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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想象，一个终日忙于填表、完成工作任务乃至剽窃的教授，有朝一日竟能成为学术大师。而没有学术大师，所谓国际一流大学又从何谈起
1月26日上午，温家宝总理与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10位代表会谈，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其间，温家宝关于大学的两段话被广为传播，一句是：“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另一句是：“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大学功利化”和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都指向同一个病根——大学行政化。而且不光光是此二者，大学行政化堪称如今大学一切问题的总病根。简言之，大学行政化有五宗罪。
其一，大学官场化。
一方面，大学主要领导来源行政化，校长的任命成为教育主管部门的垄断资源。校长与教育部门官员“交换”频频。我国大学校长的产生，基本上按照党政干部的方式来处理，直接由上级任命，其中“985工程”中的38所国内知名高校还要由中组部直接管理。而教育部的司局级官员直接下派到部属大学当校长更成为一种常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浙江大学校长杨卫等著名高校校长无不担任过教育部司长之职。
另一方面，对应“985工程”的启动，中国高校中开始有了一批副部级干部，现在有31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是副部级，还有专家建议说，要提高大学的地位，应更进一步提高校领导的级别至正部。
大学要自主，首先校长要自主。官员转行当校长也并非全然不可取，但是校长都由行政任命产生，来源单一，尤其缺乏由独立的遴选专家委员会公开选拔产生的渠道，势必助长大学的官本位。
其二，资源分配行政化。
这一方面表现在中央各部委掌握着向学校分配资源的权力，为此，大学不得不与地方一样“跑部钱进”，甚至用颁授博士等头衔去换取官员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学校内部，“官老爷”把持一切，在职称评定、课题申报等重要学术资源的分配中，各级领导都享有“特权”，行政领导往往挤占了有限的学术资源。这些领导掌握着权力，决定教师拿课题、评职称等各种事宜。九三学社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62.6％的受访者认为，本应在学术资源分配上发挥主要作用的学术委员会，只是装饰或者仅能对学校重大学术事务提供参考意见。
其三，评价机制一元化。
一位颇有名望的教育学者表示，这么多年来他虽然获得了社会舆论的掌声，但是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官方奖项。而如今的现状是，各种大课题和奖项多为政府所设，得到这些奖项，意味着你的学术地位受到认可；得不到这些奖项，意味着你被排斥在主流学术圈之外。如这位学者所言，政府奖励学术本是好事，但是仅以此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则不利于学术自主。
其四，教授人格矮化。
一位在美国留学多年的学者戏称自己为“表格教授”，因为在回国近五年的时间里，他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填表上——一级学科申报表、研究基地申报表、重点学科申报表、社会科学基金申报表、单位考核聘任表，等等。这也是行政化使然，因为有多少一级学科，多少研究基地，获得了多少社会科学基金，发表了多少论文，都是学校各级领导的政绩。正是在这样功利性的高压下，我们看到了教授剽窃等人格矮化的怪现状。难以想象，一个终日忙于填表和完成工作任务乃至剽窃的教授，有朝一日竟能成为学术大师。而没有学术大师，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又出何谈起。
其五，学生世故化。
不可想象一个官本位的、功利化的大学，能够培养出温总理所说的具有“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的学生。就像一位教授所批评的：“现在社会上说学生不正义、圆滑、没原则，只愿意自己过得舒服，这都是大学教会的，学生进门时候不这样，出去时候全会了。”本科生学会了行贿教师换学分，研究生忙于为“老板”做项目而无暇学业，有些学生团体几乎成为“官僚试驗田”或“微型名利场”。
事实上，1998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高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包括制定招生方案、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制定教学计划、开展科学研究等方面。只是十多年过去了，这些自主权基本上都没有得到落实。大学行政化毫无松动之态，反而在日益强化。
比如近年来由教育部门启动并严格施行的大学教学质量评估，屡屡爆出高校“造假”丑闻。而高校则一肚子委屈，有全国政协委员直指这种细致到大学课件、教案是否规范的评估“劳民伤财，鸡飞狗跳”，“把高校分为三六九等，制约竞争”。
随着政府财力的增长，行政力量对于大学的干预有了更多资源手段，加之市场化的助推，权力与经济结合，在教育领域形成了一个固化的既得利益群体。去行政化成为越来越难以破解的顽疾。
对于高等教育，世界上成熟的经验很多，比如决定资源分配的理事会治理结构、遴选校长的专家委员会制度等等。但是在去行政化之前，这一切都无从谈起。“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面对已故大家钱学森的痛心诘问，我们该如何回答?
1月26日上午，温家宝总理与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10位代表会谈，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其间，温家宝关于大学的两段话被广为传播，一句是：“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另一句是：“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大学功利化”和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都指向同一个病根——大学行政化。而且不光光是此二者，大学行政化堪称如今大学一切问题的总病根。简言之，大学行政化有五宗罪。
其一，大学官场化。
一方面，大学主要领导来源行政化，校长的任命成为教育主管部门的垄断资源。校长与教育部门官员“交换”频频。我国大学校长的产生，基本上按照党政干部的方式来处理，直接由上级任命，其中“985工程”中的38所国内知名高校还要由中组部直接管理。而教育部的司局级官员直接下派到部属大学当校长更成为一种常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浙江大学校长杨卫等著名高校校长无不担任过教育部司长之职。
另一方面，对应“985工程”的启动，中国高校中开始有了一批副部级干部，现在有31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是副部级，还有专家建议说，要提高大学的地位，应更进一步提高校领导的级别至正部。
大学要自主，首先校长要自主。官员转行当校长也并非全然不可取，但是校长都由行政任命产生，来源单一，尤其缺乏由独立的遴选专家委员会公开选拔产生的渠道，势必助长大学的官本位。
其二，资源分配行政化。
这一方面表现在中央各部委掌握着向学校分配资源的权力，为此，大学不得不与地方一样“跑部钱进”，甚至用颁授博士等头衔去换取官员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学校内部，“官老爷”把持一切，在职称评定、课题申报等重要学术资源的分配中，各级领导都享有“特权”，行政领导往往挤占了有限的学术资源。这些领导掌握着权力，决定教师拿课题、评职称等各种事宜。九三学社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62.6％的受访者认为，本应在学术资源分配上发挥主要作用的学术委员会，只是装饰或者仅能对学校重大学术事务提供参考意见。
其三，评价机制一元化。
一位颇有名望的教育学者表示，这么多年来他虽然获得了社会舆论的掌声，但是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官方奖项。而如今的现状是，各种大课题和奖项多为政府所设，得到这些奖项，意味着你的学术地位受到认可；得不到这些奖项，意味着你被排斥在主流学术圈之外。如这位学者所言，政府奖励学术本是好事，但是仅以此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则不利于学术自主。
其四，教授人格矮化。
一位在美国留学多年的学者戏称自己为“表格教授”，因为在回国近五年的时间里，他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填表上——一级学科申报表、研究基地申报表、重点学科申报表、社会科学基金申报表、单位考核聘任表，等等。这也是行政化使然，因为有多少一级学科，多少研究基地，获得了多少社会科学基金，发表了多少论文，都是学校各级领导的政绩。正是在这样功利性的高压下，我们看到了教授剽窃等人格矮化的怪现状。难以想象，一个终日忙于填表和完成工作任务乃至剽窃的教授，有朝一日竟能成为学术大师。而没有学术大师，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又出何谈起。
其五，学生世故化。
不可想象一个官本位的、功利化的大学，能够培养出温总理所说的具有“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的学生。就像一位教授所批评的：“现在社会上说学生不正义、圆滑、没原则，只愿意自己过得舒服，这都是大学教会的，学生进门时候不这样，出去时候全会了。”本科生学会了行贿教师换学分，研究生忙于为“老板”做项目而无暇学业，有些学生团体几乎成为“官僚试驗田”或“微型名利场”。
事实上，1998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高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包括制定招生方案、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制定教学计划、开展科学研究等方面。只是十多年过去了，这些自主权基本上都没有得到落实。大学行政化毫无松动之态，反而在日益强化。
比如近年来由教育部门启动并严格施行的大学教学质量评估，屡屡爆出高校“造假”丑闻。而高校则一肚子委屈，有全国政协委员直指这种细致到大学课件、教案是否规范的评估“劳民伤财，鸡飞狗跳”，“把高校分为三六九等，制约竞争”。
随着政府财力的增长，行政力量对于大学的干预有了更多资源手段，加之市场化的助推，权力与经济结合，在教育领域形成了一个固化的既得利益群体。去行政化成为越来越难以破解的顽疾。
对于高等教育，世界上成熟的经验很多，比如决定资源分配的理事会治理结构、遴选校长的专家委员会制度等等。但是在去行政化之前，这一切都无从谈起。“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面对已故大家钱学森的痛心诘问，我们该如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