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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骧记得，1983年的深秋特别冷。
三年前，顾骧从中国文联调到中宣部，但正式任命一直没有下来。赋闲的他成了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忘年交，实际上承担着周扬秘书的工作，帮他起草文件、文章等。
1983年10月，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
随着周扬受到批判，顾骧也坐上了冷板凳。不过，他仍然需要每天去西单附近的办公室点卯。
中午午休的时候，他总是从办公室出来，过一条马路，走上十来分钟，到已退居二线、时任中宣部顾问的周扬的家里去看他。
平素里爱聊天的周扬，这一段时间判若两人，非常沉默。“我能感觉到，周扬整个身心都在受摧残，十分痛苦。”顾骧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让顾骧和周扬同病相怜的，就是1983年3月周扬在纪念马克思去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著名报告。
1983年2月，春节刚过，在北京过节的顾骧接到了周扬从天津打来的电话。几乎在同一时间接到电话的，还有在北京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在上海的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负责人王元化。
1983年是马克思去世100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纪念大会，由胡耀邦作报告。同时，再召开一个学术讨论会，推举理论权威周扬作主题报告。
“中宣部原本要找人帮周扬写发言稿，但周扬不同意，自己挑选了我们三人。其实，按照过去的做法，周扬完全可以让秘书代笔，写一篇应景的文章。但他是真心想总结这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所走过的路，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顾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写作班子住进天津迎宾馆，开始了全封闭的写作。四人共同商定了发言稿的结构，分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要重视认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和“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四个部分。其中，第四部分是重点。
顾骧记得，80年代初，针对“人道主义”是否违背马克思主义，刚刚恢复元气的学术界和理论界展开了多次讨论。1980年9月，周扬曾应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约，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提出，过去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这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
这一次，周扬打算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这样一个更为正式的场合，再次谈一谈这个问题。“周扬过去也批人道主义，也做过一些错误的事情。他相当于在反思自己，做自我解剖，成为先驱者。”顾骧说。
期间，王若水因家事临时赶回北京，写发言稿的任务就落在了顾骧和王元化身上。顾骧负责一、四部分，王元化负责二、三部分。
写稿前，顾骧特意提醒周扬：“乔木同志对人道主义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周扬不以为然：“有不同意见还是可以讨论的嘛！”
顾骧以周扬在中央党校的发言稿为基础，写就了第四部分，交给周扬。周扬看完稿子后郑重提出，还是要谈一谈“异化”。
顾骧对“异化”这个名词并不陌生。1959年，他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必看书目。在1956年出版的该书中译本中，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异化”这个词。
“异化这个词很难解释。王若水有一个解释，通俗易懂，就是‘蚕吐丝’。丝是自己吐的，变成蚕蛹包住了自己，这就是异化。在发展过程中，自己把自己变成了对立面。”顾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周扬在中央党校的那次演讲中也提出，要通过改革，克服各个领域的“异化”现象，实现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全面解放。但这一次，他十分谨慎。他告诉顾骧，自己前一晚翻来覆去没有睡好，一直在犹豫，是否要提“异化”。顾骧有点奇怪，在他看来，异化问题虽然很前沿，但终究是一个学术问题，何需这么瞻前顾后呢？
不过顾骧也有自己的担心，怕自己对此没有专门的研究，写作时会“露怯”。他找来厚厚一沓资料，每天恶补，最后又将王若水请来斟酌、修改。这一章的题目也改为了“人道主义和异化”。
修改了近一个月之后，在大会前一天，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最终定稿，在《人民日报》的印刷厂排印出来。
1983年3月7日，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召开。周扬请一名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代读了这份报告。报告在最后谈道：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不害怕承认现实。承认有异化，才能克服异化。自然，社会主义的异化，同资本主义的异化是根本不同的。其次，我们也是完全能够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克服异化的。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而在我们的体制上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就是克服思想上的异化。现在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不久将进行的整党，就是为了克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化。
报告读完后，全场掌声雷动。
当天下午，周扬告诉顾骧，报告将会在《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他已经将清样呈送了胡耀邦，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和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三人审看。
意外的是，会议第二天，胡乔木下令，休会两天。
3月10日，胡乔木来到周扬家中，讨论这篇报告。据在场的王若水回忆，胡乔木自始至终没有正面批评周扬，只是说讲话在有些问题上还不够完整、不够清楚。
12日，会议继续。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四名学者先后发言，对周扬的报告提出了不同意见。
顾骧听周扬说，会议期间，胡耀邦的批示下来了。他圈阅了这份报告，没有做其他批示。胡乔木和贺敬之都没有圈阅或批示。
三年前，顾骧从中国文联调到中宣部，但正式任命一直没有下来。赋闲的他成了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忘年交，实际上承担着周扬秘书的工作，帮他起草文件、文章等。
1983年10月，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
随着周扬受到批判，顾骧也坐上了冷板凳。不过，他仍然需要每天去西单附近的办公室点卯。
中午午休的时候，他总是从办公室出来，过一条马路，走上十来分钟，到已退居二线、时任中宣部顾问的周扬的家里去看他。
平素里爱聊天的周扬，这一段时间判若两人，非常沉默。“我能感觉到，周扬整个身心都在受摧残，十分痛苦。”顾骧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让顾骧和周扬同病相怜的，就是1983年3月周扬在纪念马克思去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著名报告。
还是要谈一谈“异化”
1983年2月，春节刚过，在北京过节的顾骧接到了周扬从天津打来的电话。几乎在同一时间接到电话的，还有在北京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在上海的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负责人王元化。
1983年是马克思去世100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纪念大会，由胡耀邦作报告。同时，再召开一个学术讨论会，推举理论权威周扬作主题报告。
“中宣部原本要找人帮周扬写发言稿，但周扬不同意，自己挑选了我们三人。其实，按照过去的做法，周扬完全可以让秘书代笔，写一篇应景的文章。但他是真心想总结这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所走过的路，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顾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写作班子住进天津迎宾馆，开始了全封闭的写作。四人共同商定了发言稿的结构，分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要重视认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和“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四个部分。其中，第四部分是重点。
顾骧记得，80年代初，针对“人道主义”是否违背马克思主义，刚刚恢复元气的学术界和理论界展开了多次讨论。1980年9月，周扬曾应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约，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提出，过去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这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
这一次，周扬打算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这样一个更为正式的场合，再次谈一谈这个问题。“周扬过去也批人道主义，也做过一些错误的事情。他相当于在反思自己，做自我解剖，成为先驱者。”顾骧说。
期间，王若水因家事临时赶回北京，写发言稿的任务就落在了顾骧和王元化身上。顾骧负责一、四部分，王元化负责二、三部分。
写稿前，顾骧特意提醒周扬：“乔木同志对人道主义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周扬不以为然：“有不同意见还是可以讨论的嘛！”
顾骧以周扬在中央党校的发言稿为基础，写就了第四部分，交给周扬。周扬看完稿子后郑重提出，还是要谈一谈“异化”。
顾骧对“异化”这个名词并不陌生。1959年，他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必看书目。在1956年出版的该书中译本中，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异化”这个词。
“异化这个词很难解释。王若水有一个解释，通俗易懂，就是‘蚕吐丝’。丝是自己吐的，变成蚕蛹包住了自己，这就是异化。在发展过程中，自己把自己变成了对立面。”顾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周扬在中央党校的那次演讲中也提出，要通过改革，克服各个领域的“异化”现象，实现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全面解放。但这一次，他十分谨慎。他告诉顾骧，自己前一晚翻来覆去没有睡好，一直在犹豫，是否要提“异化”。顾骧有点奇怪，在他看来，异化问题虽然很前沿，但终究是一个学术问题，何需这么瞻前顾后呢？
不过顾骧也有自己的担心，怕自己对此没有专门的研究，写作时会“露怯”。他找来厚厚一沓资料，每天恶补，最后又将王若水请来斟酌、修改。这一章的题目也改为了“人道主义和异化”。
修改了近一个月之后，在大会前一天，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最终定稿，在《人民日报》的印刷厂排印出来。
批判从“人道主义”转向“异化”
1983年3月7日，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召开。周扬请一名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代读了这份报告。报告在最后谈道：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不害怕承认现实。承认有异化，才能克服异化。自然，社会主义的异化，同资本主义的异化是根本不同的。其次，我们也是完全能够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克服异化的。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而在我们的体制上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就是克服思想上的异化。现在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不久将进行的整党，就是为了克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化。
报告读完后，全场掌声雷动。
当天下午，周扬告诉顾骧，报告将会在《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他已经将清样呈送了胡耀邦，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和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三人审看。
意外的是，会议第二天，胡乔木下令，休会两天。
3月10日，胡乔木来到周扬家中，讨论这篇报告。据在场的王若水回忆，胡乔木自始至终没有正面批评周扬，只是说讲话在有些问题上还不够完整、不够清楚。
12日，会议继续。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四名学者先后发言，对周扬的报告提出了不同意见。
顾骧听周扬说，会议期间，胡耀邦的批示下来了。他圈阅了这份报告，没有做其他批示。胡乔木和贺敬之都没有圈阅或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