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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阎连科在一次谈到父亲时说：
“记得我第一次挨父亲打是在我七八岁的当儿。那时候，每年的春节之前，父亲都会千方百计存下几块钱，然后找熟人到乡村信用社，把这几块钱全都换成一沓儿簇新的一角的毛票，放在他的枕头下，待到了初一那天，再一人一张、几张地发给他的儿女、侄男侄女和在正月十五前来走亲戚的孩娃们。
“可是那一年，父亲要给大家发钱时，突然发现那原有几十张的一毛新票没剩几张了。
“从初一到初五，父亲一直没有给我任何脸色看，更没有打我和骂我，待我如往年无二，让我高高兴兴过完了一个春节。
“可是到了初六，父亲开始问我，偷钱了没有？我说没有。父亲便厉声让我跪下。又问我偷了没有，我还是说没有，父亲就在我脸上打了一记耳光。继续问我偷了没有，我仍说没有，父亲便更为狠力的左一下右一下地打起我耳光来。我已记不得父亲统共打了我多少耳光，只記得他直打到我说偷了为止，才停下手；当时我的脸又热又痛，已到了实在不能忍的程度，我说那钱确是我偷了，并说我把那偷来的钱全都买了烧饼吃掉了。然后，父亲就不再说啥了，把他的头扭到了一边去，既不看我，也不看我哥和我姐，可等他再扭头回来时，我们都看见了他自己眼里含着的泪。” 据《一个人的三条河》
沈从文：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1933年初春，住在苏州的张兆和接到了沈从文的一封来信，信中写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婉转地提出了想要二姐张允和替他向父母提亲。结果非常顺利，父母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张允和坐着人力车到阊门外电报局，给沈从文拍了一封电报，上面只有一个字：“允”。既表示婚事允了，又署了名，可谓精当。张兆和有点不放心，怕沈从文看不明白，又一个人悄悄地再到电报局，递上她用白话文写的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当时，电报规定要用文言，且按字数收费，报务员看了她的电报稿，要她改写，张兆和涨红了脸，解释了半天，说这是喜事电报，报务员才勉强收下。张兆和的白话电报里居然有个“吧”字，这在当时也算是别开生面了。
据《读者》
陈独秀：删掉淫秽之处
民国著名翻译家汪原放在标点古书时，遇到了一个问题，旧小说里有些淫秽的地方，他想这要是给青年学生看了，总不太好，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去问胡适和陈独秀。胡适主张用省略号表示有删节；陈独秀则说，不如删掉就是了，只要上下衔接得上，无伤大体，如果用省略号表示删节，岂不就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最后汪原放采纳了陈独秀的意见。
据《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汪曾祺的一次激动
大约是在1997年，作家邓友梅说，他跟汪曾祺相识近50年，没见他人前发过火，没听他人后贬过人，只见他流露过两次“不以为然”的情绪。其中一次是这样：有次汪曾祺与两位文学新星一道外出参加活动，这两位嫌酒店档次低，要搬出去；又嫌介绍时把他们排在了后边，要退席，说起话来气冲斗牛，更当有人谈起孙犁同志的文学成就时，说他是少数几个真懂文学的人，他的语言是只能体会，不能模仿。他们又把嘴一撇说道：“可是孙犁也有缺乏自知之明之处，对我们这批人也想指手画脚。他写文章惹我们，我们就联合起来轰他，怎么着，他还不是叫我们轰得在读者眼里掉了价？”汪曾祺昕了直摇头，小声跟邓友梅说：“我不信未来的世界就是这些人的！他们要掌了权，一点不比‘四人帮’时期的日子好过，他们当了政我绝不再干。咱不吃这碗饭啦，行不行？”邓友梅说，这是汪曾祺“最激动的一次谈话”。据《联谊报》
张作霖：大帅的演讲
1924年8月，第二次直奉大战前夕，奉系首领“东北王”张作霖要作一次战前训话来鼓舞士气。大帅府的秘书们彻夜赶写讲话稿，谁知张作霖一看稿子，竟有一万多字，就发了火：“你们这帮耍笔杆儿的，准叫墨汁灌糊涂了，文绉绉的长玩意儿，多耽误事。说的人费劲，听的人难受，简直是话坑人，重写！”于是，秘书们又几易其稿，好歹交了份一千多字的稿。
战前训话开始了，张作霖气宇轩昂地走上讲台，开始背稿子：“军人说话，贵乎明简……”干咳了几声之后，就再也背不出来了。原来，他把秘书们写的“贵乎简明”颠倒为了“贵乎明简”，谁知这样一来，就再也接不上下文了，全场一片死寂。
突然，张作霖把胡子一捋，放开嗓门，来了个即兴演讲：“今儿个，咱们就说大实话：前年夏天，咱们跟吴佩孚这个老小子干了一仗，大家都还记得吧？”由于那一仗的结果是东北军打败了，军官们都低头不语。“嗯，丢人的事都记在我账上，你们别抹不开。眼下，姓吴的又来找碴儿了。你们说说，该咋办？”
会场上顿时群情激愤，振臂高呼：“打！”
“好，打！不过咱们得把丑话说在前头，这回打许胜不许败。胜的，升官得奖；死的，多给抚恤金；败的，军法论罪。我说话算数，你们好好合计合计，找的话完了。”据《文史博览》
名人悟世语录
有志者，事竞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蒲松龄
一个人如果没有机会为自己的主张而斗争的话，主张就没有必要存在。
——托马斯
最糟糕的是人们在生活中经常会受到错误志向的阻碍而不自知。——歌德
我觉得人生在世，只有勤劳、发奋图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雷锋
施蒂格勒和布朗一对特殊的兄弟
1943年12月20日，美国飞行员查理·布朗少尉驾驶着一架B-17F轰炸机——“老酒馆”号对德国不莱梅的一个兵工厂进行轰炸。“老酒馆”号在返航时，遭到了不少于15架敌机的攻击，机身严重受损。很快，又有一架德机径直朝“老酒馆”号飞了过来。当时，两机的距离很近，雍朗甚至能看到对方飞行员的眼睛。但令他万没有想到的是，那架德机并没有朝他开火，对方飞行员一直向他打手势，接着，还一路护送他封诺福克的机场上空，看到他安全降落，才飞走。这件奇怪的事像个谜团，一直困扰着布朗。
为了揭开这个谜团，1987年，布朗在一份专门面向战斗机飞行员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寻找曾在1943年12月20日，救了我一命的德国飞行员”。
布朗的救命恩人名叫弗朗茨·施蒂格勒，他看到了布朗的寻人启事，就这样，两个几十年从未谋面的“敌人”，又走到了一起。
见面时，施蒂格勒向布朗讲述了他当年不向“老酒馆”号开火的原因：“随着距离的靠近，我看到满身是血的炮手，看到了机身上遍体的伤痕和机舱内陷入恐惧的美国伤兵，知道这架敌机已经失去了与我交手的能力。”当时，26岁的施蒂格勒已经是纳粹的王牌飞行员了，曾击落过22架盟军战机，如果再击落一架，便可获得骑士十字勋章。但他始终牢记着他的教官古斯塔夫·洛德尔上尉对他说过一番话——“荣誉高于一切。如果让我看到或者听说你朝一个跳伞的人开火，我就亲手毙了你。遵守战争的规则是为了你自己，而不是你的敌人。这种遵守能够保持你的人性。”
2008年，这两位二战老兵相继去世，在他们的讣告中，他们彼此都将对方称为“特殊的兄弟”。（图为2001年，布朗和施蒂格勒与时任弗罗里达州州长的杰布·布什会面。）据《羊城晚报》
杜月笙的另一面
提到杜月笙，大家都知道他是民国时期上海滩的黑老大。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另一面，尊重文化和文化人。
杜月笙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当他成为上海滩的黑老大之后，却极力“转型”向文化靠拢。在与文化人交往的过程中，他也总是卑辞厚礼，恭恭敬敬。
章太炎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晚年居住在苏州。他本来并不想结识杜月笙，可是有一年他的侄儿在上海租界与人发生了纠纷，来求他帮忙摆平。太炎先生一介文人，哪有这个本事，只好放下架子，亲笔给杜月笙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忙。杜月笙见信后，不仅竭尽全力为他的侄儿摆平了纠纷，还专程去苏州拜访了太炎先生，向其汇报调解的经过与结果。杜月笙如此热忱，实出太炎先生预料，更绝的是，临别之际，杜月笙还悄悄地将早就准备好的一张两千元的支票压在茶杯底下，算是对太炎先生的馈赠。
据《上海滩黑帮大佬——杜月笙》
“记得我第一次挨父亲打是在我七八岁的当儿。那时候，每年的春节之前，父亲都会千方百计存下几块钱，然后找熟人到乡村信用社，把这几块钱全都换成一沓儿簇新的一角的毛票，放在他的枕头下，待到了初一那天，再一人一张、几张地发给他的儿女、侄男侄女和在正月十五前来走亲戚的孩娃们。
“可是那一年，父亲要给大家发钱时，突然发现那原有几十张的一毛新票没剩几张了。
“从初一到初五，父亲一直没有给我任何脸色看，更没有打我和骂我，待我如往年无二，让我高高兴兴过完了一个春节。
“可是到了初六，父亲开始问我，偷钱了没有？我说没有。父亲便厉声让我跪下。又问我偷了没有，我还是说没有，父亲就在我脸上打了一记耳光。继续问我偷了没有，我仍说没有，父亲便更为狠力的左一下右一下地打起我耳光来。我已记不得父亲统共打了我多少耳光，只記得他直打到我说偷了为止，才停下手；当时我的脸又热又痛，已到了实在不能忍的程度，我说那钱确是我偷了，并说我把那偷来的钱全都买了烧饼吃掉了。然后，父亲就不再说啥了，把他的头扭到了一边去，既不看我，也不看我哥和我姐，可等他再扭头回来时，我们都看见了他自己眼里含着的泪。” 据《一个人的三条河》
沈从文：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1933年初春，住在苏州的张兆和接到了沈从文的一封来信，信中写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婉转地提出了想要二姐张允和替他向父母提亲。结果非常顺利，父母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张允和坐着人力车到阊门外电报局，给沈从文拍了一封电报，上面只有一个字：“允”。既表示婚事允了，又署了名，可谓精当。张兆和有点不放心，怕沈从文看不明白，又一个人悄悄地再到电报局，递上她用白话文写的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当时，电报规定要用文言，且按字数收费，报务员看了她的电报稿，要她改写，张兆和涨红了脸，解释了半天，说这是喜事电报，报务员才勉强收下。张兆和的白话电报里居然有个“吧”字，这在当时也算是别开生面了。
据《读者》
陈独秀：删掉淫秽之处
民国著名翻译家汪原放在标点古书时，遇到了一个问题，旧小说里有些淫秽的地方，他想这要是给青年学生看了，总不太好，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去问胡适和陈独秀。胡适主张用省略号表示有删节；陈独秀则说，不如删掉就是了，只要上下衔接得上，无伤大体，如果用省略号表示删节，岂不就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最后汪原放采纳了陈独秀的意见。
据《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汪曾祺的一次激动
大约是在1997年，作家邓友梅说，他跟汪曾祺相识近50年，没见他人前发过火，没听他人后贬过人，只见他流露过两次“不以为然”的情绪。其中一次是这样：有次汪曾祺与两位文学新星一道外出参加活动，这两位嫌酒店档次低，要搬出去；又嫌介绍时把他们排在了后边，要退席，说起话来气冲斗牛，更当有人谈起孙犁同志的文学成就时，说他是少数几个真懂文学的人，他的语言是只能体会，不能模仿。他们又把嘴一撇说道：“可是孙犁也有缺乏自知之明之处，对我们这批人也想指手画脚。他写文章惹我们，我们就联合起来轰他，怎么着，他还不是叫我们轰得在读者眼里掉了价？”汪曾祺昕了直摇头，小声跟邓友梅说：“我不信未来的世界就是这些人的！他们要掌了权，一点不比‘四人帮’时期的日子好过，他们当了政我绝不再干。咱不吃这碗饭啦，行不行？”邓友梅说，这是汪曾祺“最激动的一次谈话”。据《联谊报》
张作霖：大帅的演讲
1924年8月，第二次直奉大战前夕，奉系首领“东北王”张作霖要作一次战前训话来鼓舞士气。大帅府的秘书们彻夜赶写讲话稿，谁知张作霖一看稿子，竟有一万多字，就发了火：“你们这帮耍笔杆儿的，准叫墨汁灌糊涂了，文绉绉的长玩意儿，多耽误事。说的人费劲，听的人难受，简直是话坑人，重写！”于是，秘书们又几易其稿，好歹交了份一千多字的稿。
战前训话开始了，张作霖气宇轩昂地走上讲台，开始背稿子：“军人说话，贵乎明简……”干咳了几声之后，就再也背不出来了。原来，他把秘书们写的“贵乎简明”颠倒为了“贵乎明简”，谁知这样一来，就再也接不上下文了，全场一片死寂。
突然，张作霖把胡子一捋，放开嗓门，来了个即兴演讲：“今儿个，咱们就说大实话：前年夏天，咱们跟吴佩孚这个老小子干了一仗，大家都还记得吧？”由于那一仗的结果是东北军打败了，军官们都低头不语。“嗯，丢人的事都记在我账上，你们别抹不开。眼下，姓吴的又来找碴儿了。你们说说，该咋办？”
会场上顿时群情激愤，振臂高呼：“打！”
“好，打！不过咱们得把丑话说在前头，这回打许胜不许败。胜的，升官得奖；死的，多给抚恤金；败的，军法论罪。我说话算数，你们好好合计合计，找的话完了。”据《文史博览》
名人悟世语录
有志者，事竞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蒲松龄
一个人如果没有机会为自己的主张而斗争的话，主张就没有必要存在。
——托马斯
最糟糕的是人们在生活中经常会受到错误志向的阻碍而不自知。——歌德
我觉得人生在世，只有勤劳、发奋图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雷锋
施蒂格勒和布朗一对特殊的兄弟
1943年12月20日，美国飞行员查理·布朗少尉驾驶着一架B-17F轰炸机——“老酒馆”号对德国不莱梅的一个兵工厂进行轰炸。“老酒馆”号在返航时，遭到了不少于15架敌机的攻击，机身严重受损。很快，又有一架德机径直朝“老酒馆”号飞了过来。当时，两机的距离很近，雍朗甚至能看到对方飞行员的眼睛。但令他万没有想到的是，那架德机并没有朝他开火，对方飞行员一直向他打手势，接着，还一路护送他封诺福克的机场上空，看到他安全降落，才飞走。这件奇怪的事像个谜团，一直困扰着布朗。
为了揭开这个谜团，1987年，布朗在一份专门面向战斗机飞行员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寻找曾在1943年12月20日，救了我一命的德国飞行员”。
布朗的救命恩人名叫弗朗茨·施蒂格勒，他看到了布朗的寻人启事，就这样，两个几十年从未谋面的“敌人”，又走到了一起。
见面时，施蒂格勒向布朗讲述了他当年不向“老酒馆”号开火的原因：“随着距离的靠近，我看到满身是血的炮手，看到了机身上遍体的伤痕和机舱内陷入恐惧的美国伤兵，知道这架敌机已经失去了与我交手的能力。”当时，26岁的施蒂格勒已经是纳粹的王牌飞行员了，曾击落过22架盟军战机，如果再击落一架，便可获得骑士十字勋章。但他始终牢记着他的教官古斯塔夫·洛德尔上尉对他说过一番话——“荣誉高于一切。如果让我看到或者听说你朝一个跳伞的人开火，我就亲手毙了你。遵守战争的规则是为了你自己，而不是你的敌人。这种遵守能够保持你的人性。”
2008年，这两位二战老兵相继去世，在他们的讣告中，他们彼此都将对方称为“特殊的兄弟”。（图为2001年，布朗和施蒂格勒与时任弗罗里达州州长的杰布·布什会面。）据《羊城晚报》
杜月笙的另一面
提到杜月笙，大家都知道他是民国时期上海滩的黑老大。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另一面，尊重文化和文化人。
杜月笙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当他成为上海滩的黑老大之后，却极力“转型”向文化靠拢。在与文化人交往的过程中，他也总是卑辞厚礼，恭恭敬敬。
章太炎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晚年居住在苏州。他本来并不想结识杜月笙，可是有一年他的侄儿在上海租界与人发生了纠纷，来求他帮忙摆平。太炎先生一介文人，哪有这个本事，只好放下架子，亲笔给杜月笙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忙。杜月笙见信后，不仅竭尽全力为他的侄儿摆平了纠纷，还专程去苏州拜访了太炎先生，向其汇报调解的经过与结果。杜月笙如此热忱，实出太炎先生预料，更绝的是，临别之际，杜月笙还悄悄地将早就准备好的一张两千元的支票压在茶杯底下，算是对太炎先生的馈赠。
据《上海滩黑帮大佬——杜月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