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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德胜是珍宝岛战役一线战士，他是此役中央军委评定的“十大战斗英雄”中牺牲的于庆阳的班长，枪响第一天，他和于庆阳在岛上和苏军面对面干上了。
把手枪换成了冲锋枪
今年68岁的蔡德胜1963年参军之前，是重庆武隆县文工团歌舞队的演员。他不但写得一手好美术字，打架摔跤也是身手灵活。他说：“一到东北的46军，我们新兵连连长就是特务连连长，他就在新兵中挑选自己的人马，我很爱摔跤，东北大个子也不怕，他就叫—个1959年入伍的老兵欧光友——一个侦察班长跟我摔，我们摔了两跤，1比1，特务连连长一看，就说：你，跟我走。我就成了侦察兵。当时我18岁，滑雪、攀岩、打拳、武装洇渡、地形、木马、射击，样样在行，我还是‘一级技术能手’，证书现在都还在。”
侦察兵有点后来的特种兵的范儿，3年以后，1966年12月冲苏之间的摩擦从口舌之争上升到肢体冲突以后，蔡德畦这种摔跤不输苏联大个子的侦襄乓，就被派到珍宝岛中苏边境了。“最先是打手锤，苏联，当时我们叫苏修、北极熊，吃亏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做的，比如我们有一个班的兵力，他肯定要有一个排的人，才肯跟你干。”
46军每个特务连都有一个侦察排，全师侦察兵增援乌苏里江沿线各边肪站。每个边防蛄都是佳木斯军分区的连级单位，只有六十七个人，增加一个侦察排就多了30多个人。蔡德胜分在乌苏里江边的一个小镇东安边防站。“东安这个站，和苏修摩擦较少，因为这里老百姓多，还在江边，地理上没争议，孙玉国他们待的珍宝岛，老百姓少，又在江心，摩擦就多一些。”
1969年，边境更加吃紧，部队就向珍宝岛汇集，有备而去，天天开练。“我们师的侦察分队全部聚集在珍宝岛附近，住在帐篷里，每天都进行战前训练，是对抗式的，一队人捞演苏军，苏军平时是怎么追堵、骚扰我们的，他们就怎么能做，有点像现在部队军演时红军、蓝军对抗的那科样子。原来我是特务连手枪班的，配的是54式手枪，到了岛上，也换上冲锋枪。”但上级严令，有枪不能先开。”我们就准备了棒子，2米长左右，手腕粗细，巡逻时，苏军如果用枪托、滑雪板或雪橇打我们，我们就用棒子打，上级早就定好的：我们不开第一枪！但只要对方开枪，我们就开枪。枪声就是命令，就不用上级下令了。”
班长陈立建颈动脉中弹
1969年3月2日这天，听到枪响，蔡德畦他们甩下棒子，紧扣扳机，枪声密集，对峙五六年的中苏双边徒手或棍棒式没有硝烟的摩擦，立马升级为战争。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雪地里，巡逻时戴着大皮手套，穿着皮大衣，一打起来，大衣和皮手套都甩了，只戴个白线手套就开干。
46军侦察班长周登国，在岛西侧的冰面上巡逻。“我们一个排，分成几个班，我们在岛上潜伏，周登国他们一个班在江上巡逻，碰到苏军一个排来骚扰，周登国知道后面有我们，他就向后撤。苏军追上来，大喇叭叽里呱啦一阵喊，我们也听不懂，但晓得有情况，‘苏修来了，冲呀’，我们一冲出树林和灌木丛，就听见枪声，大家就乒乒乓乓一阵乱枪，苏军倒下一片。”
速战速决，打扫战场。在齐膝深的雪里，穿着笨重的半高帮毛毡皮鞋，既没有担架又没有汽车，两个人抬一个伤员，有的是四个人抬，抬起很累。“我们的伤员和牺牲的战友要抬回来，苏军的尸体也要抬几具回来作为证据。我们比苏军装备差，又在前线，很紧张”。
一班班长陈立建颈动脉中弹，据同班战友说，血喷得很高，当场牺牲，“他是跟我一同入伍的老乡。张恒一，河南兵，左胸中弹，还好，差点打善0赃；连卫生员李先树，给于庆阳包脑壳，自己左腿中弹，正中穿过，重伤，后来转到佳木斯医院，误诊为骨折，打上石膏包了很久，才发现并没伤骨，子弹只是从骨头边穿过。”后来名列“十大战斗英雄”的于庆阳抬下来还没有牺牲。“于庆阳在我们排身体素质是最好的，掰手腕第一名，手劲大，一般人要和他打，无论是徒手还是用棒棒，根本占不了便宜，但一颗子弹从他太阳穴进去，从后脑勺出来，卫生员李先树还没有给他包完，他又跑着往前冲，跑几步，倒下了。”他们把于庆阳抬回去时，他是昏迷的，还没有咽气，“他生命力很顽强，第二天早晨，得知他还是没能挺过来，终于牺牲了。我们师当时的政治部主任，下来写了一篇《生命不息，冲锋不止》，于庆阳的事迹一下子就上去了。”
当时当兵的每月只有6元津贴，“战前大家就把一点津贴钱和决心书、遗书包好，没入党的就在决心书中说，如果我牺牲了，请追认我为党员，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党费；人了党的，就说要是我觥了，这就是我最后—次党费。”
排长留下担任警戒和护雷
3月14日晚，蔡德胜他们30多人一人手提两个59式反坦克地雷，在饶河军分区工兵科科长孙正明的指导下，到江上布雷。这种压感式引信的地雷30厘米大小，像有一个提环的军绿色小饭锅。“埋雷还要布阵，要错开，按梅花点式埋，要让敌人轧得到。我们用工兵锹把江面上的冰刨开一个坑，每个雷还包着白布，怕风吹雪化，敌人看到就不来了。”
地雷埋在岛上靠近中国的内河冰面上。晚上八九点钟，雷埋完，他们后撤，“我们排长于洪东带领一个侦察班没有撤，留下来担任警戒和护雷，防备苏军排雷和进攻”。第二天，3月15日，岛上继3月2日之后打响第二仗，苏军坦克开过来，于洪东炸瘫一辆，后来沉入江中，被我军打捞起来现存北京军博。
“我们在后面江边的树林里待命，听到炮打得很凶，没有参战。于洪东炸坦克都没有列入十大英雄而周登国列入了，除了他干掉了苏军‘瘸子上尉’，还在于3月2日他手指已受伤，本来很有理由退下来养伤，但他没有退，3月17日又上战场，还因为他这种坚持不下火线的精神，被评为十大战斗英雄。”。
3月16日晚上，黑龙江省“革委会”和46军在一个小村庄召开庄召开誓师动员大会，给参战人员每个人发了一枚纪念章，就是毛主席像章，毛主席像下面有个珍宝岛。17日早上，蔡德胜他们穿着白布做的连樟伪装衣，到珍宝岛和七里沁岛之间的江上布雷。“那天我们走拢一看，我们要是在这个地方打起来的话，死的多，活的少。地形一片平，只有小土坎，—米高的山包都没一个。布雷之后，我们就撤了，好在没有打起来。”
此时，乌苏里江沿线我军已驻扎了好多部队，怕苏联有大动作。“彭昭福他们的部队就在我们后面。我们在岛上一直驻扎到8月才撤，6月都还在下雪，我们8月撤回吉林，乌苏里江的冰雪已化，看得见水在流了。”
作为英雄于庆阳的班长，蔡德胜和于庆阳他们一家人都很熟。“1970年，于庆阳的妈妈还来我们部队作过报告。于庆阳牺牲后，他的弟弟于庆忠、妹姥于继红继承哥哥于慶阳的遗志，1970年都到我们部队当兵了。”
那个年代，当兵是贫寒的农家子弟最好的出路，所以，卫国英雄的弟妹入伍，既是对英雄在天之灵的告慰，也可以帮助他们家庭脱贫。“弟弟于庆忠当时只有12岁，破格人伍，分在我们班，妹妹于继红16岁，分在师医院当护士。”
1970年，蔡德胜他们师从延边换防到吉林郊区九站，徒步拉练翻过长白山，一千多里路，走了一周。“在路上，部队庄在老百姓家，有一天于庆忠和战友坐在炕上擦枪，他用的是哥哥那把手枪，一个新兵的枪走火，把他坐的炕都打了一个眼，差点打到他。”这时，在珍宝岛牺牲的英蛙陈绍光的弟弟，也继承哥哥的遗志在工兵营当兵，不幸在施工中被落石击中，因公殉职。“这回于庆阳的弟弟又差点遭枪打了，师里面派人下来一看，算了算了，陈家送了两个儿子到部队来，已经牺牲—个，这个不能再出事了。就把他调入师防化连，不摸怆.安全一些。现在这个弟弟可能也是营团级干部了。”
邢大军据《重庆晨报》马拉
把手枪换成了冲锋枪
今年68岁的蔡德胜1963年参军之前，是重庆武隆县文工团歌舞队的演员。他不但写得一手好美术字，打架摔跤也是身手灵活。他说：“一到东北的46军，我们新兵连连长就是特务连连长，他就在新兵中挑选自己的人马，我很爱摔跤，东北大个子也不怕，他就叫—个1959年入伍的老兵欧光友——一个侦察班长跟我摔，我们摔了两跤，1比1，特务连连长一看，就说：你，跟我走。我就成了侦察兵。当时我18岁，滑雪、攀岩、打拳、武装洇渡、地形、木马、射击，样样在行，我还是‘一级技术能手’，证书现在都还在。”
侦察兵有点后来的特种兵的范儿，3年以后，1966年12月冲苏之间的摩擦从口舌之争上升到肢体冲突以后，蔡德畦这种摔跤不输苏联大个子的侦襄乓，就被派到珍宝岛中苏边境了。“最先是打手锤，苏联，当时我们叫苏修、北极熊，吃亏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做的，比如我们有一个班的兵力，他肯定要有一个排的人，才肯跟你干。”
46军每个特务连都有一个侦察排，全师侦察兵增援乌苏里江沿线各边肪站。每个边防蛄都是佳木斯军分区的连级单位，只有六十七个人，增加一个侦察排就多了30多个人。蔡德胜分在乌苏里江边的一个小镇东安边防站。“东安这个站，和苏修摩擦较少，因为这里老百姓多，还在江边，地理上没争议，孙玉国他们待的珍宝岛，老百姓少，又在江心，摩擦就多一些。”
1969年，边境更加吃紧，部队就向珍宝岛汇集，有备而去，天天开练。“我们师的侦察分队全部聚集在珍宝岛附近，住在帐篷里，每天都进行战前训练，是对抗式的，一队人捞演苏军，苏军平时是怎么追堵、骚扰我们的，他们就怎么能做，有点像现在部队军演时红军、蓝军对抗的那科样子。原来我是特务连手枪班的，配的是54式手枪，到了岛上，也换上冲锋枪。”但上级严令，有枪不能先开。”我们就准备了棒子，2米长左右，手腕粗细，巡逻时，苏军如果用枪托、滑雪板或雪橇打我们，我们就用棒子打，上级早就定好的：我们不开第一枪！但只要对方开枪，我们就开枪。枪声就是命令，就不用上级下令了。”
班长陈立建颈动脉中弹
1969年3月2日这天，听到枪响，蔡德畦他们甩下棒子，紧扣扳机，枪声密集，对峙五六年的中苏双边徒手或棍棒式没有硝烟的摩擦，立马升级为战争。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雪地里，巡逻时戴着大皮手套，穿着皮大衣，一打起来，大衣和皮手套都甩了，只戴个白线手套就开干。
46军侦察班长周登国，在岛西侧的冰面上巡逻。“我们一个排，分成几个班，我们在岛上潜伏，周登国他们一个班在江上巡逻，碰到苏军一个排来骚扰，周登国知道后面有我们，他就向后撤。苏军追上来，大喇叭叽里呱啦一阵喊，我们也听不懂，但晓得有情况，‘苏修来了，冲呀’，我们一冲出树林和灌木丛，就听见枪声，大家就乒乒乓乓一阵乱枪，苏军倒下一片。”
速战速决，打扫战场。在齐膝深的雪里，穿着笨重的半高帮毛毡皮鞋，既没有担架又没有汽车，两个人抬一个伤员，有的是四个人抬，抬起很累。“我们的伤员和牺牲的战友要抬回来，苏军的尸体也要抬几具回来作为证据。我们比苏军装备差，又在前线，很紧张”。
一班班长陈立建颈动脉中弹，据同班战友说，血喷得很高，当场牺牲，“他是跟我一同入伍的老乡。张恒一，河南兵，左胸中弹，还好，差点打善0赃；连卫生员李先树，给于庆阳包脑壳，自己左腿中弹，正中穿过，重伤，后来转到佳木斯医院，误诊为骨折，打上石膏包了很久，才发现并没伤骨，子弹只是从骨头边穿过。”后来名列“十大战斗英雄”的于庆阳抬下来还没有牺牲。“于庆阳在我们排身体素质是最好的，掰手腕第一名，手劲大，一般人要和他打，无论是徒手还是用棒棒，根本占不了便宜，但一颗子弹从他太阳穴进去，从后脑勺出来，卫生员李先树还没有给他包完，他又跑着往前冲，跑几步，倒下了。”他们把于庆阳抬回去时，他是昏迷的，还没有咽气，“他生命力很顽强，第二天早晨，得知他还是没能挺过来，终于牺牲了。我们师当时的政治部主任，下来写了一篇《生命不息，冲锋不止》，于庆阳的事迹一下子就上去了。”
当时当兵的每月只有6元津贴，“战前大家就把一点津贴钱和决心书、遗书包好，没入党的就在决心书中说，如果我牺牲了，请追认我为党员，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党费；人了党的，就说要是我觥了，这就是我最后—次党费。”
排长留下担任警戒和护雷
3月14日晚，蔡德胜他们30多人一人手提两个59式反坦克地雷，在饶河军分区工兵科科长孙正明的指导下，到江上布雷。这种压感式引信的地雷30厘米大小，像有一个提环的军绿色小饭锅。“埋雷还要布阵，要错开，按梅花点式埋，要让敌人轧得到。我们用工兵锹把江面上的冰刨开一个坑，每个雷还包着白布，怕风吹雪化，敌人看到就不来了。”
地雷埋在岛上靠近中国的内河冰面上。晚上八九点钟，雷埋完，他们后撤，“我们排长于洪东带领一个侦察班没有撤，留下来担任警戒和护雷，防备苏军排雷和进攻”。第二天，3月15日，岛上继3月2日之后打响第二仗，苏军坦克开过来，于洪东炸瘫一辆，后来沉入江中，被我军打捞起来现存北京军博。
“我们在后面江边的树林里待命，听到炮打得很凶，没有参战。于洪东炸坦克都没有列入十大英雄而周登国列入了，除了他干掉了苏军‘瘸子上尉’，还在于3月2日他手指已受伤，本来很有理由退下来养伤，但他没有退，3月17日又上战场，还因为他这种坚持不下火线的精神，被评为十大战斗英雄。”。
3月16日晚上，黑龙江省“革委会”和46军在一个小村庄召开庄召开誓师动员大会，给参战人员每个人发了一枚纪念章，就是毛主席像章，毛主席像下面有个珍宝岛。17日早上，蔡德胜他们穿着白布做的连樟伪装衣，到珍宝岛和七里沁岛之间的江上布雷。“那天我们走拢一看，我们要是在这个地方打起来的话，死的多，活的少。地形一片平，只有小土坎，—米高的山包都没一个。布雷之后，我们就撤了，好在没有打起来。”
此时，乌苏里江沿线我军已驻扎了好多部队，怕苏联有大动作。“彭昭福他们的部队就在我们后面。我们在岛上一直驻扎到8月才撤，6月都还在下雪，我们8月撤回吉林，乌苏里江的冰雪已化，看得见水在流了。”
作为英雄于庆阳的班长，蔡德胜和于庆阳他们一家人都很熟。“1970年，于庆阳的妈妈还来我们部队作过报告。于庆阳牺牲后，他的弟弟于庆忠、妹姥于继红继承哥哥于慶阳的遗志，1970年都到我们部队当兵了。”
那个年代，当兵是贫寒的农家子弟最好的出路，所以，卫国英雄的弟妹入伍，既是对英雄在天之灵的告慰，也可以帮助他们家庭脱贫。“弟弟于庆忠当时只有12岁，破格人伍，分在我们班，妹妹于继红16岁，分在师医院当护士。”
1970年，蔡德胜他们师从延边换防到吉林郊区九站，徒步拉练翻过长白山，一千多里路，走了一周。“在路上，部队庄在老百姓家，有一天于庆忠和战友坐在炕上擦枪，他用的是哥哥那把手枪，一个新兵的枪走火，把他坐的炕都打了一个眼，差点打到他。”这时，在珍宝岛牺牲的英蛙陈绍光的弟弟，也继承哥哥的遗志在工兵营当兵，不幸在施工中被落石击中，因公殉职。“这回于庆阳的弟弟又差点遭枪打了，师里面派人下来一看，算了算了，陈家送了两个儿子到部队来，已经牺牲—个，这个不能再出事了。就把他调入师防化连，不摸怆.安全一些。现在这个弟弟可能也是营团级干部了。”
邢大军据《重庆晨报》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