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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研所原所长贾康，是国内较早提出从供给侧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就业的经济学家之一。早在2011年初，他就和姚余栋、黄剑辉等学者自发成立了“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专门从事供给侧的理论研究。
如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被中共高层所提出，作为此前一直呼吁的学者对此有何感触？之前他们做过哪些努力？又该如何看待新生的新供给学派？围绕这些问题，贾康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专访。
贾康。图/CFP 图片编辑/陈俊丹
中国新闻周刊：上个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首次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些年，你一直在研究、倡导新供给，我们很想知道，你个人如何看待此事？
贾康：应该说，这次会议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的概念，不仅对于作为研究者的我个人，而且对于我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来说，都具有特殊意义。
客观上，这当然也是对于新供给研究群体多年来研究努力的一次充分肯定，和今后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重要指导，新供给群体理应更加努力地做好智库研究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初，你和其他六位学者发起成立了“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开始探究、构建新型经济理论。当初你们的动议是什么？为什么会想到研究供给？
贾康：当时，中国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和经济率先回升的成绩，引起全世界注目。而与此同时，关于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以及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的现实要求，也成为思想界的热点。
上世纪至今波澜壮阔的世界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实践，带给我们丰富的启示和一系列亟应正视的经济学研究课题。我们认为，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对于经济学理论和调控经验的反思中，从宏观经济“需求管理”的局限性与“供给管理”的必要性引发的相关认识，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创新内涵和重大现实意义。
我国未来的发展将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减速压力，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难度显著加大。
从内部因素看，高速增长是后发经济体在特定追赶时期的一种增长形态，随着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和其它相关要素、机制差别的缩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规律性地向成熟经济体的水平逐步收敛。这种意义上的收敛虽然将横跨较长时期，但增长速度由峰值水平转折性地回落，已经开始表现为走向“新常态”。
从外部因素看，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采取了以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历经数年虽然在局部及个别时段有一些积极信号，但总体形势依然复杂严峻。这一方面表明，欧美近几十年的主流经济学派专注于从需求侧入手调控经济的思路已面临步入穷途的窘境，需要深入反思;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以欧美日的需求带动出口，进而带动经济顺利增长的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不可持续。
增长速度回落时期既有严峻挑战和风险，也蕴藏着重大的机遇。一方面，倘若不能正确认识潜在增长率的应有水平，而一味通过政策刺激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则很可能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特别是这一过程还可能与矛盾凸显期的“中等收入陷阱”式风险叠加。
另一方面，更要看到这个时期，尤其是未来十年，中国所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和所具备的巨大发展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仍与供给方面的特殊国情、特定转轨、特色化结构变迁有关，即以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继续解放生产力，以体制改革促进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充分释放制度供给潜力，进一步激发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发展进程的活力，在中等收入阶段培育起以创新为龙头的接续增长动力，继续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稳步而持续地提升。
没有洞悉规律、“对症下药”的经济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改革是人心所向，但怎样改革成功，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较充分的理论准备。为此，我们认为中国应该构建促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增长方式转变的“新供给经济学”，并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战略部署，指导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论创新贡献。
因此，我们组建研究团队，并提出“新供给经济学”，目的就在于构建着重从供给侧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就业的核心理念和政策取向，期望我们的研究不仅对中国有重要意义，对促进亚非拉发展和欧美走出危机也有积极意义。
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成立。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们的研究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是由我和白重恩、王庆等12位学者发起设立、经政府管理部门批准成立于2013年9月的民间智库组织，现任理事长为民生银行洪崎董事长。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等都是研究骨干。
研究院旨在推进 “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通过构建跨界合作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努力建设具有高学术品味和社会影响力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已有百余位经济学家、实业家、金融界精英和媒体人士加盟的新供给研究院，通过新供给双周学术研讨会、《中国2049战略》圆桌、新供给金融圆桌，以及新供给年度重点课题研究等活动，致力于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创新，对中国改革开放予以理论阐释和提出积极建言，持续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华夏研究院外，国内还有哪些主要的新供给学派学者？你们之间是如何互动的？有无分歧？ 贾康：目前，“中国新供给50人论坛”已经通过论坛成员、特邀研究员等方式，聚拢了除我们新供给研究小组早期7位专家之外，包括决策机构、知名高校及智库学者、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投资机构负责人等在内的诸多学者，总人数已经超过百人的规模。较早提出“新供给主义”的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也是我们的成员。
我们通过新供给研究院和论坛等开放平台，以公开讨论、邮件沟通、微信群交流等多种形式交流互动，还不定期出版成员研究成果形成的文集，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开放式的讨论和学术活动。
这个平台在过去的两年多里显示出较好的凝聚力，也产生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成果。同时，由于大家基本上都接受新供给经济学的创新方向和主要思路，因此可以说并不存在根本的认识、理念上的分歧，但不排斥学术观点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也能够更好地推动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众所周知，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美国，经过里根总统以及撒切尔夫人的政策主张而闻名于世。你认为新供给学派“新”在哪里？
贾康：我们的主张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八双五并重”，这是生发于对经济规律的探究，首先既对应于中国的“特色”和背景，又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赶超战略。
邓小平所强调的“三步走”，可理解为一种实质性的赶超战略。其间，前面几十年主要是追赶式的直观表现，最后的意图实现，则确切无疑地指向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伟大复兴，这也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中国梦”。
我们深知，相关的理论和认识的争鸣是难免的和必要的，而在中国现在的讨论中，似乎还很难避免有简单化贴标签的倾向。比如说在一般的评议中，某些思路和主张很容易被简单地分类——某些观点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某些观点被称为主张政府干预和主张大政府，有些则被称为是主张第三条道路。贴标签的背后，是认识的极端化和简单化。
我们希望能够超越过去的一些贴标签式的讨论，侧重点在于先少谈些主义、多讨论些问题，特别是讨论真问题、有深度的问题，来贯彻对真理的追求。研讨清楚了“真问题”，“主义”也就呼之欲出了。没有必要在经济学框架之内、在对经济规律的认知领域之内，对这些讨论中的观点处处去贴意识形态标签，处处去分辩是左是右、姓资姓社。
由破而立，由理论而实际，在分析中就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合，对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之间的互动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力求客观、中肯、视野开阔、思想开放。“新供给经济学”决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面对挑战有感而发，为不负时代而做出的创新。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你们是如何与高层互动并最终影响到高层决策的？
贾康：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成立以来，基于努力深化的基础理论研究，一直强调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主动向中央决策层、各主要部门上报研究成果，同时在公众媒体、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文章。
在研究院成立以后，保持每月至少举办一到两场公开的研讨会，通过公众渠道发出我们的研究信息和呼吁。我们还有 “新供给”书系的多本著作陆续出版。我和苏京春博士合著的《新供给经济学》2015年已经正式出版。
如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被中共高层所提出，作为此前一直呼吁的学者对此有何感触？之前他们做过哪些努力？又该如何看待新生的新供给学派？围绕这些问题，贾康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专访。
改革路径离不开经济理论指导
中国新闻周刊：上个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首次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些年，你一直在研究、倡导新供给，我们很想知道，你个人如何看待此事？
贾康：应该说，这次会议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的概念，不仅对于作为研究者的我个人，而且对于我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来说，都具有特殊意义。
客观上，这当然也是对于新供给研究群体多年来研究努力的一次充分肯定，和今后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重要指导，新供给群体理应更加努力地做好智库研究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初，你和其他六位学者发起成立了“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开始探究、构建新型经济理论。当初你们的动议是什么？为什么会想到研究供给？
贾康：当时，中国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和经济率先回升的成绩，引起全世界注目。而与此同时，关于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以及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的现实要求，也成为思想界的热点。
上世纪至今波澜壮阔的世界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实践，带给我们丰富的启示和一系列亟应正视的经济学研究课题。我们认为，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对于经济学理论和调控经验的反思中，从宏观经济“需求管理”的局限性与“供给管理”的必要性引发的相关认识，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创新内涵和重大现实意义。
我国未来的发展将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减速压力，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难度显著加大。
从内部因素看，高速增长是后发经济体在特定追赶时期的一种增长形态，随着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和其它相关要素、机制差别的缩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规律性地向成熟经济体的水平逐步收敛。这种意义上的收敛虽然将横跨较长时期，但增长速度由峰值水平转折性地回落，已经开始表现为走向“新常态”。
从外部因素看，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采取了以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历经数年虽然在局部及个别时段有一些积极信号，但总体形势依然复杂严峻。这一方面表明，欧美近几十年的主流经济学派专注于从需求侧入手调控经济的思路已面临步入穷途的窘境，需要深入反思;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以欧美日的需求带动出口，进而带动经济顺利增长的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不可持续。
增长速度回落时期既有严峻挑战和风险，也蕴藏着重大的机遇。一方面，倘若不能正确认识潜在增长率的应有水平，而一味通过政策刺激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则很可能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特别是这一过程还可能与矛盾凸显期的“中等收入陷阱”式风险叠加。
另一方面，更要看到这个时期，尤其是未来十年，中国所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和所具备的巨大发展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仍与供给方面的特殊国情、特定转轨、特色化结构变迁有关，即以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继续解放生产力，以体制改革促进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充分释放制度供给潜力，进一步激发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发展进程的活力，在中等收入阶段培育起以创新为龙头的接续增长动力，继续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稳步而持续地提升。
没有洞悉规律、“对症下药”的经济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改革是人心所向，但怎样改革成功，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较充分的理论准备。为此，我们认为中国应该构建促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增长方式转变的“新供给经济学”，并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战略部署，指导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论创新贡献。
因此，我们组建研究团队，并提出“新供给经济学”，目的就在于构建着重从供给侧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就业的核心理念和政策取向，期望我们的研究不仅对中国有重要意义，对促进亚非拉发展和欧美走出危机也有积极意义。
新供给学不排斥百家争鸣
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成立。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们的研究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是由我和白重恩、王庆等12位学者发起设立、经政府管理部门批准成立于2013年9月的民间智库组织，现任理事长为民生银行洪崎董事长。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等都是研究骨干。
研究院旨在推进 “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通过构建跨界合作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努力建设具有高学术品味和社会影响力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已有百余位经济学家、实业家、金融界精英和媒体人士加盟的新供给研究院，通过新供给双周学术研讨会、《中国2049战略》圆桌、新供给金融圆桌，以及新供给年度重点课题研究等活动，致力于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创新，对中国改革开放予以理论阐释和提出积极建言，持续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华夏研究院外，国内还有哪些主要的新供给学派学者？你们之间是如何互动的？有无分歧？ 贾康：目前，“中国新供给50人论坛”已经通过论坛成员、特邀研究员等方式，聚拢了除我们新供给研究小组早期7位专家之外，包括决策机构、知名高校及智库学者、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投资机构负责人等在内的诸多学者，总人数已经超过百人的规模。较早提出“新供给主义”的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也是我们的成员。
我们通过新供给研究院和论坛等开放平台，以公开讨论、邮件沟通、微信群交流等多种形式交流互动，还不定期出版成员研究成果形成的文集，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开放式的讨论和学术活动。
这个平台在过去的两年多里显示出较好的凝聚力，也产生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成果。同时，由于大家基本上都接受新供给经济学的创新方向和主要思路，因此可以说并不存在根本的认识、理念上的分歧，但不排斥学术观点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也能够更好地推动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众所周知，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美国，经过里根总统以及撒切尔夫人的政策主张而闻名于世。你认为新供给学派“新”在哪里？
贾康：我们的主张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八双五并重”，这是生发于对经济规律的探究，首先既对应于中国的“特色”和背景，又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赶超战略。
邓小平所强调的“三步走”，可理解为一种实质性的赶超战略。其间，前面几十年主要是追赶式的直观表现，最后的意图实现，则确切无疑地指向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伟大复兴，这也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中国梦”。
我们深知，相关的理论和认识的争鸣是难免的和必要的，而在中国现在的讨论中，似乎还很难避免有简单化贴标签的倾向。比如说在一般的评议中，某些思路和主张很容易被简单地分类——某些观点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某些观点被称为主张政府干预和主张大政府，有些则被称为是主张第三条道路。贴标签的背后，是认识的极端化和简单化。
我们希望能够超越过去的一些贴标签式的讨论，侧重点在于先少谈些主义、多讨论些问题，特别是讨论真问题、有深度的问题，来贯彻对真理的追求。研讨清楚了“真问题”，“主义”也就呼之欲出了。没有必要在经济学框架之内、在对经济规律的认知领域之内，对这些讨论中的观点处处去贴意识形态标签，处处去分辩是左是右、姓资姓社。
由破而立，由理论而实际，在分析中就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合，对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之间的互动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力求客观、中肯、视野开阔、思想开放。“新供给经济学”决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面对挑战有感而发，为不负时代而做出的创新。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你们是如何与高层互动并最终影响到高层决策的？
贾康：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成立以来，基于努力深化的基础理论研究，一直强调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主动向中央决策层、各主要部门上报研究成果，同时在公众媒体、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文章。
在研究院成立以后，保持每月至少举办一到两场公开的研讨会，通过公众渠道发出我们的研究信息和呼吁。我们还有 “新供给”书系的多本著作陆续出版。我和苏京春博士合著的《新供给经济学》2015年已经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