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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前347年）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他的正义思想是西方正义理论的源泉。在他的代表作《理想国》中，对正义理念做出了比较完整而深刻的探讨。他研究正义的根本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善、和谐的理想社会，这与当前我国建立和谐社会的构想非常契合。柏拉图生活的时代处于古希腊城邦奴隶制从繁荣开始走向衰落之际，社会的分裂动荡和政治危机对他的正义思想的产生和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一、柏拉图正义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希腊的政治改革与立法活动，要求人们建立正义的法律观念。
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城邦发生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和立法活动，原本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和习俗受到巨大冲击，在社会思想领域出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和辩论。一些进步的社会改革家和立法者需要针对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主张，并需对此做出解释，他们的思想主要通过立法活动及创立政治法律制度等途径来体现。来库古执掌大权后，他立法贯彻极端的集体主义原则，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绝对平等，他的这些法律思想就是依据正义原则制定的。在雅典，伯里克利改革使民主制得到了广泛发展，但法律却在不断萎缩，统治者处理案件不是完全依靠法律，而是依据正义感审判，法制陷入解体状态。在这种形势下，人们迫切需要建立正义的法律观念。
（二）雅典民主制的衰落，要求人们建立和谐与正义的政治秩序。
公元前五世纪爆发了希波战争，战争以雅典大获全胜结束，雅典由此进入最辉煌的伯里克利时代。伯里克利取消了对公民参政的一切限制，在他的领导下，人们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的热情极度高涨，奴隶制民主空前繁荣。然而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雅典民主制群众基础的不牢靠。此外，苏格拉底之死（被民主政体处以极刑）也给希腊城邦有识之士思想上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使他们对民主制感到非常失望。面对这样的现实，寻求一种合理的政治秩序便成为当时社会的首要问题。
（三）希腊城邦动荡的社会秩序，要求人们追求和谐与正义的理想价值。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雅典由强盛转向衰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场战争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战后，希腊奴隶制城邦转入危机时代。战乱层出不穷，社会动荡不安，和諧与秩序不复存在，希腊城邦体制的生命力呈现出衰竭迹象。随着城邦之间战争的不断发生，城邦内部也出现了严重骚乱。“奴隶主们公然宣称弱肉强食就是正义”，公民内部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奴隶主们轮番执政，希腊城邦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政治制度，但都不能解决当时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面对雅典城邦的社会危机，和谐与正义成为人们追求的理想价值。
（四）政治动乱引起精神危机，要求人们建立正义的道德观念。
战争打破了正义是公道与和谐的传统正义观，社会政治动乱又使希腊精神世界发生极大的混乱和危机。道德沦丧、人性堕落、社会风气败坏等等，柏拉图认为，这些现象腐蚀了希腊民族精神，是造成种种祸害的根源。他试图从精神方面建立一种新的道德价值体系，使正义成为人们心中普遍的道德观念，以克服城邦的精神危机。在他看来，拯救社会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善人的灵魂和本性，使灵魂达到至善。他力图通过理性的思辨，确定正义的社会伦理价值，并试图建立一个道德上正义的理想国，使正义在社会里得以实现。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和维护国家的幸福。
二、古希腊传统正义思想
正义是人类最基本、最原始的观念之一。可以说，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正义观念。
（一）神性正义。
正义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荷马时代。在古希腊哲学形成之前，追求正义可以说是整个史诗及悲剧的传统主题。《荷马史诗》中的“dick”（狄刻）一词，就表达了最初的正义观念。“狄刻”是主神宙斯和法律女神忒弥斯的女儿，主管对人间是非善恶的评判，是正义女神。她捍卫神的正义，惩罚违背正义的行为，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在希腊人的观念中，正义不仅是人间的秩序，也是神界的秩序，宙斯是普遍正义的监护者。史诗中，英雄们依据正义原则捍卫和追求自己的“荣誉”或权利，“荣誉意味着管理一定事务的权利，为荣誉而斗争，实质上是为权利而斗争”，他们维护荣誉是基于正义的要求。
赫西俄德在他的长诗《工作与时日》中，关于正义思想的发展论述的更为深刻。他认为，正义是宙斯的最高法则，在人类内部必须实行正义。因为正义是宙斯为人类立的法，如果人们破坏正常的秩序，拒绝神所分配的工作或取得不正当的利益，那么就会受到神的惩罚。世间有许多不正义，但宙斯一定会主持正义。正义是人类福祉的源泉，只有遵从正义，才会有人类的和平与幸福。
在神性氛围的笼罩下，这样的正义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直接为人类建构一种公平、自由的秩序。但希腊人关于正义观念的认识却是很重要的，就是把正义神性化。他们认为，正义是神，是法律的灵魂；正义是客观的，而不是人们可以任意创立的，人们应当服从法律和正义，从而也得出了最初的法治思想。
（二）自然正义。
希腊人的正义观念最初来自神灵或宇宙，而非社会。在赋予正义以神性之后，他们并没有迷茫于对神的崇拜，而是进一步在自然理性的引导下探求正义。阿那克西曼德说：“万物由之产生的东西，万物又消灭复归于它（始基），这是命运规定了的。因为万物在时间的秩序中不公正，所以受到惩罚，并且彼此互相补足”。这里所说的“公正”就是正义，同时也表示自然秩序。“命运”是希腊人至高无上且根深蒂固的信念，他们认为不仅人的活动要由命运来安排，就连宙斯也要听从命运的安排。阿那克西曼德不仅赋予命运以理性，而且给予命运以正义的内涵。在他看来，正义是必然的，是由命运所决定的。
毕达哥拉斯学派将正义确定为“数”的某一特性。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世间万物都具有数的比例关系，适当的数的比例关系就构成和谐。比如湿和干、冷和热等等，造成这种和谐的适当比例、尺度就是正义。而赫拉克利特则声称：“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如果没有不义，人们也就不知道正义的名字”，这些都说明了“正义”自然命运的不可抗拒。
希腊人关于自然秩序的理念并未仅仅停留在自然形态上，而是被直接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并得出了正义、和谐的理念。将正义概念与社会真正联系在一起的是梭伦的立法。梭伦认为获得财产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劳动得来的；二是作为遗产继承的，这些都是应得的，所以公民应当靠劳动获得财产，城邦应当保护公民的财产。梭伦第一个将应得与正义概念直接联系起来，使正义成为一个有明确的社会与德性意义的概念，从而最早在正义概念中引入了“给一个人以其应得”的涵义，并由此萌芽了人的选择自由即权利问题，但这时的正义仍是自然正义。自然哲学家们摆脱了对自然的恐惧和崇拜，把自然作为研究对象，并赋予自然以正义性，是由于当时城邦还处于形成时期，城邦的政治生活还不够发达。他们通过对自然的研究，得出了关于秩序与和谐的观念，并把它们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这就是自然正义的体现。
（三）社会正义。
梭伦改革后，人们参与国事的积极性逐渐提高，个人能力普遍受到重视，这种社会意识与价值观的转变，为智者派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智者派第一次把人们认识的重点，由自然引向了社会。他们坚持法律是正义的准则，如果破坏法律，不仅政制遭到破坏，人们的生活水准也会降低。由此可以看出，在智者派的思想中，也蕴含了自然法的萌芽。
在哲学层面上把正义观念真正引入社会开始于苏格拉底。“他着重探讨人类社会生活的道德原则，探讨个人美德和社会美德，如社会正义、勇敢、节制等。”他通过“知识即美德”这一命题，把个人的善（知识）和社会的善（正义）联系在了一起，把个人的善看成是社会的善，即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条件，并以此求得一个道德上至善的社会，作为社会生活的最高目的。
苏格拉底以后，希腊哲学的主题由命运转向境界，正义成为人们追求的一种理想价值。正义范畴的主旨尽管依然取决于秩序与和谐，但它已经与人和城邦相联系，而不同于自然秩序的命运。柏拉图沿着其师的思路继续探索由自然正义向社会正义的转化问题，并把它带到人类社会。他从现实的社会政治中寻找正义，再把它交给法律。国家由法律支撑，必定应是理性和正义的，从而否定了国家是强权而非个人私利的结果，这也推导出了国家是正义和社会公众利益的体现。他的这种思想一方面将正义观念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另一方面从伦理道德层面揭示了正义是人类心灵的秩序，使正义不仅具有客观属性，而且也具有主观属性。在不断的探索中，他逐渐找到了正义范畴的部分内涵，如理性、利益、幸福、权利、自由、和谐等等。
在悲剧时代追求自然本体及必然命运的正义被赋予了宿命论的形态，到柏拉图的时候，正义逐渐成为城邦统治秩序的原则，社会性的内容取代了人的自然性上升为主要内容。
显然，古希腊时期的社会正义思想是建立在自然正义基础之上的，这表明当时哲学家们思考的中心是社会秩序与正义问题。柏拉图的正义“强调的是社会秩序，认为正义体现为国家和谐的秩序，他的正义就是要确立一个社会的等级隶属关系秩序，以利于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
柏拉图承袭苏格拉底的思想，开始了自然正义向社会正义的转变，社会性的内容成为正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他认为，“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他把人分成了统治者、辅助者和劳动者三个等级，这三种级别的人在国家里各尽其职，互不僭越，就是正义。当社会各等级的成员都能做到等级分明、职责清晰、分工有序，社会就处于一种和谐的关系中，社会正义就有实施的可能。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探讨的正义涉及人在社会存在中的各个方面，他从探讨正义的人开始，到正义的事，以及正义的行为、正义的生活、正义的原则、正义的制度及正义的政体等等，他设计的理想国技术正义在社会里的实现，理想国追求的就是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社会正义。
虽然柏拉图的正义思想带有深深的阶级烙印和等级成分，他的理想国也只不过是一种理论构建，但他对正义王国的憧憬和探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和反思，也为人类对正义问题的思索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一、柏拉图正义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希腊的政治改革与立法活动，要求人们建立正义的法律观念。
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城邦发生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和立法活动，原本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和习俗受到巨大冲击，在社会思想领域出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和辩论。一些进步的社会改革家和立法者需要针对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主张，并需对此做出解释，他们的思想主要通过立法活动及创立政治法律制度等途径来体现。来库古执掌大权后，他立法贯彻极端的集体主义原则，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绝对平等，他的这些法律思想就是依据正义原则制定的。在雅典，伯里克利改革使民主制得到了广泛发展，但法律却在不断萎缩，统治者处理案件不是完全依靠法律，而是依据正义感审判，法制陷入解体状态。在这种形势下，人们迫切需要建立正义的法律观念。
（二）雅典民主制的衰落，要求人们建立和谐与正义的政治秩序。
公元前五世纪爆发了希波战争，战争以雅典大获全胜结束，雅典由此进入最辉煌的伯里克利时代。伯里克利取消了对公民参政的一切限制，在他的领导下，人们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的热情极度高涨，奴隶制民主空前繁荣。然而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雅典民主制群众基础的不牢靠。此外，苏格拉底之死（被民主政体处以极刑）也给希腊城邦有识之士思想上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使他们对民主制感到非常失望。面对这样的现实，寻求一种合理的政治秩序便成为当时社会的首要问题。
（三）希腊城邦动荡的社会秩序，要求人们追求和谐与正义的理想价值。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雅典由强盛转向衰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场战争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战后，希腊奴隶制城邦转入危机时代。战乱层出不穷，社会动荡不安，和諧与秩序不复存在，希腊城邦体制的生命力呈现出衰竭迹象。随着城邦之间战争的不断发生，城邦内部也出现了严重骚乱。“奴隶主们公然宣称弱肉强食就是正义”，公民内部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奴隶主们轮番执政，希腊城邦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政治制度，但都不能解决当时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面对雅典城邦的社会危机，和谐与正义成为人们追求的理想价值。
（四）政治动乱引起精神危机，要求人们建立正义的道德观念。
战争打破了正义是公道与和谐的传统正义观，社会政治动乱又使希腊精神世界发生极大的混乱和危机。道德沦丧、人性堕落、社会风气败坏等等，柏拉图认为，这些现象腐蚀了希腊民族精神，是造成种种祸害的根源。他试图从精神方面建立一种新的道德价值体系，使正义成为人们心中普遍的道德观念，以克服城邦的精神危机。在他看来，拯救社会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善人的灵魂和本性，使灵魂达到至善。他力图通过理性的思辨，确定正义的社会伦理价值，并试图建立一个道德上正义的理想国，使正义在社会里得以实现。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和维护国家的幸福。
二、古希腊传统正义思想
正义是人类最基本、最原始的观念之一。可以说，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正义观念。
（一）神性正义。
正义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荷马时代。在古希腊哲学形成之前，追求正义可以说是整个史诗及悲剧的传统主题。《荷马史诗》中的“dick”（狄刻）一词，就表达了最初的正义观念。“狄刻”是主神宙斯和法律女神忒弥斯的女儿，主管对人间是非善恶的评判，是正义女神。她捍卫神的正义，惩罚违背正义的行为，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在希腊人的观念中，正义不仅是人间的秩序，也是神界的秩序，宙斯是普遍正义的监护者。史诗中，英雄们依据正义原则捍卫和追求自己的“荣誉”或权利，“荣誉意味着管理一定事务的权利，为荣誉而斗争，实质上是为权利而斗争”，他们维护荣誉是基于正义的要求。
赫西俄德在他的长诗《工作与时日》中，关于正义思想的发展论述的更为深刻。他认为，正义是宙斯的最高法则，在人类内部必须实行正义。因为正义是宙斯为人类立的法，如果人们破坏正常的秩序，拒绝神所分配的工作或取得不正当的利益，那么就会受到神的惩罚。世间有许多不正义，但宙斯一定会主持正义。正义是人类福祉的源泉，只有遵从正义，才会有人类的和平与幸福。
在神性氛围的笼罩下，这样的正义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直接为人类建构一种公平、自由的秩序。但希腊人关于正义观念的认识却是很重要的，就是把正义神性化。他们认为，正义是神，是法律的灵魂；正义是客观的，而不是人们可以任意创立的，人们应当服从法律和正义，从而也得出了最初的法治思想。
（二）自然正义。
希腊人的正义观念最初来自神灵或宇宙，而非社会。在赋予正义以神性之后，他们并没有迷茫于对神的崇拜，而是进一步在自然理性的引导下探求正义。阿那克西曼德说：“万物由之产生的东西，万物又消灭复归于它（始基），这是命运规定了的。因为万物在时间的秩序中不公正，所以受到惩罚，并且彼此互相补足”。这里所说的“公正”就是正义，同时也表示自然秩序。“命运”是希腊人至高无上且根深蒂固的信念，他们认为不仅人的活动要由命运来安排，就连宙斯也要听从命运的安排。阿那克西曼德不仅赋予命运以理性，而且给予命运以正义的内涵。在他看来，正义是必然的，是由命运所决定的。
毕达哥拉斯学派将正义确定为“数”的某一特性。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世间万物都具有数的比例关系，适当的数的比例关系就构成和谐。比如湿和干、冷和热等等，造成这种和谐的适当比例、尺度就是正义。而赫拉克利特则声称：“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如果没有不义，人们也就不知道正义的名字”，这些都说明了“正义”自然命运的不可抗拒。
希腊人关于自然秩序的理念并未仅仅停留在自然形态上，而是被直接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并得出了正义、和谐的理念。将正义概念与社会真正联系在一起的是梭伦的立法。梭伦认为获得财产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劳动得来的；二是作为遗产继承的，这些都是应得的，所以公民应当靠劳动获得财产，城邦应当保护公民的财产。梭伦第一个将应得与正义概念直接联系起来，使正义成为一个有明确的社会与德性意义的概念，从而最早在正义概念中引入了“给一个人以其应得”的涵义，并由此萌芽了人的选择自由即权利问题，但这时的正义仍是自然正义。自然哲学家们摆脱了对自然的恐惧和崇拜，把自然作为研究对象，并赋予自然以正义性，是由于当时城邦还处于形成时期，城邦的政治生活还不够发达。他们通过对自然的研究，得出了关于秩序与和谐的观念，并把它们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这就是自然正义的体现。
（三）社会正义。
梭伦改革后，人们参与国事的积极性逐渐提高，个人能力普遍受到重视，这种社会意识与价值观的转变，为智者派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智者派第一次把人们认识的重点，由自然引向了社会。他们坚持法律是正义的准则，如果破坏法律，不仅政制遭到破坏，人们的生活水准也会降低。由此可以看出，在智者派的思想中，也蕴含了自然法的萌芽。
在哲学层面上把正义观念真正引入社会开始于苏格拉底。“他着重探讨人类社会生活的道德原则，探讨个人美德和社会美德，如社会正义、勇敢、节制等。”他通过“知识即美德”这一命题，把个人的善（知识）和社会的善（正义）联系在了一起，把个人的善看成是社会的善，即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条件，并以此求得一个道德上至善的社会，作为社会生活的最高目的。
苏格拉底以后，希腊哲学的主题由命运转向境界，正义成为人们追求的一种理想价值。正义范畴的主旨尽管依然取决于秩序与和谐，但它已经与人和城邦相联系，而不同于自然秩序的命运。柏拉图沿着其师的思路继续探索由自然正义向社会正义的转化问题，并把它带到人类社会。他从现实的社会政治中寻找正义，再把它交给法律。国家由法律支撑，必定应是理性和正义的，从而否定了国家是强权而非个人私利的结果，这也推导出了国家是正义和社会公众利益的体现。他的这种思想一方面将正义观念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另一方面从伦理道德层面揭示了正义是人类心灵的秩序，使正义不仅具有客观属性，而且也具有主观属性。在不断的探索中，他逐渐找到了正义范畴的部分内涵，如理性、利益、幸福、权利、自由、和谐等等。
在悲剧时代追求自然本体及必然命运的正义被赋予了宿命论的形态，到柏拉图的时候，正义逐渐成为城邦统治秩序的原则，社会性的内容取代了人的自然性上升为主要内容。
显然，古希腊时期的社会正义思想是建立在自然正义基础之上的，这表明当时哲学家们思考的中心是社会秩序与正义问题。柏拉图的正义“强调的是社会秩序，认为正义体现为国家和谐的秩序，他的正义就是要确立一个社会的等级隶属关系秩序，以利于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
柏拉图承袭苏格拉底的思想，开始了自然正义向社会正义的转变，社会性的内容成为正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他认为，“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他把人分成了统治者、辅助者和劳动者三个等级，这三种级别的人在国家里各尽其职，互不僭越，就是正义。当社会各等级的成员都能做到等级分明、职责清晰、分工有序，社会就处于一种和谐的关系中，社会正义就有实施的可能。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探讨的正义涉及人在社会存在中的各个方面，他从探讨正义的人开始，到正义的事，以及正义的行为、正义的生活、正义的原则、正义的制度及正义的政体等等，他设计的理想国技术正义在社会里的实现，理想国追求的就是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社会正义。
虽然柏拉图的正义思想带有深深的阶级烙印和等级成分，他的理想国也只不过是一种理论构建，但他对正义王国的憧憬和探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和反思，也为人类对正义问题的思索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