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拷问被异化的中国院士制度
马广志在2013年5月3日《北京晨报》撰文指出：其实，我们在引进西方制度的时候，往往忽视了改造我们固有的文化环境。院士本来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是一种荣誉，与权力、利益无关。尽管我国的院士制度也有这样的明文规定，但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仍然是“官本位”和权威崇拜。
因此，当院士制度“拿来”以后，我们的文化就在它上面附加了大量“新东西”。例如，某省规定，省财政为院士每人补贴20万元配备工作用车，院士享受相当于副省级的医疗待遇，医疗费实报实销……类似的政策在每个省市都能找到。利益与权力的结合，必然产生诸多问题：弄虚作假、学术浮躁浮夸、盲目崇拜、腐败……直到现在，传统的“官本位”和权威崇拜的文化仍然在社会上盛行，在其庞大的阴影下，院士制度终究难逃被异化的命运。即使我们断然废除了院士制度，我们的文化还会把其他的制度异化为“利益”与“权力”的附庸。例如，博士生导师制度不是也像院士制度一样，已经蜕变成了“学术官衔”了吗？
历史证明，只有在无形的制度与有形的制度相适应、相一致的条件下，有形的制度才能真正得到“自动的实施”而不会变味。因此，我们在引进先进制度的同时，也要改造我们的文化传统，抛弃一切与现代文明不一致的东西。虽然这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一项历史使命。
大学生作业切莫变成“码字”大战
赵勤勤在2013年5月3日《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写得多并不意味着写得认真、写得好，甚至恰恰相反。现在的学生都面临着很大的学习压力，极少有人能在大量阅读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写出上万字的课程论文，长论文往往难免东拼西凑。一个意思绕来绕去地说，还不如一些观点独到、行文简洁的短论文。当然，笔者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是为“码字”而“码字”，也有质量很高的长论文，但“码字”确实是相当一部分人文社科课程的常见情形。
并不是所有同学从进大学起就有拼字数的追求，这种恶性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由老师不恰当的激励而造成的。某些老师的误导对学生学习态度与方式的影响不可估量。有的老师不仅认真看学生的作业，而且还给出具体评语，这样学生就难以靠“码字”拿高分，而只能努力写出深度。
更多老师则不在乎作业是否真的起到了学术训练的作用，只是把任务丢给学生，再收上来打个分就万事大吉。留作业、写作业都变成了完成任务，师生之间本应有的互动和反馈缺失，如何激励学生认真读书和思考后写出有“干货”的论文呢？老师们都面临繁重的科研压力，教学任务也不轻，他们的时间非常有限，这些制度上的原因另当别论。但无论如何，正确引导学生都是老师应该承担的育人责任。
在改进新闻报道的春风中，我们的作业也该“瘦身”，恳请老师们打分时以内容为重，看作业中究竟有多少“干货”；如果真没时间通篇仔细阅读，建议严格规定字数上限并严格执行，超字扣分，毕竟在同样的字数限制内写得比别人深刻是见真功力的。
大学的“本土情怀”不可缺失
陈平原在2013年5月4日《新京报》撰文指出：中国大学的意义，不仅仅是教学及研究，更包括风气的养成、道德的教诲、文化的创造等。相对而言，香港各大学的师生普遍缺乏北大人的这种气度与情怀。高薪礼聘的教授来自四面八方，专业水平很高，眼界不限于香港，其表演舞台很可能设定在遥远的北美或欧洲。这就难怪，大学校园里，关心近在眼前的“香港”之前世今生者并不很多。除回归前后那10年，香港的大学教授，不太有介入社会、影响变革的意愿与能力。老师认认真真教书，学生勤勤恳恳求学，一切按部就班，似乎一眼就能看到30年后的前景。如此过早的职业化追求，与北大学生的“志大才疏”恰好形成鲜明对照。
最近10年，随着大批内地学生来港读书，加上诸多内地背景的教授加盟，还有就是香港自身政治、经济、文化趋势的演进，今天香港的青年学生，其视野、志向及趣味明显与以前有别。记得6年前笔者第一次在中大中文系研究生主课“讲论会”上侃侃而谈，一旦脱离技术问题，听众便反应漠然。现在反过来，学生们会操着不太娴熟的普通话，针对某些他们关心的“宏大话题”，努力与你沟通、对话乃至争辩。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学生们不仅仅关心香港问题，也关心整个大中华的命运；不仅听你说，也要说给你听。在此过程中，香港的大学开始“接地气”了。“国际视野”确实是香港各大学的长项，若能添上“本土情怀”，无疑将走得更远。这里所说的“本土”，超越香港一地，涵盖整个大中华区。而反观内地大学，如今正恶补“国际化”这一课。只希望国人不要如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对于大学来说，“本土情怀”永远不可或缺。
马广志在2013年5月3日《北京晨报》撰文指出：其实，我们在引进西方制度的时候，往往忽视了改造我们固有的文化环境。院士本来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是一种荣誉，与权力、利益无关。尽管我国的院士制度也有这样的明文规定，但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仍然是“官本位”和权威崇拜。
因此，当院士制度“拿来”以后，我们的文化就在它上面附加了大量“新东西”。例如，某省规定，省财政为院士每人补贴20万元配备工作用车，院士享受相当于副省级的医疗待遇，医疗费实报实销……类似的政策在每个省市都能找到。利益与权力的结合，必然产生诸多问题：弄虚作假、学术浮躁浮夸、盲目崇拜、腐败……直到现在，传统的“官本位”和权威崇拜的文化仍然在社会上盛行，在其庞大的阴影下，院士制度终究难逃被异化的命运。即使我们断然废除了院士制度，我们的文化还会把其他的制度异化为“利益”与“权力”的附庸。例如，博士生导师制度不是也像院士制度一样，已经蜕变成了“学术官衔”了吗？
历史证明，只有在无形的制度与有形的制度相适应、相一致的条件下，有形的制度才能真正得到“自动的实施”而不会变味。因此，我们在引进先进制度的同时，也要改造我们的文化传统，抛弃一切与现代文明不一致的东西。虽然这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一项历史使命。
大学生作业切莫变成“码字”大战
赵勤勤在2013年5月3日《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写得多并不意味着写得认真、写得好，甚至恰恰相反。现在的学生都面临着很大的学习压力，极少有人能在大量阅读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写出上万字的课程论文，长论文往往难免东拼西凑。一个意思绕来绕去地说，还不如一些观点独到、行文简洁的短论文。当然，笔者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是为“码字”而“码字”，也有质量很高的长论文，但“码字”确实是相当一部分人文社科课程的常见情形。
并不是所有同学从进大学起就有拼字数的追求，这种恶性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由老师不恰当的激励而造成的。某些老师的误导对学生学习态度与方式的影响不可估量。有的老师不仅认真看学生的作业，而且还给出具体评语，这样学生就难以靠“码字”拿高分，而只能努力写出深度。
更多老师则不在乎作业是否真的起到了学术训练的作用，只是把任务丢给学生，再收上来打个分就万事大吉。留作业、写作业都变成了完成任务，师生之间本应有的互动和反馈缺失，如何激励学生认真读书和思考后写出有“干货”的论文呢？老师们都面临繁重的科研压力，教学任务也不轻，他们的时间非常有限，这些制度上的原因另当别论。但无论如何，正确引导学生都是老师应该承担的育人责任。
在改进新闻报道的春风中，我们的作业也该“瘦身”，恳请老师们打分时以内容为重，看作业中究竟有多少“干货”；如果真没时间通篇仔细阅读，建议严格规定字数上限并严格执行，超字扣分，毕竟在同样的字数限制内写得比别人深刻是见真功力的。
大学的“本土情怀”不可缺失
陈平原在2013年5月4日《新京报》撰文指出：中国大学的意义，不仅仅是教学及研究，更包括风气的养成、道德的教诲、文化的创造等。相对而言，香港各大学的师生普遍缺乏北大人的这种气度与情怀。高薪礼聘的教授来自四面八方，专业水平很高，眼界不限于香港，其表演舞台很可能设定在遥远的北美或欧洲。这就难怪，大学校园里，关心近在眼前的“香港”之前世今生者并不很多。除回归前后那10年，香港的大学教授，不太有介入社会、影响变革的意愿与能力。老师认认真真教书，学生勤勤恳恳求学，一切按部就班，似乎一眼就能看到30年后的前景。如此过早的职业化追求，与北大学生的“志大才疏”恰好形成鲜明对照。
最近10年，随着大批内地学生来港读书，加上诸多内地背景的教授加盟，还有就是香港自身政治、经济、文化趋势的演进，今天香港的青年学生，其视野、志向及趣味明显与以前有别。记得6年前笔者第一次在中大中文系研究生主课“讲论会”上侃侃而谈，一旦脱离技术问题，听众便反应漠然。现在反过来，学生们会操着不太娴熟的普通话，针对某些他们关心的“宏大话题”，努力与你沟通、对话乃至争辩。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学生们不仅仅关心香港问题，也关心整个大中华的命运；不仅听你说，也要说给你听。在此过程中，香港的大学开始“接地气”了。“国际视野”确实是香港各大学的长项，若能添上“本土情怀”，无疑将走得更远。这里所说的“本土”，超越香港一地，涵盖整个大中华区。而反观内地大学，如今正恶补“国际化”这一课。只希望国人不要如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对于大学来说，“本土情怀”永远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