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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这一年多来的周边外交举措很多，而且还在演化过程中，此处仅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习近平时代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对于外交的关注和投入显著增大。2014年中国举办了两次主场外交（亚信会议和APEC会议），习主席一年多来共出访11次（非洲一次，拉美一次，欧洲一次，北美一次，其他七次都在周边），一共到访了30多个国家。看领导人对一个问题重视不重视，就看他在这个问题上花了多少时间，这一年多来习主席在外交上的投入，特别是在中国周边外交上的投入，超过很多人的预期，体现出他对周边外交的重视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第二，一年多来中国的周边外交十分主动，在不同议题上频繁主动出击。这包括“一带一路”的倡议，亚信会议的召开以及亚洲安全观的提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进展，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中韩和中澳两个自贸区的突破性进展，还有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合作的新进展，等等。这个清单可以列得很长。
这些主动出击的行为有一个客观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部署，明显地起到消解美国战略效果的作用，使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主要议题的方向，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路径发生改变。它可以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路径从美国规划的不利于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路径中偏离出来，然后把这一效果进一步扩大。随着时间的累积，这种路径变化会产生更为显著、更为可观的效果。特别重要的是，这些路径是由中国规划，并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国推动的。利用这些倡议、设想和政策，可以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过程更好地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生变化，从而使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获得更大的主动权。
第三，周边外交站得很高，从战略上去判断得失，而不是就事论事地讨论得失。包括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绸之路建设基金、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等，这些看上去需要我们付出较大的投入，但其背后涉及的更大问题是国际秩序和地区秩序，包括国际规则等方面的建设。以前，我们也经常讲要获取国际规则的参与权和制定权，但其主要思路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思路，主要是跟西方国家谈规则。沿着这种思路努力了很多年，总体上效果不是很明显，而且这个思路有明显的天花板。
现在我们换了一个思路，在某种程度上是“另起炉灶，自己搞一套，自己想办法”的方式。这几个机制、机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进入有效运转的实施阶段，就会对现有的规则形成较为强烈的冲击。它丰富了中国外交的手段，增强了中国周边外交的主动性，有助于在未来一个时期获取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规则方面的战略性收益。
第四，我们的周边外交思路更加开拓、策略更加灵活。原来很多想不到可以去做、或者不敢去做的事情，现在很多都可以去实践、可以去尝试，而且能够收到比较好的效果。可以说，在周边外交方面，领导人层面的解放思想，已经走在了很多人的前面，而且已经走得比较远了。
第五，分清战略亲疏关系，对于友好国家能够以更大的力度进行支持;对于战略竞争对手，第一是不怕对抗，第二是变得更加善于对抗，在对抗方面我们的技巧和能力都在提升。我们的政策真正实现了“硬的更硬、软的更软”。这些政策继续推行一定的时期，会实质性地改变很多周边国家的心理预期。周边国家对中国行为方式的心理预期，本身是我们周边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周边环境复杂的大国来说，这种心理层面的改变，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产，需要时时加以精心维护。
第六，舍得投入，善于造势，善于调动其他国家的行为。中国领导人连续两年把俄罗斯作为第一个出访的国家，这微妙地改变了其他大国对中国外交排序的认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国关系产生了影响。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一开始很多人觉得很困难，但也能在一年的时间内在国际上形成声势，不少国家陆续表示出较大的兴趣，说明中国在国际上主动行为的能力明显增强了。
第七，国内协调变得更加有效，包括国内有关部门的思想和行动得到了进一步的统一，特别是这是在一个战略思路转变过程中的思想统一，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这样的效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
最后一点就是在理念方面，现在越来越善于以实际行动来回应对中国的指责。对于对中国“搭便车”的指责，马上回应：中国欢迎其他国家搭中国经济的便车，而且是搭快车;对于说中国没有负大国责任的指责，马上有对阿富汗的经济支持，还有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建设基金等行动，这些具体行动上的迅速回应，使西方的指责不攻自破。它们既体现了我们的负责任态度，本身也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作者为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周边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第一，习近平时代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对于外交的关注和投入显著增大。2014年中国举办了两次主场外交（亚信会议和APEC会议），习主席一年多来共出访11次（非洲一次，拉美一次，欧洲一次，北美一次，其他七次都在周边），一共到访了30多个国家。看领导人对一个问题重视不重视，就看他在这个问题上花了多少时间，这一年多来习主席在外交上的投入，特别是在中国周边外交上的投入，超过很多人的预期，体现出他对周边外交的重视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第二，一年多来中国的周边外交十分主动，在不同议题上频繁主动出击。这包括“一带一路”的倡议，亚信会议的召开以及亚洲安全观的提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进展，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中韩和中澳两个自贸区的突破性进展，还有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合作的新进展，等等。这个清单可以列得很长。
这些主动出击的行为有一个客观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部署，明显地起到消解美国战略效果的作用，使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主要议题的方向，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路径发生改变。它可以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路径从美国规划的不利于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路径中偏离出来，然后把这一效果进一步扩大。随着时间的累积，这种路径变化会产生更为显著、更为可观的效果。特别重要的是，这些路径是由中国规划，并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国推动的。利用这些倡议、设想和政策，可以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过程更好地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生变化，从而使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获得更大的主动权。
第三，周边外交站得很高，从战略上去判断得失，而不是就事论事地讨论得失。包括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绸之路建设基金、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等，这些看上去需要我们付出较大的投入，但其背后涉及的更大问题是国际秩序和地区秩序，包括国际规则等方面的建设。以前，我们也经常讲要获取国际规则的参与权和制定权，但其主要思路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思路，主要是跟西方国家谈规则。沿着这种思路努力了很多年，总体上效果不是很明显，而且这个思路有明显的天花板。
现在我们换了一个思路，在某种程度上是“另起炉灶，自己搞一套，自己想办法”的方式。这几个机制、机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进入有效运转的实施阶段，就会对现有的规则形成较为强烈的冲击。它丰富了中国外交的手段，增强了中国周边外交的主动性，有助于在未来一个时期获取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规则方面的战略性收益。
第四，我们的周边外交思路更加开拓、策略更加灵活。原来很多想不到可以去做、或者不敢去做的事情，现在很多都可以去实践、可以去尝试，而且能够收到比较好的效果。可以说，在周边外交方面，领导人层面的解放思想，已经走在了很多人的前面，而且已经走得比较远了。
第五，分清战略亲疏关系，对于友好国家能够以更大的力度进行支持;对于战略竞争对手，第一是不怕对抗，第二是变得更加善于对抗，在对抗方面我们的技巧和能力都在提升。我们的政策真正实现了“硬的更硬、软的更软”。这些政策继续推行一定的时期，会实质性地改变很多周边国家的心理预期。周边国家对中国行为方式的心理预期，本身是我们周边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周边环境复杂的大国来说，这种心理层面的改变，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产，需要时时加以精心维护。
第六，舍得投入，善于造势，善于调动其他国家的行为。中国领导人连续两年把俄罗斯作为第一个出访的国家，这微妙地改变了其他大国对中国外交排序的认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国关系产生了影响。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一开始很多人觉得很困难，但也能在一年的时间内在国际上形成声势，不少国家陆续表示出较大的兴趣，说明中国在国际上主动行为的能力明显增强了。
第七，国内协调变得更加有效，包括国内有关部门的思想和行动得到了进一步的统一，特别是这是在一个战略思路转变过程中的思想统一，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这样的效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
最后一点就是在理念方面，现在越来越善于以实际行动来回应对中国的指责。对于对中国“搭便车”的指责，马上回应：中国欢迎其他国家搭中国经济的便车，而且是搭快车;对于说中国没有负大国责任的指责，马上有对阿富汗的经济支持，还有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建设基金等行动，这些具体行动上的迅速回应，使西方的指责不攻自破。它们既体现了我们的负责任态度，本身也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作者为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周边战略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