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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条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和谐民生至关重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大约经历了两个高峰期。第一个建设的高峰期始于上世纪50年代，许多工程基础设施已达到或接近设计使用年限。第二个建设的高峰期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一些项目的前期工作准备不足、深度不够，不顾客观条件盲目抢时间、赶进度，安全质量管理不严，责任制并未真正落实。再加上气候环境的变化、材料性能自身的劣化、自然灾害与突发事件的作用，这些工程的安全性面临严重威胁，已经多次发生重大事故，造成巨大损失和恶劣影响。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基础设施事故高发期，桥梁、隧道、地铁、地下管网、建筑工地等事故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仅2007—2012年间，全国范围内就有37座桥梁垮塌，平均不到两个月就有一起桥梁垮塌事故发生。各种隧道、尾矿库、建筑工地的垮塌事故也时有发生。北京、上海等地的地铁施工和运行过程中，均出现不止一次的安全事故，包括隧道变形过大、冒水坍塌、地面塌陷等，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此外，江苏、广东等地相继发生各类地下管道爆炸事故。等等。
通过对大量基础设施事故类型和破坏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影响基础设施安全性的主要因素可以归结为：
一、设计标准偏低、安全性评价不够准确、施工质量低劣。在设计和安全性分析中，考虑的因素不够全面，设计标准偏低。施工中没有严格遵守规程规范甚至偷工减料，导致工程质量低劣，基础设施在建设过程中就存在初始隐患，后期带“病”运行，致使其实际承载能力低于设计数值。
二、基础设施受到超出其抵抗能力的致灾因素作用。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地质、气候条件差异很大。西部地区资源丰富，但也是我国地震活动水平较高的地区，并且环境生态脆弱，在外来因素作用下容易诱发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东部沿海地区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频发，对基础设施结构和地基的安全威胁增大。地震、暴雨、台风、洪水等这些风险源对基础设施的直接作用，以及由此引发的次生灾害对基础设施的耦合作用，将导致和加剧基础设施被破坏。
三、未能对“服役”中基础设施的健康状态有效地诊断并及时修复。长期“服役”的基础设施由于环境的变化、材料的老化和外界因素的持续作用，原有的损伤不断发展，同时出现新的损伤，致使材料性能发生劣化，从而降低了基础设施的正常功能。而现有健康检测的理论方法与技术、高性能修复材料的制备与加固技术存在“瓶颈”，不能有效发现和修复基础设施存在的“疾病”，进而影响到其安全性。
四、管养不善和超重超载等人为灾害。长期以来，我国基础设施只注重前期的建设，而忽视后期的维护、保养、管理，导致使用寿命降低。由于管理不善导致的超过设计能力“服役”更是屡见不鲜。道路事故中，多数与超重超载有关；桥梁事故中，多数与超限超载有关。另一方面，恐怖袭击对基础设施的威胁也不可忽略。特别是在当前新的反恐形势下，一般的民用基础设施也会成为恐怖分子攻击的目标，而我国一些基础设施基本处于不设防的状态，一旦遭到恐怖袭击，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基础设施的安全状况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加强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是世界各国关注的重要问题，西方国家对于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防范工作均被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美国政府计划于2013—2020年投入3.6万亿美元，以提升美国基础设施的安全性。为此建议：
一、开展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安全性普查。根据基础设施的类型和特点，分类、分级制定调研大纲，摸清危险源，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堵塞管理漏洞，建立制度化的安全隐患排查评估机制，针对调研和排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进行安全性评审，根据情况及时采取有效办法加以防范，如警示警告、加固、防护、拆除、封闭等。
二、完善制度建设，严惩违规行为。梳理归纳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的标准、规范、规程，并尽快组织加以修订。严格遵守基础设施的建设程序，勘察、设计、施工、维护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规范、规程等强制性标准，切实履行职责，杜绝为面子工程赶工期的现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后评估工作。引入风险机制，落实责任追究制，一旦基础设施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发生质量事故，依据责任大小，追究设计方、施工方、监理方、业主等职责。对设施、设备超负荷运行造成安全隐患的行为要坚决查处。
三、利用高新技术，建立基础设施安全性全寿命周期的数字化和信息化档案。建立和完善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预警监控平台，坚持跟踪监测，进行定期的监测资料分析和风险评估。有效掌握基础设施运营期的安全状况，尽早发现基础设施的危险状态，提前预警，把控基础设施长期使用状态和发展趋势，为养护决策、突发状态的应急处理提供科学支持。
四、制定基础设施安全的风险图和应急预案。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加强统筹协调，落实监管责任，强化应急管理，为重要基础设施发生事故后能够快速和妥善处理，提供有效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大约经历了两个高峰期。第一个建设的高峰期始于上世纪50年代，许多工程基础设施已达到或接近设计使用年限。第二个建设的高峰期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一些项目的前期工作准备不足、深度不够，不顾客观条件盲目抢时间、赶进度，安全质量管理不严，责任制并未真正落实。再加上气候环境的变化、材料性能自身的劣化、自然灾害与突发事件的作用，这些工程的安全性面临严重威胁，已经多次发生重大事故，造成巨大损失和恶劣影响。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基础设施事故高发期，桥梁、隧道、地铁、地下管网、建筑工地等事故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仅2007—2012年间，全国范围内就有37座桥梁垮塌，平均不到两个月就有一起桥梁垮塌事故发生。各种隧道、尾矿库、建筑工地的垮塌事故也时有发生。北京、上海等地的地铁施工和运行过程中，均出现不止一次的安全事故，包括隧道变形过大、冒水坍塌、地面塌陷等，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此外，江苏、广东等地相继发生各类地下管道爆炸事故。等等。
通过对大量基础设施事故类型和破坏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影响基础设施安全性的主要因素可以归结为：
一、设计标准偏低、安全性评价不够准确、施工质量低劣。在设计和安全性分析中，考虑的因素不够全面，设计标准偏低。施工中没有严格遵守规程规范甚至偷工减料，导致工程质量低劣，基础设施在建设过程中就存在初始隐患，后期带“病”运行，致使其实际承载能力低于设计数值。
二、基础设施受到超出其抵抗能力的致灾因素作用。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地质、气候条件差异很大。西部地区资源丰富，但也是我国地震活动水平较高的地区，并且环境生态脆弱，在外来因素作用下容易诱发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东部沿海地区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频发，对基础设施结构和地基的安全威胁增大。地震、暴雨、台风、洪水等这些风险源对基础设施的直接作用，以及由此引发的次生灾害对基础设施的耦合作用，将导致和加剧基础设施被破坏。
三、未能对“服役”中基础设施的健康状态有效地诊断并及时修复。长期“服役”的基础设施由于环境的变化、材料的老化和外界因素的持续作用，原有的损伤不断发展，同时出现新的损伤，致使材料性能发生劣化，从而降低了基础设施的正常功能。而现有健康检测的理论方法与技术、高性能修复材料的制备与加固技术存在“瓶颈”，不能有效发现和修复基础设施存在的“疾病”，进而影响到其安全性。
四、管养不善和超重超载等人为灾害。长期以来，我国基础设施只注重前期的建设，而忽视后期的维护、保养、管理，导致使用寿命降低。由于管理不善导致的超过设计能力“服役”更是屡见不鲜。道路事故中，多数与超重超载有关；桥梁事故中，多数与超限超载有关。另一方面，恐怖袭击对基础设施的威胁也不可忽略。特别是在当前新的反恐形势下，一般的民用基础设施也会成为恐怖分子攻击的目标，而我国一些基础设施基本处于不设防的状态，一旦遭到恐怖袭击，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基础设施的安全状况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加强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是世界各国关注的重要问题，西方国家对于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防范工作均被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美国政府计划于2013—2020年投入3.6万亿美元，以提升美国基础设施的安全性。为此建议：
一、开展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安全性普查。根据基础设施的类型和特点，分类、分级制定调研大纲，摸清危险源，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堵塞管理漏洞，建立制度化的安全隐患排查评估机制，针对调研和排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进行安全性评审，根据情况及时采取有效办法加以防范，如警示警告、加固、防护、拆除、封闭等。
二、完善制度建设，严惩违规行为。梳理归纳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的标准、规范、规程，并尽快组织加以修订。严格遵守基础设施的建设程序，勘察、设计、施工、维护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规范、规程等强制性标准，切实履行职责，杜绝为面子工程赶工期的现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后评估工作。引入风险机制，落实责任追究制，一旦基础设施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发生质量事故，依据责任大小，追究设计方、施工方、监理方、业主等职责。对设施、设备超负荷运行造成安全隐患的行为要坚决查处。
三、利用高新技术，建立基础设施安全性全寿命周期的数字化和信息化档案。建立和完善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预警监控平台，坚持跟踪监测，进行定期的监测资料分析和风险评估。有效掌握基础设施运营期的安全状况，尽早发现基础设施的危险状态，提前预警，把控基础设施长期使用状态和发展趋势，为养护决策、突发状态的应急处理提供科学支持。
四、制定基础设施安全的风险图和应急预案。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加强统筹协调，落实监管责任，强化应急管理，为重要基础设施发生事故后能够快速和妥善处理，提供有效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