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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繁荣与成就，不能满足人的精神和心灵渴求，消费狂热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只能给人片刻的欣喜，化解不了人心中对“没有意义”的焦虑及惶恐。
1861年9月，正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曾国藩副手胡林翼，一日在长江安庆沿岸巡视，见江中一艘西洋新式轮船逆流而上，飞快航行，中国船舶不能望其项背。看着看着，胡林翼忽然大喝一声，坠马吐血而亡。后人都说胡是担心西方势力过于强大，恐日后中国难以与之抗衡，忧愤交加而死。
又过了66年，1927年，“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北京颐和园投湖自杀。其遗书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有人说王先生是死于政治斗争、人事纠葛，或仅仅为清廷尽忠，同为大学者的陈寅恪的观点显然更为知心：“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依我浅见，这两个人物的死亡，是有着极深的精神联系的。湘军军师胡林翼，可以说是中国较早的一批体认西方国家物质强悍的人，英、法诸国的“船坚炮利”，令他深感惊恐，眼看只有土枪土炮的国人远非列强的对手，这片名曰“神州”的江山，日后怕是难逃“蛮夷”的蹂躏了。以胡的身份和敏锐，他怎能不感到焦灼与忧虑？我思忖，胡生前肯定与曾国藩讨论过国际形势的，曾后来成为洋务派的开山鼻祖，显非偶然。不过，那时的士大夫至少还可保有文化和道德上的自信与优越感，洋人无非枪远船快，物质上虽然强大，但究竟是茹毛饮血之族，文化和精神上粗鄙得很，所以我们只须“中体西用”便可。这种自信到了王国维那里，大概也维系了一些年，可越到后来，便越觉着不行了，王不仅是国学大师，对德国哲学特别是叔本华和尼采，王先生的造诣也深得很。他看到西方国家不单物质强盛、技术领先，文化、精神乃至法律、政治，人家也都远胜于中国。这种认识愈清晰，作为中国文化翘楚的王先生，便愈受煎熬，愈感屈辱，愈无地自容，最后只好投水。
当代国人的惶恐无着、焦虑与茫然，其实都可以从胡林翼和王国维那里找到始源。
过去160年间，中西文明数度碰撞，证明了胡林翼和王国维的忧愤与焦虑并非空穴风。经历了文化上的自我怀疑和放弃，曾经给许多人以热情的理想主义似乎正在远去，商业化的浪潮携带着消费至上的意识形态，正在冲刷人们的心灵。中国社会创造了经济奇迹，连续多年的CDP大幅增长，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但在物质繁荣的景象背后，虚无像一种毒气，侵袭到人们精神的各个层面——个人信仰、公民精神、私德与公德、怜悯之心等等，人们很难找到心灵的归宿，社会弥漫着浮躁和焦虑。
当前人类正处于计算机的时代，信息处理和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像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取代了物品生产的地位而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后现代时期的商品价值，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或市场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社会结构中作为文化功能的各种阐释。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声称：“这个世界的气氛不再是神圣的，而是绝对商品的领域，其实只是广告性的。在我们符号世界的中心，有一个广告恶神，一个恶作剧精灵。它合并了商品及其被摄制时候的滑稽动作。”
在全球化的商业语境中，先哲和文化大师的传奇已让位于消费者的无边奢望，生活的社会功能在于“奢侈的、无益的、无度的消费”。当这一切成为共识并形成了意识形态以后，消费中的惊人奢靡就成为日常生活的合理景观，炫耀性消费成为富人建立身份表述，获取文化认同的路径。而富人的消费与生活方式，对大众社会的影响与冲击显然不可小视。受广告的诱惑和富人榜样的引领，现在城市里最牵动人心的，总是当下什么商品最时髦，什么样的颜色是流行色，什么车型最豪华，哪座楼盘又要开盘了，等等。其实，许多情况下，这种“身份寻找”与“身份认同”，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因为，我们稍加思索就可以轻易识破，所谓“名牌”，所谓“时尚”，所谓“贵族品位”，不过是商家的经营策略和某类技术附加值的混合物，不过只是仅有短暂标志意义的一些普通商品。可在铺天盖地的广告轰炸下，这些名词便像幽灵一样附着于商品之上，散发出身份标识与象征的魅力诱惑着各色人等。被纷至沓来的信息炸晕了的消费者，争先恐后地在一种迷醉状态中去追求这些东西。
全球化进程以及消费主义的兴盛，尤其是物欲的极度膨胀，将所有人都裹胁进了一个“无意义”的时代。消费模糊了精神和物质的界限，也模糊了存在和欲望的界限。消费活动不再是一种人性的、有意义的活动，而成为一种被异化了的活动。而且以自我满足为特征的消费文化，由于其本身的虚幻性，只能导致人们生存意义的迷失，导致一种不安全感的产生，从而瓦解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令芸芸众生无所逃避，陷入“无未来无价值”的焦虑之中。
幸好，在这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年代里，仍有一些不愿随波逐流的人肩负起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使命。中国社会100多年的现代化历程，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教训，供我们思考。一位全国政协委员说，我们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文化去寻找出路，世界上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可以让我们照搬，西方的经验已证明，国家的角色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我国不可能单靠私有产权的确立来建设一个乌托邦市场。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应尽快建立健全有效的法制，防止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要保证民众对重大事务的参与、监督权利，这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
这位先生的思索和言论表明，中国的有志有识之士还在继续追问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命题——“中国往何处去？”，他们不想在当年王国维先生驻足的地方停下脚步。寻找到了一条可以踏踏实实放心前行的现代化道路，也就寻找到可以让心灵安歇的精神故乡。
1861年9月，正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曾国藩副手胡林翼，一日在长江安庆沿岸巡视，见江中一艘西洋新式轮船逆流而上，飞快航行，中国船舶不能望其项背。看着看着，胡林翼忽然大喝一声，坠马吐血而亡。后人都说胡是担心西方势力过于强大，恐日后中国难以与之抗衡，忧愤交加而死。
又过了66年，1927年，“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北京颐和园投湖自杀。其遗书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有人说王先生是死于政治斗争、人事纠葛，或仅仅为清廷尽忠，同为大学者的陈寅恪的观点显然更为知心：“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依我浅见，这两个人物的死亡，是有着极深的精神联系的。湘军军师胡林翼，可以说是中国较早的一批体认西方国家物质强悍的人，英、法诸国的“船坚炮利”，令他深感惊恐，眼看只有土枪土炮的国人远非列强的对手，这片名曰“神州”的江山，日后怕是难逃“蛮夷”的蹂躏了。以胡的身份和敏锐，他怎能不感到焦灼与忧虑？我思忖，胡生前肯定与曾国藩讨论过国际形势的，曾后来成为洋务派的开山鼻祖，显非偶然。不过，那时的士大夫至少还可保有文化和道德上的自信与优越感，洋人无非枪远船快，物质上虽然强大，但究竟是茹毛饮血之族，文化和精神上粗鄙得很，所以我们只须“中体西用”便可。这种自信到了王国维那里，大概也维系了一些年，可越到后来，便越觉着不行了，王不仅是国学大师，对德国哲学特别是叔本华和尼采，王先生的造诣也深得很。他看到西方国家不单物质强盛、技术领先，文化、精神乃至法律、政治，人家也都远胜于中国。这种认识愈清晰，作为中国文化翘楚的王先生，便愈受煎熬，愈感屈辱，愈无地自容，最后只好投水。
当代国人的惶恐无着、焦虑与茫然，其实都可以从胡林翼和王国维那里找到始源。
过去160年间，中西文明数度碰撞，证明了胡林翼和王国维的忧愤与焦虑并非空穴风。经历了文化上的自我怀疑和放弃，曾经给许多人以热情的理想主义似乎正在远去，商业化的浪潮携带着消费至上的意识形态，正在冲刷人们的心灵。中国社会创造了经济奇迹，连续多年的CDP大幅增长，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但在物质繁荣的景象背后，虚无像一种毒气，侵袭到人们精神的各个层面——个人信仰、公民精神、私德与公德、怜悯之心等等，人们很难找到心灵的归宿，社会弥漫着浮躁和焦虑。
当前人类正处于计算机的时代，信息处理和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像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取代了物品生产的地位而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后现代时期的商品价值，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或市场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社会结构中作为文化功能的各种阐释。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声称：“这个世界的气氛不再是神圣的，而是绝对商品的领域，其实只是广告性的。在我们符号世界的中心，有一个广告恶神，一个恶作剧精灵。它合并了商品及其被摄制时候的滑稽动作。”
在全球化的商业语境中，先哲和文化大师的传奇已让位于消费者的无边奢望，生活的社会功能在于“奢侈的、无益的、无度的消费”。当这一切成为共识并形成了意识形态以后，消费中的惊人奢靡就成为日常生活的合理景观，炫耀性消费成为富人建立身份表述，获取文化认同的路径。而富人的消费与生活方式，对大众社会的影响与冲击显然不可小视。受广告的诱惑和富人榜样的引领，现在城市里最牵动人心的，总是当下什么商品最时髦，什么样的颜色是流行色，什么车型最豪华，哪座楼盘又要开盘了，等等。其实，许多情况下，这种“身份寻找”与“身份认同”，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因为，我们稍加思索就可以轻易识破，所谓“名牌”，所谓“时尚”，所谓“贵族品位”，不过是商家的经营策略和某类技术附加值的混合物，不过只是仅有短暂标志意义的一些普通商品。可在铺天盖地的广告轰炸下，这些名词便像幽灵一样附着于商品之上，散发出身份标识与象征的魅力诱惑着各色人等。被纷至沓来的信息炸晕了的消费者，争先恐后地在一种迷醉状态中去追求这些东西。
全球化进程以及消费主义的兴盛，尤其是物欲的极度膨胀，将所有人都裹胁进了一个“无意义”的时代。消费模糊了精神和物质的界限，也模糊了存在和欲望的界限。消费活动不再是一种人性的、有意义的活动，而成为一种被异化了的活动。而且以自我满足为特征的消费文化，由于其本身的虚幻性，只能导致人们生存意义的迷失，导致一种不安全感的产生，从而瓦解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令芸芸众生无所逃避，陷入“无未来无价值”的焦虑之中。
幸好，在这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年代里，仍有一些不愿随波逐流的人肩负起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使命。中国社会100多年的现代化历程，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教训，供我们思考。一位全国政协委员说，我们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文化去寻找出路，世界上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可以让我们照搬，西方的经验已证明，国家的角色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我国不可能单靠私有产权的确立来建设一个乌托邦市场。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应尽快建立健全有效的法制，防止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要保证民众对重大事务的参与、监督权利，这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
这位先生的思索和言论表明，中国的有志有识之士还在继续追问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命题——“中国往何处去？”，他们不想在当年王国维先生驻足的地方停下脚步。寻找到了一条可以踏踏实实放心前行的现代化道路，也就寻找到可以让心灵安歇的精神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