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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唐朝289年的统治史，经历了盛唐、中唐、晚唐三个历史时期，从唐玄宗李隆基天宝末年开始就进入了衰退期，在这一时期唐玄宗任用李林甫和杨国忠这两个奸相，弄得朝政腐败、边疆不安、战乱频发，终于在唐玄宗天宝末年，爆发了“安史之乱”，使得唐朝在以后的近100多年间国力每况愈下。造成这种局面，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有唐朝统治者自身的原因，但唐朝的藩镇制度可以说是造成唐朝不断内乱、战争频发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藩镇制度是唐王朝在军事上的一个败笔，在这些藩镇中，节度使父死子继、自辟僚属、财政自治、掌控军队。而各个藩镇之间，为了各自利益，还经常爆发战争，使国家长期处于战乱之中。直接导致了唐朝中央政权的弱化和地方政权的坐大，地方节度使凭借着手中的权力，不服从中央的政令。而唐朝政府更是无力对付割据的藩镇，最后导致亡国。
唐朝大量的设置节度使的时期正是在唐玄宗时期开始的，在前期唐玄宗设置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伊西八个节度使区，加上剑南、岭南共为十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节度使的制度已经被完全固化了下来，节度使当时是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享有兼管调度军需之支度使及管理屯田之营田使。并且，节度使辖区内的所有州县长吏虽由中央任命，而实际则听命于节度使。所以说当时的节度使就是在唐朝中央政府之外的一个独立王国。
在安禄山发动了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中央为了抵御叛军进攻，就把军镇制度扩展到了内地，唐王朝在最重要的州设立节度使，并且让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地。于是在今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出现很多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后来又扩充到全国，构成唐代后期所谓藩镇。因为藩镇的节度使们掌握着本藩镇内的最高的军事和行政权力，所以在他们逐渐的做大以后，就有些藩镇开始不服从唐朝中央政府的管制了。这些藩镇倚仗自己的实力对中央跋扈不驯，甚至举行叛乱的短期割据者。从唐代宗李豫开始到唐德宗李适，是藩镇割据形成的发展时期。这就是唐朝最有名的“藩镇割据”。
这些藩镇名义上虽然是受唐朝中央政府的管制，实则是自己各霸一方，不服从中央的政命，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朝廷进一步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节度使林立，他们拥兵自重，互相兼并。中央的政令在他们那里失去了效用。更有甚者还发动针对中央的叛乱。在唐德宗时期，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各地节度使，唐德宗也试图削弱藩镇割据实力，加强中央集权，但由于措施失当，反而引起节度使的反抗。后来节度使梁崇義发生叛变，随后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又据镇反叛，自称建兴王，并联合已称王的淄青、魏博、成德、卢龙四镇节度使抗拒中央。再后来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也叛乱，使德宗皇帝先是逃到了奉天，后来又逃到了梁州。后来勉强的平定了这几次叛乱，在此基础上唐朝中央政府再也无力控制各地的不断做大的藩镇了。于是唐德宗在无奈的情况下发布了《罪己诏》，首次明确的声明不再约束各地的藩镇，对其姑息迁就。从此，唐王朝的中央权力进一步削弱。而各地藩镇则乘机不断的发展壮大。
但在唐朝的皇帝中也出了一位对付藩镇割据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就是唐宪宗，面对着越做越大的各地藩镇，宪宗继位后，开始着手对各地割据的藩镇开展了一系列讨伐的战争，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唐朝中央取得了胜利，长期割据的局面似乎都解决了。全国所有的藩镇名义上全部归复唐朝。
但宪宗皇帝的这一系列成果，并没有持续多久，一些地方的藩镇又开始发动规模不等的叛乱，在这种情况下，唐朝继位的新皇帝没有宪宗皇帝的气魄和胆量，使之藩镇重新又做大并与朝廷分庭抗礼。特别是在唐昭宗即位后，由于政局腐败、民不聊生，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地涌现，如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甚至打进了首都长安。在这种情况下，唐朝中央政府不得不又一次向各地的藩镇妥协，答应他们的条件，让藩镇去平叛，而各地的藩镇则趁着平定农民起义的好机会逐渐扩大自己的实力，发展自己的力量，藩镇的实力在这一时期，首次超过了中央的实力，唐朝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唐昭宗根本没有实权。在这些藩镇中实力发展最快的是朱温，后来，唐昭宗被当时最大的藩镇朱温控制着。唐天佑四年（907年），朱温废哀帝为济阴王，自己做皇帝，唐哀帝也在被废后次年，即开平二年（908年），被朱温毒死。
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是导致唐朝衰落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各地藩镇实力和力量强大，唐朝中央政权已变得虚弱无力，几位皇帝几次企图削弱藩镇权力的努力，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还消耗了唐朝中央政府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削弱了本身的实力，以至于使国家没有能力与各地藩镇较量。与此同时，与唐政府中央力量下降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各地藩镇的力量却越来越强，藩镇割据更加无法控制。在无奈的情况下唐朝中央也只能听之任之，只求自保，通过仅有的几个直接控制区域，艰难维持“大唐帝国”的统治，维持着表面上的统一，就这样，唐朝由强转衰，始于藩镇割据，最后唐朝灭亡，也是始于藩镇割据。
藩镇制度是唐王朝在军事上的一个败笔，在这些藩镇中，节度使父死子继、自辟僚属、财政自治、掌控军队。而各个藩镇之间，为了各自利益，还经常爆发战争，使国家长期处于战乱之中。直接导致了唐朝中央政权的弱化和地方政权的坐大，地方节度使凭借着手中的权力，不服从中央的政令。而唐朝政府更是无力对付割据的藩镇，最后导致亡国。
唐朝大量的设置节度使的时期正是在唐玄宗时期开始的，在前期唐玄宗设置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伊西八个节度使区，加上剑南、岭南共为十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节度使的制度已经被完全固化了下来，节度使当时是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享有兼管调度军需之支度使及管理屯田之营田使。并且，节度使辖区内的所有州县长吏虽由中央任命，而实际则听命于节度使。所以说当时的节度使就是在唐朝中央政府之外的一个独立王国。
在安禄山发动了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中央为了抵御叛军进攻，就把军镇制度扩展到了内地，唐王朝在最重要的州设立节度使，并且让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地。于是在今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出现很多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后来又扩充到全国，构成唐代后期所谓藩镇。因为藩镇的节度使们掌握着本藩镇内的最高的军事和行政权力，所以在他们逐渐的做大以后，就有些藩镇开始不服从唐朝中央政府的管制了。这些藩镇倚仗自己的实力对中央跋扈不驯，甚至举行叛乱的短期割据者。从唐代宗李豫开始到唐德宗李适，是藩镇割据形成的发展时期。这就是唐朝最有名的“藩镇割据”。
这些藩镇名义上虽然是受唐朝中央政府的管制，实则是自己各霸一方，不服从中央的政命，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朝廷进一步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节度使林立，他们拥兵自重，互相兼并。中央的政令在他们那里失去了效用。更有甚者还发动针对中央的叛乱。在唐德宗时期，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各地节度使，唐德宗也试图削弱藩镇割据实力，加强中央集权，但由于措施失当，反而引起节度使的反抗。后来节度使梁崇義发生叛变，随后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又据镇反叛，自称建兴王，并联合已称王的淄青、魏博、成德、卢龙四镇节度使抗拒中央。再后来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也叛乱，使德宗皇帝先是逃到了奉天，后来又逃到了梁州。后来勉强的平定了这几次叛乱，在此基础上唐朝中央政府再也无力控制各地的不断做大的藩镇了。于是唐德宗在无奈的情况下发布了《罪己诏》，首次明确的声明不再约束各地的藩镇，对其姑息迁就。从此，唐王朝的中央权力进一步削弱。而各地藩镇则乘机不断的发展壮大。
但在唐朝的皇帝中也出了一位对付藩镇割据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就是唐宪宗，面对着越做越大的各地藩镇，宪宗继位后，开始着手对各地割据的藩镇开展了一系列讨伐的战争，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唐朝中央取得了胜利，长期割据的局面似乎都解决了。全国所有的藩镇名义上全部归复唐朝。
但宪宗皇帝的这一系列成果，并没有持续多久，一些地方的藩镇又开始发动规模不等的叛乱，在这种情况下，唐朝继位的新皇帝没有宪宗皇帝的气魄和胆量，使之藩镇重新又做大并与朝廷分庭抗礼。特别是在唐昭宗即位后，由于政局腐败、民不聊生，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地涌现，如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甚至打进了首都长安。在这种情况下，唐朝中央政府不得不又一次向各地的藩镇妥协，答应他们的条件，让藩镇去平叛，而各地的藩镇则趁着平定农民起义的好机会逐渐扩大自己的实力，发展自己的力量，藩镇的实力在这一时期，首次超过了中央的实力，唐朝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唐昭宗根本没有实权。在这些藩镇中实力发展最快的是朱温，后来，唐昭宗被当时最大的藩镇朱温控制着。唐天佑四年（907年），朱温废哀帝为济阴王，自己做皇帝，唐哀帝也在被废后次年，即开平二年（908年），被朱温毒死。
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是导致唐朝衰落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各地藩镇实力和力量强大，唐朝中央政权已变得虚弱无力，几位皇帝几次企图削弱藩镇权力的努力，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还消耗了唐朝中央政府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削弱了本身的实力，以至于使国家没有能力与各地藩镇较量。与此同时，与唐政府中央力量下降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各地藩镇的力量却越来越强，藩镇割据更加无法控制。在无奈的情况下唐朝中央也只能听之任之，只求自保，通过仅有的几个直接控制区域，艰难维持“大唐帝国”的统治，维持着表面上的统一，就这样，唐朝由强转衰，始于藩镇割据，最后唐朝灭亡，也是始于藩镇割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