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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果倒回头去看1999年的澳门，虽然作为赌城的繁华并没有因为即将到来的回归而有丝毫的衰减，但一种内在的文化认知早已悄然确立：这是一座中国的城。在谈到澳门的文化属性时，姚风曾有这样的论断：“尽管葡萄牙统治澳门逾四百年，但澳门的文化主体依旧是中国文化，葡萄牙语虽然是官方语言，但从来没有普及到普罗大众当中去。葡萄牙人带来了自己的文化，也使之成为澳门文化的一部分，但澳门仍然较好地保持着中国文化的传承，它仍然是澳门文化的主体，虽然葡萄牙在漫长的历史中依靠政治和行政手段成为主导文化，但仅仅局限于精英阶层和行政管理层面，它始终没有能够统御中国文化。”
姚风，1958年出生于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葡萄牙语专业毕业，1988年后调往外交部，后在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工作，期间尝试用葡萄牙文写诗和翻译。1992年，姚风移居澳门，在澳门大学葡文系任教，后又担任澳门文化局副局长。在他的身上，叠加着外交官、诗人、翻译家、学者、文化官员等多层身份，因此，姚风的视野非常开阔，他曾明确表示自己并不喜欢被定位为一个“澳门诗人”。澳门对姚风来说是一个居住地，一个生活、观察和写作的空间切入点，但并不是全部。姚风直接涉及澳门的诗歌很少，他主要面对的是一个文化的中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诗歌创作与我的学习经历、知识结构、曾经的内地生活、中国的历史，都有关系。我的诗歌关心文化的中国、政治的中国、地理的中国、历史的中国……汉语又是全球的，文化中国是属于全球华人的，每个汉语诗人都带着一个‘中国’。”
如果抛开澳门作为固定空间地域这一限制，这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观测地，中西文化在这里交汇，不同的历史和观念在这里碰撞，而姚风身上相对复杂的经历，能够让他更为冷静地去观察和体悟生活。因此，澳门这个小小的空间，反而成为了他观察和思索的一个高地。实际上，正是在澳门（而不是其它地方），姚风成为了姚风，他的双语背景和跨地域、跨族群的文化认知，使他成为了一个具备全球视野的汉语诗人—也即“华语诗人”。
二
在阅读姚风著作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姚风和他的不同分身之间构成的丰富性和互文性，这些分身是：作为翻译家的姚风，作为诗人的姚风，和作为学者的姚风。
作为翻译家的姚风，以其对葡萄牙诗人安德拉德的精妙翻译，至今在诗歌翻译界享有着极高的声誉。作为一个不懂葡文的普通读者，我们对安德拉德的每一点想象，都来自于姚风优美译笔的重塑。换句话说，安德拉德正是通过姚风的译笔鲜活地活在了汉语世界中，并对许多汉语诗人产生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
作为诗人的姚风，充满着现实主义的冷峻，跟他译笔下的安德拉德相当不同（至少在笔者看来是如此）。而作为学者的姚风，通过诸多的散文和随笔，关心着中华文化的源流;思索着澳门的前世今生，对它的现状时时流露出一种高屋建瓴的隐忧;辨析着诗歌的技艺和意义。学者的高度，反过来增进了他自己翻译的严谨和诗歌创作的纯粹。
而我更感兴趣的是，作为翻译家的姚风是如何影响到他自己的诗歌创作的。正因为他自己也写诗歌，所以，诗歌翻译在他这里就不仅仅是一种翻译，而是一种“写作—作为翻译的写作”。姚风的翻译，重要的地方在于他致力于对原文的“重生”，他说：“翻译诗歌，译者必须对诗的语言表现出敏感，他所塑造的詩人，不应是在译文中彻底死亡的人，而是要考虑如何使作者‘像一个诗人’继续在译文中生存，而不是急于宣判他的死亡和自己的‘诞生’。一首成功的翻译诗歌，应该是作者、译者、读者三位一体达成的一个‘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契约。”又说：“译者绝不是唯唯诺诺的奴仆，也不是假传圣旨的太监，他在两种语言中拧成的钢索上行走，时刻都在保持平衡，以求尽量完美地抵达终点……译者要尊重并服从语言的限定性，同时也要放眼语言的开放性。”
在被限定的语言空间中，以一种走钢索式的平衡，姚风创造出了汉语诗歌中的“安德拉德”。这是安德拉德在汉语中的新生，也是姚风自己“作为翻译的写作”的重要成果。在我看来，这些优秀的译作，是作者和译者共同创造的结果，这两者的任何一方都不足以成就这些优美的文字，只有合力的再生，才使安德拉德的诗歌在另一种语言中开出了鲜艳的花朵。姚风的翻译经验，应该在翻译界特别是诗歌翻译领域被广泛借鉴，但现实是，拥有着诗人和翻译家双重视野和经验的人何其之少，这也是国内诗歌翻译界良莠不齐的一个原因。一个优秀的诗歌翻译家，除了在语言上过关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她）还得是一位诗人，再不济，也应该具备某种诗人的眼光。
姚风在安德拉德的诗歌翻译中肯定获得了某种东西，但奇怪的是，在他自己的创作中，安德拉德的影响却显得如此隐晦，至少，在他大部分的代表作中，安德拉德那种充满着抒情意味的修辞方式，那种婉转吟唱的咏叹调，在姚风诗歌中极难找到。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大一点，除了安德拉德，姚风还翻译过很多的诗人，包括但不仅限于拉莫斯·罗萨、庇山耶、卡西米洛·德·布里托、安东尼奥·西塞罗、胡安·赫尔曼、聂鲁达。如果说这些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我想，应该是追求翻译的凝练与传神，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信达雅”。在一个访谈中，姚风说自己的“语言精练到只剩骨头不要脂肪”，这当然是某种“综合因素”造成的，但“翻译者追求语言简洁的工作方式”是其中不应被忽略的部分。
我曾猜想过这样的翻译过程：作为诗人的姚风，在翻译时不自觉地会以一个诗人对语言的敏感性要求着翻译尽可能地达到“诗的尽美的高度”，而作为译者的严谨则在另一方面不断地提出问题和限制性的意见，在这样反复地磨合中，译诗以一种尽可能趋近完美的形式呈现出来。因此，翻译的过程，不亚于是一场“带着镣铐的创作”。这种翻译，一定会逐渐渗透进诗人的创作，“简洁”因此可以看作是姚风从翻译上获得的某种来自于语言的馈赠。
三
“词语/如同一块水晶。/有些词语，是一把匕首，/是一场大火。/有些词语/仅是露珠而已”（安德拉德《词语》）然而就算对待“露珠”，安德拉德也及其珍视：“即使苍白/也让人想起碧绿的天堂”。一个诗人应当是对世间的一切予以同等尊重的人。虽然他（她）会有不同的喜恶，但从不轻视事物内在的火焰。 优秀的诗人，每一个词语都能在他的笔下找到相应的位置，但诗歌写作不是词语的游戏，而是一场事关内心和灵魂的拷问。“以前写诗，也迷信‘诗歌是语言的艺术’的说法，热衷于词语的炼金术，写下的诗句或许漂亮，但就像蝴蝶围绕着花枝尖叫，仅仅是漂亮而已。而现在，我完全做了叛徒，背叛了以前的诗歌。我不再过多地考虑一首诗的语言或者形式，我认为那必须写出的，只要饱满和成熟，就会找到自己的皮肉。”通过他自己的表述，我们看到，姚风关注的，不再是词语的表象，而是事物的内核，并且希望借此企及某种人性的关怀：“人们热衷讨论‘如何写’和‘写什么’孰轻孰重的问题，但我更关心的，是如何让我的写作更加‘人性化’，关注生命，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坚强有力的诗歌，应该是从内心最柔软的部位出发的。”
内心的柔软使姚风的诗歌在某些方面充满了对生命的关怀和悲悯。这些关怀，并不仅仅局限于人类，而是在一种平等的视野中，把人与物，人与自然，人自身都纳入了思考的范围。
菜单上，写满动物器官的名字
浊浪翻腾，烟雾缭绕
模糊了彼此的面孔
我们一边呷饮啤酒
一边打捞片片煮熟的尸体
弱肉强食的法则之下
总要屠杀一些生命，维持另外的生命
总要切割一些身体，喂养另外的身体
我们食欲旺盛
谈笑风生
丝毫没有感受到生命的悲哀
—《火锅店》
很多时候，作为高高在上的人类，总是认为我们对动物赋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完全没有顾虑到它们也是活生生的生命。“我们食欲旺盛/谈笑风生”，显然，姚风并没有让自己置身事外，在悲悯的同时，也把批判指向自己。在另外一首广为人知的《老马》中，姚风进一步把人与物的天平，放到了一个更为平等的位置上：
我坐在县城嘈杂的小酒馆
望着你用尽力气低下头
把大车拉上斜坡
却用你不懂的语言说一声：
老马，进来喝一杯吧
—《老马》
比《火锅店》更进一步的是，《老马》把马被奴役的悲惨描绘得更令人同情，马（物）获得了我们某种情感上的认同。因此，在诗歌最后，诗人把同情上升到人与物之间的平等：“进来喝一杯”。但是，反讽也恰恰在此刻出现了，一种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的“人与物”的不平等，加重了结尾的悲剧性。马自然听不懂人的语言（人的语言何尝不是一种来自更高等动物的压迫），诗人自然也就无法使人与物处在平等的对话环境中。悲悯自然转化为了一种无奈和辛酸，这又反过来加重了诗人对马（物）的命运的叹惋，和读者对于生命的感知和反思。
对于“物”的亲近，一方面来自对生命尊重，一方面来自于诗人对内在“纯真”的追求。当一个人看清了现实的尔虞我诈，看惯了时代的喧闹和庸常，就更愿意进入到一个人与物、人与自然相和谐的世界。在《喜欢一头畜生》里，姚风写了一匹自由吃草的马，它“明亮的眼睛里没有掺杂一丝杂质”，这种无有思虑的纯粹，使得诗人产生了一种羡慕和柔情，“在我孤独的内心，在这易变的尘世/喜欢一头畜生/比喜欢一个人更加容易”。
除了追求人与物的平等，姚风还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像《赵四》《尹士存》《李文强》《库比多》《卢先福》等诗歌，闪烁着人性之光，诗人与他筆下的人物是平等的，没有居高临下，只是平缓地叙述中呈现出人物的悲伤喜乐。姚风写的虽然是个体的生命经历，却让人感到诗人是在对广阔的“人的生存”作出自己的考察，在不动声色中，表达了一种理解和同情。
在这其中，《李文强》一诗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诗歌中有一种时代的对比，“我”和同学在三里屯边喝酒边看街上性感的女子，我们放纵着自己的感官;而站在另一个时代（“改革开放”前）的语文老师李文强，却因为一个不曾证实的“猥亵罪”，被当成“流氓抓走了”，“他目光忧郁，面孔总是一片黑夜/有人骂他是流氓，向他吐唾沫/他也一言不发，像个哑巴/手拿一把锤子不停地敲打/后来，护城河发现李老师的尸体/已被河水泡得不再矮小”。在今昔比对中，诗人对李文强的死有一种深深的遗憾和悲哀，时代的过错，仿佛也成为了诗人内在的一个悲怆的伤口。因此，诗人对历史、时间或某种宏大的总体感总保持着一种警惕，这也常常在他的诗歌中以某种反讽和批判的锋芒呈现出来。
四
柔软和锋芒是一对有意思的词，它们总是以一种看似相互悖反、实则殊途同归的方式彼此依存。锋芒是因为内心有必须要守护的“柔软之地”;柔软是内心葆有着现世逻辑里难以生存的“珍视之物”，为了这一“珍视之物”，不惜以全部的“锋芒”来对抗现实的压力。从“内心最柔软的部位”生发的姚风的诗歌，在我看来具备着不可忽略的“锋芒”，这些锋芒至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历史和世界的介入和发言，这其中必然涉及到反思和批判;二是对自我的探寻、挖掘和展露，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式的内在观照，把自我的弱点放在强光下聚焦，摧毁所有的面具而让自己重新做一个“纯真”之人。但需要提及的是，这两者并非截然分离，外在的批判也是对自我的一种调整，而自我的审查也会在某些情景下转化为对现实的凝视。
《为大平煤矿死难矿工而写》一诗的批判性显而易见，但这种批判根植于姚风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底层苦难的感同身受。这首诗应该拆开来看，先是对事件的描述，生命在瞬间被毁灭，成为了冰冷的数字和物件：“一具尸体抬出来了/又一具尸体抬出来了/再抬出来的，还是一具尸体/乌黑，但坚硬，像劣质的煤块”;接下来是一种冷入骨髓的同情：“你们，即使在爆炸中/也没有感到温暖的你们/被送进了炉火熊熊的火葬场”，“温暖”看似褒词，但在这里反用，成了全诗的催化剂。一群矿工在没有阳光的地底下冰冷地活着，生活给予他们的煎熬和苦难谁曾在意过？谁温暖过他们？而反讽的是，在诗歌的结尾，在火葬场里转化为烟雾的他们，“被纳入了国家的供暖系统”，“温暖”了千家万户。对生命易逝的悲凉，对生命难言的苦难，姚风有一种不甘之叹。他结尾的反讽，何尝不是对现实的一种批判？人们总是习惯在灾难发生后去同情苦难中的个体，矿难（以及其他灾难）时不时地发生，仿佛只有发生了，我们才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苦的人，但这是不对的，一个更有温度的社会，应该是把对个体的关怀，纳入到每一个普通的日常当中。 在其它一些诗歌中，姚风的现实忧虑甚至跨越了国界，“世界就是一个现场/爆炸、抢劫、强奸、拐卖、凶杀……/每一分钟都在发生/监视、抓捕、拷打、审判、坐监……/无时不在进行//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嫌疑犯”（《绝句·49》），“轰炸机撕破晴朗的天空/身份模糊的民工被活活打死/只有病没有钱的人被医院抛在郊外/子弹把学校的孩子制成一具具尸体/苍蝇厌恶了一张张饥饿的脸庞。”（《一个人的世界》）从这些句子不难看出姚风的现实主义倾向，他的道义感和担当，早已超出了国界，而成为对世界文明的一种观照和反思，这其中，作为人的生存处境，是他关注的焦点。诸多的外在世界的苦难，甚至常常成为他自身苦难的一部分（“和众人一起/属于这无边的黑夜”《一个人的世界里》）。
当向外的锋芒乃至批判不能分担和消解现实的苦难时，一种内在的视点必将油然生发。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姚风诗歌中同样存在大量对自我探寻的诗作。孔子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改变外界是艰难的，但对自我的坚守，也是另一个向度的锋芒。
而我不是河流，不是大地
甚至千疮百孔的身体
不是一块海绵
在水中，我只是一头容易腐烂的动物
—《黄昏的雨》
姚風对自己有一种独到的清醒，就算在向内的观照中，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具备非凡能力的英雄。相反，他在更大限度上承认了自我的脆弱（“一头容易腐烂的动物”）， 努力保存着内心最后的纯真（“为了治愈那片天空/我渐渐代替了鸟儿的位置”《治愈》），并尝试平衡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平等关系（《大海真的不需要这些东西》）。
“我和你们一样，脸上也囤积着/越来越多的时间/只有心中的镜子越擦越亮/亮得一尘不染，/亮得只剩下一个物体”（《欢聚》）。在这里，“心中的镜子”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之外的“自我之地”，是一处可以反复“擦拭自我”，“重塑自我”的再生之地。在另一首诗中，他写道：“我要找到你/我在黑暗中穿过镜子/披了一身的破碎//我依然在镜中/拥有锋利的抽象与具象”（《镜中》），“镜子”就像是一个内在的“异世界”，现实的“黑暗”与“破碎”，只能在这里得以消解，并使诗人再次获得某种“锋利的抽象与具象”，某种对现实描述和发言的锋芒。就像他在《玻璃的内心》中写道的那样：“玻璃的内在/隐藏着锋芒和喊叫。”
五
姚风的悲悯、道德感、担当，以及某种历史的反省意识，还集中地体现在《福尔马林中的孩子》《植物人》《遗物》《默哀》《狗日的粮食》《南京》《景山》等作品中。而作为姚风标志式的幽默与反讽，则主要体现在《征服者》《诗人的午餐》《只有鲜花》《白夜》《狼来了》等作品中。在以往的研究中，姚风诗歌被视为一种“道德主义的，大丈夫的写作”（朵渔），一种时代“可能的重”（东荡子），以及一种“世界之诗、文明之诗”（沈浩波）。沈浩波的具体评价是这样的：他是汉语诗歌中不多见的，在“文明”这一类主题上发力甚深，写出过杰出的文明诗篇的诗人。他擅长写世界之诗、文明之诗，对文明的亲近与渴望，对反文明的质疑和抗拒，是其诗歌中重要的主题。更重要的是，他以一个当代中国人的内心去亲近世界的文明，内心常怀深刻的疼痛与悲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姚风是当代汉语诗人中很少有的，能够被称为“文明之子”的那一种诗人。
沈浩波从汉语诗歌的角度去考察姚风存在的意义，这是很有意思的。在本文的开篇，我们其实已经说到这个问题，姚风是一个“华语诗人”，他的影响并不应局限于国内，我们应该把他放置到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中去考察。他诗歌中的道义与担当、幽默与凝重、悲悯与反讽、理性与感性，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话题，他以个人之力，相当程度上推动着汉语诗歌参与世界文明的进程。他既关注着中国的问题，也关注着世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最终都归结到“人的生存处境之上”。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被裹挟在“全球化、碎片化、后现代、大数据”的现实之中，个体的脆弱和时代的荒诞，成为一个必须要正视的问题，而对此，姚风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说：“诗人作为个体面对现实甚至更为庞大的‘历史’是不应该窒息喉咙的。”又说，“时代呼唤着具有自觉意识的诗人，这样的诗人应该对自己的内心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只有吃得心苦，才能更真实地感受出人生和世界的复杂、荒谬、残酷和苦难，其生命才会获得重量和厚度，才不会仅仅在轻歌浅唱中把灵魂分解成一阵无谓的清风。”
说到底，姚风是有个追求的诗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甚至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鱼化石》中，他写道：“向着你泪水的海/多少人去了，带着一把汤匙//我也去了/去做一条鱼”，他的骨子里有诗人的浪漫、理想和追求。因此，他的诗歌中也不乏一种朝气，一种朝着自我的使命奔跑的勇气：“我们一起奔跑/在露水中奔跑，在果实中奔跑/我们跑得很快/在坠落之前，我们必须抵达”（《抵达》）。虽然有时候，在苍白的现实面前，所有的努力显得微不足道，但一种永不放弃，甚至自我献祭的精神，正在他的血液里涌动，使他成为一个内心柔软的、具有锋芒的，同时也是向着光的诗人：“经过无数次的训练/飞蛾/终于折断了翅膀/它无法再飞/拖着夜色/像蜗牛/朝着光缓缓爬去。”（《朝着光》）
栏目责编：朱铁军
许泽平，青年评论家、诗人。广东省作协会员，东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韩山师范学院诗歌创研中心理事。广东省小学生诗歌节评委。出版诗集《在时光与落日之间》《独脚站立的人》及评论专著《在时代的暗夜中穿行：80后诗歌考察》。曾获“2013东莞年度文学传媒大奖·诗歌奖”，入围第五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第二届“诗探索·中国诗歌发现奖”等。
如果倒回头去看1999年的澳门，虽然作为赌城的繁华并没有因为即将到来的回归而有丝毫的衰减，但一种内在的文化认知早已悄然确立：这是一座中国的城。在谈到澳门的文化属性时，姚风曾有这样的论断：“尽管葡萄牙统治澳门逾四百年，但澳门的文化主体依旧是中国文化，葡萄牙语虽然是官方语言，但从来没有普及到普罗大众当中去。葡萄牙人带来了自己的文化，也使之成为澳门文化的一部分，但澳门仍然较好地保持着中国文化的传承，它仍然是澳门文化的主体，虽然葡萄牙在漫长的历史中依靠政治和行政手段成为主导文化，但仅仅局限于精英阶层和行政管理层面，它始终没有能够统御中国文化。”
姚风，1958年出生于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葡萄牙语专业毕业，1988年后调往外交部，后在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工作，期间尝试用葡萄牙文写诗和翻译。1992年，姚风移居澳门，在澳门大学葡文系任教，后又担任澳门文化局副局长。在他的身上，叠加着外交官、诗人、翻译家、学者、文化官员等多层身份，因此，姚风的视野非常开阔，他曾明确表示自己并不喜欢被定位为一个“澳门诗人”。澳门对姚风来说是一个居住地，一个生活、观察和写作的空间切入点，但并不是全部。姚风直接涉及澳门的诗歌很少，他主要面对的是一个文化的中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诗歌创作与我的学习经历、知识结构、曾经的内地生活、中国的历史，都有关系。我的诗歌关心文化的中国、政治的中国、地理的中国、历史的中国……汉语又是全球的，文化中国是属于全球华人的，每个汉语诗人都带着一个‘中国’。”
如果抛开澳门作为固定空间地域这一限制，这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观测地，中西文化在这里交汇，不同的历史和观念在这里碰撞，而姚风身上相对复杂的经历，能够让他更为冷静地去观察和体悟生活。因此，澳门这个小小的空间，反而成为了他观察和思索的一个高地。实际上，正是在澳门（而不是其它地方），姚风成为了姚风，他的双语背景和跨地域、跨族群的文化认知，使他成为了一个具备全球视野的汉语诗人—也即“华语诗人”。
二
在阅读姚风著作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姚风和他的不同分身之间构成的丰富性和互文性，这些分身是：作为翻译家的姚风，作为诗人的姚风，和作为学者的姚风。
作为翻译家的姚风，以其对葡萄牙诗人安德拉德的精妙翻译，至今在诗歌翻译界享有着极高的声誉。作为一个不懂葡文的普通读者，我们对安德拉德的每一点想象，都来自于姚风优美译笔的重塑。换句话说，安德拉德正是通过姚风的译笔鲜活地活在了汉语世界中，并对许多汉语诗人产生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
作为诗人的姚风，充满着现实主义的冷峻，跟他译笔下的安德拉德相当不同（至少在笔者看来是如此）。而作为学者的姚风，通过诸多的散文和随笔，关心着中华文化的源流;思索着澳门的前世今生，对它的现状时时流露出一种高屋建瓴的隐忧;辨析着诗歌的技艺和意义。学者的高度，反过来增进了他自己翻译的严谨和诗歌创作的纯粹。
而我更感兴趣的是，作为翻译家的姚风是如何影响到他自己的诗歌创作的。正因为他自己也写诗歌，所以，诗歌翻译在他这里就不仅仅是一种翻译，而是一种“写作—作为翻译的写作”。姚风的翻译，重要的地方在于他致力于对原文的“重生”，他说：“翻译诗歌，译者必须对诗的语言表现出敏感，他所塑造的詩人，不应是在译文中彻底死亡的人，而是要考虑如何使作者‘像一个诗人’继续在译文中生存，而不是急于宣判他的死亡和自己的‘诞生’。一首成功的翻译诗歌，应该是作者、译者、读者三位一体达成的一个‘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契约。”又说：“译者绝不是唯唯诺诺的奴仆，也不是假传圣旨的太监，他在两种语言中拧成的钢索上行走，时刻都在保持平衡，以求尽量完美地抵达终点……译者要尊重并服从语言的限定性，同时也要放眼语言的开放性。”
在被限定的语言空间中，以一种走钢索式的平衡，姚风创造出了汉语诗歌中的“安德拉德”。这是安德拉德在汉语中的新生，也是姚风自己“作为翻译的写作”的重要成果。在我看来，这些优秀的译作，是作者和译者共同创造的结果，这两者的任何一方都不足以成就这些优美的文字，只有合力的再生，才使安德拉德的诗歌在另一种语言中开出了鲜艳的花朵。姚风的翻译经验，应该在翻译界特别是诗歌翻译领域被广泛借鉴，但现实是，拥有着诗人和翻译家双重视野和经验的人何其之少，这也是国内诗歌翻译界良莠不齐的一个原因。一个优秀的诗歌翻译家，除了在语言上过关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她）还得是一位诗人，再不济，也应该具备某种诗人的眼光。
姚风在安德拉德的诗歌翻译中肯定获得了某种东西，但奇怪的是，在他自己的创作中，安德拉德的影响却显得如此隐晦，至少，在他大部分的代表作中，安德拉德那种充满着抒情意味的修辞方式，那种婉转吟唱的咏叹调，在姚风诗歌中极难找到。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大一点，除了安德拉德，姚风还翻译过很多的诗人，包括但不仅限于拉莫斯·罗萨、庇山耶、卡西米洛·德·布里托、安东尼奥·西塞罗、胡安·赫尔曼、聂鲁达。如果说这些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我想，应该是追求翻译的凝练与传神，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信达雅”。在一个访谈中，姚风说自己的“语言精练到只剩骨头不要脂肪”，这当然是某种“综合因素”造成的，但“翻译者追求语言简洁的工作方式”是其中不应被忽略的部分。
我曾猜想过这样的翻译过程：作为诗人的姚风，在翻译时不自觉地会以一个诗人对语言的敏感性要求着翻译尽可能地达到“诗的尽美的高度”，而作为译者的严谨则在另一方面不断地提出问题和限制性的意见，在这样反复地磨合中，译诗以一种尽可能趋近完美的形式呈现出来。因此，翻译的过程，不亚于是一场“带着镣铐的创作”。这种翻译，一定会逐渐渗透进诗人的创作，“简洁”因此可以看作是姚风从翻译上获得的某种来自于语言的馈赠。
三
“词语/如同一块水晶。/有些词语，是一把匕首，/是一场大火。/有些词语/仅是露珠而已”（安德拉德《词语》）然而就算对待“露珠”，安德拉德也及其珍视：“即使苍白/也让人想起碧绿的天堂”。一个诗人应当是对世间的一切予以同等尊重的人。虽然他（她）会有不同的喜恶，但从不轻视事物内在的火焰。 优秀的诗人，每一个词语都能在他的笔下找到相应的位置，但诗歌写作不是词语的游戏，而是一场事关内心和灵魂的拷问。“以前写诗，也迷信‘诗歌是语言的艺术’的说法，热衷于词语的炼金术，写下的诗句或许漂亮，但就像蝴蝶围绕着花枝尖叫，仅仅是漂亮而已。而现在，我完全做了叛徒，背叛了以前的诗歌。我不再过多地考虑一首诗的语言或者形式，我认为那必须写出的，只要饱满和成熟，就会找到自己的皮肉。”通过他自己的表述，我们看到，姚风关注的，不再是词语的表象，而是事物的内核，并且希望借此企及某种人性的关怀：“人们热衷讨论‘如何写’和‘写什么’孰轻孰重的问题，但我更关心的，是如何让我的写作更加‘人性化’，关注生命，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坚强有力的诗歌，应该是从内心最柔软的部位出发的。”
内心的柔软使姚风的诗歌在某些方面充满了对生命的关怀和悲悯。这些关怀，并不仅仅局限于人类，而是在一种平等的视野中，把人与物，人与自然，人自身都纳入了思考的范围。
菜单上，写满动物器官的名字
浊浪翻腾，烟雾缭绕
模糊了彼此的面孔
我们一边呷饮啤酒
一边打捞片片煮熟的尸体
弱肉强食的法则之下
总要屠杀一些生命，维持另外的生命
总要切割一些身体，喂养另外的身体
我们食欲旺盛
谈笑风生
丝毫没有感受到生命的悲哀
—《火锅店》
很多时候，作为高高在上的人类，总是认为我们对动物赋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完全没有顾虑到它们也是活生生的生命。“我们食欲旺盛/谈笑风生”，显然，姚风并没有让自己置身事外，在悲悯的同时，也把批判指向自己。在另外一首广为人知的《老马》中，姚风进一步把人与物的天平，放到了一个更为平等的位置上：
我坐在县城嘈杂的小酒馆
望着你用尽力气低下头
把大车拉上斜坡
却用你不懂的语言说一声：
老马，进来喝一杯吧
—《老马》
比《火锅店》更进一步的是，《老马》把马被奴役的悲惨描绘得更令人同情，马（物）获得了我们某种情感上的认同。因此，在诗歌最后，诗人把同情上升到人与物之间的平等：“进来喝一杯”。但是，反讽也恰恰在此刻出现了，一种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的“人与物”的不平等，加重了结尾的悲剧性。马自然听不懂人的语言（人的语言何尝不是一种来自更高等动物的压迫），诗人自然也就无法使人与物处在平等的对话环境中。悲悯自然转化为了一种无奈和辛酸，这又反过来加重了诗人对马（物）的命运的叹惋，和读者对于生命的感知和反思。
对于“物”的亲近，一方面来自对生命尊重，一方面来自于诗人对内在“纯真”的追求。当一个人看清了现实的尔虞我诈，看惯了时代的喧闹和庸常，就更愿意进入到一个人与物、人与自然相和谐的世界。在《喜欢一头畜生》里，姚风写了一匹自由吃草的马，它“明亮的眼睛里没有掺杂一丝杂质”，这种无有思虑的纯粹，使得诗人产生了一种羡慕和柔情，“在我孤独的内心，在这易变的尘世/喜欢一头畜生/比喜欢一个人更加容易”。
除了追求人与物的平等，姚风还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像《赵四》《尹士存》《李文强》《库比多》《卢先福》等诗歌，闪烁着人性之光，诗人与他筆下的人物是平等的，没有居高临下，只是平缓地叙述中呈现出人物的悲伤喜乐。姚风写的虽然是个体的生命经历，却让人感到诗人是在对广阔的“人的生存”作出自己的考察，在不动声色中，表达了一种理解和同情。
在这其中，《李文强》一诗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诗歌中有一种时代的对比，“我”和同学在三里屯边喝酒边看街上性感的女子，我们放纵着自己的感官;而站在另一个时代（“改革开放”前）的语文老师李文强，却因为一个不曾证实的“猥亵罪”，被当成“流氓抓走了”，“他目光忧郁，面孔总是一片黑夜/有人骂他是流氓，向他吐唾沫/他也一言不发，像个哑巴/手拿一把锤子不停地敲打/后来，护城河发现李老师的尸体/已被河水泡得不再矮小”。在今昔比对中，诗人对李文强的死有一种深深的遗憾和悲哀，时代的过错，仿佛也成为了诗人内在的一个悲怆的伤口。因此，诗人对历史、时间或某种宏大的总体感总保持着一种警惕，这也常常在他的诗歌中以某种反讽和批判的锋芒呈现出来。
四
柔软和锋芒是一对有意思的词，它们总是以一种看似相互悖反、实则殊途同归的方式彼此依存。锋芒是因为内心有必须要守护的“柔软之地”;柔软是内心葆有着现世逻辑里难以生存的“珍视之物”，为了这一“珍视之物”，不惜以全部的“锋芒”来对抗现实的压力。从“内心最柔软的部位”生发的姚风的诗歌，在我看来具备着不可忽略的“锋芒”，这些锋芒至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历史和世界的介入和发言，这其中必然涉及到反思和批判;二是对自我的探寻、挖掘和展露，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式的内在观照，把自我的弱点放在强光下聚焦，摧毁所有的面具而让自己重新做一个“纯真”之人。但需要提及的是，这两者并非截然分离，外在的批判也是对自我的一种调整，而自我的审查也会在某些情景下转化为对现实的凝视。
《为大平煤矿死难矿工而写》一诗的批判性显而易见，但这种批判根植于姚风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底层苦难的感同身受。这首诗应该拆开来看，先是对事件的描述，生命在瞬间被毁灭，成为了冰冷的数字和物件：“一具尸体抬出来了/又一具尸体抬出来了/再抬出来的，还是一具尸体/乌黑，但坚硬，像劣质的煤块”;接下来是一种冷入骨髓的同情：“你们，即使在爆炸中/也没有感到温暖的你们/被送进了炉火熊熊的火葬场”，“温暖”看似褒词，但在这里反用，成了全诗的催化剂。一群矿工在没有阳光的地底下冰冷地活着，生活给予他们的煎熬和苦难谁曾在意过？谁温暖过他们？而反讽的是，在诗歌的结尾，在火葬场里转化为烟雾的他们，“被纳入了国家的供暖系统”，“温暖”了千家万户。对生命易逝的悲凉，对生命难言的苦难，姚风有一种不甘之叹。他结尾的反讽，何尝不是对现实的一种批判？人们总是习惯在灾难发生后去同情苦难中的个体，矿难（以及其他灾难）时不时地发生，仿佛只有发生了，我们才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苦的人，但这是不对的，一个更有温度的社会，应该是把对个体的关怀，纳入到每一个普通的日常当中。 在其它一些诗歌中，姚风的现实忧虑甚至跨越了国界，“世界就是一个现场/爆炸、抢劫、强奸、拐卖、凶杀……/每一分钟都在发生/监视、抓捕、拷打、审判、坐监……/无时不在进行//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嫌疑犯”（《绝句·49》），“轰炸机撕破晴朗的天空/身份模糊的民工被活活打死/只有病没有钱的人被医院抛在郊外/子弹把学校的孩子制成一具具尸体/苍蝇厌恶了一张张饥饿的脸庞。”（《一个人的世界》）从这些句子不难看出姚风的现实主义倾向，他的道义感和担当，早已超出了国界，而成为对世界文明的一种观照和反思，这其中，作为人的生存处境，是他关注的焦点。诸多的外在世界的苦难，甚至常常成为他自身苦难的一部分（“和众人一起/属于这无边的黑夜”《一个人的世界里》）。
当向外的锋芒乃至批判不能分担和消解现实的苦难时，一种内在的视点必将油然生发。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姚风诗歌中同样存在大量对自我探寻的诗作。孔子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改变外界是艰难的，但对自我的坚守，也是另一个向度的锋芒。
而我不是河流，不是大地
甚至千疮百孔的身体
不是一块海绵
在水中，我只是一头容易腐烂的动物
—《黄昏的雨》
姚風对自己有一种独到的清醒，就算在向内的观照中，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具备非凡能力的英雄。相反，他在更大限度上承认了自我的脆弱（“一头容易腐烂的动物”）， 努力保存着内心最后的纯真（“为了治愈那片天空/我渐渐代替了鸟儿的位置”《治愈》），并尝试平衡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平等关系（《大海真的不需要这些东西》）。
“我和你们一样，脸上也囤积着/越来越多的时间/只有心中的镜子越擦越亮/亮得一尘不染，/亮得只剩下一个物体”（《欢聚》）。在这里，“心中的镜子”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之外的“自我之地”，是一处可以反复“擦拭自我”，“重塑自我”的再生之地。在另一首诗中，他写道：“我要找到你/我在黑暗中穿过镜子/披了一身的破碎//我依然在镜中/拥有锋利的抽象与具象”（《镜中》），“镜子”就像是一个内在的“异世界”，现实的“黑暗”与“破碎”，只能在这里得以消解，并使诗人再次获得某种“锋利的抽象与具象”，某种对现实描述和发言的锋芒。就像他在《玻璃的内心》中写道的那样：“玻璃的内在/隐藏着锋芒和喊叫。”
五
姚风的悲悯、道德感、担当，以及某种历史的反省意识，还集中地体现在《福尔马林中的孩子》《植物人》《遗物》《默哀》《狗日的粮食》《南京》《景山》等作品中。而作为姚风标志式的幽默与反讽，则主要体现在《征服者》《诗人的午餐》《只有鲜花》《白夜》《狼来了》等作品中。在以往的研究中，姚风诗歌被视为一种“道德主义的，大丈夫的写作”（朵渔），一种时代“可能的重”（东荡子），以及一种“世界之诗、文明之诗”（沈浩波）。沈浩波的具体评价是这样的：他是汉语诗歌中不多见的，在“文明”这一类主题上发力甚深，写出过杰出的文明诗篇的诗人。他擅长写世界之诗、文明之诗，对文明的亲近与渴望，对反文明的质疑和抗拒，是其诗歌中重要的主题。更重要的是，他以一个当代中国人的内心去亲近世界的文明，内心常怀深刻的疼痛与悲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姚风是当代汉语诗人中很少有的，能够被称为“文明之子”的那一种诗人。
沈浩波从汉语诗歌的角度去考察姚风存在的意义，这是很有意思的。在本文的开篇，我们其实已经说到这个问题，姚风是一个“华语诗人”，他的影响并不应局限于国内，我们应该把他放置到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中去考察。他诗歌中的道义与担当、幽默与凝重、悲悯与反讽、理性与感性，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话题，他以个人之力，相当程度上推动着汉语诗歌参与世界文明的进程。他既关注着中国的问题，也关注着世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最终都归结到“人的生存处境之上”。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被裹挟在“全球化、碎片化、后现代、大数据”的现实之中，个体的脆弱和时代的荒诞，成为一个必须要正视的问题，而对此，姚风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说：“诗人作为个体面对现实甚至更为庞大的‘历史’是不应该窒息喉咙的。”又说，“时代呼唤着具有自觉意识的诗人，这样的诗人应该对自己的内心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只有吃得心苦，才能更真实地感受出人生和世界的复杂、荒谬、残酷和苦难，其生命才会获得重量和厚度，才不会仅仅在轻歌浅唱中把灵魂分解成一阵无谓的清风。”
说到底，姚风是有个追求的诗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甚至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鱼化石》中，他写道：“向着你泪水的海/多少人去了，带着一把汤匙//我也去了/去做一条鱼”，他的骨子里有诗人的浪漫、理想和追求。因此，他的诗歌中也不乏一种朝气，一种朝着自我的使命奔跑的勇气：“我们一起奔跑/在露水中奔跑，在果实中奔跑/我们跑得很快/在坠落之前，我们必须抵达”（《抵达》）。虽然有时候，在苍白的现实面前，所有的努力显得微不足道，但一种永不放弃，甚至自我献祭的精神，正在他的血液里涌动，使他成为一个内心柔软的、具有锋芒的，同时也是向着光的诗人：“经过无数次的训练/飞蛾/终于折断了翅膀/它无法再飞/拖着夜色/像蜗牛/朝着光缓缓爬去。”（《朝着光》）
栏目责编：朱铁军
许泽平，青年评论家、诗人。广东省作协会员，东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韩山师范学院诗歌创研中心理事。广东省小学生诗歌节评委。出版诗集《在时光与落日之间》《独脚站立的人》及评论专著《在时代的暗夜中穿行：80后诗歌考察》。曾获“2013东莞年度文学传媒大奖·诗歌奖”，入围第五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第二届“诗探索·中国诗歌发现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