阶段性发展，这其中的成果和规律必然会有译者来总结和归纳，而彦琮正是这个归纳总结的人。如果彦琮没有提出“八备”说，也会有其他同时期的译者提出相似的译论。
（3）儒家文化为主流文化。自孔孟以来，我国主流文化就以儒家为主。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直到清末，历代帝王都是崇尚儒学。儒家文化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儒家的核心是重视人对自身的道德伦理的完善和建设。在此文化大背景下，中国的学者就会很强调自身的修养。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看出彦琮在“八备”中将品德和学识一并列为对译者的要求。
2.前人翻译经验的影响。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可谓对彦琮的翻译思想具有很大的影响。彦琮对于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说，推崇备至，他不仅本人同意这些观点，而且在引用后又加以发挥了。道安提出的三点“不易”不外乎是要求译人注意到译经的艰辛，这三点正是当时佛经译者需要去克服的三大困难。既然要克服困难，佛经译者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条件，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努力，这样的问题已成潜词。所以这“三不易”，可以说对彦琮的“八备”这一重要论说的提出起到了启发和促进作用。
3.彦琮自身。
（1）自幼天资聪慧。8岁那年，彦琮投奔边法师，边法师对这个小孩感到很疑惑，以为他跑到寺院中来玩，无意说出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话。可边法师再看看彦琮那童稚的面孔上，表情严肃而真诚，法师略为所动。边法师试着让彦琮读《须大拿经》。近七千字的经文，他一天就读完了，还能通晓经义。又让他读《大方等经》（即《大方等大集经》），他只用几天时间便已读完。以彦琮这样小的年龄能够在几天之内读完如此浩繁的经书，可谓是奇迹。可以这么说，彦琮对于佛经学习具有超乎常人的天赋，就是一个天才。 （2）人生经历丰富。彦琮生于北齐天保七年，出家后法名道江，法号彦琮，出身衣冠世家，自幼天资聪慧，一生都在研究佛学，翻译经典、著述论集甚多。经历了北齐、北周、隋三个朝代，深受隋文帝、炀帝钦重。彦琮精通梵文，两度主持译场。开皇十二年，他奉召入长安，住兴善寺，主掌翻译。“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土僧侣担任译场主译，打破了只有外国僧人担任主译的陈规。大业二年，又任东京洛阳上林园翻译馆学士，主掌译事”。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傅雷说过：“译事虽近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正是彦琮丰富人生经历，使其具有了鉴赏能力、充足的社会经验和充分的常识，其才能对佛经的翻译领悟深切，进而提出自己的论说。
（3）大量翻译实践和著作。彦琮一生共译经22部，约达万卷。著作有《辩正论》1卷，《众经目录》5卷，译《舍利瑞图经》、《国家祥瑞录》合为10卷，此外还有《通极论》、《通学论》、《福田论》、《僧官论》、《辨正论》、《慈悲论》、《默语论》、《鬼神论》、《善才童子诸知识录》、《沙门名义论别集》、《达摩笈多传》、《法琳别传》等著作。实践出真知，正是大量的翻译实践和写作经验，才使得彦琮对于译佛经者应该具备的条件了然于胸。
四、“八备”说的贡献
“八备”说是我国翻译史上最早系统地论及译者的条件和要求的论说，“‘可谓深探本源’，这是他的独到之处”。第二，以往关于佛经的翻译问题主要集中在译文方面，“八备”说的提出，使得人们的视角从译文转到了译者身上。让人们意识到了译者对于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译者的主体性得到提升。第三，“八备”说对译者的学问修养和道德修养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对于译者翻译能力和翻译素质的提升具有指导性意义。第四，“八备”说不仅适用于佛经译者，对于文学、科技等文本翻译也具有一定的作用。不仅适用于古代，放在今天，依然具有意义。第五，为后来者研究佛经翻译和关于译者的译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五、对当代翻译研究的启示
第一，彦琮的“八备”不仅适用于佛教翻译，也适用于当代应用翻译的研究，“八备”说能传承到今天，足以证明其价值和意义，当今我们生活在信息化时代，在接触新知识、新理论的同时，要不忘对经典著作和翻译理论进行研究和学习。
第二，对于译者来说，要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要多进行大量的翻译实践，要多参加社会实践以丰富自己的人生經历和阅历，彦琮也正是因为其丰富的人生经历，才能对译者提出比较系统、全面的条件和要求。
第三，在翻译研究的过程中，要善于学习和比较，善于归纳和总结，善于用辨证的视角来看待事物，彦琮正是在对历代译经的得失进行了分析和评点后，才提出“八备”之说，此外，在《辨证论》中，彦琮对道安的翻译思想表示肯定，但也没有全盘肯定，而是以一种批判地继承的方法来研究和学习道安的翻译思想。
第四，在翻译工作中，译者应尊重和热爱原作，使译文尽量不要受到自己主观意见的影响，保持原文、原味，此外，要和原作者在思想高度和感情上保持高度一致，这样就会更有利于翻译出与原作“重量”相同的译作和原语言中文化的传播。
第五，翻译也应注意到原文所处时代。时代不同，译文语言风格亦有所区别。因此在翻译时，我们更应注重时代背景下的与之适应的语言风格。
六、结语
彦琮在《辨证论》中提出“八备”说，就当时的认识水平而言，已相当可贵。他虽然讨论的是佛经的翻译，但对于文学等各类文体的翻译也不无借鉴意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彦琮不但看到了译者的知识结构对译文质量的影响，而且还注意到译者的品德修养在译事过程中的作用，其意义已超出了佛经汉译，移用于其他专门学问也很适当。“八备”说是彦琮在长期的译经事业中创立和总结出来的，是我国翻译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是值得当今学者重视、学习、研究和遵循的。
参考文献：
[1]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2]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3]陈福康.中国译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彭文奉.佛经汉译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D].山东：山东大学，2008.
[5]殷薇.佛经翻译之阶段性及其特点[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78-79.
[6]刘长庆.佛经译场中的翻译理论探究[J].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1）：107.
[7]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