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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4期发表了王鹏程先生的《为什么是这个柳青——答吴心海先生》，以为王先生发现了抗战时期延安作家柳青曾在重庆《中央日报》上发表作品的确凿史料，十分高兴，赶快找来王文拜读，不料读后，发现此文王顾左右而言他，逻辑关系十分混乱，而且讹误不少，有必要就几条简单事实请教王先生，也算是一种答复。
一，王文第一节“用笔名‘柳青’的并没有几个”中指出：
吴先生在文章中说，署名“柳青”的大有人在。这不过是吴先生故作惊人之论罢了。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署名“柳青”在文坛经常露脸的作家不过三四人。
在拙文《重庆柳青延安柳青各有其人》（《新文学史料》 2012年第1期）中，我确实说过“署名柳青的大有人在”，但前提是针对王鹏程先生《柳青在延安整风时为什么受到怀疑》一文中只凭所看过的几本作家笔名录、人物别名词典之类的书籍，就断言“只有柳青一个人用此笔名”。王先生从坚持“只有柳青一个人用此笔名”，到扭扭捏捏地承认“用笔名‘柳青’的并没有几个”“在文坛经常露脸的作家不过三四人”，如果是他所谓的“惊人之论”的促使，我想，那倒也是值得的。遗憾的是，王先生却说：
第二个是吴先生提到的“柳青女士”。这个柳青（1915-1942），浙江杭县人，齐鲁大学毕业，后来患结核性脑膜炎病逝于成都。其丈夫朱文长著有《海涛集》 ，书的扉页题有“谨以此册纪念柳青——我的爱妻，知己和同志！”从柳青的丈夫以及其亲朋好友的回忆文字来看，其并没有从事文学创作。
这又是王先生在臆断了。他凭什么能够肯定，拙文中提到的“柳青女士”，就是出版了《海涛集》的朱文长先生的亡妻“柳青”呢？同时，怎么又能够断言“其并没有从事文学创作呢”？即便退一步说，这里的两个柳青确为一人，那么，我则想请教王先生，《中国公论 》1939年第1卷第4期署名“柳青女士”的散文《枣花》，难道不属于文学创作的范畴？
二，王文的第二节题目是“延安作家也可在国统区刊物发表作品”，逻辑之混乱颇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拙文《重庆柳青延安柳青各有其人》专有一节“延安柳青决不会投稿《中央日报》”，叙述得再清楚不过。我至今坚持这个观点，因为其有确凿的史料支撑。《中央日报》是国民党党营报纸，其副刊《平明》的主编是梁实秋，而当时延安柳青参与编辑的《文艺突击》杂志曾发表过短论《所谓与“抗战无关”》，矛头直指梁实秋！难道这个《中央日报》是王先生文中所谓的延安作家可以发表作品的“进步刊物”吗？
三，“《 上海屋檐下》曾在延安被搬上舞台”是王文此文中的另一节，王先生批评我“对当时延安的演剧运动缺乏常识”。王先生是现代文学专业的文学博士，我原本很期待他给我这个现代文学史料的业余爱好者普及相关常识，但通读此节，却只看到他信口开河说什么《上海屋檐下》在延安“上演完全是有可能的”，还称1939年毛泽东说过“延安可以上映一点国统区的名家的作品，《日出》就可以上演”，但始终没有给出《上海屋檐下》的具体上映时间来。甚至，他还说“至于吴先生所提到的柳青1939年在延安不可能看到《上海屋檐下》的上演，也不可能写《关于〈上海屋檐下〉的改编与上演》一文，也难站住脚”。看来，相关常识要由我来给王博士普及了：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见条目“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话剧运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记载《上海屋檐下》等剧目1940年到1941年间在延安上演；艾克恩在《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回顾》（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 ， 1990年版）一文中则指出：“‘延安青年艺术剧院’1941年9月下旬成立。……演出第一个戏是夏衍的《上海屋檐下》……”
如果说上述资料在时间概念还比较模糊的话，那么，有一个资料就相当精准了——《延安文艺丛书·第16卷·文艺史料卷》（钟敬之、金紫光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P1076）明确记载：《上海屋檐下》（三幕话剧）在延安首演是在1941年11月16日。
《上海屋檐下》在重庆首演于1939年1月11日（可参见《中央日报》1939年1月10日第4版《〈上海屋檐下〉明日起在国泰公演》、12日第4版的《〈上海屋檐下〉观后杂记》），《中央日报》上署名“柳青”的文章《关于〈上海屋檐下〉的改编与上演》发表于1939年1月23日，间隔仅12天。该文最后一段写道：
从前读过这个剧本时所生的感想，这次看这个剧本上演时，还有这个感想。此次改编的结果，只使这个剧本上演比较“合时”而已，而于其中缺陷并未加补救。……我以看客的资格，很希望这个剧本下次再演的时候，非再改编一下不可。
显而易见，这个“柳青”是在重庆看了改编上演的《上海屋檐下》，而绝非在延安。1939年的1月，延安的柳青要在延安看《上海屋檐下 》，如果没有时空穿梭机，是万万不可能的。如此，到底是谁的脚站不住了，读者应该看得十分清楚，即便是王先生自己也应该明白才是。最近看到倪墨炎先生的《现代文坛随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他在后记里批评上海某鲁迅研究学者“学术研究与信口开河划不清界限”，看来此话送给王鹏程博士也颇合适。
走笔至此，我想起胡适先生写给刘修业信中的一番话来：“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胡适文集· 7· 书信》，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P188）胡先生近70年前所说的话，至今仍堪称至理名言，可谓严谨治学者的座右铭，以此自勉，同时也送给王先生及广大读者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