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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高储蓄率全球闻名。1992年为36.2%,2008年为51.3%。当年,美国的储蓄率为12%。在7月3日举行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主论坛上,这个问题成为“智库”们议论的焦点。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认为,家庭储蓄并非导致中国储蓄率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中国家庭储蓄占GDP之比基本保持在两成左右,上下浮动不大。企业和政府储蓄的大量增长才是真正的推手。
如何才能让中国的高储蓄率降下来?“智库”们各有高见,但“均贫富”似乎是共识;政府“还富于民”,在“智库”们看来,也是解决中国高储蓄问题的关键。政府不仅应对低收入群体进行必要的财政补贴,而且应加大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2008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政府的比重为7.5%,而德国超过五成五,美国超过三成。
“均贫富”和“还富于民”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成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权宜之計,而且成为事关中国未来持久繁荣与进步的重大时代命题。它直接关系到经济是否持续稳定发展,直接关系到国民素质和生产力水平高低,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民主进步。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先生7月1日做客新华网说,决定搞不搞民主不是素质而是利益,他说,市场经济就是要人们可以光明正当地、非常大方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只要把利益还给老百姓,民主自然就会发生。还利于民之后老百姓必然要求这样的民主。
我认为,这是最通俗的对民主的解释和还原。民主、宪政这些东西从人类历史上诞生之日起,可以说就是利益妥协和让步的产物。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大宪章——英国的《大宪章》就是贵族为了约束国王的征税权力而产生的。而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之路,目的就是还权于民,还利于民,将资源配置的权力从政府手中还给社会,还给民间。但由于这项改革并不彻底,政府税收增幅连年远高于GDP增幅(还不包括预算外收入),使财富过度向政府集中;同时,也形成了某些“权力市场经济”下的垄断利益集团。通过行政垄断,垄断利益集团一步步通过各种手段将社会财富向自己手中集中。横向上以垄断地位苛刻聚敛社会财富,纵向上则以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方式,透支未来和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根基。除了土地、医疗、教育垄断之外,《瞭望》根据2008年的数据,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垄断行业的员工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其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左右。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
人们通常认为行政垄断是国家和政府垄断了上游产业,这其实是不对的。当前行政垄断的最大得利者不是国家和政府,而是特殊利益群体。原因是垄断行业很少向国家分红(最高只区区10%,还是近几年的事),也很少向内地股民分红,却大肆向海外分红。比如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平均每年250亿美元。而改革开放以来,从1979年到1998年10月底,20年不过实际利用外资2577亿美元,平均每年120多亿美元!
政府和垄断利益群体同时向社会过度索取,不仅使经济基础变得脆弱,而且直接影响国民素质。因为政府和垄断企业掌握着社会绝大部分资源,社会最大的得利者将是“掌勺分配者”而不是创造者,进入掌勺者行列如公务员和垄断国有企业队伍,名义上都是公开招聘的,但地球人都知道,考不考得上并不完全取决于完全考试分数,多数时候“有能力”不如“有背景”。它势必导致国民素质和生产力水平的下降。
另一方面,与王长江教授的观点异曲同工的,如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所言,民间富有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基础。“国富民穷”必然迫使老百姓为了生存而求着政府,当饭碗都被牢牢控制,民权与法治只好让位给权力。
但“均贫富”和“还富于民”不是把政府和垄断企业的巨额资产拿来对国民平均分配,实现“结果平等”,而是要在体制机制上实现起点的“机会公平公正”。更彻底地实现自由市场经济,打破垄断;更彻底地实现公共财政和税权法定,还富于民。
信力建先生认为:由传统的封建皇权社会转向民主宪政社会转型中,必须有一个强大的阶层或阶层联盟担当规则制定者的角色。而充分接触和谙熟商业权利博弈的利益阶层是历史的选择。欧美大部分民主宪政的国家都经历了这一个过程。
当前,垄断利益集团和政府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因此有可能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政府要求打破行政垄断,而垄断利益群体要求减税。最终形成妥协和让步。如果是这种局面形成,则大大有利于中国的制度改良,从而释放出巨大的“制度红利”,不仅有利于还富于民,而且可以营造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的局面。但我们也要防止另一种情形出现:即垄断集团以维持垄断地位为条件,容忍政府的高税负;而政府以高税负为条件容忍行政垄断。
(作者系北京资深评论员,知名杂文家)
如何才能让中国的高储蓄率降下来?“智库”们各有高见,但“均贫富”似乎是共识;政府“还富于民”,在“智库”们看来,也是解决中国高储蓄问题的关键。政府不仅应对低收入群体进行必要的财政补贴,而且应加大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2008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政府的比重为7.5%,而德国超过五成五,美国超过三成。
“均贫富”和“还富于民”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成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权宜之計,而且成为事关中国未来持久繁荣与进步的重大时代命题。它直接关系到经济是否持续稳定发展,直接关系到国民素质和生产力水平高低,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民主进步。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先生7月1日做客新华网说,决定搞不搞民主不是素质而是利益,他说,市场经济就是要人们可以光明正当地、非常大方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只要把利益还给老百姓,民主自然就会发生。还利于民之后老百姓必然要求这样的民主。
我认为,这是最通俗的对民主的解释和还原。民主、宪政这些东西从人类历史上诞生之日起,可以说就是利益妥协和让步的产物。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大宪章——英国的《大宪章》就是贵族为了约束国王的征税权力而产生的。而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之路,目的就是还权于民,还利于民,将资源配置的权力从政府手中还给社会,还给民间。但由于这项改革并不彻底,政府税收增幅连年远高于GDP增幅(还不包括预算外收入),使财富过度向政府集中;同时,也形成了某些“权力市场经济”下的垄断利益集团。通过行政垄断,垄断利益集团一步步通过各种手段将社会财富向自己手中集中。横向上以垄断地位苛刻聚敛社会财富,纵向上则以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方式,透支未来和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根基。除了土地、医疗、教育垄断之外,《瞭望》根据2008年的数据,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垄断行业的员工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其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左右。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
人们通常认为行政垄断是国家和政府垄断了上游产业,这其实是不对的。当前行政垄断的最大得利者不是国家和政府,而是特殊利益群体。原因是垄断行业很少向国家分红(最高只区区10%,还是近几年的事),也很少向内地股民分红,却大肆向海外分红。比如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平均每年250亿美元。而改革开放以来,从1979年到1998年10月底,20年不过实际利用外资2577亿美元,平均每年120多亿美元!
政府和垄断利益群体同时向社会过度索取,不仅使经济基础变得脆弱,而且直接影响国民素质。因为政府和垄断企业掌握着社会绝大部分资源,社会最大的得利者将是“掌勺分配者”而不是创造者,进入掌勺者行列如公务员和垄断国有企业队伍,名义上都是公开招聘的,但地球人都知道,考不考得上并不完全取决于完全考试分数,多数时候“有能力”不如“有背景”。它势必导致国民素质和生产力水平的下降。
另一方面,与王长江教授的观点异曲同工的,如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所言,民间富有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基础。“国富民穷”必然迫使老百姓为了生存而求着政府,当饭碗都被牢牢控制,民权与法治只好让位给权力。
但“均贫富”和“还富于民”不是把政府和垄断企业的巨额资产拿来对国民平均分配,实现“结果平等”,而是要在体制机制上实现起点的“机会公平公正”。更彻底地实现自由市场经济,打破垄断;更彻底地实现公共财政和税权法定,还富于民。
信力建先生认为:由传统的封建皇权社会转向民主宪政社会转型中,必须有一个强大的阶层或阶层联盟担当规则制定者的角色。而充分接触和谙熟商业权利博弈的利益阶层是历史的选择。欧美大部分民主宪政的国家都经历了这一个过程。
当前,垄断利益集团和政府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因此有可能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政府要求打破行政垄断,而垄断利益群体要求减税。最终形成妥协和让步。如果是这种局面形成,则大大有利于中国的制度改良,从而释放出巨大的“制度红利”,不仅有利于还富于民,而且可以营造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的局面。但我们也要防止另一种情形出现:即垄断集团以维持垄断地位为条件,容忍政府的高税负;而政府以高税负为条件容忍行政垄断。
(作者系北京资深评论员,知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