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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药价总是虚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与药品运行有关的利益者展开博弈，尽量争取一个与己有利的结果，结果使药价成了一个“死结”。
药价的高低关涉亿万百姓切身福祉，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药价虚高的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的一大顽症，国家有关部门下大力气、采取各种措施如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等祛除药价虚火，据不完全统计，在近10多年中，我国已先后17次降低药品价格，涉及800多种化学药品和300多种中成药，平均降幅高达15％；但药价屡屡“空降”，以至于老百姓对药价降低的政策信息已经麻痹。
为何药价总是虚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与药品运行有关的利益者展开博弈，尽量争取一个与己有利的结果，结果使药价成了一个“死结”。其中有“药价虚高”局面的坚定维护者，可称为“挺高派”，主要包括药品零售者、药品批发者、药品生产者；二是“药价虚高”局面的坚定反对者，可以称为“倒高派”，主要就是患者群体；三是“药价虚高”局面的两难行动者，可以称为“两难派”，主要是指政府有关部门。
“挺高派” 医疗卫生机构与平价药店是当前的主要药品零售者。对前者来说，由于“以药养医”的体制现实存在，药价降低将直接影响其经营收入和运转；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它有两个选择：一是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吸引更多患者来就诊，所谓“薄利多销”，而这也同时意味着医疗机构工作量的加大；二是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规避药品降价，转嫁由药品降价带来的利益损失，办法也不复杂，既可以进一步压低降价药品的进价，也可以给患者用价格更高的替代药品或开更大的处方。两相比较，第二个选择自然会成为首选。因此为什么一种药品在国家明令降价后，很快就在有些医院的药房消失，原因就在这里。对平价药店来说，与医疗机构相比他们的优势就在于药品的价格较低，药品降价将削弱他们的优势；同时，药品的价格弹性较小，也有一定的保质期，患者也不可能大量储购药品，这使得他们即使“薄利”也不见得“多销”。药店的选择往往也是减少此类药品的进货，而多进价格更高的替代药品。
对药品批发商来说，药价高低也是一个关键问题。高则运转顺利，低则生存困难。医药流通企业目前的毛利率为5%－6％，利润率在3%－4％。而据全国医药商业协会统计，医药流通行业利润率仅为0.74％，费用率则高达8.75％。药价降低将进一步压缩他们的利润空间。以上市公司南京医药为例，2004年受药品降价、招标采购等政策性因素影响，招标药品资金占用时间延长，药品经营企业的销售费用增大，盈利空间进一步下降。该公司当年实现净利润240.18万元，比上年下降88.31％。而且南京医药的流通业毛利率由2002年中期的11.06％下降到2004年的7.06％。因此，国家有关药品降价的政策一出台，总可以听到他们强烈的反对声或抱怨声。
药品降价中受打击最大的生产商在与批发商和医疗机构的谈判中处在劣势地位，不能转嫁降价带来的损失，如今“两面受敌”：一面是药品价格下调，另一个生产成本上涨，生存和发展举步唯艰。以抗生素企业为例，因粮食、煤、电、油价格上调，生产成本总体提高了25％左右，经成本和降价双向挤压，部分抗生素药企经营环境恶化。2004年，鲁抗医药(600789)亏损9567万元，出现上市以后首度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降低二十四种抗感染类药品零售价格”、“抗生素凭处方销售”等政策影响公司产品销售。其中，仅产品销售价格下降就使公司全年实际损失达1.2亿元；华北制药(600812)也因抗生素限售限价、原材料能源涨价及青霉素工业盐价格低位徘徊等原因，2004年净利润同比下降了72.74％。因此，在今年6月有关第17次药品降价即将出台的消息公布后不久，就有24家医药行业协会上书求情，理由是：很多药厂已经陷入生存窘境，如果药价降幅太大，不啻雪上加霜。制药企业通过GMP认证后，运营成本普遍上升，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竞争较以往更加激烈，国家在对药品进行限价的同时，加大了对招标采购的推广力度，使药品的出厂价格进一步降低，制药企业的利润空间更小，再如此降价国内制药企业必将面临生死困境。在一再降价的压力下，不少企业走上了以自己的信息和专业优势来规避降价的“歪路”：一是停产降价药品；二是给药品变脸，通过改变包装、规格、剂型等简单做法将老药变成“新药”，然后给“新药”申报几倍于老药的价格。《中国消费者报》就曾报道，北京一位姜女士常用治胃病的药西米替丁以前每瓶100片仅4元，但去年年底药厂改变药品包装后，改名为“泰胃美”，虽成分无任何变化，但每盒20片售价升至42元，价格比以往增长了50倍。
上述三者由于利益关系紧密相连，很容易形成力挺药品价格高企的“价格同盟”。
“倒高派” 患者是“药价虚高”的直接承担者和最大的受害者，尤其是那些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患者。卫生部今年三月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我国居民平均每次门诊费用在2003年达到了108.2元，比1998年增长了57.5%，而每次住院费用达到了3910.7元，上涨了76.1%，远远超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为此，我国约有48.9%的居民选择有病不就医，29.6%应住院而不住院。但患者是一个松散的群体，加之掌握的资源有限，难以对“药价虚高”进行有利、直接的抵制，生病总要吃药，贵也得吃。除了私下大发牢骚、骂娘以及向一些有良心的媒体大倒苦水外，只能是“打掉牙齿合血吞”。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政府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祛除药价虚火，但却是年年盼望、年年失望。药品的总体价格不降反升，大大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以至很多人患上所谓的“药品降价麻痹症”。
“两难派” 彻底解决“药价虚高”问题，政府有关部门面临难以克服的巨大困境：要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就必须先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而这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目前看来十分困难。北京疾病控制中心卫生经济学研究室主任雷海潮博士曾经提供了一组数据：2001年全国医院门诊药房的药品销售收人在1100亿-1200亿元左右，根据经验测算，医院从中可有300亿-350亿元的药品加价收入。如果改用政府财政补助，这意味着财政每年增加补贴300亿-350亿元左右，而2001年全国的政府卫生支出是801亿元。这就是说，如果停止“以药养医”，改以财政补助，那么政府要为全国的医院增加40％-50％的投入。以中国财政的负担能力，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在很多地区医药行业都是支柱产业，是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药品大幅度降价格更直接导致政府自身运转的困难。而大幅度降低药价带来医药行业部分企业破产倒闭的话，如何应对由此带来的债务以及工人下岗、失业等善后问题，地方政府也不得不认真考量。因此政府要完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强化监管能力，也要投入成本，并且也面临着有关专业人才缺乏的难题，如既懂医疗又懂保险的医保人才、既懂价格又懂医疗的价格监管人才等等，而做到这一些决非一日之功。
药品价格为什么难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现有的药品生产、医疗、医保、药品流通、药品监管等体制条件下，有关利益群体博弈而形成的一种必然宿命。不从整体上改变这些体制条件入手来治理需药价虚高的对策，最终都难逃使药价“空降”的囚徒困境！
药价的高低关涉亿万百姓切身福祉，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药价虚高的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的一大顽症，国家有关部门下大力气、采取各种措施如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等祛除药价虚火，据不完全统计，在近10多年中，我国已先后17次降低药品价格，涉及800多种化学药品和300多种中成药，平均降幅高达15％；但药价屡屡“空降”，以至于老百姓对药价降低的政策信息已经麻痹。
为何药价总是虚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与药品运行有关的利益者展开博弈，尽量争取一个与己有利的结果，结果使药价成了一个“死结”。其中有“药价虚高”局面的坚定维护者，可称为“挺高派”，主要包括药品零售者、药品批发者、药品生产者；二是“药价虚高”局面的坚定反对者，可以称为“倒高派”，主要就是患者群体；三是“药价虚高”局面的两难行动者，可以称为“两难派”，主要是指政府有关部门。
“挺高派” 医疗卫生机构与平价药店是当前的主要药品零售者。对前者来说，由于“以药养医”的体制现实存在，药价降低将直接影响其经营收入和运转；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它有两个选择：一是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吸引更多患者来就诊，所谓“薄利多销”，而这也同时意味着医疗机构工作量的加大；二是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规避药品降价，转嫁由药品降价带来的利益损失，办法也不复杂，既可以进一步压低降价药品的进价，也可以给患者用价格更高的替代药品或开更大的处方。两相比较，第二个选择自然会成为首选。因此为什么一种药品在国家明令降价后，很快就在有些医院的药房消失，原因就在这里。对平价药店来说，与医疗机构相比他们的优势就在于药品的价格较低，药品降价将削弱他们的优势；同时，药品的价格弹性较小，也有一定的保质期，患者也不可能大量储购药品，这使得他们即使“薄利”也不见得“多销”。药店的选择往往也是减少此类药品的进货，而多进价格更高的替代药品。
对药品批发商来说，药价高低也是一个关键问题。高则运转顺利，低则生存困难。医药流通企业目前的毛利率为5%－6％，利润率在3%－4％。而据全国医药商业协会统计，医药流通行业利润率仅为0.74％，费用率则高达8.75％。药价降低将进一步压缩他们的利润空间。以上市公司南京医药为例，2004年受药品降价、招标采购等政策性因素影响，招标药品资金占用时间延长，药品经营企业的销售费用增大，盈利空间进一步下降。该公司当年实现净利润240.18万元，比上年下降88.31％。而且南京医药的流通业毛利率由2002年中期的11.06％下降到2004年的7.06％。因此，国家有关药品降价的政策一出台，总可以听到他们强烈的反对声或抱怨声。
药品降价中受打击最大的生产商在与批发商和医疗机构的谈判中处在劣势地位，不能转嫁降价带来的损失，如今“两面受敌”：一面是药品价格下调，另一个生产成本上涨，生存和发展举步唯艰。以抗生素企业为例，因粮食、煤、电、油价格上调，生产成本总体提高了25％左右，经成本和降价双向挤压，部分抗生素药企经营环境恶化。2004年，鲁抗医药(600789)亏损9567万元，出现上市以后首度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降低二十四种抗感染类药品零售价格”、“抗生素凭处方销售”等政策影响公司产品销售。其中，仅产品销售价格下降就使公司全年实际损失达1.2亿元；华北制药(600812)也因抗生素限售限价、原材料能源涨价及青霉素工业盐价格低位徘徊等原因，2004年净利润同比下降了72.74％。因此，在今年6月有关第17次药品降价即将出台的消息公布后不久，就有24家医药行业协会上书求情，理由是：很多药厂已经陷入生存窘境，如果药价降幅太大，不啻雪上加霜。制药企业通过GMP认证后，运营成本普遍上升，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竞争较以往更加激烈，国家在对药品进行限价的同时，加大了对招标采购的推广力度，使药品的出厂价格进一步降低，制药企业的利润空间更小，再如此降价国内制药企业必将面临生死困境。在一再降价的压力下，不少企业走上了以自己的信息和专业优势来规避降价的“歪路”：一是停产降价药品；二是给药品变脸，通过改变包装、规格、剂型等简单做法将老药变成“新药”，然后给“新药”申报几倍于老药的价格。《中国消费者报》就曾报道，北京一位姜女士常用治胃病的药西米替丁以前每瓶100片仅4元，但去年年底药厂改变药品包装后，改名为“泰胃美”，虽成分无任何变化，但每盒20片售价升至42元，价格比以往增长了50倍。
上述三者由于利益关系紧密相连，很容易形成力挺药品价格高企的“价格同盟”。
“倒高派” 患者是“药价虚高”的直接承担者和最大的受害者，尤其是那些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患者。卫生部今年三月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我国居民平均每次门诊费用在2003年达到了108.2元，比1998年增长了57.5%，而每次住院费用达到了3910.7元，上涨了76.1%，远远超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为此，我国约有48.9%的居民选择有病不就医，29.6%应住院而不住院。但患者是一个松散的群体，加之掌握的资源有限，难以对“药价虚高”进行有利、直接的抵制，生病总要吃药，贵也得吃。除了私下大发牢骚、骂娘以及向一些有良心的媒体大倒苦水外，只能是“打掉牙齿合血吞”。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政府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祛除药价虚火，但却是年年盼望、年年失望。药品的总体价格不降反升，大大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以至很多人患上所谓的“药品降价麻痹症”。
“两难派” 彻底解决“药价虚高”问题，政府有关部门面临难以克服的巨大困境：要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就必须先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而这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目前看来十分困难。北京疾病控制中心卫生经济学研究室主任雷海潮博士曾经提供了一组数据：2001年全国医院门诊药房的药品销售收人在1100亿-1200亿元左右，根据经验测算，医院从中可有300亿-350亿元的药品加价收入。如果改用政府财政补助，这意味着财政每年增加补贴300亿-350亿元左右，而2001年全国的政府卫生支出是801亿元。这就是说，如果停止“以药养医”，改以财政补助，那么政府要为全国的医院增加40％-50％的投入。以中国财政的负担能力，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在很多地区医药行业都是支柱产业，是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药品大幅度降价格更直接导致政府自身运转的困难。而大幅度降低药价带来医药行业部分企业破产倒闭的话，如何应对由此带来的债务以及工人下岗、失业等善后问题，地方政府也不得不认真考量。因此政府要完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强化监管能力，也要投入成本，并且也面临着有关专业人才缺乏的难题，如既懂医疗又懂保险的医保人才、既懂价格又懂医疗的价格监管人才等等，而做到这一些决非一日之功。
药品价格为什么难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现有的药品生产、医疗、医保、药品流通、药品监管等体制条件下，有关利益群体博弈而形成的一种必然宿命。不从整体上改变这些体制条件入手来治理需药价虚高的对策，最终都难逃使药价“空降”的囚徒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