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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31日，时任交通部副部长陈德清和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匆匆走进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办公室，李先念和另一位副总理谷牧正等着他们。
袁庚向他们报告了招商局的现状，建议把香港的资金、技术和内地的土地、劳动力结合起来建立一个工业区。“袁庚说，能不能在深圳的西部给他一块地方，让他大体参照香港管理企业的一些办法。”谷牧晚年时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场谈话的内容。“李先念问我：‘谷牧你说怎么办？’我说：‘只要你能够批准，原则同意，具体的事，由我去办。’他说：‘那我现在就批！’”
两天之后，邓小平在访美期间与基辛格会面时，描绘了一个现代化中国的远景，他还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做对。”
时间回到1978年初，河山待整，任务艰巨，中央决定向西方国家派出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让分管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时任副总理谷牧带队。谷牧在回忆录中写道：“出发之前，小平同志专门找我谈话，要我们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
这次出访，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谷牧本以为会谈对象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但所到国家，同他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级的人物。见到法国总理巴尔，谷牧按事先做的准备想跟他谈政治。巴尔却说：“这些问题您同总统会见时再讨论，我们今天主要谈经济，1977年法中贸易额为什么下降，这同两国的友好关系不相称啊！”结果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见谷牧，一上来还是说对经济有兴趣，“法国的哪些东西是中国需要的？”“法中两国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
谷牧到联邦德国访问巴伐利亚州时，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这些谈话让谷牧认识到，西欧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中国拉关系，做生意。
经过这次考察，他和代表团成员达成一些共识：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办法，我国也可以采用。比如买方信贷、卖方信贷和补偿贸易，总之，“今天先拿货，明后天再给钱”。这些办法可以缓解我国支付能力的困难，要多吸收外国投资或进行中外合作生产。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决策。国务院于1979年2月组建进出口工作领导小组，责成谷牧全权负责。1979年7月，全國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两委”要办的事主要是：首先，创办经济特区;其次，发展对外贸易;第三，利用外资;第四，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第五，制定条例和规则。这些工作都是开拓性的，可见“两委”实际上是党中央、国务院开创对外开放局面的战略参谋部。“两委”的主任，都由谷牧担任。
“为什么选中谷牧带队出访？为什么选他做‘两委’的主任？为什么邓小平能认可他作为改革开放的操盘手？”记者问。
“这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谷牧次子刘会远说，“首先，‘文革’时期，父亲属于尊重常识、坚守常识的一批干部，在很多人狂热的时刻，他尽量保持清醒。其次，父亲跟随毛泽东、周恩来奋斗多年，有一种国家战略的眼光。而且，因为一些工作经历，邓小平和父亲有了一定的默契。”
1965年，邓小平时任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谷牧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当时，随着三线建设的展开，国营施工队伍实行战略大转移，近100万人从沿海调到内地，从城市调到山区。工人离开了家乡，后方家属的生活安排、子女的学习教育出了问题，使得一线工人有了思想波动。谷牧想：“三线建设是长期任务，在特定情况下是否可参照铁道兵、工程兵的办法，实行工役制，搞一支新型的施工队伍。”他将这一意见报告邓小平。邓小平很赞同，并进一步提出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1966年，基建工程兵正式成立，共49万人，在大三线建设时期，他们在冶金、煤炭、水电、交通、石化等行业承担了艰巨的任务。
“再一个，山东根据地的干部在抗战时期有做好经济工作的基础，他们取得的成果也是大家公认的。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刘会远说。
1944年，谷牧被调任滨海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这是他第一次主持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作为地委书记，他在滨海开始摸索财政经济问题。1943年春，著名的根据地银行北海银行迁到滨海。滨海利用土特产、食盐和掌握的黄金，努力提高北海银行抗币的信用，并以抗币兑换法币或伪币，到敌占区购买急需的物资，极大地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生活。
在滨海，谷牧还主抓了非常罕见的“对外贸易”工作，使滨海日照县的岚山渔港成为八路军控制的对外窗口。
除滨海外，青岛等地在经济方面也做出了特色。谷牧晚年回忆：“据初步估计，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上缴黄金约10万两之多。山东根据地经济工作的经验，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我们几位经过山东根据地锻炼的经济战线的领导干部，后来都为改革开放事业贡献了力量。”
“艰难地推进”，谷牧曾这样回忆一段时期的改革工作。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后，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走私贩私等违法行为也率先在这两省发生了。这些违法行为使原本就对“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存在不同看法的声音又多了起来。有人开始对改革开放画问号。有人把经济特区说成给外国资本家搞资本主义的“飞地”。
1982年初，“两委”撤销，5月，特区工作组设立。谷牧同工作组同志第一次会面，就坦率地说：“对办特区的认识不是那么统一，议论很多，很敏感，我是准备让人家‘火烧赵家楼’的。你们谁要有顾虑，及时提出，可以另行分配。我不勉强你们哪一个。不过，不论出什么问题，板子也不会打到你们身上，只算我一个人的账。”最后，谷牧跟两省同志达成共识，对于非议，“不争辩、不解释，继续埋头苦干。直到干出成绩，他们懂得了，他们支持我们了，那就好了”。
1984年1月22日至2月16日，邓小平前往深圳、珠海、厦门等地视察后，写下了“珠海经济特区好”“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些”三段题词。邓小平还从改革开放全局出发，提出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党中央将贯彻实施这个构想的任务交给了谷牧，并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
谷牧在1984年4月6日的日记里记录了邓小平亲自与会的情况：“下午3时半，小平同志到，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特区队伍扩大了。我说大家都拥护你的指示，他说大家统一了认识就好。到怀仁堂后面照相时，大家鼓掌欢迎他。他说，这里虽无五湖，但有四海，特区能否办好，看来关键还是在人，在于有没有一批明白人，在于有没有一批有闯劲的人。最后，他拱拱手向大家告别说，祝你们成功！”此后大半年是谷牧一生中最忙的时段之一。他在特区工作联合办公会的基础上，组建起由15个部门参加的联合办公会议，一一审批14个城市的开放方案。在他晚年写作的回忆录里，还有这样一段话：“从1978年到1988年，我分管对外开放的10个年头里，前前后后主持起草、组织讨论、审查修改、报请批准，共发出了16个文件。其中，中央文件7个，国务院文件9个。我的职责是把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关于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组织实施，贯彻落实。”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谷牧曾用宋代改革家王安石的话给汕头题字，以“奇崛”与“艰辛”寓意开放之路的曲折。这也是他和邓小平等人一起走过的路。
（摘自《谷牧，开放前线总指挥》）
袁庚向他们报告了招商局的现状，建议把香港的资金、技术和内地的土地、劳动力结合起来建立一个工业区。“袁庚说，能不能在深圳的西部给他一块地方，让他大体参照香港管理企业的一些办法。”谷牧晚年时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场谈话的内容。“李先念问我：‘谷牧你说怎么办？’我说：‘只要你能够批准，原则同意，具体的事，由我去办。’他说：‘那我现在就批！’”
两天之后，邓小平在访美期间与基辛格会面时，描绘了一个现代化中国的远景，他还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做对。”
“50亿美元怎么样，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
时间回到1978年初，河山待整，任务艰巨，中央决定向西方国家派出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让分管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时任副总理谷牧带队。谷牧在回忆录中写道：“出发之前，小平同志专门找我谈话，要我们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
这次出访，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谷牧本以为会谈对象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但所到国家，同他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级的人物。见到法国总理巴尔，谷牧按事先做的准备想跟他谈政治。巴尔却说：“这些问题您同总统会见时再讨论，我们今天主要谈经济，1977年法中贸易额为什么下降，这同两国的友好关系不相称啊！”结果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见谷牧，一上来还是说对经济有兴趣，“法国的哪些东西是中国需要的？”“法中两国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
谷牧到联邦德国访问巴伐利亚州时，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这些谈话让谷牧认识到，西欧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中国拉关系，做生意。
经过这次考察，他和代表团成员达成一些共识：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办法，我国也可以采用。比如买方信贷、卖方信贷和补偿贸易，总之，“今天先拿货，明后天再给钱”。这些办法可以缓解我国支付能力的困难，要多吸收外国投资或进行中外合作生产。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决策。国务院于1979年2月组建进出口工作领导小组，责成谷牧全权负责。1979年7月，全國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两委”要办的事主要是：首先，创办经济特区;其次，发展对外贸易;第三，利用外资;第四，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第五，制定条例和规则。这些工作都是开拓性的，可见“两委”实际上是党中央、国务院开创对外开放局面的战略参谋部。“两委”的主任，都由谷牧担任。
抗战时期就搞过“对外贸易”
“为什么选中谷牧带队出访？为什么选他做‘两委’的主任？为什么邓小平能认可他作为改革开放的操盘手？”记者问。
“这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谷牧次子刘会远说，“首先，‘文革’时期，父亲属于尊重常识、坚守常识的一批干部，在很多人狂热的时刻，他尽量保持清醒。其次，父亲跟随毛泽东、周恩来奋斗多年，有一种国家战略的眼光。而且，因为一些工作经历，邓小平和父亲有了一定的默契。”
1965年，邓小平时任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谷牧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当时，随着三线建设的展开，国营施工队伍实行战略大转移，近100万人从沿海调到内地，从城市调到山区。工人离开了家乡，后方家属的生活安排、子女的学习教育出了问题，使得一线工人有了思想波动。谷牧想：“三线建设是长期任务，在特定情况下是否可参照铁道兵、工程兵的办法，实行工役制，搞一支新型的施工队伍。”他将这一意见报告邓小平。邓小平很赞同，并进一步提出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1966年，基建工程兵正式成立，共49万人，在大三线建设时期，他们在冶金、煤炭、水电、交通、石化等行业承担了艰巨的任务。
“再一个，山东根据地的干部在抗战时期有做好经济工作的基础，他们取得的成果也是大家公认的。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刘会远说。
1944年，谷牧被调任滨海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这是他第一次主持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作为地委书记，他在滨海开始摸索财政经济问题。1943年春，著名的根据地银行北海银行迁到滨海。滨海利用土特产、食盐和掌握的黄金，努力提高北海银行抗币的信用，并以抗币兑换法币或伪币，到敌占区购买急需的物资，极大地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生活。
在滨海，谷牧还主抓了非常罕见的“对外贸易”工作，使滨海日照县的岚山渔港成为八路军控制的对外窗口。
除滨海外，青岛等地在经济方面也做出了特色。谷牧晚年回忆：“据初步估计，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上缴黄金约10万两之多。山东根据地经济工作的经验，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我们几位经过山东根据地锻炼的经济战线的领导干部，后来都为改革开放事业贡献了力量。”
“特区能否办好，看来关键还是在人”
“艰难地推进”，谷牧曾这样回忆一段时期的改革工作。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后，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走私贩私等违法行为也率先在这两省发生了。这些违法行为使原本就对“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存在不同看法的声音又多了起来。有人开始对改革开放画问号。有人把经济特区说成给外国资本家搞资本主义的“飞地”。
1982年初，“两委”撤销，5月，特区工作组设立。谷牧同工作组同志第一次会面，就坦率地说：“对办特区的认识不是那么统一，议论很多，很敏感，我是准备让人家‘火烧赵家楼’的。你们谁要有顾虑，及时提出，可以另行分配。我不勉强你们哪一个。不过，不论出什么问题，板子也不会打到你们身上，只算我一个人的账。”最后，谷牧跟两省同志达成共识，对于非议，“不争辩、不解释，继续埋头苦干。直到干出成绩，他们懂得了，他们支持我们了，那就好了”。
1984年1月22日至2月16日，邓小平前往深圳、珠海、厦门等地视察后，写下了“珠海经济特区好”“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些”三段题词。邓小平还从改革开放全局出发，提出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党中央将贯彻实施这个构想的任务交给了谷牧，并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
谷牧在1984年4月6日的日记里记录了邓小平亲自与会的情况：“下午3时半，小平同志到，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特区队伍扩大了。我说大家都拥护你的指示，他说大家统一了认识就好。到怀仁堂后面照相时，大家鼓掌欢迎他。他说，这里虽无五湖，但有四海，特区能否办好，看来关键还是在人，在于有没有一批明白人，在于有没有一批有闯劲的人。最后，他拱拱手向大家告别说，祝你们成功！”此后大半年是谷牧一生中最忙的时段之一。他在特区工作联合办公会的基础上，组建起由15个部门参加的联合办公会议，一一审批14个城市的开放方案。在他晚年写作的回忆录里，还有这样一段话：“从1978年到1988年，我分管对外开放的10个年头里，前前后后主持起草、组织讨论、审查修改、报请批准，共发出了16个文件。其中，中央文件7个，国务院文件9个。我的职责是把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关于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组织实施，贯彻落实。”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谷牧曾用宋代改革家王安石的话给汕头题字，以“奇崛”与“艰辛”寓意开放之路的曲折。这也是他和邓小平等人一起走过的路。
（摘自《谷牧，开放前线总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