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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我们面前的大山甚多，小到一个订单决定企业的生死，大到一张选票决定公权的分配。敢不敢于选择并坚持努力去做，才是矗立于我们前路的最难翻越的大山
2月26日凌晨，来自圆明园的两枚兽首在法国巴黎被拍卖。在此之前，“百年屈辱”时期遭到列强掠夺以及1980年代之后由不法之徒走私海外的中国文物被公开拍卖的先例并不罕见，绝大部分在国内根本没有泛起微澜，但为什么这次成为了一件举国关注的大事件？
原因很简单，我们的国人民智已启。他们知道了更多以前轮不到他们知道的事情，他们拥有了网络这样能够向公众表达自己所思所想的话筒，更主要的是，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让他们重新拥有了勇气和信心。这勇气和信心，加上知识、独立思考和自主表达，让他们对于公共事务有了选择说“是”或说“不”的能力。
这种能力仍然不够强大，甚至在有些关诸自身公民权益的关键问题上我们还几乎看不到这种能力，但如果不戴选择性滤光的有色眼镜的话，我们都应该感到欣慰，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去履行自己作为一个中国公民认为自己能做、愿做、该做的事情。
我不是考古学家，我也不想去争论圆明园兽首算不算国宝，回到国内是否能得到比在海外更好的保护，值不值得举国上下朝野大动干戈，我也同意我们还有更多内外事务需要举国上下的朝野“大动干戈”，需要大家去说“是”或说“不”。但我想，一种对于“中国公民究竟应该是什么”的自我启蒙，可以从一件件为公众所关注的撮尔小事为起点、为催化剂。圆明园兽首拍卖在此时的一个与众不同的价值，只不过在于它100多年前中国积弱之时被英法联军掠夺，而又在中法关系微妙的今天发生，它有着关乎扫清民族百年屈辱史的情绪抑或是理性的意义。
近几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给全世界更给我们自己提出了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我们是谁？中国人作为十数亿个体的集合体，有着什么与众不同的特性？我们以什么面貌呈现在外国人面前？在这一刻，祖先正凝望着我们做出回答。
这答案其实取决于我们自己内心的自我认定，而不在于外人对我们或褒或贬的符号界定——在历史上我们曾被称呼为“黄祸”或“东亚病夫”，被比喻成沉睡的狮子或张牙舞爪的巨龙。事实上，这些矛盾对立的界定今天在不同的境况下仍然分别存在，而且更为鲜明，往往连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是什么。过去的2008年，与其说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中国，还不如说我们自己在自我发现。而今天2009年的冬天的寒风或者骄阳，才是认识自己、塑造自己的最佳舞台。
1930年代，宋美龄曾经到美国游说，希望美国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当时正在带领美国人民迎战前所未有大萧条的罗斯福回答到，“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上帝只会佑护那些自救者”，这其实就是成就一个多元化社会超级大国的“美国梦”的精髓。美国人自诩为“上帝的选民”，是父把自己从压迫者的重轭下拯救出来，经过艰难跋涉来到新大陆，创造一片流淌乳与蜜的“应许之地”。他们坚信自己注定创造伟业，成为世界的楷模和光明，他们认为只要上帝在自己一边，他们就能“移动大山”。
5000年历史的中国与200多年的美国有太多不同，但世界四大文明唯一传承下来的中华何尝不是这样的“历史的选民”？摆在我们面前的大山甚多，小到一个订单决定企业的生死，大到一张选票决定公权的分配。希望和梦想，勇气与智慧，我们如何选择，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敢不敢于选择并坚持努力去做，才是矗立于我们前路的最难翻越的大山。
美国人与欧洲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大多数不是到教堂而是在自己的家里祈祷、忏悔与感恩，他们不需要借助于神父而是让自己直接与上帝在每时每刻心灵相通，获得“移动大山”的力量。我们中国人，同样不需要把未来和福祉寄托在别人身上。
2月26日凌晨，来自圆明园的两枚兽首在法国巴黎被拍卖。在此之前，“百年屈辱”时期遭到列强掠夺以及1980年代之后由不法之徒走私海外的中国文物被公开拍卖的先例并不罕见，绝大部分在国内根本没有泛起微澜，但为什么这次成为了一件举国关注的大事件？
原因很简单，我们的国人民智已启。他们知道了更多以前轮不到他们知道的事情，他们拥有了网络这样能够向公众表达自己所思所想的话筒，更主要的是，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让他们重新拥有了勇气和信心。这勇气和信心，加上知识、独立思考和自主表达，让他们对于公共事务有了选择说“是”或说“不”的能力。
这种能力仍然不够强大，甚至在有些关诸自身公民权益的关键问题上我们还几乎看不到这种能力，但如果不戴选择性滤光的有色眼镜的话，我们都应该感到欣慰，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去履行自己作为一个中国公民认为自己能做、愿做、该做的事情。
我不是考古学家，我也不想去争论圆明园兽首算不算国宝，回到国内是否能得到比在海外更好的保护，值不值得举国上下朝野大动干戈，我也同意我们还有更多内外事务需要举国上下的朝野“大动干戈”，需要大家去说“是”或说“不”。但我想，一种对于“中国公民究竟应该是什么”的自我启蒙，可以从一件件为公众所关注的撮尔小事为起点、为催化剂。圆明园兽首拍卖在此时的一个与众不同的价值，只不过在于它100多年前中国积弱之时被英法联军掠夺，而又在中法关系微妙的今天发生，它有着关乎扫清民族百年屈辱史的情绪抑或是理性的意义。
近几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给全世界更给我们自己提出了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我们是谁？中国人作为十数亿个体的集合体，有着什么与众不同的特性？我们以什么面貌呈现在外国人面前？在这一刻，祖先正凝望着我们做出回答。
这答案其实取决于我们自己内心的自我认定，而不在于外人对我们或褒或贬的符号界定——在历史上我们曾被称呼为“黄祸”或“东亚病夫”，被比喻成沉睡的狮子或张牙舞爪的巨龙。事实上，这些矛盾对立的界定今天在不同的境况下仍然分别存在，而且更为鲜明，往往连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是什么。过去的2008年，与其说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中国，还不如说我们自己在自我发现。而今天2009年的冬天的寒风或者骄阳，才是认识自己、塑造自己的最佳舞台。
1930年代，宋美龄曾经到美国游说，希望美国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当时正在带领美国人民迎战前所未有大萧条的罗斯福回答到，“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上帝只会佑护那些自救者”，这其实就是成就一个多元化社会超级大国的“美国梦”的精髓。美国人自诩为“上帝的选民”，是父把自己从压迫者的重轭下拯救出来，经过艰难跋涉来到新大陆，创造一片流淌乳与蜜的“应许之地”。他们坚信自己注定创造伟业，成为世界的楷模和光明，他们认为只要上帝在自己一边，他们就能“移动大山”。
5000年历史的中国与200多年的美国有太多不同，但世界四大文明唯一传承下来的中华何尝不是这样的“历史的选民”？摆在我们面前的大山甚多，小到一个订单决定企业的生死，大到一张选票决定公权的分配。希望和梦想，勇气与智慧，我们如何选择，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敢不敢于选择并坚持努力去做，才是矗立于我们前路的最难翻越的大山。
美国人与欧洲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大多数不是到教堂而是在自己的家里祈祷、忏悔与感恩，他们不需要借助于神父而是让自己直接与上帝在每时每刻心灵相通，获得“移动大山”的力量。我们中国人，同样不需要把未来和福祉寄托在别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