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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铁流》是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1863～1949)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一支游击队在同白军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成长的故事。中文译者是著名的翻译家曹靖华。
1930年上半年，鲁迅应上海神州国光社的约请，编一套十种新俄文艺作品丛书。《铁流》为其中一种，先生约远在苏联的曹靖华翻译。第二年，随着国民党当局对左翼作家的压迫日益严苛，出版社因害怕而毁约，未交译稿的不再出版。《铁流》还未出世，就先天地受到迫害。
曹靖华1931年的五一节才将《铁流》译完，随后陆续寄回。当时的中国文网罗织，大上海竟没有一个书店敢于承印。鲁迅毅然从拮据的生活中出资，用三闲书屋的名义出版。他在《编校后记》中说：“在这样的岩石似的重压之下，我们就只得宛委曲折，但还是使她在读者眼前开出了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1931年11月，《铁流》一出版就立遭严禁。初版的一千册书，鲁迅通过内山书店，从柜台下一点一滴地“渗透”到读者中间。
《铁流》初版本有鲁迅的《编校后记》，还有瞿秋白(署名史铁儿)翻译的长篇序言，而且印刷精美绝伦。著名作家、学者、藏书家唐弢先生称赞它“开本阔长，天地宽大，一律毛边横排，于精致中显出雄厚气派”(《三闲书屋》)。当时印数就很少，七十多年之后，今天已是罕见极品。
我珍藏的《铁流》是曹老的签名题赠本。
和曹老联系始于1972年。“文革”中允许读的书只有毛泽东和鲁迅的著作。喜欢读鲁迅杂文，一个只能藏于心底而不能言说的原因，是觉得当时目击身经的现实与先生当年抨击嘲讽的黑暗和卑劣何其相似，确有感同身受的况味。一旦遇到不甚清楚的故实，就写信向几位与鲁迅过从甚密或对鲁迅深有研究的老人讨教。曹靖华先生是其中的一位。
1974年冬我到北京出差，专程去东安门北街曹老的寓所拜访。这天他不在家，我写了个短短的留言。第二天下午，在我住的北京师大招待所，意外地收到他的信。信中说：“今赴校就医，你来未遇，怅甚!我在家养病，一般不出门。为免万一计，最好来前或先一日电553781，最为可靠。余面叙。”我当即拨通了电话，与曹老约定了时间，这就有了后来的两次拜访。
小院平房，幽静安谧。(两三年之后，房屋拆迁，曹老就搬到高楼了。)当时曹老的生活比较闲散，聊一个上午也没有别人来打扰。虽说是闲聊，但主要话题还是鲁迅。
老人两去苏联。第一次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旁听过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曹老说，这时不能说认识。1925年，他在开封协助俄国人王希礼翻译《阿Q正传》，才开始与鲁迅通信，后又参加未名社，与鲁迅逐渐熟识。1927年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他又去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等校任教，同时向国内读者介绍苏联文学，向俄语世界传播鲁迅作品，并为鲁迅搜集书刊和版画。曹老在他的散文集《花》中有不少篇章追忆了这个时期的生活。
读鲁迅的《且介亭杂文》，书中的《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印象深刻。这是因为鲁迅用的是文言，而且是骈散兼行的文字，这种写法在《鲁迅全集》中很为少见；也因为文末的署名，“会稽后学鲁迅谨撰”，这样的署名足见鲁迅对曹先生的敬重。曹先生，即曹靖华的父亲曹植甫。曹老告诉我，他父亲一直在家乡卢氏山区教书，广受学生爱戴。1934年，学生们发起为健在的植甫先生立教泽碑。曹靖华请鲁迅撰写碑文，鲁迅慨然允诺。碑文中鲁迅赞扬了曹植甫先生“躬居山曲，设校授徒，专心一志，启迪后进”的业绩。
说起鲁迅这些事情，曹老总是一往情深。鲁迅对他的关怀和信任、他与鲁迅的深厚情谊，从鲁迅致曹靖华的大量书信中也可得到印证。曹老说，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当天，他在北平看到报上登载的消息，第二天却收到鲁迅的信，因而怀疑报上的消息是谣言。但接着从多个渠道证实了鲁迅的死讯。信是先生生前发出的，邮路迟缓，待曹靖华收到时，先生已走向另一世界。说到这里，曹老回想近四十年前乍闻噩耗的情景，仍然感慨不已。
曹老是我的老乡，与他谈话绝对没有语言交流的隔阂。乡音难改，他十几岁就离开五里川老家，又在国外生活多年，豫西口音却始终没变。
闲聊中我们说到《铁流》。曹老说，“文革”开始，《铁流》也曾被禁，去年九月竟然新印了一版。临别时，他取出一本新版的《铁流》惠赠。老人用毛笔在书的扉页题字，然后钤上名章。名章是一方篆书的阳文小印，曹老告诉我：“这是闻一多先生刻的。”
1930年上半年，鲁迅应上海神州国光社的约请，编一套十种新俄文艺作品丛书。《铁流》为其中一种，先生约远在苏联的曹靖华翻译。第二年，随着国民党当局对左翼作家的压迫日益严苛，出版社因害怕而毁约，未交译稿的不再出版。《铁流》还未出世，就先天地受到迫害。
曹靖华1931年的五一节才将《铁流》译完，随后陆续寄回。当时的中国文网罗织，大上海竟没有一个书店敢于承印。鲁迅毅然从拮据的生活中出资，用三闲书屋的名义出版。他在《编校后记》中说：“在这样的岩石似的重压之下，我们就只得宛委曲折，但还是使她在读者眼前开出了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1931年11月，《铁流》一出版就立遭严禁。初版的一千册书，鲁迅通过内山书店，从柜台下一点一滴地“渗透”到读者中间。
《铁流》初版本有鲁迅的《编校后记》，还有瞿秋白(署名史铁儿)翻译的长篇序言，而且印刷精美绝伦。著名作家、学者、藏书家唐弢先生称赞它“开本阔长，天地宽大，一律毛边横排，于精致中显出雄厚气派”(《三闲书屋》)。当时印数就很少，七十多年之后，今天已是罕见极品。
我珍藏的《铁流》是曹老的签名题赠本。
和曹老联系始于1972年。“文革”中允许读的书只有毛泽东和鲁迅的著作。喜欢读鲁迅杂文，一个只能藏于心底而不能言说的原因，是觉得当时目击身经的现实与先生当年抨击嘲讽的黑暗和卑劣何其相似，确有感同身受的况味。一旦遇到不甚清楚的故实，就写信向几位与鲁迅过从甚密或对鲁迅深有研究的老人讨教。曹靖华先生是其中的一位。
1974年冬我到北京出差，专程去东安门北街曹老的寓所拜访。这天他不在家，我写了个短短的留言。第二天下午，在我住的北京师大招待所，意外地收到他的信。信中说：“今赴校就医，你来未遇，怅甚!我在家养病，一般不出门。为免万一计，最好来前或先一日电553781，最为可靠。余面叙。”我当即拨通了电话，与曹老约定了时间，这就有了后来的两次拜访。
小院平房，幽静安谧。(两三年之后，房屋拆迁，曹老就搬到高楼了。)当时曹老的生活比较闲散，聊一个上午也没有别人来打扰。虽说是闲聊，但主要话题还是鲁迅。
老人两去苏联。第一次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旁听过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曹老说，这时不能说认识。1925年，他在开封协助俄国人王希礼翻译《阿Q正传》，才开始与鲁迅通信，后又参加未名社，与鲁迅逐渐熟识。1927年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他又去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等校任教，同时向国内读者介绍苏联文学，向俄语世界传播鲁迅作品，并为鲁迅搜集书刊和版画。曹老在他的散文集《花》中有不少篇章追忆了这个时期的生活。
读鲁迅的《且介亭杂文》，书中的《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印象深刻。这是因为鲁迅用的是文言，而且是骈散兼行的文字，这种写法在《鲁迅全集》中很为少见；也因为文末的署名，“会稽后学鲁迅谨撰”，这样的署名足见鲁迅对曹先生的敬重。曹先生，即曹靖华的父亲曹植甫。曹老告诉我，他父亲一直在家乡卢氏山区教书，广受学生爱戴。1934年，学生们发起为健在的植甫先生立教泽碑。曹靖华请鲁迅撰写碑文，鲁迅慨然允诺。碑文中鲁迅赞扬了曹植甫先生“躬居山曲，设校授徒，专心一志，启迪后进”的业绩。
说起鲁迅这些事情，曹老总是一往情深。鲁迅对他的关怀和信任、他与鲁迅的深厚情谊，从鲁迅致曹靖华的大量书信中也可得到印证。曹老说，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当天，他在北平看到报上登载的消息，第二天却收到鲁迅的信，因而怀疑报上的消息是谣言。但接着从多个渠道证实了鲁迅的死讯。信是先生生前发出的，邮路迟缓，待曹靖华收到时，先生已走向另一世界。说到这里，曹老回想近四十年前乍闻噩耗的情景，仍然感慨不已。
曹老是我的老乡，与他谈话绝对没有语言交流的隔阂。乡音难改，他十几岁就离开五里川老家，又在国外生活多年，豫西口音却始终没变。
闲聊中我们说到《铁流》。曹老说，“文革”开始，《铁流》也曾被禁，去年九月竟然新印了一版。临别时，他取出一本新版的《铁流》惠赠。老人用毛笔在书的扉页题字，然后钤上名章。名章是一方篆书的阳文小印，曹老告诉我：“这是闻一多先生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