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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和7月，美国分别与波兰、捷克就设立导弹防御基地和反导雷达预警基地问题达成一致。俄罗斯对于这些反应十分强烈，甚至威胁要用“军事手段来回击”。波捷这两个中东欧小国与西方大国之间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二战之前，它们采取的是以多党制、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西方社会发展模式，在各方面都与西方联系在一起。二战后，根据苏联与西方盟国的交易，波捷与西方的所有联系几乎都被人为地中断了，被迫采取以一党制、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苏联社会发展模式，在各方面都被强行地同苏联绑在一块。但是，这种外在的“硬切割”无法断掉内在的“软联系”。于是，摆脱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的尝试在这两个国家时常以政治事件为载体表现出来，发生在40年前的三个事件就非常典型。
“先人祭”事件
苏联与东欧各国关系的特点之一是不均衡性，即苏联太强，东欧各国太弱。在这种力量对比的态势下，东欧国家对苏联不满和反抗的表现在大多时候是隐形的，但在特定时机又是突发的，1968年3月发生在波兰的“先人祭”事件就是如此。
《先人祭》是19世纪波兰爱国诗人亚当，密茨凯维支创作的诗剧，内容描述了波兰被瓜分时沙皇俄国对波兰人民的残暴统治和迫害，表达了波兰人民要求民族独立的强烈愿望。1967年11月，为了庆祝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该剧在华沙国家剧院重新上演，每场都座无虚席。而且每当剧中人淋漓尽致地斥责沙皇残暴统治时，观众也都跟着朗诵台词，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实际成了反苏的示威。苏联驻波大使认为这是“反苏的低劣演出”，向波兰政府提出抗议。苏联领导人也致电波兰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哥穆尔卡，要求停演。哥穆尔卡担心影响与苏联的关系，于1968年1月下令停演该剧。民众对此非常不满。波兰作家协会华沙分会2月底通过决议提出：“我们要求政府重新恢复长期形成的宽容和自由传统，我们要求恢复《先人祭》的演出。”3月8日，华沙大学的4000多名学生在校园中集会，高呼“我们要看《先人祭》”，“自由、民主、独立”等口号。政府派几百名警察乘车进入校园，月暴力手段镇压学生。事后，官方报道声称：一群华沙大学的学生和当地流氓的不负责行为造成城市交通拥堵，警察不得已采取强硬措施。
学生对政府的镇压行动和歪曲报道非常愤怒，抗议活动扩展到华沙的其他大学。3月9日中午，华沙工业大学和华沙大学的学生上街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100多名学生受伤，数百名学生和围观者被捕。三天后，华沙大学再次举行抗议集会，参加者不仅有学生，还有许多教授，同时，华沙市内也出现了有上万名学生和市民参加的示威游行。在与警察的冲突中，又有数百人被捕。
3月19日晚，哥穆尔卡在向全国播发的讲话中说：华沙大学学生3月8日集会示威是有预谋的行动，是作家协会“发起的一次反社会主义的运动”，学生们举行的示威游行是“反社会主义”的，当局出动警力进行镇压是正确的措施。针对哥穆尔卡的讲话，八所大学的学生在一份宣言中指出：抗议运动爆发的目的是要政府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实行改革，建设真正民主并符合波兰国情的社会主义。对于学生们的这些要求，政府派出更多的公安部队进行镇压。学生被迫退回到校园，以静坐和罢课等方式继续斗争。政府又通过广播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学生立即停止罢课，同时派大批警察包围学校。3月23日，学生结束罢课行动，至此，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抗议示威运动以被政府镇压而告终。
停演《先人祭》、镇压三月事件，哥穆尔卡这样做无疑是满足7苏联的要求，但自己也从一个曾经主张走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英雄”完全蜕变成苏联模式的卫道士和苏联的追随者，失去了民心。镇压三月事件暂时压制了民众的不满，并没有解决引起民众不满的各种问题。1970年12月，波兰又爆发规模更大的社会危机，哥穆尔卡也在这场危机中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布拉格之春”
2008年，在中国以各种方式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捷克、美国等地一些学术团体以出版书籍、召开学术讨论会等方式纪念40年前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布拉格之春”和苏联侵捷事件。
“布拉格之春”运动，是西方学者首先使用的，用来形容捷克斯洛伐克1967～1968年出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高潮。
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发展而言，苏联模式中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过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制约功能远远大干它的促进作用。到60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形势恶化，社会各阶层对现狀的不满日益增加，党内外批评的矛头直指党的主要领导人诺沃提尼和苏联。1967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领导人公开批评党的总书记诺沃提尼的方针和政策，要求实行民主化。诺沃提尼对此非常恼怒。在9月举行的捷共中央全会上，一名作家协会负责人被撤去中央候补委员职务，三名作家被开除出党。尽管如此，要求进行改革的呼声并没有被压制下去。在捷共党内，主张摆脱苏联模式的改革派将主要矛头对准苏联模式的卫道士诺沃提尼，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在这种形势下，诺沃提尼通过苏联驻捷大使于12月8日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请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勃列日涅夫也曾打算为诺沃提尼撑腰，可遇到了捷共党内大多数人的抵制，无奈而归。
没了靠山，面对着不妙的局面，诺沃提尼一度想发动军事政变逮捕主张改革的捷共领导人，但因没得到军方的支持未遂。1968年1月初，捷共中央做出两项决定：一是将中央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这两个职务分开，诺沃提尼辞去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只担任共和国总统；二是选举杜布切克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2月，媒体披露了诺沃提尼曾打算策动军事政变的内情，全国上下哗然，诺沃提尼不得不于3月下旬辞去总统职务。
1968年3月28日举行的捷共中央全会做出了三项重大决定：一是提名斯沃博达为共和国总统；二是通过了《行动纲领》，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设想，宣布走捷克斯涪伐克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三是改组了捷共中央领导机构，一批支持改革的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有这一切都为“布拉格之春”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布拉格之春”的主要领导者是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他生于1921年，其父是美国“伊利诺伊社会主义党”的创始人之一，在杜布切克出生前不久，他才带全家回到捷克斯洛伐克，1925年，又移居苏联。在苏联，杜布切克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39年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后不久加入了捷共。
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四个星期后，杜布切克到莫斯科拜会了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苏联最高苏维 埃主席波德戈尔内。双方在会谈后发表的公报说：这次会谈是热烈和诚挚友好的，对于所涉及的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从苏联回来后，杜布切克加紧改革计划的制定和实施。1968年4月5日，捷共中央全会通过并公布了《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改革纲领》，即通常所说的《行动纲领》。
《行动纲领》要冲破苏联模式，摆脱苏共和苏联的控制，在内政外交方面追求独立自主，从当时的情况看带有突破性。《行动纲领》公布后，全面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也轰轰烈烈地在捷克斯洛伐克展开了，“布拉格之春”也在5～6月达到了高潮。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的改革主张得到了广大党员、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他们以空前高涨的热情投身于这场改革运动。许多人积极要求加入捷共，还有许多人甚至将自己的金银首饰捐出来支持杜布切克的改革。《行动纲领》中的许多具体措施都通过政府而制度化，通过国民议会而法律化。捷共的改革进程一直持续到8月。
“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
1968年8月，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件，即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五国突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布拉格之春”。20年后，这一事件成了导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社会剧变的历史因素之一。40年后的今天，这一事件又成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分析、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经验、教训的一个重要视角。
“布拉格之春”遭到了来自苏联的阻力。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布拉格之春”要冲击的是苏联模式，要摆脱的是苏联控制，有比较强烈的反苏情绪。不论从哪方面看，“布拉格之春”都远远超出了苏联所能容忍的底线了。
1968年5月，苏联国防部长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来到捷克斯洛伐克，提出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举行一次小规模的“参谋人员训练演习”。可在得到捷方允许后进入的却是包括装甲兵和空军等军兵种的苏军大部队，占领了许多军事要地。到6月下旬，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和华约组织其他国家的军队近5万人，被视为是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占领的序曲。7月中旬，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等五国领导人向捷克斯洛伐克发出警告：“我们不能坐视敌对势力把你们的国家推离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引起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危险。”
8月，杜布切克和勃列日涅夫都在加紧行动。前者在群众的推动下，加大改革的步伐；后者在克里姆林宮“鹰派”的促进下，在进行军事干预的物质准备，8月17～18日召开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终做出了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同日，勃列日涅夫用电话分别将这个决定通知给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领导人。
8月20日下午，两架飞经捷克斯涪伐克的苏联民航客机发出信号，声称飞机发生了故障，请求降落，等候从莫斯科空运配件，捷方按照国际惯例同意了。这两架飞机降落在布拉格机场，走下飞机的乘客都穿着一样的鞋子，拎着一样的手提箱。他们中的一部分留在候机大厅里，另一部分人坐着苏联大使馆的汽车进了城。机场的捷方警察虽然对他们的装束感到有点奇怪，但以为是过境的运动员，也就没有给予太大的注意。其实，这就是苏联人行动的开始。入夜，喧闹了一天的布拉格渐渐地沉寂。11点半，那些坐在机场餐厅的苏联人几乎同时从箱子里拿出了机关枪，闪电般地占领了机场。停在机场跑道上那两架“有毛病”飞机成了活动的指挥塔。刹那间，布拉格的夜空被飞机的轰鸣声划破，满载轻型坦克、装甲车和空降部队的苏制安－12运输机以每分钟一架的频率从天而降。飞机一着陆，坦克和装甲车就在苏联大使馆的汽车带领下直奔市区的各个重要目标。与此同时，华约五国的军队从北、东北和南部强行越过捷克斯洛伐克的国界，向布拉格挺进。
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并且又是突然袭击，华约五国的军事行动进行得十分顺利，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
就这样，试图摆脱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的“布拉格之春”运动被来自克里姆林宫的“严寒”所吞没。至此，1968年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躁动，无论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都以失败而告终。此后，波捷两国在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努力沉寂了20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在内部政治经济危机和外部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发生急剧的社会变革。对于这种社会变革，中国学者用“大地震”、“震撼”和“剧变”等词来形容，而西方学者则以“革命”称之。拋开特定的情感色彩和政治立场，“剧变”和“革命”都有社会发展从东方向西方的含义，即社会发展模式上由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对外依赖关系上从苏联转向欧美。
“先人祭”事件
苏联与东欧各国关系的特点之一是不均衡性，即苏联太强，东欧各国太弱。在这种力量对比的态势下，东欧国家对苏联不满和反抗的表现在大多时候是隐形的，但在特定时机又是突发的，1968年3月发生在波兰的“先人祭”事件就是如此。
《先人祭》是19世纪波兰爱国诗人亚当，密茨凯维支创作的诗剧，内容描述了波兰被瓜分时沙皇俄国对波兰人民的残暴统治和迫害，表达了波兰人民要求民族独立的强烈愿望。1967年11月，为了庆祝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该剧在华沙国家剧院重新上演，每场都座无虚席。而且每当剧中人淋漓尽致地斥责沙皇残暴统治时，观众也都跟着朗诵台词，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实际成了反苏的示威。苏联驻波大使认为这是“反苏的低劣演出”，向波兰政府提出抗议。苏联领导人也致电波兰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哥穆尔卡，要求停演。哥穆尔卡担心影响与苏联的关系，于1968年1月下令停演该剧。民众对此非常不满。波兰作家协会华沙分会2月底通过决议提出：“我们要求政府重新恢复长期形成的宽容和自由传统，我们要求恢复《先人祭》的演出。”3月8日，华沙大学的4000多名学生在校园中集会，高呼“我们要看《先人祭》”，“自由、民主、独立”等口号。政府派几百名警察乘车进入校园，月暴力手段镇压学生。事后，官方报道声称：一群华沙大学的学生和当地流氓的不负责行为造成城市交通拥堵，警察不得已采取强硬措施。
学生对政府的镇压行动和歪曲报道非常愤怒，抗议活动扩展到华沙的其他大学。3月9日中午，华沙工业大学和华沙大学的学生上街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100多名学生受伤，数百名学生和围观者被捕。三天后，华沙大学再次举行抗议集会，参加者不仅有学生，还有许多教授，同时，华沙市内也出现了有上万名学生和市民参加的示威游行。在与警察的冲突中，又有数百人被捕。
3月19日晚，哥穆尔卡在向全国播发的讲话中说：华沙大学学生3月8日集会示威是有预谋的行动，是作家协会“发起的一次反社会主义的运动”，学生们举行的示威游行是“反社会主义”的，当局出动警力进行镇压是正确的措施。针对哥穆尔卡的讲话，八所大学的学生在一份宣言中指出：抗议运动爆发的目的是要政府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实行改革，建设真正民主并符合波兰国情的社会主义。对于学生们的这些要求，政府派出更多的公安部队进行镇压。学生被迫退回到校园，以静坐和罢课等方式继续斗争。政府又通过广播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学生立即停止罢课，同时派大批警察包围学校。3月23日，学生结束罢课行动，至此，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抗议示威运动以被政府镇压而告终。
停演《先人祭》、镇压三月事件，哥穆尔卡这样做无疑是满足7苏联的要求，但自己也从一个曾经主张走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英雄”完全蜕变成苏联模式的卫道士和苏联的追随者，失去了民心。镇压三月事件暂时压制了民众的不满，并没有解决引起民众不满的各种问题。1970年12月，波兰又爆发规模更大的社会危机，哥穆尔卡也在这场危机中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布拉格之春”
2008年，在中国以各种方式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捷克、美国等地一些学术团体以出版书籍、召开学术讨论会等方式纪念40年前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布拉格之春”和苏联侵捷事件。
“布拉格之春”运动，是西方学者首先使用的，用来形容捷克斯洛伐克1967～1968年出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高潮。
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发展而言，苏联模式中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过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制约功能远远大干它的促进作用。到60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形势恶化，社会各阶层对现狀的不满日益增加，党内外批评的矛头直指党的主要领导人诺沃提尼和苏联。1967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领导人公开批评党的总书记诺沃提尼的方针和政策，要求实行民主化。诺沃提尼对此非常恼怒。在9月举行的捷共中央全会上，一名作家协会负责人被撤去中央候补委员职务，三名作家被开除出党。尽管如此，要求进行改革的呼声并没有被压制下去。在捷共党内，主张摆脱苏联模式的改革派将主要矛头对准苏联模式的卫道士诺沃提尼，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在这种形势下，诺沃提尼通过苏联驻捷大使于12月8日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请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勃列日涅夫也曾打算为诺沃提尼撑腰，可遇到了捷共党内大多数人的抵制，无奈而归。
没了靠山，面对着不妙的局面，诺沃提尼一度想发动军事政变逮捕主张改革的捷共领导人，但因没得到军方的支持未遂。1968年1月初，捷共中央做出两项决定：一是将中央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这两个职务分开，诺沃提尼辞去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只担任共和国总统；二是选举杜布切克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2月，媒体披露了诺沃提尼曾打算策动军事政变的内情，全国上下哗然，诺沃提尼不得不于3月下旬辞去总统职务。
1968年3月28日举行的捷共中央全会做出了三项重大决定：一是提名斯沃博达为共和国总统；二是通过了《行动纲领》，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设想，宣布走捷克斯涪伐克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三是改组了捷共中央领导机构，一批支持改革的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有这一切都为“布拉格之春”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布拉格之春”的主要领导者是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他生于1921年，其父是美国“伊利诺伊社会主义党”的创始人之一，在杜布切克出生前不久，他才带全家回到捷克斯洛伐克，1925年，又移居苏联。在苏联，杜布切克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39年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后不久加入了捷共。
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四个星期后，杜布切克到莫斯科拜会了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苏联最高苏维 埃主席波德戈尔内。双方在会谈后发表的公报说：这次会谈是热烈和诚挚友好的，对于所涉及的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从苏联回来后，杜布切克加紧改革计划的制定和实施。1968年4月5日，捷共中央全会通过并公布了《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改革纲领》，即通常所说的《行动纲领》。
《行动纲领》要冲破苏联模式，摆脱苏共和苏联的控制，在内政外交方面追求独立自主，从当时的情况看带有突破性。《行动纲领》公布后，全面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也轰轰烈烈地在捷克斯洛伐克展开了，“布拉格之春”也在5～6月达到了高潮。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的改革主张得到了广大党员、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他们以空前高涨的热情投身于这场改革运动。许多人积极要求加入捷共，还有许多人甚至将自己的金银首饰捐出来支持杜布切克的改革。《行动纲领》中的许多具体措施都通过政府而制度化，通过国民议会而法律化。捷共的改革进程一直持续到8月。
“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
1968年8月，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件，即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五国突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布拉格之春”。20年后，这一事件成了导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社会剧变的历史因素之一。40年后的今天，这一事件又成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分析、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经验、教训的一个重要视角。
“布拉格之春”遭到了来自苏联的阻力。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布拉格之春”要冲击的是苏联模式，要摆脱的是苏联控制，有比较强烈的反苏情绪。不论从哪方面看，“布拉格之春”都远远超出了苏联所能容忍的底线了。
1968年5月，苏联国防部长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来到捷克斯洛伐克，提出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举行一次小规模的“参谋人员训练演习”。可在得到捷方允许后进入的却是包括装甲兵和空军等军兵种的苏军大部队，占领了许多军事要地。到6月下旬，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和华约组织其他国家的军队近5万人，被视为是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占领的序曲。7月中旬，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等五国领导人向捷克斯洛伐克发出警告：“我们不能坐视敌对势力把你们的国家推离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引起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危险。”
8月，杜布切克和勃列日涅夫都在加紧行动。前者在群众的推动下，加大改革的步伐；后者在克里姆林宮“鹰派”的促进下，在进行军事干预的物质准备，8月17～18日召开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终做出了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同日，勃列日涅夫用电话分别将这个决定通知给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领导人。
8月20日下午，两架飞经捷克斯涪伐克的苏联民航客机发出信号，声称飞机发生了故障，请求降落，等候从莫斯科空运配件，捷方按照国际惯例同意了。这两架飞机降落在布拉格机场，走下飞机的乘客都穿着一样的鞋子，拎着一样的手提箱。他们中的一部分留在候机大厅里，另一部分人坐着苏联大使馆的汽车进了城。机场的捷方警察虽然对他们的装束感到有点奇怪，但以为是过境的运动员，也就没有给予太大的注意。其实，这就是苏联人行动的开始。入夜，喧闹了一天的布拉格渐渐地沉寂。11点半，那些坐在机场餐厅的苏联人几乎同时从箱子里拿出了机关枪，闪电般地占领了机场。停在机场跑道上那两架“有毛病”飞机成了活动的指挥塔。刹那间，布拉格的夜空被飞机的轰鸣声划破，满载轻型坦克、装甲车和空降部队的苏制安－12运输机以每分钟一架的频率从天而降。飞机一着陆，坦克和装甲车就在苏联大使馆的汽车带领下直奔市区的各个重要目标。与此同时，华约五国的军队从北、东北和南部强行越过捷克斯洛伐克的国界，向布拉格挺进。
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并且又是突然袭击，华约五国的军事行动进行得十分顺利，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
就这样，试图摆脱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的“布拉格之春”运动被来自克里姆林宫的“严寒”所吞没。至此，1968年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躁动，无论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都以失败而告终。此后，波捷两国在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努力沉寂了20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在内部政治经济危机和外部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发生急剧的社会变革。对于这种社会变革，中国学者用“大地震”、“震撼”和“剧变”等词来形容，而西方学者则以“革命”称之。拋开特定的情感色彩和政治立场，“剧变”和“革命”都有社会发展从东方向西方的含义，即社会发展模式上由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对外依赖关系上从苏联转向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