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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终明一代，官私云南省志共九种，其中史料价值最高天启的《滇志》是“明代志书最善本也”。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对该志体例、流传、版本等方面的分析和整理，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探讨其具有的史料价值，希望该志能够更好的被人们所认识和利用。
【关键词】刘文征；天启；滇志；云南；方志
【中图分类号】G633.23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326-3587（2012）03-0001-02
明代云南九部省志，现存可见的只有《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正德《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滇略》，以及，在天启年间由刘文征修撰的《滇志》。方氏《滇志》记载了从古自天启年间的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山川、人物等各方面的故实，“是一部可资学习和研究云南历史的重要著作”，是明代云南修撰的最后一部省志，其类目划分相比旧志更加详细和明确，“其体例大都沿旧制，补万历初年五十年间事，颇称完备，其前代事为旧志所缺者，则分题搜遗以补之，尚有旧志所无之类目如路途、土司官氏，则新编之，亦颇得其要。以纂录资料言之，此为明代志书最善本也。”
一、刘文征与天启《滇志》
文征事迹不见于《明史》。其相关记述主要出自康熙《云南通志》、雍正《云南通志》、《滇南碑传集》、《滇系》等书所载傅宗龙撰《刘太仆传》，及文征与其妻合葬之墓志铭，而与其它志书中也有些微记载。
刘文征，字懋学，号右吾，云南右卫人，生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正月，卒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六月，享年七十有二。其历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五朝，参与了张居正的改革，试图缓解不断加深的社会矛盾；面对风起云涌的起义反抗，他也参与了镇压活动，但却充分认识到导致人民反抗的原因在于统治者过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在《滇志•沿革大事考》评论万历三十五年武定土目阿克、郑举之乱时认为：“是役始于激成，终于无备。……州郡每岁供亿所取给，举不啻强半，业藏怒而不言，尤不堪言者，五伯无名无已之求。又每遇巡方檄下，搜除奸宄，展转变易，无岁无其名，每一经访，繁费罪罟，倍加于汉人。一旦愤发，有如溃痈，又孰能御之？”
文征出身仕宦之家，“公好学，坐卧不离卷帙”，有较为深厚的学术功底，同时，三十余年的仕宦生活使其广泛的解除了社会，从而丰富了他的阅历。深厚的学术功底加上丰富的生活阅历，为其引退后的学术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晚年益嗜奇书，抽毫赋诗，兴致不竭，……著《茶花馆集》、《思母编》，《松注》、《滇志》总若干卷”。除以上作品，《明史•艺文志二》中又记载他曾著《刑部事宜》十卷。
《滇志》之撰写起由和修撰详情已无从详知，但可以从《凡例》中间接窥见一二：
“旧《志》十七卷，叶榆李仁甫编，杀青之岁为万历改元癸酉。新《志草》二十二卷，（田句）町包汝钝氏编，脱稿于万历三十一年癸卯。仁甫先生林卧之日，久与西蜀杨庄介公讲业苍山顶上，以其余力成书。汝钝司空自为都谏，数疏论矿税，严谴家居，至强劭也，两志若珠玉晖映然。
由今溯癸酉，已是五十年前。汝钝氏取前志而笔削之，即使刊布，尚轶岁年之半，而竟没没也。比台司发故府所藏本，循环读之，最善者，色泽前言，囊括迩事，煜煜井井；其他，若淳若驳，若出一手；若不出一手或前已删改旧《志》，别又沿袭，用其全文；又甚，则有雅俗杂进芜秽不典者，且稿成往昔，而事记来兹。掩卷寻求，只开疑府。又索副本于其家，弗获。夫书固有赝而传，文有托而传。方司空作志时，已逆知有今日，而卒符合也。可叹已夫！今一以其所著为主裁，伪者正，舛者易，非其本者锄而去，印证取之旧《志》及郡县志，要以成一家之言而已矣。”
文中文征盛赞李、包“两志若珠玉晖映然”，更叹“夫书固有赝而传”，“雅俗杂进芜秽不典”，对当时旧志存在的情况痛心疾首；且前包氏之志，不曾刻印，即便是刻印，却也“轶岁年之半”。总之，文征在不满滇省志存在情况的情况下，或许也考虑到考虑到省志在时间上的延续性，便开始了滇省志新的撰修。
二、《滇志》体例及其影响
《滇志》一书为明代云南最后之省志，代表了明代云南省志修撰的最高水平。方国瑜先生认为：“以纂录资料而言，此为明代志书最善之本也。”
全书共三十三卷，约120万字，分为14类，各类下又分目，计107目。是文征在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和包见捷《滇志草》基础之上，删减增补重新整理之后的作品。文征在类目划分上基本上确实是沿袭了万历《云南通志》的类目，所不同者：天启《滇志》分为14类，其中在具体类目安排上，万历《志》在地理类下分府而再分目，天启《志》则在类下分目而继系以府州；万历《志》诗歌、文章等除收录与《艺文志》外，还散见于其他一些类目下，而天启《志》则将其集中于《艺文志》下，并作了详细的分目；“又万历《志》无旅途，《羁縻志》无土司官氏，即录自档册者，又沿革大事考、官师、人物、艺文诸门、补万历、天启年事而加祥，出自档册及采访。至于《搜遗志》凡三卷，即录自群书几访闻，补各类之遗佚者。”天启《滇志》在形式类目和内容上还体现了其时代性。正如之前正德《云南志》中开始出现了《流寓》一目情况一样，天启《志》中的“宦贤”是在当时到云南为官之人愈来愈多，且在社会中发挥越来越多越大作用的情况下出现的；由于明代衛所制度和屯田实边的政策，“军屯”、“民屯”、“商屯”也成为明代云南的一个特征，于是在万历《志》开始辟出“军实”一目后，天启《志》也继承为《屯征》一目。另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在于，其中出现了“题名”一种方式，文征通过这种方式将一些内容进行了总结，比如“总部题名”、“郡县题名”等，“郡县题名，天下所未有也。或曰：‘天下所未有，不独滇也。’”“后来的方志以其他名目将其并入其他门类下……。”无疑这是明代云南省志中所独有，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滇志》的价值。
天启《滇志》是明代最后一部修纂的省志，由于之前撰修的几本明代省志已经流传甚稀，而此本则流传较多，“故明末清初言滇事者，明以前之故实，多出自此书”。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南备录》十二目全出自此书，《肇域志》云南部分也是多取自此书；顾祖禹所撰《读史方舆纪要•云南》也大量引用了此书，其中标明引自《滇志》的就有五处，未注明者肯定还有很多；而《明史•云南诸土司传》、康熙《云南通志》及后来之作者则多录甚而全录自此书。方国瑜先生赞言：“此书对后来之影响甚大。”“故言滇史者，受天启《滇志》之影响甚大也。”
总之，其体例上主要沿用旧志，却更精密；在内容和资料上主要在补万历初年以后五十年间事，并记载自莊蹻入滇至明天启五年间云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民族等方面却更鸿富。前代事为旧志所缺者，该志则分题搜遗以补之；尚有旧志所无之类目如路途、土司官氏，则新编之，亦颇得其要。相较于其他尚存诸本明代省志，体例更加精密、内容更加充实、资料来源也更加丰富，保存了大量了的珍贵史料，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是我们研究明代云南史地所不可或缺的。
三、《滇志》的版本与流传情况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天启《滇志》版本中，尚没有发现刻本，只有几种抄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写本：该本无编者姓氏，无录写年代，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北京大学以640块银元的高价购得，该本是已知流传的最早的手写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据王云先生考证目前多数的传抄本，如湖北省图书馆藏晒蓝本、云南省图书馆藏本、云南大学图书馆与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抄本、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静电复印本都是它的子本。王先生考证后认为该本是为明天启年间写本。而该本是如何流传到北大，方国瑜先生认为：“盖云南藩库原藏之天启《滇志》流出，李澄中至云南时得之，携归山东诸城者。又此本有‘诸城邓村棣华书屋尹氏家藏’印，则李氏藏书后归尹氏。又有‘湘乡陈毅鉴藏’印，不知何时又流至湖南。清季巴陵方氏藏书，归京师大学堂，又转至北京，今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古永继教授对此也无异议。但是，王云先生在其《<滇志>编纂及其流传概况》一文中，认为将《滇志》带出云南的不是李澄中而是许炯，他在许炯的日记《使滇日记》中发现多次提到了读《滇志》，并且有在其归途阅读的记载，而其《使滇杂记》则是其读《滇志》的心得。许炯早李澄中三年来滇，因此王云先生认为最早带《滇志》出云南的应是许炯。在王云先生对这段的论述时认为，北京大学藏本就是由许炯带出的，换言之，许炯带出的那套《滇志》最终为北京大学收藏。“……把《滇志》带出云南的却是许炯”，“很久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李澄中把《滇志》带出云南，……始知带《滇志》出云南的确是许炯……”，“许炯……当是《滇志》的第一位收藏家”。言外之意，许炯带《滇志》出云南后，辗转流落到李澄中手中，并最终被被北大收藏，这似乎很顺理成章，但，笔者还有些许疑问，王云先生得到的证据只能证明许炯的确带出了一部《滇志》，但没有有证据标明许炯带出的和北大收藏的是同一部书？或许许炯那部已经散佚也未可知。因此，笔者愚以为就此下结论还是有欠妥当。当然，这一新史料的出现使得李澄中是《滇志》第一位收藏者的定论也发生了动摇。笔者窃以为或有新的史料出现方可判定第一位收藏者为谁。至于北大手写本的那些传抄本，王云先生和古永继教授的文章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兹不再赘述（见表）。
中央民族大学本，卷数同于本大本，但装为33册，内有“大昕”印、汉满“镇洋县印”和“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藏书”三种藏书印。原书缺第十三卷，后补入。此书是由民院于50年代初从上海富晋书社购入。“大昕”似为钱大昕、“镇洋县”则为今江苏太仓县。该本与北大本不同，还在于最末业执事名单中“龙允升、刘惟馨”二人之后多了“较阅”。因此，该本或者为刊刻之前的校订本。另外北大本与该本比较两者均有误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补。
由古永继教授点校，王云先生和尤中先生审订，1991年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滇志》是目前通行较为普遍的版本，该本是以北大本为蓝本，参以其他各种正史、方志、笔记、顾炎武、顾祖禹相关著述以及民大本《滇志》校对而成，“为研究云南地方史提供了一部资料宏富而宝贵的文献典籍，……可谓功德无量”。
以上是目前仅知的关于《滇志》版本的大概情况，由于本书三百年来一直“流传民间，辗转传抄，讹误甚多”，同时内容博杂、卷帙浩繁，因此，无论是哪个版本都必然存在着疏漏，因此我们在使用时一定要保持慎重的态度。另外还有台湾本，目前尚不得见。
总之，刘文征以其渊博的才识、丰富的阅历和敏锐的眼光，经过多年的时间为我们撰写了这样一部宏伟巨著，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在明代多部省志散佚的情况下，为我们尽可能展示了明代云南的面貌，尽管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的错漏，但仍是我们在研究明代云南时重要的工具，是“明代志书最善本也。”笔者不揣浅陋，直书于此，不当之处，还望诸位专家斧正。
【关键词】刘文征；天启；滇志；云南；方志
【中图分类号】G633.23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326-3587（2012）03-0001-02
明代云南九部省志，现存可见的只有《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正德《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滇略》，以及，在天启年间由刘文征修撰的《滇志》。方氏《滇志》记载了从古自天启年间的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山川、人物等各方面的故实，“是一部可资学习和研究云南历史的重要著作”，是明代云南修撰的最后一部省志，其类目划分相比旧志更加详细和明确，“其体例大都沿旧制，补万历初年五十年间事，颇称完备，其前代事为旧志所缺者，则分题搜遗以补之，尚有旧志所无之类目如路途、土司官氏，则新编之，亦颇得其要。以纂录资料言之，此为明代志书最善本也。”
一、刘文征与天启《滇志》
文征事迹不见于《明史》。其相关记述主要出自康熙《云南通志》、雍正《云南通志》、《滇南碑传集》、《滇系》等书所载傅宗龙撰《刘太仆传》，及文征与其妻合葬之墓志铭，而与其它志书中也有些微记载。
刘文征，字懋学，号右吾，云南右卫人，生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正月，卒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六月，享年七十有二。其历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五朝，参与了张居正的改革，试图缓解不断加深的社会矛盾；面对风起云涌的起义反抗，他也参与了镇压活动，但却充分认识到导致人民反抗的原因在于统治者过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在《滇志•沿革大事考》评论万历三十五年武定土目阿克、郑举之乱时认为：“是役始于激成，终于无备。……州郡每岁供亿所取给，举不啻强半，业藏怒而不言，尤不堪言者，五伯无名无已之求。又每遇巡方檄下，搜除奸宄，展转变易，无岁无其名，每一经访，繁费罪罟，倍加于汉人。一旦愤发，有如溃痈，又孰能御之？”
文征出身仕宦之家，“公好学，坐卧不离卷帙”，有较为深厚的学术功底，同时，三十余年的仕宦生活使其广泛的解除了社会，从而丰富了他的阅历。深厚的学术功底加上丰富的生活阅历，为其引退后的学术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晚年益嗜奇书，抽毫赋诗，兴致不竭，……著《茶花馆集》、《思母编》，《松注》、《滇志》总若干卷”。除以上作品，《明史•艺文志二》中又记载他曾著《刑部事宜》十卷。
《滇志》之撰写起由和修撰详情已无从详知，但可以从《凡例》中间接窥见一二：
“旧《志》十七卷，叶榆李仁甫编，杀青之岁为万历改元癸酉。新《志草》二十二卷，（田句）町包汝钝氏编，脱稿于万历三十一年癸卯。仁甫先生林卧之日，久与西蜀杨庄介公讲业苍山顶上，以其余力成书。汝钝司空自为都谏，数疏论矿税，严谴家居，至强劭也，两志若珠玉晖映然。
由今溯癸酉，已是五十年前。汝钝氏取前志而笔削之，即使刊布，尚轶岁年之半，而竟没没也。比台司发故府所藏本，循环读之，最善者，色泽前言，囊括迩事，煜煜井井；其他，若淳若驳，若出一手；若不出一手或前已删改旧《志》，别又沿袭，用其全文；又甚，则有雅俗杂进芜秽不典者，且稿成往昔，而事记来兹。掩卷寻求，只开疑府。又索副本于其家，弗获。夫书固有赝而传，文有托而传。方司空作志时，已逆知有今日，而卒符合也。可叹已夫！今一以其所著为主裁，伪者正，舛者易，非其本者锄而去，印证取之旧《志》及郡县志，要以成一家之言而已矣。”
文中文征盛赞李、包“两志若珠玉晖映然”，更叹“夫书固有赝而传”，“雅俗杂进芜秽不典”，对当时旧志存在的情况痛心疾首；且前包氏之志，不曾刻印，即便是刻印，却也“轶岁年之半”。总之，文征在不满滇省志存在情况的情况下，或许也考虑到考虑到省志在时间上的延续性，便开始了滇省志新的撰修。
二、《滇志》体例及其影响
《滇志》一书为明代云南最后之省志，代表了明代云南省志修撰的最高水平。方国瑜先生认为：“以纂录资料而言，此为明代志书最善之本也。”
全书共三十三卷，约120万字，分为14类，各类下又分目，计107目。是文征在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和包见捷《滇志草》基础之上，删减增补重新整理之后的作品。文征在类目划分上基本上确实是沿袭了万历《云南通志》的类目，所不同者：天启《滇志》分为14类，其中在具体类目安排上，万历《志》在地理类下分府而再分目，天启《志》则在类下分目而继系以府州；万历《志》诗歌、文章等除收录与《艺文志》外，还散见于其他一些类目下，而天启《志》则将其集中于《艺文志》下，并作了详细的分目；“又万历《志》无旅途，《羁縻志》无土司官氏，即录自档册者，又沿革大事考、官师、人物、艺文诸门、补万历、天启年事而加祥，出自档册及采访。至于《搜遗志》凡三卷，即录自群书几访闻，补各类之遗佚者。”天启《滇志》在形式类目和内容上还体现了其时代性。正如之前正德《云南志》中开始出现了《流寓》一目情况一样，天启《志》中的“宦贤”是在当时到云南为官之人愈来愈多，且在社会中发挥越来越多越大作用的情况下出现的；由于明代衛所制度和屯田实边的政策，“军屯”、“民屯”、“商屯”也成为明代云南的一个特征，于是在万历《志》开始辟出“军实”一目后，天启《志》也继承为《屯征》一目。另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在于，其中出现了“题名”一种方式，文征通过这种方式将一些内容进行了总结，比如“总部题名”、“郡县题名”等，“郡县题名，天下所未有也。或曰：‘天下所未有，不独滇也。’”“后来的方志以其他名目将其并入其他门类下……。”无疑这是明代云南省志中所独有，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滇志》的价值。
天启《滇志》是明代最后一部修纂的省志，由于之前撰修的几本明代省志已经流传甚稀，而此本则流传较多，“故明末清初言滇事者，明以前之故实，多出自此书”。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南备录》十二目全出自此书，《肇域志》云南部分也是多取自此书；顾祖禹所撰《读史方舆纪要•云南》也大量引用了此书，其中标明引自《滇志》的就有五处，未注明者肯定还有很多；而《明史•云南诸土司传》、康熙《云南通志》及后来之作者则多录甚而全录自此书。方国瑜先生赞言：“此书对后来之影响甚大。”“故言滇史者，受天启《滇志》之影响甚大也。”
总之，其体例上主要沿用旧志，却更精密；在内容和资料上主要在补万历初年以后五十年间事，并记载自莊蹻入滇至明天启五年间云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民族等方面却更鸿富。前代事为旧志所缺者，该志则分题搜遗以补之；尚有旧志所无之类目如路途、土司官氏，则新编之，亦颇得其要。相较于其他尚存诸本明代省志，体例更加精密、内容更加充实、资料来源也更加丰富，保存了大量了的珍贵史料，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是我们研究明代云南史地所不可或缺的。
三、《滇志》的版本与流传情况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天启《滇志》版本中，尚没有发现刻本，只有几种抄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写本：该本无编者姓氏，无录写年代，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北京大学以640块银元的高价购得，该本是已知流传的最早的手写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据王云先生考证目前多数的传抄本，如湖北省图书馆藏晒蓝本、云南省图书馆藏本、云南大学图书馆与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抄本、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静电复印本都是它的子本。王先生考证后认为该本是为明天启年间写本。而该本是如何流传到北大，方国瑜先生认为：“盖云南藩库原藏之天启《滇志》流出，李澄中至云南时得之，携归山东诸城者。又此本有‘诸城邓村棣华书屋尹氏家藏’印，则李氏藏书后归尹氏。又有‘湘乡陈毅鉴藏’印，不知何时又流至湖南。清季巴陵方氏藏书，归京师大学堂，又转至北京，今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古永继教授对此也无异议。但是，王云先生在其《<滇志>编纂及其流传概况》一文中，认为将《滇志》带出云南的不是李澄中而是许炯，他在许炯的日记《使滇日记》中发现多次提到了读《滇志》，并且有在其归途阅读的记载，而其《使滇杂记》则是其读《滇志》的心得。许炯早李澄中三年来滇，因此王云先生认为最早带《滇志》出云南的应是许炯。在王云先生对这段的论述时认为，北京大学藏本就是由许炯带出的，换言之，许炯带出的那套《滇志》最终为北京大学收藏。“……把《滇志》带出云南的却是许炯”，“很久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李澄中把《滇志》带出云南，……始知带《滇志》出云南的确是许炯……”，“许炯……当是《滇志》的第一位收藏家”。言外之意，许炯带《滇志》出云南后，辗转流落到李澄中手中，并最终被被北大收藏，这似乎很顺理成章，但，笔者还有些许疑问，王云先生得到的证据只能证明许炯的确带出了一部《滇志》，但没有有证据标明许炯带出的和北大收藏的是同一部书？或许许炯那部已经散佚也未可知。因此，笔者愚以为就此下结论还是有欠妥当。当然，这一新史料的出现使得李澄中是《滇志》第一位收藏者的定论也发生了动摇。笔者窃以为或有新的史料出现方可判定第一位收藏者为谁。至于北大手写本的那些传抄本，王云先生和古永继教授的文章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兹不再赘述（见表）。
中央民族大学本，卷数同于本大本，但装为33册，内有“大昕”印、汉满“镇洋县印”和“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藏书”三种藏书印。原书缺第十三卷，后补入。此书是由民院于50年代初从上海富晋书社购入。“大昕”似为钱大昕、“镇洋县”则为今江苏太仓县。该本与北大本不同，还在于最末业执事名单中“龙允升、刘惟馨”二人之后多了“较阅”。因此，该本或者为刊刻之前的校订本。另外北大本与该本比较两者均有误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补。
由古永继教授点校，王云先生和尤中先生审订，1991年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滇志》是目前通行较为普遍的版本，该本是以北大本为蓝本，参以其他各种正史、方志、笔记、顾炎武、顾祖禹相关著述以及民大本《滇志》校对而成，“为研究云南地方史提供了一部资料宏富而宝贵的文献典籍，……可谓功德无量”。
以上是目前仅知的关于《滇志》版本的大概情况，由于本书三百年来一直“流传民间，辗转传抄，讹误甚多”，同时内容博杂、卷帙浩繁，因此，无论是哪个版本都必然存在着疏漏，因此我们在使用时一定要保持慎重的态度。另外还有台湾本，目前尚不得见。
总之，刘文征以其渊博的才识、丰富的阅历和敏锐的眼光，经过多年的时间为我们撰写了这样一部宏伟巨著，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在明代多部省志散佚的情况下，为我们尽可能展示了明代云南的面貌，尽管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的错漏，但仍是我们在研究明代云南时重要的工具，是“明代志书最善本也。”笔者不揣浅陋，直书于此，不当之处，还望诸位专家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