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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非常注重对战争各局部之间的协调，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样说过：“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者关照得不好。”“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的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
按照解放战争5个战略阶段而分：过渡阶段、战略防御阶段、战略进攻阶段、战略决战阶段、战略追击阶段。在各个阶段的转换节点，我军决策层总能及时提出符合战争实际情况的战略决策，使得战略阶段的转换张弛有度，收放自如。上述这些战略决策，往往会成为区别不同战略阶段的重要标志。
1947年5月，解放战争仍然处于战略防御阶段。以对战略形势的深刻认识为前提，中共中央于5月4日致电刘邓、陈谢、陈粟，并告彭习，果断做出晋冀鲁豫野战军兵分两路，出击外线，策应两翼的战略决策。6月30日，刘邓大军夜渡黄河，以此为起点，整个解放战争的攻防形势迅速实现大逆转，战争随之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当此之时，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仍在继续，其总兵力仍然多于我军。因此，此次战略阶段的转换极为快捷、极为迅速，也极为突然，常给后人以兔起鹘落、目不暇接之感。此次对战略进攻时机的选择，是“毛泽东在军事战略上的一大创造”。
战略进攻满一年之后，全国战略形势已经变得对我军很有利了，不过在总兵力对比上国民党军仍然占据优势。当此之际，中共中央再次开始全力推动战略阶段转变。1948年9月，中共中央九月会议及时提出“两关论”，并紧盯济南推动战争进程，从而拉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紧接着，毛泽东又将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的矛头引向锦州，轰轰烈烈的大决战正式拉开帷幕。如此快节奏的阶段转换，令国民党方面措手不及。此前约1个月，国民党也举行了军事检讨会议，但却未能做出任何重大决策，未能对各个战场做出任何实质性指导。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后，我军一日强过一日，战略主动权稳操在手，攻城打援无往不利。为了“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运筹帷幄，实现了济南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之间的高效衔接。《震撼世界的大决战》指出：“这三大战略性战役之间，三大战役与同期所进行的其他战役之间，都是互相联系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的当日，粟裕即向中央军委提议发起淮海战役。当然，此时的淮海战役还是“小淮海”。11月2日，辽沈战役中我军获得完胜，全国战局继续发生有利于我军的重大变化。但从谨慎的角度考虑，国民党军仍有扭转局势之可能。至于这种可能能否成为现实，一来取决于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之间的衔接是否紧密，二来取决于淮海战役的规模与战略决战的形势是否匹配。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领导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辽沈战役结束仅仅4天之后，即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并迅速发展成为南线战场的战略决战。得益于紧密的战役衔接，我军在淮海战役开始阶段即占得先机，国民党军扭转局势之可能随即化为乌有。
11月16日4时和17日22时，中央军委两次致电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提议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此时东北野战军刚刚完成辽沈战役，急需进行休整，因此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对提前入关存有疑虑。是遵循常规，继续休整？还是克服困难，提前入关争取战机？在这两种选择面前，中央军委选择了后者。11月18日，中央军委果断下达了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的命令。此后东北野战军克服重重困难，迅速入关，这才有了平津战役的辉煌战果。
从辽沈战役到淮海战役，时间仅仅相隔4天，可谓微间隔式衔接。除时间紧凑外，我军决策层还根据战略形势的巨大变化，实现了淮海战役规模的跃变。因此，辽沈、淮海两次战役的衔接不单单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规模上。淮海战役尚未结束，中共中央又提前发起平津战役，此可谓重叠式衔接。平津战役期间，中共中央又从抑留华北国民党军角度考虑，主动延缓淮海战役进程，实现了战役重叠时间的延长，进一步将形势掌控于股掌之中。纵观三大战役的衔接过程，从微间隔式衔接到重叠式衔接，间隔越来越小，速度越来越快，效率越来越高，完全符合当时急剧发展的战略形势。
解放战争中，国共对峙格局十分特殊，双方的军事力量被彼此分割、牵制于东北、华北、陕北、中原、山东等多个相对独立的战场，形成若干个相对独立的战略集团，任何一方都无法拥有连续的战线，也无法实现自身力量的自由调动。
在这种战略格局下，力量协同的难度遽然增大，重要性也被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谁能凭借更高明的军事斗争艺术实现战略力量的有效协同，谁就将在战场上获得极大优势。抗战甫一结束，双方在这一领域的激烈较量即告展开，最终解放军完胜。
阶段转换张弛有度
按照解放战争5个战略阶段而分：过渡阶段、战略防御阶段、战略进攻阶段、战略决战阶段、战略追击阶段。在各个阶段的转换节点，我军决策层总能及时提出符合战争实际情况的战略决策，使得战略阶段的转换张弛有度，收放自如。上述这些战略决策，往往会成为区别不同战略阶段的重要标志。
1947年5月，解放战争仍然处于战略防御阶段。以对战略形势的深刻认识为前提，中共中央于5月4日致电刘邓、陈谢、陈粟，并告彭习，果断做出晋冀鲁豫野战军兵分两路，出击外线，策应两翼的战略决策。6月30日，刘邓大军夜渡黄河，以此为起点，整个解放战争的攻防形势迅速实现大逆转，战争随之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当此之时，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仍在继续，其总兵力仍然多于我军。因此，此次战略阶段的转换极为快捷、极为迅速，也极为突然，常给后人以兔起鹘落、目不暇接之感。此次对战略进攻时机的选择，是“毛泽东在军事战略上的一大创造”。
战略进攻满一年之后，全国战略形势已经变得对我军很有利了，不过在总兵力对比上国民党军仍然占据优势。当此之际，中共中央再次开始全力推动战略阶段转变。1948年9月，中共中央九月会议及时提出“两关论”，并紧盯济南推动战争进程，从而拉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紧接着，毛泽东又将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的矛头引向锦州，轰轰烈烈的大决战正式拉开帷幕。如此快节奏的阶段转换，令国民党方面措手不及。此前约1个月，国民党也举行了军事检讨会议，但却未能做出任何重大决策，未能对各个战场做出任何实质性指导。
战役衔接天衣无缝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后，我军一日强过一日，战略主动权稳操在手，攻城打援无往不利。为了“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运筹帷幄，实现了济南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之间的高效衔接。《震撼世界的大决战》指出：“这三大战略性战役之间，三大战役与同期所进行的其他战役之间，都是互相联系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的当日，粟裕即向中央军委提议发起淮海战役。当然，此时的淮海战役还是“小淮海”。11月2日，辽沈战役中我军获得完胜，全国战局继续发生有利于我军的重大变化。但从谨慎的角度考虑，国民党军仍有扭转局势之可能。至于这种可能能否成为现实，一来取决于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之间的衔接是否紧密，二来取决于淮海战役的规模与战略决战的形势是否匹配。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领导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辽沈战役结束仅仅4天之后，即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并迅速发展成为南线战场的战略决战。得益于紧密的战役衔接，我军在淮海战役开始阶段即占得先机，国民党军扭转局势之可能随即化为乌有。
11月16日4时和17日22时，中央军委两次致电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提议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此时东北野战军刚刚完成辽沈战役，急需进行休整，因此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对提前入关存有疑虑。是遵循常规，继续休整？还是克服困难，提前入关争取战机？在这两种选择面前，中央军委选择了后者。11月18日，中央军委果断下达了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的命令。此后东北野战军克服重重困难，迅速入关，这才有了平津战役的辉煌战果。
从辽沈战役到淮海战役，时间仅仅相隔4天，可谓微间隔式衔接。除时间紧凑外，我军决策层还根据战略形势的巨大变化，实现了淮海战役规模的跃变。因此，辽沈、淮海两次战役的衔接不单单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规模上。淮海战役尚未结束，中共中央又提前发起平津战役，此可谓重叠式衔接。平津战役期间，中共中央又从抑留华北国民党军角度考虑，主动延缓淮海战役进程，实现了战役重叠时间的延长，进一步将形势掌控于股掌之中。纵观三大战役的衔接过程，从微间隔式衔接到重叠式衔接，间隔越来越小，速度越来越快，效率越来越高，完全符合当时急剧发展的战略形势。
力量協同宛如一体
解放战争中，国共对峙格局十分特殊，双方的军事力量被彼此分割、牵制于东北、华北、陕北、中原、山东等多个相对独立的战场，形成若干个相对独立的战略集团，任何一方都无法拥有连续的战线，也无法实现自身力量的自由调动。
在这种战略格局下，力量协同的难度遽然增大，重要性也被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谁能凭借更高明的军事斗争艺术实现战略力量的有效协同，谁就将在战场上获得极大优势。抗战甫一结束，双方在这一领域的激烈较量即告展开，最终解放军完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