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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心理疾病的妇女在孕期需要得到良好的照顾，但很多医生都要求她们停止使用药物，而这其实是一种危险的建议。
有那么一段日子，艾尔克·诺依曼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她没办法晾衣服，也不能煮土豆。她的孩子哭喊着，而诺依曼就只是坐在她汉堡的房子里，两眼放空。“其他人会觉得这很难理解，”诺依曼说，“但是，当你对一切都失去了动力的时候，那感觉简直就像在地狱。”
这位服装设计师在她青年时期就一直饱受抑郁情绪的困扰。“我一直都通过各种方式来排解抑郁。比如跟闺蜜们长时间的聊天、购物等等，都很有效。”诺依曼说。这位设计师有着浅棕色的齐肩长发，声音低沉。而自从大女儿出生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产后抑郁发展成了严重的抑郁症，很长一段时间，不论是诺依曼的妇科医生还是助产士，都搞不清楚她到底怎么了。
每天，诺依曼都要依靠一颗药丸才能支撑过去。即便是这样，她仍然常常需要面对艰难的时刻。“这太糟糕了，”诺依曼说，“我一直都梦想着能有一个大家庭。”她不希望自己的抑郁症会导致自己的女儿没有弟弟妹妹。可是，自己的状况真的适合再次怀孕吗？如果继续服药，会不會有婴儿畸形的危险？可是，如果中断药物，自己能撑过去吗？
诺依曼正在服用的抗抑郁药名叫奥匹哌醇，说明书上写着“孕妇服用有风险，尤其怀孕前3个月的妇女应严遵医嘱使用”。然而，给她开药的精神病科医生却并不通晓妇产科的知识。诺依曼的家庭医生则建议她，为了腹中的孩子着想，彻底中断抗抑郁药的服用。
作为一名母亲，诺依曼感到了深深的无助。
孕期的心理疾病问题给很多心理学家和妇科医生带来了难题。不少医生都对此缺乏足够的了解，只是单纯地建议孕妇停药，而这其实是一个危险的建议。
德国巴梅尔保险公司是全德国第二大保险公司，参保人数超过800万。在它的一份未公开发表的评估《怀孕期间的药物疗法》中，专家对患者数据进行了分析，以研究患有心理疾病的妇女在怀孕期间是否应该和以何种剂量服食精神病药物。结果表明：在怀孕初期，超过一半的妇女停止了服用抗抑郁药物。而在孩子出生后前3个月，停药者甚至达到了70%。
有些患者可能由于怀孕带来的喜悦而得到治愈，但更多选择停药的患者是因为在怀孕期间不敢坚持心理疾病的药物治疗。
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药物治疗的突然中断不仅会给准妈妈带来危险，同时也会令其腹中的宝宝面临未知的风险。根据相关报告，患有抑郁症的孕妇如果不经治疗，其胎儿的早产风险升高，同时，出生后还将面临生长障碍和发育障碍。母亲的心理疾病还有可能造成腹中胎儿神经递质的紊乱，进而影响到孩子的健康发育。和患抑郁症的母亲一样，婴儿体内的血清素和多巴胺水平会下降，而压力激素水平则会升高。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孩子有可能会出现病态行为。
有时，女性在分娩之后还会面临比之前更严重的抑郁症。根据巴梅尔的分析结果，有的人甚至会产生自杀的念头。调查结果同时还显示，患者在生产完后，对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一种临床上最广泛使用的抗抑郁药之一）的服用剂量提高了20%。
“我们坚决不建议简单地中止药物治疗。”美因茨大学校医院妇科主治医生安雅·福鲁特警告说。去年一年，就有两位患有抑郁症的孕妇因试图自杀被送往校医院，这两位孕妇都没有坚持服用抗抑郁药。
而光是不再服药的这种认知，都会带来消极的心理效果，尤其是在很多女性都容易感到受伤的特殊人生阶段——孕期。
在波恩大学长期执教妇科心身学的教师安可·霍德对这个问题的体会尤为深刻。她的一些病人在得知自己怀孕后，便遵医嘱停掉了正在服用的药物，并由此进入到了近乎绝望的境地。同时，她们也很有可能从周围人口中得到这样的讯息：孕期服药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这也许跟60年代的沙利度胺丑闻有关。”霍德说。这件丑闻导致成千上万名孩子先天畸形，因为他们的母亲在怀孕期间服用了帮助睡眠的药物沙利度胺。
这场悲剧也对医生群体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在德国，抗抑郁药不被允许售卖给孕妇，制造商们想规避责任。而出于道德原因，也不能对孕妇进行研究，所以医药公司只能利用动物进行药物试验。
但这些事实并不意味着医生可以就此推卸责任。他们不可避免地需要做出利弊权衡。实际上，那些广泛应用的抗抑郁药物已经积攒了足够的临床经验和药理学基础，易于调查研究。
正因如此，柏林女子查丽特创办了网站Embryotox。这个网页详细展示了各种药物在孕期的耐受性，还能找到一份指导医生治疗抑郁症的正式指南。
正常情况下，胎儿畸形率在3%左右。在受到外界因素如药物的影响下，畸形风险最高达到6%。对于大部分在精神病学中应用的药物来说，没有实质的证据能够证明它们会造成胎儿畸形。“当然，通常在对孕妇给予精神病药物治疗时，妇科医生必须对其进行严密的监控。”霍德说。
巴梅尔保险公司在其研究报告中建议，“医生群体持续进行合作”，妇科医生和心理医生一起研究出一个专门的治疗方案。遗憾的是，多年以来，诺依曼都没能找到了解这一领域的医生。在寻求帮助的过程中，她最终只得到了一张写有专家电话号码的清单，这些专家的预约已经排到了数月之后。诺依曼拜访了一位治疗师，但这位治疗师只听她倾诉，没有给出建议。接着，诺依曼又去看了一名心理医生，这位医生试图对她进行精神恐惧紊乱症的治疗，但诺依曼并没有恐惧的症状。“一切都是一种折磨。”诺依曼说。这位妈妈经历了太多痛苦。
如今，诺依曼44岁了，是3个孩子的妈妈。帮助诺依曼最终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是一个名为“阴影
有那么一段日子，艾尔克·诺依曼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她没办法晾衣服，也不能煮土豆。她的孩子哭喊着，而诺依曼就只是坐在她汉堡的房子里，两眼放空。“其他人会觉得这很难理解，”诺依曼说，“但是，当你对一切都失去了动力的时候，那感觉简直就像在地狱。”
这位服装设计师在她青年时期就一直饱受抑郁情绪的困扰。“我一直都通过各种方式来排解抑郁。比如跟闺蜜们长时间的聊天、购物等等，都很有效。”诺依曼说。这位设计师有着浅棕色的齐肩长发，声音低沉。而自从大女儿出生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产后抑郁发展成了严重的抑郁症，很长一段时间，不论是诺依曼的妇科医生还是助产士，都搞不清楚她到底怎么了。
每天，诺依曼都要依靠一颗药丸才能支撑过去。即便是这样，她仍然常常需要面对艰难的时刻。“这太糟糕了，”诺依曼说，“我一直都梦想着能有一个大家庭。”她不希望自己的抑郁症会导致自己的女儿没有弟弟妹妹。可是，自己的状况真的适合再次怀孕吗？如果继续服药，会不會有婴儿畸形的危险？可是，如果中断药物，自己能撑过去吗？
诺依曼正在服用的抗抑郁药名叫奥匹哌醇，说明书上写着“孕妇服用有风险，尤其怀孕前3个月的妇女应严遵医嘱使用”。然而，给她开药的精神病科医生却并不通晓妇产科的知识。诺依曼的家庭医生则建议她，为了腹中的孩子着想，彻底中断抗抑郁药的服用。
作为一名母亲，诺依曼感到了深深的无助。
孕期的心理疾病问题给很多心理学家和妇科医生带来了难题。不少医生都对此缺乏足够的了解，只是单纯地建议孕妇停药，而这其实是一个危险的建议。
德国巴梅尔保险公司是全德国第二大保险公司，参保人数超过800万。在它的一份未公开发表的评估《怀孕期间的药物疗法》中，专家对患者数据进行了分析，以研究患有心理疾病的妇女在怀孕期间是否应该和以何种剂量服食精神病药物。结果表明：在怀孕初期，超过一半的妇女停止了服用抗抑郁药物。而在孩子出生后前3个月，停药者甚至达到了70%。
有些患者可能由于怀孕带来的喜悦而得到治愈，但更多选择停药的患者是因为在怀孕期间不敢坚持心理疾病的药物治疗。
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药物治疗的突然中断不仅会给准妈妈带来危险，同时也会令其腹中的宝宝面临未知的风险。根据相关报告，患有抑郁症的孕妇如果不经治疗，其胎儿的早产风险升高，同时，出生后还将面临生长障碍和发育障碍。母亲的心理疾病还有可能造成腹中胎儿神经递质的紊乱，进而影响到孩子的健康发育。和患抑郁症的母亲一样，婴儿体内的血清素和多巴胺水平会下降，而压力激素水平则会升高。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孩子有可能会出现病态行为。
有时，女性在分娩之后还会面临比之前更严重的抑郁症。根据巴梅尔的分析结果，有的人甚至会产生自杀的念头。调查结果同时还显示，患者在生产完后，对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一种临床上最广泛使用的抗抑郁药之一）的服用剂量提高了20%。
“我们坚决不建议简单地中止药物治疗。”美因茨大学校医院妇科主治医生安雅·福鲁特警告说。去年一年，就有两位患有抑郁症的孕妇因试图自杀被送往校医院，这两位孕妇都没有坚持服用抗抑郁药。
而光是不再服药的这种认知，都会带来消极的心理效果，尤其是在很多女性都容易感到受伤的特殊人生阶段——孕期。
在波恩大学长期执教妇科心身学的教师安可·霍德对这个问题的体会尤为深刻。她的一些病人在得知自己怀孕后，便遵医嘱停掉了正在服用的药物，并由此进入到了近乎绝望的境地。同时，她们也很有可能从周围人口中得到这样的讯息：孕期服药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这也许跟60年代的沙利度胺丑闻有关。”霍德说。这件丑闻导致成千上万名孩子先天畸形，因为他们的母亲在怀孕期间服用了帮助睡眠的药物沙利度胺。
这场悲剧也对医生群体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在德国，抗抑郁药不被允许售卖给孕妇，制造商们想规避责任。而出于道德原因，也不能对孕妇进行研究，所以医药公司只能利用动物进行药物试验。
但这些事实并不意味着医生可以就此推卸责任。他们不可避免地需要做出利弊权衡。实际上，那些广泛应用的抗抑郁药物已经积攒了足够的临床经验和药理学基础，易于调查研究。
正因如此，柏林女子查丽特创办了网站Embryotox。这个网页详细展示了各种药物在孕期的耐受性，还能找到一份指导医生治疗抑郁症的正式指南。
正常情况下，胎儿畸形率在3%左右。在受到外界因素如药物的影响下，畸形风险最高达到6%。对于大部分在精神病学中应用的药物来说，没有实质的证据能够证明它们会造成胎儿畸形。“当然，通常在对孕妇给予精神病药物治疗时，妇科医生必须对其进行严密的监控。”霍德说。
巴梅尔保险公司在其研究报告中建议，“医生群体持续进行合作”，妇科医生和心理医生一起研究出一个专门的治疗方案。遗憾的是，多年以来，诺依曼都没能找到了解这一领域的医生。在寻求帮助的过程中，她最终只得到了一张写有专家电话号码的清单，这些专家的预约已经排到了数月之后。诺依曼拜访了一位治疗师，但这位治疗师只听她倾诉，没有给出建议。接着，诺依曼又去看了一名心理医生，这位医生试图对她进行精神恐惧紊乱症的治疗，但诺依曼并没有恐惧的症状。“一切都是一种折磨。”诺依曼说。这位妈妈经历了太多痛苦。
如今，诺依曼44岁了，是3个孩子的妈妈。帮助诺依曼最终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是一个名为“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