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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首次提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新命题后，近三年以来，学者们围绕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之间的关系、相结合的原因、结合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以及我们党自身结合经验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认真梳理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总结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历史经验，探寻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现实路径，对于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思想建党；制度治党；研究综述
[基金项目] 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的路径选择与机制构建研究》（17BDJ044）
[作者简介] 牛家驹（1993—），男，山东新泰市人，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牛余庆（1967—），男，山东新泰市人，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党的领导与党的 建设。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7）10-0058-05 [收稿日期] 2017-08-16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政治生活展现新气象，赢得了党心民心，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1]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八条”新要求，其中首次提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这个命题。近三年以来，学者们围绕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之间的关系、相结合的原因、结合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以及对我们党自身的经验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认真梳理这些研究成果，特别是总结我党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历史经验，探寻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现实路径，对于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关于思想建党与
制度治党的关系问题
如何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首要的问题是要准确理解和把握二者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2]如何来理解“柔”与“刚”的关系，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两轮”说。核心观点是：思想建党是制度治党的基础和前提，制度治党则是思想建党的保证和约束，二者互为补充。姚桓认为，“思想是血肉、制度是骨架，二者如车之两轮，推动党的建设前进。”[3]石仲泉也在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基础上概括出了以下观点“对于党的建设而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两个须臾不可分离的重要环节。尽管两者一柔一刚，但犹如一车二轮，相辅相成”。[4]卢继元、祖鹏凱认为，“思想建党是制度治党的内核，制度治党是思想建党的保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互动、相辅相成。”[5]
第二种观点，“共生”说。核心观点是：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是一种耦合共生的关系。张书林就提出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总体上呈现出耦合共生的关系”[6]的观点。与他持相似观点的还有王楠，他也认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形成良好的共生关系。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发展趋向于思想建党制度化和制度治党思想化”。[7]
第三种观点，“一体”说。核心观点是：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二者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姜裕富认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是从严治党的双重维度，二者统一于整个从严治党的总体目标。[8]
不管是“双轮”说，还是“共生”说、“一体”说，都没有将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相反，都强调二者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说明虽然学术观点不同，但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这为进一步研究二者结合、达成共识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关于思想建党与
制度治党为什么要结合的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价值意义，从继承发展、历史经验、风险考验、从严治党等方面进行了归纳研究：
首先，是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根本需要。学术界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提出这一命题，是基于当今中国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的具体实际而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的创造性运用。石仲泉提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新理念，是继毛泽东提出思想建党，邓小平提出制度治党、治国的思想后，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9]在此基础上，学者彭文龙、陈世润认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它正确回答了如何建党、如何治党的基本问题。[10]姚桓认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指导下，用思想引领正确的方向，用制度规范权力的运行。[3]何克祥提到，“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11]总之，学术界普遍认为，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基本原理，吸收中外政党的实践经验与教训，立足于中国当前的基本国情，是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根本需要。
其次，是总结运用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历史经验的必然要求。学术界普遍认为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曹大提到，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创造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又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巩固思想建党的成果，同时来保障思想建党的运行。[12]任晓伟特别强调，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对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进行了重要的历史探索，取得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对于今天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13]郑智成认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结合，是在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系统思维和辩证思维在党建运用上的重大创造。”[14]谢忠平、张亚勇认为，“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积累形成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宝贵经验。”[15]在系统总结思想建党、制度治党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是总结运用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历史经验的必然要求。 再次，是应对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考验与挑战的关键之举。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大反腐的力度，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学术界普遍认为直接目的是为了应对新时期面临的严峻的考验与挑战。正如彭文龙、陈世润所说，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机遇与风险并存。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并不是坚不可摧的，因此，应对考验和危险，需要中国共产党实现执政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统一，也就是要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10]曹大认为，“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路径，也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要求。”[12]曹开华、左功叶认为，针对党员干部出现的问题，要对症下药，必须遵循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规律，开辟思想教育与制度规范相结合的途径，推动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16]侯立红也提到，加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能够使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规范权力运行，增强党员干部抵御风险的能力，解决党员干部存在的消极腐败、脱离群众的问题。[17]秦宣认为，无论是“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或者“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还是“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都要求我们必须解决中国共产党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18]若想成功解决存在的问题，落实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由之路。正如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提出，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是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迈上新台阶”。[19]据此，大部分学者认为，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二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就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由之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论断彰显了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丰富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基本内涵，拓宽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实现途径，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本质要求。”[20]总之，思想建党使人坚定理想信念，制度治党为党建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是我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由之路。[21]
三、关于坚持思想建党与
制度治党相结合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新形势下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2]要做到“紧密结合”，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的困境，需要去进一步发现解决。学术界就二者在结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按照两种类型进行分析研究。
（一）轻视思想建党，过分迷信制度
从查处的一系列大案要案来看，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理想信念缺失。究其根源自然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果“不理想”，没有让党员们在思想上更好地入党，更好地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方涛认为，“如今党建工作过程中往往缺乏思想政治教育，过分迷信制度。一些地方和部门对于党建工作不够重视，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些干部早已忘掉了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传统，认为有制度就已经足够了。”[22]曾毅认为，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科学信迷信。[23]嘴上说一套，心里想一套，认为只要自己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即使不相信马列主义，不接受思想教育也是没什么大碍的。事实上思想是根本，理念才是行动的先导，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指导出什么样的实践。全面从严治党若想深入人心，落到实处，就不能只依赖制度。
（二）制度执行不力，制度运行缺乏有效监督
虽然认识到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程，实际二者结合的效果仍然是“不理想”。对此，方涛认为，“制度执行力不强，既有制度本身的问题，也有制度执行者的原因。”[22]一方面，我们的制度所呈现的特点表现为数量多，种类多，覆盖面广，但是一些制度不够具体和细化，系统性、协同性、配套性不够，操作性不强，甚至一些还存在着冲突与矛盾的情况，这就导致了让人无法把握，不知道该参照哪一个，自然执行起来就会出现效率低下、简单问题复杂化的现象。另一方面，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有了制度没有严格执行就会形成“破窗效应”。如果制定的制度不能执行，再好的制度也是徒劳。曾毅认为，要同时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完善机制体制，两手抓，两手都要坚实有力。[23]
如果说第一类型是忽视思想教育，过分依赖了制度，没有使二者很好地融为一体的话，第二类问题则是制度建设本身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创制、轻落实，以至于造成不易执行、执行不力的问题。
四、关于实现思想建党与
制度治党更好地相结合的对策问题
发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针对以上两类问题，学者们也对如何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更好地结合进行了对策性研究。
（一）要建构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互融入的“机制”
一致认为无论从认识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要明确二者的辩证关系。如何克祥认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要彼此融入，就是在思想建党中融入制度元素，在制度治党中融入思想元素。[11]秦宣认为，除了彼此融入，“还必须着力建立健全二者紧密结合的工作机制，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一同谋划、一同部署、一同推进、一同落实。”[18]
（二）要总结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历史中不断地探索实践，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实际相结合，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经验。姚桓认为，强调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是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充实、发展过去的思想，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以辩证思维把二者统一起来。[24]只有这样，新形势下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采摘更丰硕的果实。
（三）要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目标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只有紧密结合，刚柔相济，彼此呼应，相互贯通，相互促進，才能达到全面从严治党，进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目的。[25]因此，韩强认为要通过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结合体使两者相互渗透、融为一体[26]。文妙虹认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必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化党性教育。[27]曾涛认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都要体现一个“严”字，不仅思想教育要从严，执纪也要从严，双管齐下。[28]石仲泉认为只有响应全面从严治党的号召，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才能锻造坚强的领导核心。[9] 五、评述与展望
由此可见，近三年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学术界关于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同时也应看到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
从研究内容上来看，首先，学术界在对于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研究中，缺少了对二者相结合的影响、作用以及预期目标、成效的研究；其次，缺少对实际的分析，忽略了在结合进程中各个因素的不确定性，太过于偏重理论总结，缺少案例研究。
从研究方法上看，大多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分析归纳法，对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总结归纳结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于如何更好地结合所提出的建议，大多数属于“应然”层面，缺少实然层面的研究。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开展，建议今后国内学术界在研究内容上，进一步丰富，特别是注重规律性、关联性、动态性研究，进一步拓展对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运用实证研究法以及量化分析的方法，充分利用好访谈与问卷的形式，增强研究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期待学术界取得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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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思想建党；制度治党；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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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余庆（1967—），男，山东新泰市人，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党的领导与党的 建设。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7）10-0058-05 [收稿日期] 2017-08-16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政治生活展现新气象，赢得了党心民心，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1]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八条”新要求，其中首次提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这个命题。近三年以来，学者们围绕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之间的关系、相结合的原因、结合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以及对我们党自身的经验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认真梳理这些研究成果，特别是总结我党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历史经验，探寻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现实路径，对于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关于思想建党与
制度治党的关系问题
如何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首要的问题是要准确理解和把握二者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2]如何来理解“柔”与“刚”的关系，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两轮”说。核心观点是：思想建党是制度治党的基础和前提，制度治党则是思想建党的保证和约束，二者互为补充。姚桓认为，“思想是血肉、制度是骨架，二者如车之两轮，推动党的建设前进。”[3]石仲泉也在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基础上概括出了以下观点“对于党的建设而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两个须臾不可分离的重要环节。尽管两者一柔一刚，但犹如一车二轮，相辅相成”。[4]卢继元、祖鹏凱认为，“思想建党是制度治党的内核，制度治党是思想建党的保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互动、相辅相成。”[5]
第二种观点，“共生”说。核心观点是：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是一种耦合共生的关系。张书林就提出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总体上呈现出耦合共生的关系”[6]的观点。与他持相似观点的还有王楠，他也认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形成良好的共生关系。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发展趋向于思想建党制度化和制度治党思想化”。[7]
第三种观点，“一体”说。核心观点是：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二者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姜裕富认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是从严治党的双重维度，二者统一于整个从严治党的总体目标。[8]
不管是“双轮”说，还是“共生”说、“一体”说，都没有将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相反，都强调二者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说明虽然学术观点不同，但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这为进一步研究二者结合、达成共识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关于思想建党与
制度治党为什么要结合的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价值意义，从继承发展、历史经验、风险考验、从严治党等方面进行了归纳研究：
首先，是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根本需要。学术界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提出这一命题，是基于当今中国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的具体实际而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的创造性运用。石仲泉提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新理念，是继毛泽东提出思想建党，邓小平提出制度治党、治国的思想后，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9]在此基础上，学者彭文龙、陈世润认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它正确回答了如何建党、如何治党的基本问题。[10]姚桓认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指导下，用思想引领正确的方向，用制度规范权力的运行。[3]何克祥提到，“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11]总之，学术界普遍认为，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基本原理，吸收中外政党的实践经验与教训，立足于中国当前的基本国情，是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根本需要。
其次，是总结运用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历史经验的必然要求。学术界普遍认为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曹大提到，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创造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又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巩固思想建党的成果，同时来保障思想建党的运行。[12]任晓伟特别强调，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对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进行了重要的历史探索，取得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对于今天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13]郑智成认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结合，是在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系统思维和辩证思维在党建运用上的重大创造。”[14]谢忠平、张亚勇认为，“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积累形成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宝贵经验。”[15]在系统总结思想建党、制度治党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是总结运用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历史经验的必然要求。 再次，是应对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考验与挑战的关键之举。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大反腐的力度，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学术界普遍认为直接目的是为了应对新时期面临的严峻的考验与挑战。正如彭文龙、陈世润所说，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机遇与风险并存。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并不是坚不可摧的，因此，应对考验和危险，需要中国共产党实现执政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统一，也就是要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10]曹大认为，“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路径，也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要求。”[12]曹开华、左功叶认为，针对党员干部出现的问题，要对症下药，必须遵循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规律，开辟思想教育与制度规范相结合的途径，推动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16]侯立红也提到，加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能够使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规范权力运行，增强党员干部抵御风险的能力，解决党员干部存在的消极腐败、脱离群众的问题。[17]秦宣认为，无论是“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或者“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还是“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都要求我们必须解决中国共产党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18]若想成功解决存在的问题，落实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由之路。正如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提出，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是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迈上新台阶”。[19]据此，大部分学者认为，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二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就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由之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论断彰显了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丰富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基本内涵，拓宽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实现途径，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本质要求。”[20]总之，思想建党使人坚定理想信念，制度治党为党建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是我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由之路。[21]
三、关于坚持思想建党与
制度治党相结合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新形势下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2]要做到“紧密结合”，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的困境，需要去进一步发现解决。学术界就二者在结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按照两种类型进行分析研究。
（一）轻视思想建党，过分迷信制度
从查处的一系列大案要案来看，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理想信念缺失。究其根源自然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果“不理想”，没有让党员们在思想上更好地入党，更好地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方涛认为，“如今党建工作过程中往往缺乏思想政治教育，过分迷信制度。一些地方和部门对于党建工作不够重视，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些干部早已忘掉了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传统，认为有制度就已经足够了。”[22]曾毅认为，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科学信迷信。[23]嘴上说一套，心里想一套，认为只要自己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即使不相信马列主义，不接受思想教育也是没什么大碍的。事实上思想是根本，理念才是行动的先导，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指导出什么样的实践。全面从严治党若想深入人心，落到实处，就不能只依赖制度。
（二）制度执行不力，制度运行缺乏有效监督
虽然认识到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程，实际二者结合的效果仍然是“不理想”。对此，方涛认为，“制度执行力不强，既有制度本身的问题，也有制度执行者的原因。”[22]一方面，我们的制度所呈现的特点表现为数量多，种类多，覆盖面广，但是一些制度不够具体和细化，系统性、协同性、配套性不够，操作性不强，甚至一些还存在着冲突与矛盾的情况，这就导致了让人无法把握，不知道该参照哪一个，自然执行起来就会出现效率低下、简单问题复杂化的现象。另一方面，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有了制度没有严格执行就会形成“破窗效应”。如果制定的制度不能执行，再好的制度也是徒劳。曾毅认为，要同时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完善机制体制，两手抓，两手都要坚实有力。[23]
如果说第一类型是忽视思想教育，过分依赖了制度，没有使二者很好地融为一体的话，第二类问题则是制度建设本身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创制、轻落实，以至于造成不易执行、执行不力的问题。
四、关于实现思想建党与
制度治党更好地相结合的对策问题
发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针对以上两类问题，学者们也对如何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更好地结合进行了对策性研究。
（一）要建构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互融入的“机制”
一致认为无论从认识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要明确二者的辩证关系。如何克祥认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要彼此融入，就是在思想建党中融入制度元素，在制度治党中融入思想元素。[11]秦宣认为，除了彼此融入，“还必须着力建立健全二者紧密结合的工作机制，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一同谋划、一同部署、一同推进、一同落实。”[18]
（二）要总结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历史中不断地探索实践，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实际相结合，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经验。姚桓认为，强调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是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充实、发展过去的思想，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以辩证思维把二者统一起来。[24]只有这样，新形势下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采摘更丰硕的果实。
（三）要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目标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只有紧密结合，刚柔相济，彼此呼应，相互贯通，相互促進，才能达到全面从严治党，进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目的。[25]因此，韩强认为要通过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结合体使两者相互渗透、融为一体[26]。文妙虹认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必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化党性教育。[27]曾涛认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都要体现一个“严”字，不仅思想教育要从严，执纪也要从严，双管齐下。[28]石仲泉认为只有响应全面从严治党的号召，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才能锻造坚强的领导核心。[9] 五、评述与展望
由此可见，近三年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学术界关于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同时也应看到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
从研究内容上来看，首先，学术界在对于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研究中，缺少了对二者相结合的影响、作用以及预期目标、成效的研究；其次，缺少对实际的分析，忽略了在结合进程中各个因素的不确定性，太过于偏重理论总结，缺少案例研究。
从研究方法上看，大多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分析归纳法，对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总结归纳结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于如何更好地结合所提出的建议，大多数属于“应然”层面，缺少实然层面的研究。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开展，建议今后国内学术界在研究内容上，进一步丰富，特别是注重规律性、关联性、动态性研究，进一步拓展对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运用实证研究法以及量化分析的方法，充分利用好访谈与问卷的形式，增强研究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期待学术界取得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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