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多难未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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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1月14日,以色列对加沙发动代号为“防务之柱”的军事行动,加沙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加沙的主导权一再变迁,生活其中的人们自然也就多磨难。自2007年以来,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这里的冲突更是层出不穷,加沙战事一再跃入世人眼帘。
  跌宕起伏的加沙命运
  加沙位于地中海东岸,长41公里,宽6~12公里,面积仅为365平方公里。近60余年来,加沙的命运可谓是跌宕起伏。在1947年的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方案中,加沙被给予了拟定中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1948~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它落入埃及的掌控之中,经过惨烈的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又成为它的控制者。1993年巴以签署《奥斯陆协议》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逐步取得了加沙除犹太人定居点以外土地的自治权,流亡海外27年的阿拉法特1994年重返巴勒斯坦时,首先踏上并定居的地方就是加沙。2005年,以色列沙龙政府取缔了加沙所有犹太人定居点,坚决执行从加沙的单边撤离行动,自此,以法塔赫为主导的巴民族权力机构对整个加沙实施了行政权。2006年巴勒斯坦第二大政治力量哈马斯赢得立法委员会选举并组建政府后,未能得到法塔赫的积极回应,巴勒斯坦内部陷入冲突和分裂境地,在此过程中,哈马斯政府虽然丧失了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自治地的领导,但是也成功把法塔赫排挤出加沙,从2007年起,加沙处于哈马斯的单独掌控之下。
  但是,哈马斯接管的加沙并不是一个乐园。在超过150万的居民中,身为巴勒斯坦难民的就多达2/3。根据2010年下半年的相关统计,加沙难民的就业率不到四成,目前加沙仍有约32.5万名难民处于赤贫状态,连基本的饮食都无法保障。哈马斯的主政并没有给加沙带来福音,反而带来更大的灾难,因为这个组织自成立以来就是以色列的眼中钉。
  以加沙为大本营的哈马斯诞生于1987年巴勒斯坦人民反抗以色列占领的民族大起义中,是作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出现的。1988年通过的哈马斯纲领宣示,其斗争目标是要把巴勒斯坦从以色列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并且要在涵盖今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地方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为了达到解放和建国之目标,哈马斯诞生后对以色列发动了多起暴力袭击,并拒绝承认以色列国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以色列视哈马斯为不共戴天之敌,斥之为恐怖组织,美国、加拿大、欧盟和日本等对该组织的官方看法亦是如此,但是阿拉伯国家、伊朗、俄罗斯、土耳其等多国则把哈马斯看作是反抗外部占领、争取民族独立的组织。
  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加沙
  2007年哈马斯主政加沙后,以色列拉开了封锁该地的序幕,希望以“集体惩罚”的方式迫使哈马斯改弦易张。以色列的严密封锁,加上埃及穆巴拉克政权的配合,以及欧美对哈马斯几乎联合性的抵制,致使加沙成为“人间地狱”,即使是以色列最坚定的支持者美国也不得不承认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是不能接受的。著名组织“自由加沙运动”曾多次组织船队向加沙运送救援物质,2010年5月底救援船队遭遇以色列的袭击,导致八名土耳其人和一名美籍土耳其人死亡,在国际社会引发强烈反响。事后,土耳其对以色列的态度骤然恶化。
  以色列对加沙实施严密封锁,哈马斯则更加频繁地以质量低劣的火箭弹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又对哈马斯进行近似周期性的军事打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2008年底至2009年初的“铸铅行动”和刚刚停火的“防务之柱”行动。在“铸铅行动”中,加沙巴勒斯坦人伤亡各是4250人和913人,以色列伤亡各是119人和13人。在“防务之柱”行动中,双方人员伤亡仍然高度不对称,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展开的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按照当初巴以达成的协议,包括加沙在内的巴勒斯坦不被允许拥有军队,以色列也不允许作战武器流入加沙。尽管以色列连篇累牍地报道哈马斯从加沙向自己发射火箭弹的威胁,但是由此导致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比较有限,远非以色列的军事打击给加沙造成的损失可比。
  尽管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和军事打击遭致不少批评,不过,作为一个曾经被迫流散世界各地且在历史上遭遇普遍排挤的民族,犹太人对土地和国家安全的诉求非常强烈。但凡认为是有利于国家安全的,以色列必定会强烈追求,并且力求取得对竞争对手的绝对优势,确保国家的绝对安全,这一点明确反应在以色列对土地的诉求方面。除1947年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给予的土地外,目前以色列还掌控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的部分地区,而且还把完整的耶路撒冷法定为自己的“首都”。
  不对称的加沙对抗
  以色列之所以能够在多方批评之声中继续自己的政策,与美国的坚定支持密不可分。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仅仅数分钟后,美国就给予其外交承认,此后美以关系不断发展,特别是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华盛顿对以色列的作战能力和战略价值更加看重。冷战时期,为了抗衡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从肯尼迪总统时期开始华盛顿大幅度地增加了对以色列的援助。这样,到“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作为美国‘战略资产’的形象开始扎根;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形象则成为了信条”,最终形成了时下举世皆知的“美以特殊关系”。虽然全世界普遍谴责以色列2006年发动的对黎巴嫩战争、2009年发动的对加沙军事打击,但是美国依然坚定地站在以色列一边,致使联合国安理会就巴勒斯坦问题商讨对策时,形成不了有效约束以色列行为的决议。
  而哈马斯向来被华盛顿视为恐怖组织。这样一来,实力本就悬殊的以色列和哈马斯,又因为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迥异立场,使得它们之间的对抗更加不对称。加沙战事也再次说明,国际体系是以大国为核心构建的,世界性国际组织也是以大国为核心运转的,从制度上讲,在冷战后有大国卷入或受大国影响的区域冲突中,那些与大国利益不一致的冲突方的利益很难获得保障。不管是在绝对实力上,还是在现行的国际体系中,以色列均拥有哈马斯不可比拟的优势,所以,近些年来,当然也包括今后若干年中,哈马斯在与以色列的对抗中注定是一个悲剧性角色。
  强势方的让步与弱势方的妥协都需要
  当然,以色列也并非没有可担心之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特别是加沙地带的某些政策和行为正遭受着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前不久以色列国内出现的反对扩大加沙战争的游行,以及土耳其对以色列日趋敌视的态度和政策都说明了这一点。从区域层面上看,这两年来中东多个国家已经或正在发生剧烈的政治变革,以色列不得不面对一个民意对政府的影响日益上升的周边环境;从国际层面讲,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并非一层不变,而且,美国学界和舆论界近些年也展开了对以色列行为和政策的讨论和反思,华盛顿对以色列的态度也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如果以色列不调整某些政策的话,将面临日益沉重的压力。事实上,冲突的解决也需要暂时的强势方的让步,历史一再印证,在安全问题上,但凡想要绝对安全的国家,无不是四面树敌,致使自己更加不安全。
  对于强势的以色列和弱势的哈马斯而言,过多地纠结于历史上巴勒斯坦的土地归属问题意义已不大,他们应该要做的,还是以联合国通过的有关巴勒斯坦决议为基础,积极解决存在已久的争端。在这个过程中,暂时的弱势方自然也要做出妥协,比如哈马斯要明确改变自己“消灭”以色列的虚无纲领。
  事实上,随着巴勒斯坦内外形势的变化,哈马斯的立场也逐渐趋向温和,例如在参加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的选举纲领中,哈马斯并没有提及该组织一贯坚持的“消灭以色列、收复约旦河西岸全境”的原则立场;2005年底,哈马斯在加沙的领导人扎哈尔甚至表示,在选举后哈马斯不排除与以色列进行谈判的可能。其实在2005年初,哈马斯的内部文件就显示,该组织计划承认1967年中东战争前的停火线为巴勒斯坦国未来的边界线,愿意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曾经被贴上“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标签的穆斯林兄弟会已经通过民主选举主政埃及,在新的情势下,哈马斯不是没有做出较大改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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