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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先讲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1969年，我14岁，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我们国家和前苏联在东北珍宝岛那个地区爆发了局部战争。我们县城有间汽车修理厂，一个姓苏的工人晚上修好了一辆解放牌卡车，天亮时他要去睡觉，为了告诉车间主任给他记加班工作量，他用粉笔在车箱上写了3个字“苏修好”。结果天亮后，这3个字被人解读为“苏联修正主义好”而当作了一条“反标”（那时全国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是：打倒美帝，打倒苏修！）。这个姓苏的工人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判了7年徒刑。你可能对这个事感到滑稽、可笑，但我们50后这一代的人却认为苏姓工人的荒诞遭遇实际上是一个很真实、很有概括意义的事件。上世纪80年代后，我作为一个写作教师很想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写成文学作品，但当时的“伤痕文学”已经退潮了，再跟风来写，怎样出新呢？于是这个故事在我的写作素材库里躺了好多年。
时间到了1988年，我去广州参加“写作备课班”又听闻另一个震憾心灵的、本质上和苏姓工人遭遇一样的故事。华南师大李硕豪教授当时给我们讲公文写作，课堂中他这样讲：“公文写作有严格的规范，千万不能有任何差错，稍有违反规范就可能招致不可预测的严重后果。”他说，有一所学校有一个老师在1957年正处于被打成右派的边缘，教研室打报告说，此人有严重的右倾言行，可定为右派；报告到了校领导手里，校领导愤怒地说这样的事怎么是右倾，怎么能打右派呢？他拿起笔愤而批下四个字——“不够条件”。可是，“不够条件”的“不”字签在文件的装订线外面，文件一装订，领导的批示就成了“够条件”。校领导一个违反公文写作规范的小错误竟让这个教师足足当了22年的右派。备课班70个人听完李硕豪教授的案例都笑了起来，可是它却让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人的命运究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我忽然找到了“不够条件”的故事与“苏修好”的故事之间的一个内在的红线联系——人在极左的荒诞年代自己的命运是给别人掌握的。这个艺术体验和艺术发现萌发了我的写作动机，在这个写作动机的推动下，我开始对这两个故事做起了一种“典型化的具象概括”工作。
我开始对这两个故事进行分解——“苏修好”的故事里那些破案的材料、判刑的材料我全部分解出去了，只留下了那个“把姓苏的人修好的车”解读为“苏联修正主义好”的细节；“不够条件”的故事里，那些关于公文写作要规范的课堂教学内容，那些领导批示时的具体内容我也全部分解出去了，只留下了“一个偶然笔误竟让人当了22年右派”的细节。接下来我把这分解后留下来的两个细节做了一个组合——逮捕苏姓工人的报告送到军管队长手里，军管队长认为搞错了，他根本不够条件当“现行反革命”，可是在签字时却把“不够条件”的“不”字签在文件的装订线的外面，结果这个姓苏的工人的遭遇弄成了冤假错案。这一个分解后的细节组合，使原本两个独立的素材在形象思维的过程中演化成了一个有跌宕起伏的完整的故事情节，这个新组合的故事也因艺术的有机组合开始显现出故事的内涵与情趣。
但这个新组合的故事情节似乎还缺一个结尾，这个姓苏的工人因两次错误造成人生的冤假错案，当时代变幻、社会转型的时候，这个新组合故事该怎样结尾呢？能否通过想象、虚构一个自己创造的结尾，通过第三部分的虚构来创建一个超越当时“伤痕文学”的新立意。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拨乱反正、百业待兴的时期，非常需要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朝前看、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时代氛围，于是我从这个方向开始了虚构——姓苏的工人被平反后，银行补发他入狱7年的工资，谁知道这一次又搞错了——银行多补了他2000元钱，苏姓工人的儿子对父亲说，就当是国家对搞错了你的一种补偿，但苏姓工人却说：“国家搞错了我，但我不能搞错国家。”并把搞错了的钱退还给了银行。我用一个这样虚构的结尾，使那个组合了两件事的故事有了一个延宕式的完整情节，并以此体现我对生活现象一种特定的不再纠缠老账，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情感把握和价值判断。我给这个“有分解、有组合、有想象、有虚构”的新故事命名为《一错再错》。
因为对原来两个互不相关、历史年代相隔久远的素材做了分解和组合，写作题材和艺术形式开始成形；因为对新组合的故事情节又做了一种特定的想象和虚构，故事情节以完善的形式呈现，故事的新内涵、新立意得到了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开掘和发挥。这就是一个“典型化”的构思过程，无论是分解、组合的典型化想象，还是虚构的典型化，它们都是把许多的分解的材料、想象的材料、虚构的材料全部汇集到一个特定的“个别具象”——已有原型意味的“苏姓工人”——他的个性、他的胸怀、他的情志都被“具象化”。这一个特定的有原型、有虚构的具象却概括了那个时代的同一类人，或同一群人。
二
一个84岁的老人柯蓝，在深圳仙湖植物园住了一个月，写出了100多首摄影散文诗。这100多首摄影散文诗可以说就是今天的新形态文学，它精美的色彩、亮丽的数码植物照片，积淀着诗人几十年生涯的浓情和哲思，它是延安老战士柯蓝向散文诗文体发起的一次壮丽的冲刺，它几乎成了柯蓝散文诗的绝笔。这100多首摄影散文诗仍然让我们看到了柯蓝那颗不老的心，那种充满创造性的散文诗行为。柯蓝一生的革命生涯和青春激情不仅隐藏在那亮丽的数码照片中，更在那些散文诗意象和散文诗语言中得到了突出的、有形的，并是柯蓝式的文学呈现。
柯蓝在《遮不住的春光》里这样写道：“春光是嫩芽，春光是羞涩的小花，春光是绿色的芬芳，春光是不经意的微笑，春光是一页页没有寄出的情书，春光是偷着写的日记。春光，春光，遮不住的春光。”柯蓝对春光的向往和礼赞隐含着他对青春、对生命活力的渴望，当他用“嫩芽”“小花”“绿色的芬芳”“不经意的微笑”“没有寄出的情书”“偷着写的日记”等6个具体的、看得见的、想得到的散文诗意象作为抒情的载体时，柯蓝对青春的激情和渴望，对生命的热爱和向往，我们用自己的心体验到了，用自己的眼睛和触觉感觉到了。
柯蓝在《燃烧》里这样写道：“苏铁植物有铁青的色彩，有钢铁般坚硬的枝叶，在夕阳的照耀下，如同大自然架起了燃烧熔炉。如此壮丽，如此辉煌，这不似人生却又似人生。”柯蓝的一生追求革命，追求文学，追求散文诗，“燃烧”的散文诗意象正是他一生最形象的概括，“熊熊燃烧”是他一生追求散文诗理想的最真实的写照。
柯蓝在《紫花和黄花的对话》里这样写道：“紫花是纤瘦的淡淡的忧伤，黄花是壮实的厚重的忠诚。黄花对紫花说：抬起头，抹去你忧伤的眼泪，勇敢地忠诚地去对待生活。紫花说：当失去忠诚之后，忧伤也是一种美丽。”柯蓝的一生坎坷，无论是爱情，还是工作，挫折和苦难拼贴为他一生中的沧桑，忠诚是他面对生活的挫折的立足的基石。挫折带来的忧伤在柯蓝的生命中化为了一种诗美的体验，看不见的美丽忧伤在柯蓝的心灵中成为了黄花和紫花相互鼓励的审美意象。
柯蓝在《桥》中这样写道：“古今中外有多少桥？有水就要有桥。那一年我过黄河是从水上走过来的。那一年解放大军横渡长江是千帆飞渡。人与人心灵之间只有架起真诚的桥梁才能相通。”柯蓝一生对真诚的体验最为深刻，真诚在柯蓝的散文诗意象中是连接心灵的桥梁，“桥”的可视、可触的审美意象最形象地传达了柯蓝对人生精髓的认知和完美人格的推崇。
什么是写作的“意象化的情感表达”？散文诗创作怎样将无形的情感有形化和特征化？柯蓝在84岁时的绝笔创作是最形象的注解。我们从柯蓝独特的散文诗意象中感受到的是他一生的理想和激情，一生的体验和感悟。一些生活的细节经过柯蓝情感和理性的孕育演化为一个个生动、亮丽、饱蘸着情感汁液的散文诗意象；我们读者从这一个个可触、可感的散文诗意象的体味中，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柯蓝，一个充满创造性的柯蓝，一个燃烧着奋斗激情的柯蓝。
写作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因为我们对身边的生活细节不能用一种艺术感觉和生命体验去观察它，体味它，并通过心灵去孕育它。我们对生活的诗美体验和理性认识常常不能落实到一个生活的物品细节上。能否把生活细节变成文学意象，能否通过有形的、特征化的文学意象来传达那些对生活的无形的感觉和体验，正是我们写作训练要去实现的一个地方。
我先讲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1969年，我14岁，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我们国家和前苏联在东北珍宝岛那个地区爆发了局部战争。我们县城有间汽车修理厂，一个姓苏的工人晚上修好了一辆解放牌卡车，天亮时他要去睡觉，为了告诉车间主任给他记加班工作量，他用粉笔在车箱上写了3个字“苏修好”。结果天亮后，这3个字被人解读为“苏联修正主义好”而当作了一条“反标”（那时全国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是：打倒美帝，打倒苏修！）。这个姓苏的工人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判了7年徒刑。你可能对这个事感到滑稽、可笑，但我们50后这一代的人却认为苏姓工人的荒诞遭遇实际上是一个很真实、很有概括意义的事件。上世纪80年代后，我作为一个写作教师很想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写成文学作品，但当时的“伤痕文学”已经退潮了，再跟风来写，怎样出新呢？于是这个故事在我的写作素材库里躺了好多年。
时间到了1988年，我去广州参加“写作备课班”又听闻另一个震憾心灵的、本质上和苏姓工人遭遇一样的故事。华南师大李硕豪教授当时给我们讲公文写作，课堂中他这样讲：“公文写作有严格的规范，千万不能有任何差错，稍有违反规范就可能招致不可预测的严重后果。”他说，有一所学校有一个老师在1957年正处于被打成右派的边缘，教研室打报告说，此人有严重的右倾言行，可定为右派；报告到了校领导手里，校领导愤怒地说这样的事怎么是右倾，怎么能打右派呢？他拿起笔愤而批下四个字——“不够条件”。可是，“不够条件”的“不”字签在文件的装订线外面，文件一装订，领导的批示就成了“够条件”。校领导一个违反公文写作规范的小错误竟让这个教师足足当了22年的右派。备课班70个人听完李硕豪教授的案例都笑了起来，可是它却让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人的命运究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我忽然找到了“不够条件”的故事与“苏修好”的故事之间的一个内在的红线联系——人在极左的荒诞年代自己的命运是给别人掌握的。这个艺术体验和艺术发现萌发了我的写作动机，在这个写作动机的推动下，我开始对这两个故事做起了一种“典型化的具象概括”工作。
我开始对这两个故事进行分解——“苏修好”的故事里那些破案的材料、判刑的材料我全部分解出去了，只留下了那个“把姓苏的人修好的车”解读为“苏联修正主义好”的细节；“不够条件”的故事里，那些关于公文写作要规范的课堂教学内容，那些领导批示时的具体内容我也全部分解出去了，只留下了“一个偶然笔误竟让人当了22年右派”的细节。接下来我把这分解后留下来的两个细节做了一个组合——逮捕苏姓工人的报告送到军管队长手里，军管队长认为搞错了，他根本不够条件当“现行反革命”，可是在签字时却把“不够条件”的“不”字签在文件的装订线的外面，结果这个姓苏的工人的遭遇弄成了冤假错案。这一个分解后的细节组合，使原本两个独立的素材在形象思维的过程中演化成了一个有跌宕起伏的完整的故事情节，这个新组合的故事也因艺术的有机组合开始显现出故事的内涵与情趣。
但这个新组合的故事情节似乎还缺一个结尾，这个姓苏的工人因两次错误造成人生的冤假错案，当时代变幻、社会转型的时候，这个新组合故事该怎样结尾呢？能否通过想象、虚构一个自己创造的结尾，通过第三部分的虚构来创建一个超越当时“伤痕文学”的新立意。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拨乱反正、百业待兴的时期，非常需要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朝前看、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时代氛围，于是我从这个方向开始了虚构——姓苏的工人被平反后，银行补发他入狱7年的工资，谁知道这一次又搞错了——银行多补了他2000元钱，苏姓工人的儿子对父亲说，就当是国家对搞错了你的一种补偿，但苏姓工人却说：“国家搞错了我，但我不能搞错国家。”并把搞错了的钱退还给了银行。我用一个这样虚构的结尾，使那个组合了两件事的故事有了一个延宕式的完整情节，并以此体现我对生活现象一种特定的不再纠缠老账，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情感把握和价值判断。我给这个“有分解、有组合、有想象、有虚构”的新故事命名为《一错再错》。
因为对原来两个互不相关、历史年代相隔久远的素材做了分解和组合，写作题材和艺术形式开始成形；因为对新组合的故事情节又做了一种特定的想象和虚构，故事情节以完善的形式呈现，故事的新内涵、新立意得到了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开掘和发挥。这就是一个“典型化”的构思过程，无论是分解、组合的典型化想象，还是虚构的典型化，它们都是把许多的分解的材料、想象的材料、虚构的材料全部汇集到一个特定的“个别具象”——已有原型意味的“苏姓工人”——他的个性、他的胸怀、他的情志都被“具象化”。这一个特定的有原型、有虚构的具象却概括了那个时代的同一类人，或同一群人。
二
一个84岁的老人柯蓝，在深圳仙湖植物园住了一个月，写出了100多首摄影散文诗。这100多首摄影散文诗可以说就是今天的新形态文学，它精美的色彩、亮丽的数码植物照片，积淀着诗人几十年生涯的浓情和哲思，它是延安老战士柯蓝向散文诗文体发起的一次壮丽的冲刺，它几乎成了柯蓝散文诗的绝笔。这100多首摄影散文诗仍然让我们看到了柯蓝那颗不老的心，那种充满创造性的散文诗行为。柯蓝一生的革命生涯和青春激情不仅隐藏在那亮丽的数码照片中，更在那些散文诗意象和散文诗语言中得到了突出的、有形的，并是柯蓝式的文学呈现。
柯蓝在《遮不住的春光》里这样写道：“春光是嫩芽，春光是羞涩的小花，春光是绿色的芬芳，春光是不经意的微笑，春光是一页页没有寄出的情书，春光是偷着写的日记。春光，春光，遮不住的春光。”柯蓝对春光的向往和礼赞隐含着他对青春、对生命活力的渴望，当他用“嫩芽”“小花”“绿色的芬芳”“不经意的微笑”“没有寄出的情书”“偷着写的日记”等6个具体的、看得见的、想得到的散文诗意象作为抒情的载体时，柯蓝对青春的激情和渴望，对生命的热爱和向往，我们用自己的心体验到了，用自己的眼睛和触觉感觉到了。
柯蓝在《燃烧》里这样写道：“苏铁植物有铁青的色彩，有钢铁般坚硬的枝叶，在夕阳的照耀下，如同大自然架起了燃烧熔炉。如此壮丽，如此辉煌，这不似人生却又似人生。”柯蓝的一生追求革命，追求文学，追求散文诗，“燃烧”的散文诗意象正是他一生最形象的概括，“熊熊燃烧”是他一生追求散文诗理想的最真实的写照。
柯蓝在《紫花和黄花的对话》里这样写道：“紫花是纤瘦的淡淡的忧伤，黄花是壮实的厚重的忠诚。黄花对紫花说：抬起头，抹去你忧伤的眼泪，勇敢地忠诚地去对待生活。紫花说：当失去忠诚之后，忧伤也是一种美丽。”柯蓝的一生坎坷，无论是爱情，还是工作，挫折和苦难拼贴为他一生中的沧桑，忠诚是他面对生活的挫折的立足的基石。挫折带来的忧伤在柯蓝的生命中化为了一种诗美的体验，看不见的美丽忧伤在柯蓝的心灵中成为了黄花和紫花相互鼓励的审美意象。
柯蓝在《桥》中这样写道：“古今中外有多少桥？有水就要有桥。那一年我过黄河是从水上走过来的。那一年解放大军横渡长江是千帆飞渡。人与人心灵之间只有架起真诚的桥梁才能相通。”柯蓝一生对真诚的体验最为深刻，真诚在柯蓝的散文诗意象中是连接心灵的桥梁，“桥”的可视、可触的审美意象最形象地传达了柯蓝对人生精髓的认知和完美人格的推崇。
什么是写作的“意象化的情感表达”？散文诗创作怎样将无形的情感有形化和特征化？柯蓝在84岁时的绝笔创作是最形象的注解。我们从柯蓝独特的散文诗意象中感受到的是他一生的理想和激情，一生的体验和感悟。一些生活的细节经过柯蓝情感和理性的孕育演化为一个个生动、亮丽、饱蘸着情感汁液的散文诗意象；我们读者从这一个个可触、可感的散文诗意象的体味中，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柯蓝，一个充满创造性的柯蓝，一个燃烧着奋斗激情的柯蓝。
写作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因为我们对身边的生活细节不能用一种艺术感觉和生命体验去观察它，体味它，并通过心灵去孕育它。我们对生活的诗美体验和理性认识常常不能落实到一个生活的物品细节上。能否把生活细节变成文学意象，能否通过有形的、特征化的文学意象来传达那些对生活的无形的感觉和体验，正是我们写作训练要去实现的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