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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刘心武在《班主任》中，以他独特的创作实践描写了一组肉体和心灵上受到了严重伤害的青年形象：“坏孩子”宋宝琦的流氓形象与“好孩子”谢惠敏的思想僵化。通过这两个表面上的好坏分明，实际上都受极左思想毒害而心理扭曲的中学生形象的对比，作者揭露了“四人帮”迫害腐蚀青少年纯洁心灵的罪行。
一、孤独叛逆的青春书写
（一）对制度的叛逆
宋宝琦是青年中的一个畸形儿，他对现存的考试制度以及教育体制表现出极度的反感、不满甚至是愤怒和反抗。于是，他试图以自己的反叛和现实做斗争，希望凭借一己之力来挣脱身上的无形枷锁，从而捍卫住自己心里仅有的理想。从小说对他的外貌描写来看，他身体健康却无知空虚，家庭背景也不坏却缺乏教育管理。虽然已經到了初三的年纪，但是真实的知识水平也就相当于初中一年级。在他心里，知识根本就是无用的，所以必然会导致其一系列不满当时教育体
制的行为。
（二）对权威的叛逆
宋宝琦对当时大家极力奉行的所谓“权威”是不理解的、不认同的甚至是蔑视的。所以，他试图以自己的行动去挑战权威，打破枷锁。他偷看禁书，而且书是从原来废书库偷的。《牛虻》是“文革”时期公认的黄书、禁书，他究竟为什么要偷呢？或许是因为好奇，但更多的应该是出于叛逆。因为《牛虻》被学校宣布为坏书而偷出来卖，在不能卖的情况下，他才翻了两篇，连书名上的字都不认识，也不理解书名是什么意思，更不用提这本书的深刻思想内涵了。这些看似荒诞的行为背后，真实地表现出他对当时权威的反叛却又找不到出路的无力感。
（三）对人际和谐关系的叛逆
在对待女性上，宋宝琦表现出极大的歧视与不尊重。胡子明明是男性的象征，但是他在妇女脸上画胡子来解闷娱乐。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他的生活里流氓宋宝琦已经变得麻木不堪，甚至找不到自己。他无时无刻不处于森严的管制中，而且屡次被大流氓“扇耳茄子”与用烟头烫后脑勺。然而，在面对如此的欺凌与侮辱时他不愤怒，不反抗。他一方面迷信“哥儿们义气”，心甘情愿地替大流氓当“炊拨儿”，另一方面又把扇比他更小的流氓耳光当作最大的乐趣，就好像是一个受害者本身没有得到救赎也不知道反抗而是继续把这种迫害转嫁给他人。他是那么的麻木，他的行为是那么的荒唐，但同时也让人为他心疼。
二、难以抹灭的创伤记忆
（一）肉体的摧残
宋宝琦是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一个触目惊心的“畸形儿”，他以一个“小流氓”的形象出现在大家眼前。本出生在一个和谐的家庭，他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听起来似乎很难让人接受，但真真实实地发生了。从宋宝琦的面部肌肉里，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打架斗殴过程中留下的痕迹。自从他陷入了那个流氓集团后，他多次被大流氓扇耳光，用烟头烫后脑勺，肉体上受着摧残。然而，他没有愤怒，也没有反抗。因为从他懂事的时候起，一切专门家几乎都被林贼、“四人帮”打成了“臭老九”，论排行似乎还在他们流氓之下。所以在他心里，奋斗没必要，知识没有用，无休无止的“造反”最好。由此可见，“四人帮”的毒害有多可怕。
（二）心灵的创伤
如果说宋宝琦受害很深，那么谢惠敏则更深一层。在她身上，人们似乎不容易看到被伤害的痕迹，因为她受到的伤害是精神深处的，甚至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这才是最可怕的。毕竟肉体的伤害很容易医治，而心灵的伤害却很难痊愈。她已经在“四人帮”的迫害下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独立判断与思考的能力。她热衷的是搞极“左”，她单纯地崇信一切用铅字新排印出的东西，她用虔诚的态度拜读报纸刊物上的“帮文”，图书馆不开放、报上不推荐的书一律是黄书；组织生活只能读文章不能爬山；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只能穿长袖衬衫，不能穿短袖短裙。在大好的年纪，谢惠敏立志要成为一个好的革命者，想为共产主义终身奋斗，却被“四人帮”害得眼界狭小、黑白不分。在学校，一切进步的文化都被封禁，他们学不到该学的知识和力量；在家里，他们也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就这样，中华民族一代纯正健康的青少年，就被“四人帮”残害得如此麻木和愚钝了。
三、青春书写与创伤记忆双重变奏的书写价值
（一）关注特殊群体
刘心武在《班主任》中，通过对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生动描写，深刻表现了小说的主题，引起了人们对于那个时代被忽视的青少年特殊人群的关注。小说以宋宝琦和谢惠敏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生对同一本书《牛虻》有惊人相似的看法为线索，深刻地反映了“四人帮”给千千万万的青少年带来的肉体和灵魂上的伤害。有人说时间过去了太久，以至于那个时代的悲剧渐渐被忘却，他们所受的伤害渐渐被淡忘。刘心武却通过文学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场景，揭开了青少年一代的伤疤，让人们真切地感受那些孩子的不幸与悲伤。人们从中惊醒，是“四人帮”的愚民政策与文化专制主义使他们坠入了无知的深渊。人们更加关注像宋宝琦、谢惠敏一样的千千万万的青少年所遭受的身体与心灵上的创伤。
（二）张扬启蒙精神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救救孩子”的呐喊者，他的小说用犀利的笔描写了儿童的悲剧命运和精神困扰。20世纪初，鲁迅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也表现了作者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反思。而在1977年的《人民文学》上，刘心武的《班主任》发出了救救“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呼声，揭开了那个时期的精神创伤。小说结尾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声，这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二者的结合，使人们对“文革”危害的深广度有了重新的认知，它不仅仅影响十年，带给人们的创伤记忆是一辈子的。
（吉林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党丽颖（1995-），女，吉林白山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应用研究。
一、孤独叛逆的青春书写
（一）对制度的叛逆
宋宝琦是青年中的一个畸形儿，他对现存的考试制度以及教育体制表现出极度的反感、不满甚至是愤怒和反抗。于是，他试图以自己的反叛和现实做斗争，希望凭借一己之力来挣脱身上的无形枷锁，从而捍卫住自己心里仅有的理想。从小说对他的外貌描写来看，他身体健康却无知空虚，家庭背景也不坏却缺乏教育管理。虽然已經到了初三的年纪，但是真实的知识水平也就相当于初中一年级。在他心里，知识根本就是无用的，所以必然会导致其一系列不满当时教育体
制的行为。
（二）对权威的叛逆
宋宝琦对当时大家极力奉行的所谓“权威”是不理解的、不认同的甚至是蔑视的。所以，他试图以自己的行动去挑战权威，打破枷锁。他偷看禁书，而且书是从原来废书库偷的。《牛虻》是“文革”时期公认的黄书、禁书，他究竟为什么要偷呢？或许是因为好奇，但更多的应该是出于叛逆。因为《牛虻》被学校宣布为坏书而偷出来卖，在不能卖的情况下，他才翻了两篇，连书名上的字都不认识，也不理解书名是什么意思，更不用提这本书的深刻思想内涵了。这些看似荒诞的行为背后，真实地表现出他对当时权威的反叛却又找不到出路的无力感。
（三）对人际和谐关系的叛逆
在对待女性上，宋宝琦表现出极大的歧视与不尊重。胡子明明是男性的象征，但是他在妇女脸上画胡子来解闷娱乐。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他的生活里流氓宋宝琦已经变得麻木不堪，甚至找不到自己。他无时无刻不处于森严的管制中，而且屡次被大流氓“扇耳茄子”与用烟头烫后脑勺。然而，在面对如此的欺凌与侮辱时他不愤怒，不反抗。他一方面迷信“哥儿们义气”，心甘情愿地替大流氓当“炊拨儿”，另一方面又把扇比他更小的流氓耳光当作最大的乐趣，就好像是一个受害者本身没有得到救赎也不知道反抗而是继续把这种迫害转嫁给他人。他是那么的麻木，他的行为是那么的荒唐，但同时也让人为他心疼。
二、难以抹灭的创伤记忆
（一）肉体的摧残
宋宝琦是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一个触目惊心的“畸形儿”，他以一个“小流氓”的形象出现在大家眼前。本出生在一个和谐的家庭，他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听起来似乎很难让人接受，但真真实实地发生了。从宋宝琦的面部肌肉里，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打架斗殴过程中留下的痕迹。自从他陷入了那个流氓集团后，他多次被大流氓扇耳光，用烟头烫后脑勺，肉体上受着摧残。然而，他没有愤怒，也没有反抗。因为从他懂事的时候起，一切专门家几乎都被林贼、“四人帮”打成了“臭老九”，论排行似乎还在他们流氓之下。所以在他心里，奋斗没必要，知识没有用，无休无止的“造反”最好。由此可见，“四人帮”的毒害有多可怕。
（二）心灵的创伤
如果说宋宝琦受害很深，那么谢惠敏则更深一层。在她身上，人们似乎不容易看到被伤害的痕迹，因为她受到的伤害是精神深处的，甚至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这才是最可怕的。毕竟肉体的伤害很容易医治，而心灵的伤害却很难痊愈。她已经在“四人帮”的迫害下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独立判断与思考的能力。她热衷的是搞极“左”，她单纯地崇信一切用铅字新排印出的东西，她用虔诚的态度拜读报纸刊物上的“帮文”，图书馆不开放、报上不推荐的书一律是黄书；组织生活只能读文章不能爬山；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只能穿长袖衬衫，不能穿短袖短裙。在大好的年纪，谢惠敏立志要成为一个好的革命者，想为共产主义终身奋斗，却被“四人帮”害得眼界狭小、黑白不分。在学校，一切进步的文化都被封禁，他们学不到该学的知识和力量；在家里，他们也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就这样，中华民族一代纯正健康的青少年，就被“四人帮”残害得如此麻木和愚钝了。
三、青春书写与创伤记忆双重变奏的书写价值
（一）关注特殊群体
刘心武在《班主任》中，通过对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生动描写，深刻表现了小说的主题，引起了人们对于那个时代被忽视的青少年特殊人群的关注。小说以宋宝琦和谢惠敏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生对同一本书《牛虻》有惊人相似的看法为线索，深刻地反映了“四人帮”给千千万万的青少年带来的肉体和灵魂上的伤害。有人说时间过去了太久，以至于那个时代的悲剧渐渐被忘却，他们所受的伤害渐渐被淡忘。刘心武却通过文学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场景，揭开了青少年一代的伤疤，让人们真切地感受那些孩子的不幸与悲伤。人们从中惊醒，是“四人帮”的愚民政策与文化专制主义使他们坠入了无知的深渊。人们更加关注像宋宝琦、谢惠敏一样的千千万万的青少年所遭受的身体与心灵上的创伤。
（二）张扬启蒙精神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救救孩子”的呐喊者，他的小说用犀利的笔描写了儿童的悲剧命运和精神困扰。20世纪初，鲁迅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也表现了作者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反思。而在1977年的《人民文学》上，刘心武的《班主任》发出了救救“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呼声，揭开了那个时期的精神创伤。小说结尾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声，这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二者的结合，使人们对“文革”危害的深广度有了重新的认知，它不仅仅影响十年，带给人们的创伤记忆是一辈子的。
（吉林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党丽颖（1995-），女，吉林白山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应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