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4月29日，在拉萨河畔仙足岛的一幢建筑里，有一场特别的展览《高域鹰缘》开幕。展品选自1976年至1983年间的60幅西藏油画作品，作者是進藏50年的“老拉萨”——国家一级美术师、西藏民族大学兼职教授张鹰。
观展，仿佛打开了张鹰的旧日画箱，驻足停留最多的作品《冰雪八廓街》，创作于1979年。张鹰用充满激情的笔法，描绘出雪压冬云的拉萨街景：石砌的建筑，涌动不息的牧民和车马混合的人群、祭坛里吐出的袅袅桑烟。
张鹰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回归荒野的梦想，在西藏，这个梦想不难达成。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有一批批的人进藏、援藏、留藏。他们当中，有知名医生，有优秀教师，也有带领藏族同胞脱贫致富的带头人，还有为人民服务的党政干部。
有人说这些人“亏了”，如果将他们数十年的援藏岁月量化，试图用理性的数学公式去计算和评判得失，奉献至今，也不过在一个普通平凡的岗位上。但他们又是不平凡的，为了让更多人回到西藏、来到西藏，从此选择扎根在这里，这样的人生无法“算计”。
进藏50年，打磨油画里的慢时光
张鹰原来不叫张鹰，他出生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也就是1950年的春天。父母很应景，给他取了一个名字“春生”。上中学时，不知道春生怎么又给自己取名“鹰”，大概冥冥中为他后来进藏埋下了伏笔。
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张鹰的老家陕西关中农村，很落后。除了种地，画画在大家眼里都不是正事。但偏偏张鹰就是爱。那时的画画方式很原始。画画资料，只能靠从书上剪一些画片来临摹，画材也是他省吃俭用攒了几个月的零花钱买的。
画得多了，张鹰在村里开始小有名气。村上哪家娶媳妇办喜事，画窗花便会喊上他;也常有外乡人约他画像，报酬是三斗玉米，张鹰拒绝了，他有更大的理想，相信骨子里画画的天赋。至于是什么，当时他也不清楚。
转折点发生在1972年，当时张鹰在县文化馆“深造”，那天他正在馆里画《保卫珍宝岛》的宣传画，恰逢西藏秦剧团来陕西招生，说是要招一名美工。张鹰自然要抓住机会，果然，在众多报考人中张鹰被录取了。张鹰做梦也没想到能有机会去西藏。
刚进藏时，张鹰就住在八廓街东南角的一座古老藏式庭院内，背水的居民、流浪的野狗、缭绕的桑烟是他每天都能见到的场景。不过，当时的拉萨流动人口很少，连八廓街转经的人也寥寥无几。
张鹰住在三楼的藏式小屋，窗子很小，光线很暗，里面小到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桌子，他便把画材和布景搬到了楼顶的水泥平台。张鹰告诉《新民周刊》，当时，他戴着草帽、穿着工作服白大褂，像一名清洁工一样，站在紫外线很强的烈日下，肆意挥洒着颜料，顿觉自由，洒脱，灵感汹涌而至。
那阵子很苦，遇上刮风，16米长、18米高的布景就满地飞起，张鹰就用木条一个个固定住，接着画。当时院子中间有一口水井，过去拉萨的井水很浅，不过丈余，可直接用绳子垂手吊水。附近的居民每天来院子里背水，不论什么民族，大家相处都非常融洽，亲如一家。
后来换了很多地方，这样的灵感和意境，却再也找不到了。张鹰也是后来才知道，这个院子原是西藏旧政府官员索康家的府邸，对面东南角的两层小楼黄房子，是后来风靡海内外的“玛吉阿米”。八廓街历来都是西藏文化的窗口，西藏所有的变化最先从这里开始。
那时的八廓街，异域色彩浓厚，任意推开一家商店的门，什么蓝翎自行车、瑞士手表、蔡司照相机，相当普遍。来自内地甚至大城市的人反倒在这偏远的地方开了“洋荤”。
剧团对面有一家专卖英国汽灯的店铺，里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汽灯配件。张鹰的油画《八廓街一角》画的正是这个汽灯商店的南侧。
1973年，刚参加工作不到几个月，张鹰就完成了《智取威虎山》样板戏的舞台布景。1974年张鹰先后被调到西藏京剧团、西藏豫剧团，1983年又被调到西藏藏剧团。交通不便的年代，张鹰每年都有大半年的时间，奔波在西藏的乡村草原采风。
他的画中，有农闲时节，富裕的牧民们，用牦牛驮着帐篷朝圣、逛街的人们，也有藏北草原、波密雪景、萨迦老城、昌都姑娘。“在剧团写生的日子，拉萨到日喀则，一个礼拜发两次车，太慢，我会搭乘拉木材的顺风车，司机很友好，只要求助他们，都会热情地招呼你坐上来。”
“我将一生奉献给雪域高原，做一个政治上有品格的人、事业上有情怀的人，灵魂上有趣味的人”。刘维新坚定地说。
那些年，迷路、翻车、风餐露宿，张鹰走过多少地方，他早已不记得，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好美，也是这些经历，彻底把他带入到西藏民间文化的领域里去。什么是真正的西藏，怎样把西藏传统文化保留下来，张鹰认为自己有这个使命。
1991年，张鹰正式调到西藏民族艺术研究所，拉萨的面积比以往大了几十倍，柏油路铺起来了，藏民服饰文化也有了更深的融合。到了71岁，张鹰退休了，几乎不再出门写生，有时出门看到新建筑，内心不再有波澜，但他对画画一直保持热情。 临摹、出书、画手稿，仿佛只有在画里才能找到刚进藏的感觉。最近，他常常伏案整理资料，关于西藏各地的民间文化、生活习俗、服饰节日等，准备细化成32本书，取名为“西藏的百科全书”。张鹰打趣地说，自己不能离开西藏，去往其他城市，总觉得心无着落，不接地气，画画也画不出来了。
四次申请调藏，红十字会里的“扛把子”
“我甘愿到西藏条件最艰苦、矛盾最复杂、群众最盼望的地方工作;不讲级别、岗位和待遇，不是组织要求不调离西藏;死后把遗体留在西藏，供教学和科研使用。”
2018年底，当42岁的刘维新写下上面这段“三最两不一留”的留藏承诺时，他渴望将自己“第18批博士服务团西藏团副团长”的身份转变为一名正式的在藏干部。相比做一只往返于北京与拉萨间的“候鸟”，他更愿意自己是一粒种子，扎进雪域高原的泥土里生根发芽。
2019年4月，组织批准刘维新调藏，他如愿以偿。在此之前，刘维新曾一次申请到贵州、一次申请到江西、两次申请到新疆、四次申请到西藏，到祖国最西部的地方工作，一直是他的心愿。
时间回到1994年，在武汉读书的刘维新从没想过自己会与西藏结缘。那会刚上大学不久，有一天，学校广播站播报了一条消息：孔繁森同志殉职于西藏。孔繁森走了，却为刘维新上了一堂人生课，就像一颗种子，启蒙了他的援藏情怀。
从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毕业后，刘维新先后在江西革命老区、团中央工作过。2011年8月，单位在西藏阿里举行了“保护母亲河——青年万亩示范草场”活动，也是这次行程，让他彻底想要扎根西藏。“当时我和牧区孩子们一起撒下草种时，心里五味杂陈，如此迫切需要发展的地方，我一定要回来。”
此后的几年间，刘维新三次申请援藏，但皆因已有他人安排、岗位不匹配等原因未能成行。2017年8月，当得知中组部、团中央选派第十八批博士服务团志愿服务祖国西部时，他再次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党组递交了申请，被组织指派担任赴西藏团副团长进藏。
劉维新说，来到西藏，不仅是援藏，还要留藏。
刚到西藏时，西藏的发展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容市貌改善很大，生活习惯也逐步现代化，但横向比较仍有差距。刘维新回忆，刚到红十字会时，各方面都非常薄弱。组织建设方面，七个地市红十字会没有独立建制，核心业务开展上也几乎空白 。
比如，三县的遗体捐献和器官捐献是空白，实现教学器官捐献的只有1例，愿意捐献的登记人数总共才500人，真正实现捐献的只有1例。组织内部完全没有信息化，甚至连网站也没有，人道资源汇集能力很弱，一年接受捐款才2万多元。
刘维新告诉《新民周刊》，进藏两年多以来，整个西藏愿意进行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的人数，从只有49人增至2700多人，实现了1例器官捐献，1例遗体捐献，并为西藏培育了7名遗体和器官捐献协调员。造血干细胞登记捐献人数也从500多人增至2500多人。
拉增是西藏大学医学院临床全科专业的学生，西藏首位藏族造血干细胞捐献者。2018年11月，拉增在西藏自治区血液中心的献血车上采集8ml血样，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资料库。2021年2月25日，拉增接到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得知自己与1位汉族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
三个月后，拉增前往北京采集并捐献造血干细胞。她成为全国第11313例、西藏第8例、西藏大学第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刘维新说，拉增救助的是汉族同胞，这是新时代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案例。
而在藏期间，刘维新几乎没有过一个周末和假期，由于经常加班，他买了折叠床，方便在办公室休息。“累的时候，拉上窗帘就睡了，我很快乐，也许对于年轻人来说，发展机会是第一位，但我对幸福和人生价值的理解，是为国家、为社会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作为医学和法学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刘维新以西藏医事法学与人道法学为题，分别申报了自治区人才专项基金和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最终，2个课题双双获得立项。
目前，刘维新推动建立西藏大学医事法学研究中心，并培养了7名相关领域硕士研究生，开启了西藏本土对于医事法律和人权人道法律问题研究之窗。采访结束，刘维新发来两张照片，一张是他戴着吸氧器，坐在电脑前的工作照;另一张是蓝天白云之下，刘维新与藏民们盘腿围坐，聊着未来的乡村振兴。
“我将一生奉献给雪域高原，做一个政治上有品格的人、事业上有情怀的人，灵魂上有趣味的人”。刘维新坚定地说。
22岁遇上拉萨，是命运给她的礼物
相遇拉萨，有一定的偶然性，宋丽（化名）的方向本不是她，遇到了，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也就留了下来。她说，自己没有惊天动地的感人事迹，也没有戏剧化的跌宕人生，但拉萨下雪的声音、草长的枝桠以及蓝天白云涌进房间的画面，让她的人生丰富而饱满。
2001年，宋丽从成都大学毕业，择业的迷茫令这个22岁的女孩，毫无头绪。当时西藏日报来学校宣讲，宋丽听得很投入，几天后，她稀里糊涂地做了一个决定：和17名西藏引进人才的大学生，一起进藏，成为了西藏日报一名在编人员。
进藏第一天，与想象中很不一样。气候不适应，生活条件差，单位也没有食堂。那时，“西部大开发”政策刚刚实行，拉萨经济、交通等各方面发展都还很落后。西藏日报处于拉萨中心地带，距离布达拉宫两公里左右，市中心的那条街青年路，楼房最高只有两层，整个城市给人的感觉：略显萧条。
宋丽被安排在报社附近的一个院子里，院子不大，足够住下17个人，外墙不是砖垒的，而是泥堆的土坯房，大家心里接受不了。“我们对西藏一无所知，当时只听说师哥师姐在这里，那时也没有网络，可以提前做个攻略什么的。”
院子拆除前的生活通常是这样的：宋丽的皮鞋常常被土路硬生生磨掉了底，水壶里倒出的是永远烧不开的“开水”，跑得太快还会产生高原反应，无数次因想念几千公里外的父母而夜不能寐，宋丽在报社是要闻组，工作忙碌又奔波，脸有时还晒到起皮……
一年半过去，宋丽第一次走出西藏，当时西藏与区外的航班不多，进出西藏的票也很贵，基本上要用掉一个月工资1300多元。当时宋丽签了八年的协议，规定八年后可以回内地。但时间到了，真正走的人并不多。
2007年，宋丽到北京攻读硕士，学成归来后，她选择继续留藏。这十年，西藏发展最快，通了火车，航班也越发密集，以往老西藏们坐飞机打包回新鲜蔬菜的故事，再也没有过了。虽说农牧区人口占到西藏人口的80%，但脱贫攻坚、各种福利政策，让整个西藏富了起来，大家通过网络、电视，就能了解到世界最新动态。
后来，宋丽调往西藏教育厅，近十年间，她见证了西藏教育体系的建成与发展。西藏群众99%以上接受了完整的九年义务教育，文盲率下降了很多，许多牧民的孩子接受现代教育后，又成为了建设西藏的主力军。
全国各地的援藏队伍也给了西藏很大支持。拉萨中学教师吕淑霞，25岁援藏，连任三届“宏志班”班主任，帮助很多孩子，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班级本科率均为100%。他们肩负着一个家庭甚至西藏教育事业的希望。
宋丽说，可爱的孩子们和愈加壮大的援藏队伍，成了她最强大的“铠甲”。但她从没和人坦陈过内心，最痛苦的莫过于上不能尽孝，下不能尽责。这个心结至今没能打开。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宋丽认为的价值与坚守，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但一直在这里，总是安心。
西藏仿佛是上天给宋丽的一个礼物，是生命走到某一阶段，命运待她还算不薄的一个馈赠。当你走进西藏，这样的感知，在平常的生活、工作中，在生命与生命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