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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矛盾性是严复思想与行为的一大特色:他盛赞西方的自由,但却又不同意给予中国民众绝对的自由,这构成了他的第一重矛盾性;维新运动前后,他对政治理念的宣传和他的实际政治行动也体现出了“激进”与“保守”的不协调,此为他的第二重矛盾性。这种矛盾性,不仅仅是严复个人的特点,更是近代中国发展史中一个特殊的时代烙印。
关键词:严复;思想;行为;矛盾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0)02-070-03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文人学士们对国事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民族危亡时期,他们掀起了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他们纷纷发表文章,宣传西学,企图唤醒国人沉睡的意识。他们主张用和缓渐进、不改变旧有制度的办法,来改革中国的封建社会,以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但是,当时中国剧变的社会环境注定了这些资产阶级思想是跟着瞬息万变的社会局势和随之而来的科学知识而矛盾错杂地向前发展着或倒退着,他们的思想常在不同时期形成逻辑上的矛盾。而严复便是其中一位典型代表,他在思想上充满前卫的张力,但在行为上却妥协于现实,造成这种矛盾因素是多方面的,也是复杂的。
一、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之间的矛盾
个体自由的出发点是个人,强调重视个人价值,而群体自由的出发点是国家,强调公共利益。古往今来,东西方都存在对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的讨论,孰轻孰重却是由特定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1895年中国甲午战败,作为关心国家命运的有志之士,严复走上了救亡图存之路。他利用自己所学的中外知识,综合比较认为中国贫穷而西方富强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是否享有自由。“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糙,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之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①这里严复论述了自由对于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性,但当时的民众基本没有自由理念。他在《论世变之亟》中写道:“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未尝立以为教者也”。②在严复看来,中国要改变落后的状况,就必须大力倡导和培育自由理念,这是当务之急。严复强调“人之自由,天之所畀”,他盛赞西方的自由思想,认为自由是西方富强之根本。因此他得出结论:中国只有解放民众思想,倡导自由,国家富强才有希望。但是当提及给予民众自由时,他又说中国的民众“才未逮,力未长,德未知”,处于这种状态下的国民连自治都谈不上,更何谈自由呢。而且,在《群己权界论》中,他将个人自由置于群体自由之下,力求使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他认为只有当国家自由了,才能实现个人自由。他把人们实现自由的机会推迟到开民智之后的遥远将来,表现出了他思想的不彻底性。
造成严复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矛盾的根源是他当时所处的国家状况。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遭受着列强的欺压,国门被打开,民族危机深重,努力实现救亡图存远比宣扬个人自由要重要的多、现实的多。正是这种现状决定了中国人寻求一条由爱国而民主自由的特殊道路。所以,“假如说密尔常以个人自由为目的本身,那么,严复则把个人自由变成一个促进‘民智民德’以达到国家富强目的的手段”。③严复时刻以挽救民族危机为己任,以寻求国家富强为纲要,所以他才会始终立足于中国文化伦理本位,才会始终注重挖掘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和抗争力。在当时的中国,个人自由与国家独立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严复群体为重的原则,则必须先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方可考虑个人自由。这种保守的态度与他对个人自由的赞扬以及对中国民众缺乏自由的批判力度无疑是不相吻合的。另外,中国文化从童年时代起,群体意味就偏重些。王朝利益是整个社会的目的,士大夫的崇高目标是“治国平天下”,普通老百姓的至上追求是“光宗耀祖”。追求个人利益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中找不到位置,所以要想让民众接受自由主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严复来讲,当然更愿意宣传和鼓动容易实现的观点了。
二、维新运动中的静与动
在此,我们将严复的理论宣扬称为“动”,而将他实际参与的政治行动称为“静”。1895年的《马关条约》,使中国陷入列强瓜分的危机中,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发起了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康有为以“公车上书”一举为天下先,成为维新运动的旗手。严复也投身变法维新之中。在甲午战争激荡下,他怀着激愤的心情,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一系列战斗檄文。在《论世变之亟》中,他写道:“盖我中国圣人之意,以为吾非不知宇宙之为无尽藏,而人心之灵,苟日开论焉,其机巧智能,可以驯致于不测也。而吾独置之而不以为务者,盖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而已。夫天地之物产有限,而生民之嗜欲无穷,孽乳浸多,镌鑱日广,此终不足之势也。物不足则必争,而争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是故春秋大一统。一统者,平争之大局也”。④不仅如此,他还论证了救亡图存与变法维新的关系,他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主张救亡图存,抵御外侮。他认为中国要变亡为存,就必须顺应历史潮流,学习西方。他说:“盖谋国之方,莫善于转祸而为福;而人臣之罪,莫大于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也者,无目着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⑤在《原强》中,严复批判了死守祖宗成宪的顽固派,指出了变法符合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天下大势,犹水之东流,夫已浩浩成江河矣,乃障而反之使之在山,此人力所必不胜也。”⑥此外,他还大声疾呼“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也”。
甲午战后,严复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呼唤维新变法,成为当时走在时代前列的激进派。然而,激进的思想并未给他带来激进的行为。1896年,他协助梁启超主笔了《时务报》,后又与王修植、夏曾佑等创办了《国闻报》,目的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科学,力求自强,使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是,“虽然《国闻报》支持了1898年的全部改良努力,但严复直接参与的只是一份《拟上皇帝书》和一次觐见。他的《拟上皇帝书》从未被进呈御览,因为召见后一星期,政变就发生了”。⑦可见,严复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似乎仅限于发表几篇文章,发出几声呐喊。他虽一再地批判中国的封建制度,但是他并不赞成废弃君主,相反他认为目前中国还需要一位“圣主”来提高国民素质。“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⑧在戊戌变法前,严复在他的《拟上皇帝书》中言辞恳切地建议皇帝要拉近与臣民的关系,以达到上行下效的良好效果,从而促进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正是这种思想,使他“在戊戌变法走向高潮时,便表现出了某种保守甚至是倒退,他嫌康、梁太激进了,他反对‘减君权,兴议院’,认为‘君权之轻重,与民智之深浅成正比例……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主之美治,实大乱之道也’”。⑨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他的思想更加保守了,以至表现出了对维新变法否定的态度。他在《与熊纯如书》中回忆戊戌变法时写道:“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八社稷,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无康梁,其母子固未必生衅,西太后天年易尽,俟其百年,政权独揽,徐弃更张,此不独其祖宗之所式凭,而亦四百兆人民之洪福,而康乃踵商君故智,卒然得君,不察其所处地位为何如,所当之阻力为何等,卤葬灭裂,轻易猖狂,驯至于幽其君而杀其友,己则逍遥法外,立名目以敛人财,恬然不以为耻”。⑩严复将清亡的罪过算到了康梁的头上,他幻想政权的自然交替。可见,他尽管在理论上是先进的,但是在现实政治行动中,却是谨慎和保守的。
严复在维新运动中形成的“静”与“动”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时代特征来看,19世纪末的中国,危机四伏,许多有志之士试图用自身力量去唤醒中国民众来挽救中华民族。比如严复就承担了传播西学的工作,康梁也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他们可以算作新思想的先驱。然而,他们也是受封建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一代。他们从小就接受着正统的封建教育,对封建制度的感情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当新思想与旧传统发生冲突时,他们显得措手不及。面对这种客观事实,他们在宣扬新思想时往往会透露出某种保守性,他们的行为也容易在经过一番挣扎后再次回到传统中。其次,从严复的理论来源看,严复深受斯宾塞社会学的影响,斯宾塞认为社会群体质量是由个体质量决定的,只有每个个体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了,社会才能进步,国家富强才有希望。严复继承了斯宾塞的这一观点,他认为要了解一国的实力,应该观察它的个体,如果个体贫穷软弱的话,那么整个国家也不会强大。故“曰:欲知其合,必察其分。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聚之形法性情者也。是故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法国”。B11而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民众尚处于未开化状态,即“才未逮、力未长、德未知”,处于这种状态下的国民是无法自治的,因此不能废除君主,也不能给予民众自由。再次,从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来看,严复是当时的高层知识分子,是宣传变法的改良派,他创办了通艺学堂,翻译了许多西方名著。他还赞助梁启超在沪创办《时务报》,介绍西学,鼓吹改良,同时编《国闻汇编》。
但同时他又是统治阶级官绅阶层的人物。1880年他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又被提升为总办,担任过开平矿务局总办、编译局总办、安庆高等学堂监督、复旦公学校长等官职。所有这些职位,均有薪金。而严复的主要经济收入,除了部分稿费外,起支撑作用的就是他做官时的薪俸。由于生存的需要,使他不得不服务于当权派。这样,严复对支撑他生存的官场生活是充满依恋的。因此造成了他理论上对旧官场的批评、指责,而实际上又不得不依赖、顺应这个他所奋力批判的官场世界。
严复的同代人吴汝纶先生评价严复是一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的人,综观严复一生的行为与思想,这一评价颇为中肯。但是如果我们将眼光投放到当时的中国,我们就会发现此种矛盾存在的普遍性。它的时代特征异常明显:严复强调社会进化,提倡个人自由,但又苦于民智未开而寻求“开明专制”;梁启超以新思想的喉舌自诩,但五四以后,也不问政事而专心于国学研究;激进维新派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后甚至隐退佛门。因此严复的矛盾性,不仅仅是严复个人的特点,更是近代中国发展史中一个特殊的时代烙印。
注释:
①②④⑤⑥⑧B11牛仰山.天演之声:严复文选[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③⑦[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⑨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⑩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关键词:严复;思想;行为;矛盾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0)02-070-03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文人学士们对国事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民族危亡时期,他们掀起了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他们纷纷发表文章,宣传西学,企图唤醒国人沉睡的意识。他们主张用和缓渐进、不改变旧有制度的办法,来改革中国的封建社会,以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但是,当时中国剧变的社会环境注定了这些资产阶级思想是跟着瞬息万变的社会局势和随之而来的科学知识而矛盾错杂地向前发展着或倒退着,他们的思想常在不同时期形成逻辑上的矛盾。而严复便是其中一位典型代表,他在思想上充满前卫的张力,但在行为上却妥协于现实,造成这种矛盾因素是多方面的,也是复杂的。
一、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之间的矛盾
个体自由的出发点是个人,强调重视个人价值,而群体自由的出发点是国家,强调公共利益。古往今来,东西方都存在对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的讨论,孰轻孰重却是由特定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1895年中国甲午战败,作为关心国家命运的有志之士,严复走上了救亡图存之路。他利用自己所学的中外知识,综合比较认为中国贫穷而西方富强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是否享有自由。“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糙,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之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①这里严复论述了自由对于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性,但当时的民众基本没有自由理念。他在《论世变之亟》中写道:“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未尝立以为教者也”。②在严复看来,中国要改变落后的状况,就必须大力倡导和培育自由理念,这是当务之急。严复强调“人之自由,天之所畀”,他盛赞西方的自由思想,认为自由是西方富强之根本。因此他得出结论:中国只有解放民众思想,倡导自由,国家富强才有希望。但是当提及给予民众自由时,他又说中国的民众“才未逮,力未长,德未知”,处于这种状态下的国民连自治都谈不上,更何谈自由呢。而且,在《群己权界论》中,他将个人自由置于群体自由之下,力求使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他认为只有当国家自由了,才能实现个人自由。他把人们实现自由的机会推迟到开民智之后的遥远将来,表现出了他思想的不彻底性。
造成严复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矛盾的根源是他当时所处的国家状况。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遭受着列强的欺压,国门被打开,民族危机深重,努力实现救亡图存远比宣扬个人自由要重要的多、现实的多。正是这种现状决定了中国人寻求一条由爱国而民主自由的特殊道路。所以,“假如说密尔常以个人自由为目的本身,那么,严复则把个人自由变成一个促进‘民智民德’以达到国家富强目的的手段”。③严复时刻以挽救民族危机为己任,以寻求国家富强为纲要,所以他才会始终立足于中国文化伦理本位,才会始终注重挖掘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和抗争力。在当时的中国,个人自由与国家独立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严复群体为重的原则,则必须先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方可考虑个人自由。这种保守的态度与他对个人自由的赞扬以及对中国民众缺乏自由的批判力度无疑是不相吻合的。另外,中国文化从童年时代起,群体意味就偏重些。王朝利益是整个社会的目的,士大夫的崇高目标是“治国平天下”,普通老百姓的至上追求是“光宗耀祖”。追求个人利益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中找不到位置,所以要想让民众接受自由主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严复来讲,当然更愿意宣传和鼓动容易实现的观点了。
二、维新运动中的静与动
在此,我们将严复的理论宣扬称为“动”,而将他实际参与的政治行动称为“静”。1895年的《马关条约》,使中国陷入列强瓜分的危机中,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发起了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康有为以“公车上书”一举为天下先,成为维新运动的旗手。严复也投身变法维新之中。在甲午战争激荡下,他怀着激愤的心情,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一系列战斗檄文。在《论世变之亟》中,他写道:“盖我中国圣人之意,以为吾非不知宇宙之为无尽藏,而人心之灵,苟日开论焉,其机巧智能,可以驯致于不测也。而吾独置之而不以为务者,盖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而已。夫天地之物产有限,而生民之嗜欲无穷,孽乳浸多,镌鑱日广,此终不足之势也。物不足则必争,而争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是故春秋大一统。一统者,平争之大局也”。④不仅如此,他还论证了救亡图存与变法维新的关系,他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主张救亡图存,抵御外侮。他认为中国要变亡为存,就必须顺应历史潮流,学习西方。他说:“盖谋国之方,莫善于转祸而为福;而人臣之罪,莫大于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也者,无目着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⑤在《原强》中,严复批判了死守祖宗成宪的顽固派,指出了变法符合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天下大势,犹水之东流,夫已浩浩成江河矣,乃障而反之使之在山,此人力所必不胜也。”⑥此外,他还大声疾呼“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也”。
甲午战后,严复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呼唤维新变法,成为当时走在时代前列的激进派。然而,激进的思想并未给他带来激进的行为。1896年,他协助梁启超主笔了《时务报》,后又与王修植、夏曾佑等创办了《国闻报》,目的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科学,力求自强,使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是,“虽然《国闻报》支持了1898年的全部改良努力,但严复直接参与的只是一份《拟上皇帝书》和一次觐见。他的《拟上皇帝书》从未被进呈御览,因为召见后一星期,政变就发生了”。⑦可见,严复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似乎仅限于发表几篇文章,发出几声呐喊。他虽一再地批判中国的封建制度,但是他并不赞成废弃君主,相反他认为目前中国还需要一位“圣主”来提高国民素质。“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⑧在戊戌变法前,严复在他的《拟上皇帝书》中言辞恳切地建议皇帝要拉近与臣民的关系,以达到上行下效的良好效果,从而促进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正是这种思想,使他“在戊戌变法走向高潮时,便表现出了某种保守甚至是倒退,他嫌康、梁太激进了,他反对‘减君权,兴议院’,认为‘君权之轻重,与民智之深浅成正比例……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主之美治,实大乱之道也’”。⑨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他的思想更加保守了,以至表现出了对维新变法否定的态度。他在《与熊纯如书》中回忆戊戌变法时写道:“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八社稷,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无康梁,其母子固未必生衅,西太后天年易尽,俟其百年,政权独揽,徐弃更张,此不独其祖宗之所式凭,而亦四百兆人民之洪福,而康乃踵商君故智,卒然得君,不察其所处地位为何如,所当之阻力为何等,卤葬灭裂,轻易猖狂,驯至于幽其君而杀其友,己则逍遥法外,立名目以敛人财,恬然不以为耻”。⑩严复将清亡的罪过算到了康梁的头上,他幻想政权的自然交替。可见,他尽管在理论上是先进的,但是在现实政治行动中,却是谨慎和保守的。
严复在维新运动中形成的“静”与“动”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时代特征来看,19世纪末的中国,危机四伏,许多有志之士试图用自身力量去唤醒中国民众来挽救中华民族。比如严复就承担了传播西学的工作,康梁也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他们可以算作新思想的先驱。然而,他们也是受封建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一代。他们从小就接受着正统的封建教育,对封建制度的感情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当新思想与旧传统发生冲突时,他们显得措手不及。面对这种客观事实,他们在宣扬新思想时往往会透露出某种保守性,他们的行为也容易在经过一番挣扎后再次回到传统中。其次,从严复的理论来源看,严复深受斯宾塞社会学的影响,斯宾塞认为社会群体质量是由个体质量决定的,只有每个个体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了,社会才能进步,国家富强才有希望。严复继承了斯宾塞的这一观点,他认为要了解一国的实力,应该观察它的个体,如果个体贫穷软弱的话,那么整个国家也不会强大。故“曰:欲知其合,必察其分。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聚之形法性情者也。是故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法国”。B11而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民众尚处于未开化状态,即“才未逮、力未长、德未知”,处于这种状态下的国民是无法自治的,因此不能废除君主,也不能给予民众自由。再次,从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来看,严复是当时的高层知识分子,是宣传变法的改良派,他创办了通艺学堂,翻译了许多西方名著。他还赞助梁启超在沪创办《时务报》,介绍西学,鼓吹改良,同时编《国闻汇编》。
但同时他又是统治阶级官绅阶层的人物。1880年他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又被提升为总办,担任过开平矿务局总办、编译局总办、安庆高等学堂监督、复旦公学校长等官职。所有这些职位,均有薪金。而严复的主要经济收入,除了部分稿费外,起支撑作用的就是他做官时的薪俸。由于生存的需要,使他不得不服务于当权派。这样,严复对支撑他生存的官场生活是充满依恋的。因此造成了他理论上对旧官场的批评、指责,而实际上又不得不依赖、顺应这个他所奋力批判的官场世界。
严复的同代人吴汝纶先生评价严复是一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的人,综观严复一生的行为与思想,这一评价颇为中肯。但是如果我们将眼光投放到当时的中国,我们就会发现此种矛盾存在的普遍性。它的时代特征异常明显:严复强调社会进化,提倡个人自由,但又苦于民智未开而寻求“开明专制”;梁启超以新思想的喉舌自诩,但五四以后,也不问政事而专心于国学研究;激进维新派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后甚至隐退佛门。因此严复的矛盾性,不仅仅是严复个人的特点,更是近代中国发展史中一个特殊的时代烙印。
注释:
①②④⑤⑥⑧B11牛仰山.天演之声:严复文选[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③⑦[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⑨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⑩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