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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知行观在中国近代发生嬗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近代知行观。作为传统文化的构成要素，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具有互通融合之处。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二者实现互通融合扮演了重要角色。鉴于此，近代知行观对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具有双向影响。一方面从促进作用来看，第一，推动了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融合；第二，为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政治实践的正确方法论；第三，促使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中国传统式的解读。由此促进了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实现互通融合。另一方面从阻碍作用来看，由于近代知行观固有的局限性，第一，致使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某些理论的误读；第二，混淆了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某些理论的界限；第三，容易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实用主义的工具，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早期中国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来改造近代中国产生不利影响。系统梳理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通融合关系，深入探析其对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促进与阻碍作用，为回答“如何在当代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课题提供了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关键词]近代知行观；马克思主义；互通融合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7）09-0043-05
对于“知行观”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由来已久。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对非常重要的范畴，“知”与“行”的关系问题是历代思想家在认识论领域长期论争的焦点。为探索适合近代中国革命实践的正确道路，传统知行观在近代发生嬗变，进而形成近代知行观。本文立足于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为视角，通过梳理与考察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通融合，旨在分析近代知行观对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对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外来思想在文化心理方面的影响。
一、近代中国知行观的研究现状
根据笔者所搜集的资料发现，学界对于近代知行观内涵的考察主要是基于近代思想家个人的知行观、近代知行观与传统知行观的对比嬗变等视角渐次展开。
（一）近代知行观主要内容的学术概况
1.从近代思想家个人知行观的视角进行阐释。如傅云龙以孙中山的“力行哲学”为研究对象，指出就“知”与“行”的具体含义或内容而言，到了近代的孙中山，才对其有了比较广泛而准确的理解[1]。在孙中山看来，“知”不仅仅指对伦理道德的认知，而且还包括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体认与把握。对于“行”的阐释，则不仅仅是单纯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及道德义理的践行，亦包含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肩负着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这一历史使命的孙中山，领导中国民众进行民主主义革命，为近代思想的“知”与“行”注入了崭新的内涵。近代的其他思想家，诸如魏源、谭嗣同、严复、章炳麟等，他们对知行观也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如魏源倡导“及之而后知”，严复主张“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谭嗣同则认为“学当以格致为真际”。历代思想家们对知行观各具特色的诠释，从侧面折射出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地位的差异以及所处时代的局限性。
2.从近代知行观与传统知行观对比的视角探析。这些学者认为，经世致用的思想对知行观的近代嬗变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方面从“行”的内涵来看，传统知行观中的“行”是指道德践履，而近代则向以经邦济世和革命实践活动为重点的内涵转变；另一方面从“知”的内涵来看，尽管大多数先进分子倡导以“中体”为本位，并且依然在其知行观中强调封建的“道德认知”，但是他们中有一部分先进人士在学习西方思想的过程中，逐步承认了“科学知识”的重要性。比如，陈卫平通过对比传统与近代的知行观，揭示了在传统知行观中“知”与“行”主要内涵是“德行之知”和“道德践履”，而对知行观的近代界说则转向了科学之“知”与社会实践。与此同时，他在《中国近代知行范畴的嬗变》中继续深化对“知”与“行”范畴的阐释。他认为，传统知行观中的“知”以道德认知为基本内容，而近代的“知”转向以自然领域与社会领域的科学为主要内容；传统知行观中的“行”以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为主要表现形式，到了近代则转变为更加宽广的社会实际活动[2]。由此可见，因时代条件的转换，传统知行观中“知”与“行”之内涵逐步具备近代特质。
学界对近代“知”与“行”的内涵，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探析，无不表明传统知行观的内涵在近代发生了嬗变。但是近代知行观的转变并不一定趋于完善，部分学者的研究中忽视了近代哲学家们所谓的“行”不包括生产实践在内，而且还具有感性直观的、笼统的性质，不能与一般意义上的实践概念相提并论，因此学者们在阐述近代知行观“知”与“行”的内涵方面尚未成熟。
（二）近代知行观主要特点的学术分析
如果说中国古代思想家以“道德”和“伦理”建构了传统知行观，那么近代思想家则主要是围绕社会变革来探索知行观在近代蕴涵的价值。学界对近代知行观的特点研究主要涵盖以下方面：
1.由过分关注天德良知向关注事实知识的近代嬗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遵循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规律，传统知行观之所以能够发生近代转型，与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特殊革命环境密切相关。宋志明从近代知行观发生转变的缘由进行分析，指出近代知行观之所以需要对旧有的传统知行观加以改造，其重要原因在于传统知行观对“闻见之知”不够重视，不能指导近代知识分子正确认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的急剧变化。这种主体意识的集体爆发促使先进知识分子转移注意的视角，对传统知行观进行转变，最终实现由价值认知转向知识认知[3]。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将知行学说运用于革命斗争的历程中，将其作为指导社会实践的科学方法，为近代中国进行实践探索而提供有力的思想指导。鉴于此，如果说传统知行观以个体的道德修养为主轴，那么近代知行观则是围绕社会变革而展开，并实现由过分关注天德良知向关注事实知识的近代嬗变。
2.近代知行学说与政治斗争的关系密切。社会变革必然离不开政治斗争。近代知行观主要根据社会性質的变化逐步演进，与政治斗争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政治发展和社会需要的角度来看，知行关系问题作为思想家们的理论武器，适应了政治斗争的现实要求。因此，根据近代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不仅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而且还应结合近代知行观这一有力的思想武器，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服务。陈卫平在《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变革与继承的统一》一文中，通过传统知行观与近代知行观的对比，指出尽管传统知行观有认识论的意义，但基本内涵是伦理学的，或者以伦理学为主的。而与之不同的是，近代的知行观则初步具备认识论的品格，并指出这一品格的确立，取决于近代知行观围绕社会变革而展开的转型，以及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条件[4] 。因此可以说，知行问题从侧面映射近代中国的政治斗争。 3.近代思想家因阶级立场和社会地位不同而导致知行观各异。不同的哲学家如何解答“知”与“行”之间的关系问题，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有学者指出，孙中山研究了近代西方科学，并以大量的科学知识为依据，对“行”的理解冲破以往的狭隘界定。在孙中山看来，“行”是“知”之基础，“知”来源于“行”，而且认为“知”对“行”具有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对知行观的认识则在于，要在革命的关键时期，学会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及优秀的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以期实现对传统知行命题的科学扬弃[5]。通过对孙中山“知难行易”说以及毛泽东知行学说的比对，彰显出二者知行观差异根源在于社会阶级立场各异。学界关于近代思想家的“知行观”研究，基本形成了以下观点：比如，虽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魏源曾经提倡“彻悟心源”，但他同时强调“行”在认知中的重要性。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谭嗣同则提倡“贵知不贵行”，严复主张读宇宙“无字之书”。资产阶级革命派章太炎肯定了人可以通过感官来认识客观事物，但他后来陷入了唯心主义。近代中国不同阶级的思想家因所处社会地位的差异而代表了其价值集团的不同利益。因此，近代思想家知行观存异，取决于其各自所服务的阶级利益，是为实现政治目的而形成不同的知行观。由此，产生嬗变的近代知行观也为顺应社会变革及政治斗争的需要发挥了关键作用。
纵观学界已有的成果，很多学者的研究都局限于从革命斗争的角度来解释近代知行观的转变，但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除了孙中山之外，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中诸多人士缺乏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或者即使开始涉及对自然科学方面知识的认识，也不一定可以与其业已形成的知行观完美结合。由于近代思想家普遍存在这一问题，使得他们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走了很多弯路，没有认识到中国真正落后于西方的根源，致使近代知行观在某些方面对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阻碍作用。
二、近代知行观对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促进作用
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并引入马克思主义，生发于其明确的社会实践目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关键构成要素的近代知行学说，在促进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异质文化”接纳与吸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推进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融合
关于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相通性问题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已呈现的理论成果颇丰，而且大部分学者认为，在文化心理因素方面，近代知行观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定的优势。客观地说，较早提出“文化契合”这一观点的是李军林。他在相关的专著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契合的重要性。他提出，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并实现中国化本土化的重要缘由，必然在于与传统文化有某种内在的契合点，否则，不可能大规模地输入中国，更不可能在中国落地、开花、结果[6]。而这种契合性的表现之一，就是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契合。知行观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要素，缩减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距离。这一契合有利于消除中国民众对异质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盲目地抵触情绪，并有利于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用大众熟识的话语方式来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传播与发展，并最终扎根中国的内在机制与心理基础。与此观点相类似的学者还有张国宏、缪方明等。他们认为，源于异域的马克思主义若要成功扎根于中国，就必然要找寻其与近代知行观的生长点与结合点。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本质，便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知行观的价值耦合性。这种价值耦合性的表现形式，即是在实践理性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代知行观存在契合之处。二者的契合性使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时，作为实学的知行观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心理基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代知行观有相通之处，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具有良好的文化基础与人文环境。
（二）为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政治实践的正确方法论
近代知行观之所以发生嬗变，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实践服务。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著名学者方克立。他认为，知行问题是思想斗争的侧面。孙中山极其重视对知行问题的研究，并将其当作革命中心建设的理论基础[7]。先于孙中山的各派思想家，对这一问题同样给予相当程度的重视，用他们的知行学说作为指导政治实践的方法论。在这里，方克立强调，近代知行观的积极作用在于，为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正确的革命道路，发挥了理论指导作用，这是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实践的重要方法论依据。
（三）促使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中国传统式解读
这方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王刚。在其专著中，他分析了认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性，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及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受众所处的文化环境对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8]。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代知行观存在相融合之处，所以立足于这种观点，他们（即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中国传统式的解读，这种解读有助于他们理解并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而促使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顺利完成本土化、大众化的历史使命，以期指导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探寻适合革命发展的正确实践路径。
近代知行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至关重要的因素，不仅推进了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融合，提供了早期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实践的正确方法论，而且促使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异质文化而做出中国传统方式的解读。这些积极的影响为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真正接纳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夯實了文化心理基础，促进早期中国知识分子能够在众多外来思想的涌入与冲击下选择并传播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够“为我所用”，以解决近代中国革命面临的各种严峻问题。
三、近代知行观对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阻碍作用
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选择与接受的过程，即马克思主义实现本土化、大众化、中国化的过程。毋庸置疑，尽管近代知行观在很大程度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代知行观固有的局限性也对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不仅要学会有效利用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而且不能忽视消极文化因素的侵入。 （一）导致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某些理论的误读
传统知行观萌芽于拥有悠久农业文明的古代中国。以自然哲学为背景的传统知行观，为思想家们评判封建伦理道德提供深厚的历史依据。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传统知行观，尽管在近代中国适应社会需要发生了转向，但其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遗留在近代思想家的观念中，对近代知行观造成影响。陈金龙将近代知行观置于历史环境的背景之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实现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部分长期流行且对社会革命发生重要作用的理论，很多都受近代知行观中过分强调“行”的思想影响，从而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曲解，或者将近代思想家们的知行观简单地比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观点。因此造成由于社会环境、语言交流障碍以及语境各异等因素的影响，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存在某些误读和误解[9]。应该说，正是近代知行观所具有的消极因素，使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探索与发掘走了一些弯路。
（二）混淆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某些理论之间的界限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关原理存在着部分融合之处，但是融合并不意味着完全等同，事实上，二者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别。传统哲学中的群体意识、大同思想、知行学说等思想，均属于较低形态的东西，它存在忽视个性的缺点。如果对其不加以具体分析，很容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观点混淆起来，以至附加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于此，張云勋主要从三个维度来探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第一，在思想内容维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存在融合性；第二，在文化心理维度，马克思主义对中西方文化的互通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在理论队伍维度，近代中国特色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为马克思主义的近代传播做了大量工作。与此同时，他还指出，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近代知行观存在一定程度的契合性，但是“如果不作深入的具体的分析研究，就很容易模糊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界线”[10]。厘清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是探究二者如何完美融合的关键。
（三）容易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实用主义的工具
张琳对中国近代知行学说的缺陷进行了总结。一是近代中国哲学家对“知”与“行”的内涵与关系的阐释偏向于笼统、经验的分析，尤其是对概念的逻辑分析和科学抽象比较欠缺，因此，他们既不会深入地探究认识的内部机制以及辩证发展所遵循的基本原理，也无法真正把握“知”与“行”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二是对“知”与“行”关系的讨论依然没有脱离道德领域[11]。尽管这一观点有失偏颇，但是，如果无法正确厘清“知”与“行”之间的关系问题，必然会导致两种后果。第一，容易因某时某地革命实践的暂时成功，逐渐把马克思主义固定为某一个领域的具体知识，这样势必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被瓦解，进而使马克思主义指导性思想的总体地位存在边缘化的可能性；第二，容易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一种工具，从而犯了实用主义乃至功利主义的错误，进而不利于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
可以说，尽管近代知行观在很多层面都促进了早期中国知识分子选择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但由于其所固有的对道德修养的过分关注，很多思想家对知行关系缺乏系统的认知，而且唯心主义者对“知”与“行”的某些片面强调消极因素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准确性与有效性，因而不利于马克思主义顺利实现中国化，为革命实践服务。
四、结论
梳理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学界关于“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互通融合”的研究，多侧重于将近代知行观置于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学的层面，从宏观角度考察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研究的理论成果颇丰，但是关于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在近代知行观的影响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哪些方面的理论”“对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问题依然有待深入展开。总而言之，近代知行观是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化心理基因，发掘其影响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引入及实现中国化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可以回答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代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从众多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探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提供学理依据；另一方面如何在当代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重要的时代性课题。在充分把握基本国情的前提下，将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实现创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最终内化为本民族的理论不断注入理论源泉。
[参考文献]
[1]傅云龙.中国知行学说述评[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
[2]陈卫平.中国近代知行范畴的嬗变[J].学术月刊，2001，（1）.
[3]宋志明.论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6）.
[4]陈卫平.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变革与继承的统一[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2，（5）.
[5]高宇，高星斗.“知行”观的演进及其意义[J].滁州学院学报，2004，（3）.
[6]李军林.文化的传播与超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7]方克立.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8]王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9]陈金龙.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若干思考[J].教学与研究，2006，（2）.
[10]张云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文化土壤[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
[11]张琳.《实践论》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换[J].理论学刊，2006，（2）.
〔责任编辑：崔家善〕
[关键词]近代知行观；马克思主义；互通融合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7）09-0043-05
对于“知行观”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由来已久。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对非常重要的范畴，“知”与“行”的关系问题是历代思想家在认识论领域长期论争的焦点。为探索适合近代中国革命实践的正确道路，传统知行观在近代发生嬗变，进而形成近代知行观。本文立足于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为视角，通过梳理与考察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通融合，旨在分析近代知行观对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对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外来思想在文化心理方面的影响。
一、近代中国知行观的研究现状
根据笔者所搜集的资料发现，学界对于近代知行观内涵的考察主要是基于近代思想家个人的知行观、近代知行观与传统知行观的对比嬗变等视角渐次展开。
（一）近代知行观主要内容的学术概况
1.从近代思想家个人知行观的视角进行阐释。如傅云龙以孙中山的“力行哲学”为研究对象，指出就“知”与“行”的具体含义或内容而言，到了近代的孙中山，才对其有了比较广泛而准确的理解[1]。在孙中山看来，“知”不仅仅指对伦理道德的认知，而且还包括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体认与把握。对于“行”的阐释，则不仅仅是单纯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及道德义理的践行，亦包含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肩负着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这一历史使命的孙中山，领导中国民众进行民主主义革命，为近代思想的“知”与“行”注入了崭新的内涵。近代的其他思想家，诸如魏源、谭嗣同、严复、章炳麟等，他们对知行观也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如魏源倡导“及之而后知”，严复主张“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谭嗣同则认为“学当以格致为真际”。历代思想家们对知行观各具特色的诠释，从侧面折射出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地位的差异以及所处时代的局限性。
2.从近代知行观与传统知行观对比的视角探析。这些学者认为，经世致用的思想对知行观的近代嬗变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方面从“行”的内涵来看，传统知行观中的“行”是指道德践履，而近代则向以经邦济世和革命实践活动为重点的内涵转变；另一方面从“知”的内涵来看，尽管大多数先进分子倡导以“中体”为本位，并且依然在其知行观中强调封建的“道德认知”，但是他们中有一部分先进人士在学习西方思想的过程中，逐步承认了“科学知识”的重要性。比如，陈卫平通过对比传统与近代的知行观，揭示了在传统知行观中“知”与“行”主要内涵是“德行之知”和“道德践履”，而对知行观的近代界说则转向了科学之“知”与社会实践。与此同时，他在《中国近代知行范畴的嬗变》中继续深化对“知”与“行”范畴的阐释。他认为，传统知行观中的“知”以道德认知为基本内容，而近代的“知”转向以自然领域与社会领域的科学为主要内容；传统知行观中的“行”以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为主要表现形式，到了近代则转变为更加宽广的社会实际活动[2]。由此可见，因时代条件的转换，传统知行观中“知”与“行”之内涵逐步具备近代特质。
学界对近代“知”与“行”的内涵，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探析，无不表明传统知行观的内涵在近代发生了嬗变。但是近代知行观的转变并不一定趋于完善，部分学者的研究中忽视了近代哲学家们所谓的“行”不包括生产实践在内，而且还具有感性直观的、笼统的性质，不能与一般意义上的实践概念相提并论，因此学者们在阐述近代知行观“知”与“行”的内涵方面尚未成熟。
（二）近代知行观主要特点的学术分析
如果说中国古代思想家以“道德”和“伦理”建构了传统知行观，那么近代思想家则主要是围绕社会变革来探索知行观在近代蕴涵的价值。学界对近代知行观的特点研究主要涵盖以下方面：
1.由过分关注天德良知向关注事实知识的近代嬗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遵循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规律，传统知行观之所以能够发生近代转型，与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特殊革命环境密切相关。宋志明从近代知行观发生转变的缘由进行分析，指出近代知行观之所以需要对旧有的传统知行观加以改造，其重要原因在于传统知行观对“闻见之知”不够重视，不能指导近代知识分子正确认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的急剧变化。这种主体意识的集体爆发促使先进知识分子转移注意的视角，对传统知行观进行转变，最终实现由价值认知转向知识认知[3]。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将知行学说运用于革命斗争的历程中，将其作为指导社会实践的科学方法，为近代中国进行实践探索而提供有力的思想指导。鉴于此，如果说传统知行观以个体的道德修养为主轴，那么近代知行观则是围绕社会变革而展开，并实现由过分关注天德良知向关注事实知识的近代嬗变。
2.近代知行学说与政治斗争的关系密切。社会变革必然离不开政治斗争。近代知行观主要根据社会性質的变化逐步演进，与政治斗争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政治发展和社会需要的角度来看，知行关系问题作为思想家们的理论武器，适应了政治斗争的现实要求。因此，根据近代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不仅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而且还应结合近代知行观这一有力的思想武器，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服务。陈卫平在《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变革与继承的统一》一文中，通过传统知行观与近代知行观的对比，指出尽管传统知行观有认识论的意义，但基本内涵是伦理学的，或者以伦理学为主的。而与之不同的是，近代的知行观则初步具备认识论的品格，并指出这一品格的确立，取决于近代知行观围绕社会变革而展开的转型，以及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条件[4] 。因此可以说，知行问题从侧面映射近代中国的政治斗争。 3.近代思想家因阶级立场和社会地位不同而导致知行观各异。不同的哲学家如何解答“知”与“行”之间的关系问题，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有学者指出，孙中山研究了近代西方科学，并以大量的科学知识为依据，对“行”的理解冲破以往的狭隘界定。在孙中山看来，“行”是“知”之基础，“知”来源于“行”，而且认为“知”对“行”具有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对知行观的认识则在于，要在革命的关键时期，学会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及优秀的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以期实现对传统知行命题的科学扬弃[5]。通过对孙中山“知难行易”说以及毛泽东知行学说的比对，彰显出二者知行观差异根源在于社会阶级立场各异。学界关于近代思想家的“知行观”研究，基本形成了以下观点：比如，虽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魏源曾经提倡“彻悟心源”，但他同时强调“行”在认知中的重要性。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谭嗣同则提倡“贵知不贵行”，严复主张读宇宙“无字之书”。资产阶级革命派章太炎肯定了人可以通过感官来认识客观事物，但他后来陷入了唯心主义。近代中国不同阶级的思想家因所处社会地位的差异而代表了其价值集团的不同利益。因此，近代思想家知行观存异，取决于其各自所服务的阶级利益，是为实现政治目的而形成不同的知行观。由此，产生嬗变的近代知行观也为顺应社会变革及政治斗争的需要发挥了关键作用。
纵观学界已有的成果，很多学者的研究都局限于从革命斗争的角度来解释近代知行观的转变，但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除了孙中山之外，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中诸多人士缺乏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或者即使开始涉及对自然科学方面知识的认识，也不一定可以与其业已形成的知行观完美结合。由于近代思想家普遍存在这一问题，使得他们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走了很多弯路，没有认识到中国真正落后于西方的根源，致使近代知行观在某些方面对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阻碍作用。
二、近代知行观对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促进作用
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并引入马克思主义，生发于其明确的社会实践目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关键构成要素的近代知行学说，在促进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异质文化”接纳与吸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推进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融合
关于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相通性问题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已呈现的理论成果颇丰，而且大部分学者认为，在文化心理因素方面，近代知行观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定的优势。客观地说，较早提出“文化契合”这一观点的是李军林。他在相关的专著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契合的重要性。他提出，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并实现中国化本土化的重要缘由，必然在于与传统文化有某种内在的契合点，否则，不可能大规模地输入中国，更不可能在中国落地、开花、结果[6]。而这种契合性的表现之一，就是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契合。知行观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要素，缩减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距离。这一契合有利于消除中国民众对异质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盲目地抵触情绪，并有利于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用大众熟识的话语方式来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传播与发展，并最终扎根中国的内在机制与心理基础。与此观点相类似的学者还有张国宏、缪方明等。他们认为，源于异域的马克思主义若要成功扎根于中国，就必然要找寻其与近代知行观的生长点与结合点。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本质，便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知行观的价值耦合性。这种价值耦合性的表现形式，即是在实践理性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代知行观存在契合之处。二者的契合性使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时，作为实学的知行观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心理基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代知行观有相通之处，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具有良好的文化基础与人文环境。
（二）为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政治实践的正确方法论
近代知行观之所以发生嬗变，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实践服务。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著名学者方克立。他认为，知行问题是思想斗争的侧面。孙中山极其重视对知行问题的研究，并将其当作革命中心建设的理论基础[7]。先于孙中山的各派思想家，对这一问题同样给予相当程度的重视，用他们的知行学说作为指导政治实践的方法论。在这里，方克立强调，近代知行观的积极作用在于，为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正确的革命道路，发挥了理论指导作用，这是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实践的重要方法论依据。
（三）促使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中国传统式解读
这方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王刚。在其专著中，他分析了认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性，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及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受众所处的文化环境对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8]。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代知行观存在相融合之处，所以立足于这种观点，他们（即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中国传统式的解读，这种解读有助于他们理解并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而促使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顺利完成本土化、大众化的历史使命，以期指导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探寻适合革命发展的正确实践路径。
近代知行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至关重要的因素，不仅推进了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融合，提供了早期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实践的正确方法论，而且促使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异质文化而做出中国传统方式的解读。这些积极的影响为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真正接纳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夯實了文化心理基础，促进早期中国知识分子能够在众多外来思想的涌入与冲击下选择并传播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够“为我所用”，以解决近代中国革命面临的各种严峻问题。
三、近代知行观对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阻碍作用
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选择与接受的过程，即马克思主义实现本土化、大众化、中国化的过程。毋庸置疑，尽管近代知行观在很大程度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代知行观固有的局限性也对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不仅要学会有效利用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而且不能忽视消极文化因素的侵入。 （一）导致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某些理论的误读
传统知行观萌芽于拥有悠久农业文明的古代中国。以自然哲学为背景的传统知行观，为思想家们评判封建伦理道德提供深厚的历史依据。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传统知行观，尽管在近代中国适应社会需要发生了转向，但其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遗留在近代思想家的观念中，对近代知行观造成影响。陈金龙将近代知行观置于历史环境的背景之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实现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部分长期流行且对社会革命发生重要作用的理论，很多都受近代知行观中过分强调“行”的思想影响，从而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曲解，或者将近代思想家们的知行观简单地比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观点。因此造成由于社会环境、语言交流障碍以及语境各异等因素的影响，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存在某些误读和误解[9]。应该说，正是近代知行观所具有的消极因素，使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探索与发掘走了一些弯路。
（二）混淆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某些理论之间的界限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关原理存在着部分融合之处，但是融合并不意味着完全等同，事实上，二者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别。传统哲学中的群体意识、大同思想、知行学说等思想，均属于较低形态的东西，它存在忽视个性的缺点。如果对其不加以具体分析，很容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观点混淆起来，以至附加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于此，張云勋主要从三个维度来探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第一，在思想内容维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存在融合性；第二，在文化心理维度，马克思主义对中西方文化的互通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在理论队伍维度，近代中国特色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为马克思主义的近代传播做了大量工作。与此同时，他还指出，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近代知行观存在一定程度的契合性，但是“如果不作深入的具体的分析研究，就很容易模糊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界线”[10]。厘清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是探究二者如何完美融合的关键。
（三）容易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实用主义的工具
张琳对中国近代知行学说的缺陷进行了总结。一是近代中国哲学家对“知”与“行”的内涵与关系的阐释偏向于笼统、经验的分析，尤其是对概念的逻辑分析和科学抽象比较欠缺，因此，他们既不会深入地探究认识的内部机制以及辩证发展所遵循的基本原理，也无法真正把握“知”与“行”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二是对“知”与“行”关系的讨论依然没有脱离道德领域[11]。尽管这一观点有失偏颇，但是，如果无法正确厘清“知”与“行”之间的关系问题，必然会导致两种后果。第一，容易因某时某地革命实践的暂时成功，逐渐把马克思主义固定为某一个领域的具体知识，这样势必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被瓦解，进而使马克思主义指导性思想的总体地位存在边缘化的可能性；第二，容易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一种工具，从而犯了实用主义乃至功利主义的错误，进而不利于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
可以说，尽管近代知行观在很多层面都促进了早期中国知识分子选择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但由于其所固有的对道德修养的过分关注，很多思想家对知行关系缺乏系统的认知，而且唯心主义者对“知”与“行”的某些片面强调消极因素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准确性与有效性，因而不利于马克思主义顺利实现中国化，为革命实践服务。
四、结论
梳理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学界关于“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互通融合”的研究，多侧重于将近代知行观置于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学的层面，从宏观角度考察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研究的理论成果颇丰，但是关于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在近代知行观的影响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哪些方面的理论”“对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问题依然有待深入展开。总而言之，近代知行观是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化心理基因，发掘其影响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引入及实现中国化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可以回答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代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从众多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探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提供学理依据；另一方面如何在当代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重要的时代性课题。在充分把握基本国情的前提下，将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实现创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最终内化为本民族的理论不断注入理论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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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方克立.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8]王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9]陈金龙.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若干思考[J].教学与研究，2006，（2）.
[10]张云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文化土壤[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
[11]张琳.《实践论》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换[J].理论学刊，2006，（2）.
〔责任编辑：崔家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