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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应是“文化湿地”还是“文化高原”？
作为一个现代的读书人，流连于各种图书馆中，是我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与图书馆的不解之缘，让我也常常开始思考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最核心最根本的功能等问题。
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图书馆理应成为最有文化的地方。曾有人提出图书馆应是“文化湿地”，这个提法当然很新颖，很必要，但是未免过于消极了。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不应该满足于做一个文化湿地、文化绿洲。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这片湿地、绿洲迟早会消亡，而成为高楼林立的一部分或者是戈壁荒漠的一部分。那么图书馆要成为什么呢？要成为文化传播的阵地，要成为一个文化高原，要去滋养化育图书馆之外的荒漠，从而去丰富和完善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体系。
那么，如何衡量图书馆的文化层次的高低，这里就有一个标准（当然标准很多，这里指的是标准之一了），那就是，看经典文学书籍的藏书量、流通借阅的频率、借阅的人群主体等。这里的文学是大文学的范畴，非狭义的纯文学的范畴；换句话说，这里所说的文学是art，而不是literacure。如果经典文学书籍的馆藏量大、流通频率高、借阅人群覆盖面广，则说明这个图书馆的文化内涵深厚，文化功能发挥得充分。反之亦然。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其实就涉及了文学的功用和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的功能问题了。
对于文学功能的认识，历来有一个误解
对于文学功能的认识，历来有一个误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就中国而言，至少从孔子开始，就特别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即对社会的实际作用。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在某种意识上，我们的圣人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将文学与国家、民族、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直接对应起来，片面地强调了文学的直接功利性。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文学的社会功能就被强调得更为明显和直接了：“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这种文学功利观，成为中国几千年社会的主流，支配着人们对文学的衡定标准，一以贯之。文学的功利观的强调，直接导致了历代统治者对文学的密切关注遥控甚至直接控制，也就上演了一个个无休止的“文字狱”。所以，几千年来，只有文人失意之后才会在文学中流露出心灵的一角。到了晚清，由于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文学的工具性和实际功能再次强化，被赋予了救国救亡的使命。如梁启超就强调文学与新民的作用。
上个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异军突起，文学的工具化被突出地强调，有文学家就明确宣称文学要成为普罗大众斗争的工具，文学就是阶级的传声简。“匕首”、“投枪”一度成为对某些文学作品最高的评价，最高的赞誉。这种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功利传统延续滋长，发展到极端，就出现了“文革”期间的文学荒漠化。样板戏“一枝独秀”了，文学则完蛋了！
对文学的看法，中国如此，那么西方又如何呢？在西方，模仿说与反映论一直在文艺观念中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从古希腊的“摹仿说”，就强调文学艺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摹仿，强调现实对文学发挥的主体性作用。后来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文学的能动“反映论”，认为文学是对现实的能动性反映。
无论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社会观、功利观还是西方的摹仿说主流观念，都强调文学对于社会的直接功用，这种观念必然导致将文学作为认识和改造现实的工具，使得文学承担起本来无法承担的重任，进而也导致对文学创作的控制，文学失去了自由。
那么，文学到底功用何在？如何理解文学的功用？
文学之用在于“无用”
文学本无用。没有现实的直接的功用，才是文学的显著特征。真正的文学归根到底是自我的。文学创作是作家情感思想的自然流露和表现，是人在得意时的自鸣，失意时的慰安。文学说到底，是人的“心”的外显。
比如历来认为最具战斗性的鲁迅的作品，人们一直存在严重的误读。鲁迅自己认为最满意的作品不是《狂人日记》，不是杂文，而是《孔乙己》，原因是这部作品“从容”，有大家气象，不似其他作品那样峻急。为什么鲁迅有这种看法？这恰恰也就说明了鲁迅心目中的真正的文学不是“呐喊”，不是直接的功利，不是迫切的战斗。《孔乙己》与鲁迅其他很多战斗性的作品不一样，表达的其实是一颗心灵向另一颗心灵靠近而又不能的悲哀感。这种悲凉与无奈何尝不贯穿鲁迅其他的作品中呢？《狂人日记》充溢着的是“己”和“群”的对立紧张，说到底这种对立紧张还是源自于人和人的心灵世界的隔绝，《故乡》、《孤独者》以及鲁迅的《野草》集中还原的是心灵的焦虑，一个心灵与其他心灵无法沟通的焦虑。
所以说，在我看来，说到底，文学的本质并不是反映人、反映现实，而是建构人、建构世界。天生一个一个的人，未必长成一个一个的我。从人到我的完成，关键在于心的丰富与健全，而不在身体或者说躯壳。“心”的丰满，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学阅读关系极大。文学是建构人的，文学是化人的，是健全人的心智，安顿人的灵魂的。所以，文学与功利是根本矛盾的。
现代都市化进程的加快，如手机、飞机、高铁、网络的运用等，表面上看是便利了人的生活，但是这些现代化的设备快捷的方式，按说可以给人们腾出更多的时间来，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发现人们的生活反而更加紧张更加繁忙，人们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现代社会就像一个大加速器，人在这个大机器中也随之不断加速，人的心灵空间逐渐被挤压得越来越逼仄。
而文学阅读、尤其是充满人文氛围的公共图书馆的文学阅读，则让人静下来、慢下来，从容下来。所以，必须要搞清楚图书馆搞阅读推广的根本任务和最终目标，不仅仅只是增广知识、专业学习训练、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最根本的是化人，是人成为真正的人的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与图书馆关系密切，文学的阅读成为衡量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重要指标，甚至是衡量图书馆功能发挥的重要指标。
被误读的“五四运动” 既然文学阅读及图书馆进行阅读推广活动最根本的是实现人的发展和健全，使从人到我的过程的重要完成力量。那么从更广更深的层面看，这又说明了阅读推广活动的启蒙价值，应该从启蒙的高度去认识和要求阅读推广的开展。
说到启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尤其是在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着绝大的误解。中国的启蒙、立人的思想脉络早就断了，亟需重新接续起来。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开展，至少要追溯到20世纪初的“五阴”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发起之初，其确立的思想文化启蒙的方向是可贵而且正确的，那就是立人，通过思想文化的启智普及渐进的方式，提高人的素养和文明程度。这里所谓的“人”，更多地是指的人心、人的精神心灵的状态。以《新青年》同仁为主力核心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相约“二十年不谈政治”，自觉采用这种涵养、化育的方式来推进新文化运动，推进启蒙的开展。他们采用这种看来过于迂阔的，但却是最根本的路径试图解决入的问题，这也是社会的根本问题，解决人的内在灵魂心智的问题。应该说，这一方向如果坚持下来，今天的中国人早已非目前这种认识混乱状况了，或许很多历史的误会和现实的不堪都有可能避免。
然而，“五四运动”的爆发，打断了刚刚开始不久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进程。在以往的几乎所有的历史教材及其他的现代文学史教科书中，都无一例外地将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推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往往将“五四运动”的影响的评价远远高过新文化运动。特别令人哑然失笑的是，远早于“五四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却因后来发生的“五四运动”而得名——“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很荒唐的。
其实，“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无关，而“五四运动”却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甚大，不能颠倒二者的影响关系。我们知道，“五四运动”是一场青年学生自发的爱国示威活动。传统中国没有和平游行示威的传统和惯例，这种惯例来自于西方现代社会，这是民主自由的理念支配下的民众表达抗议和意愿的方式。既然中国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过这种传统，那么这些学生为什么会采取这种和平方式呢？说明自由、民主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深入到了当时青年学生的思想意识当中。是谁播下了民主自由的种子呢？是新文化运动。也就是说，前此的新文化运动在当时的青年人心中起到了极好的思想启蒙作用。
然而，不幸的是，“五四运动”的爆发打断了已经初见成效的新文化运动的进程。青年人的巨大的群体力量开始显现，这就引起了不同的政治力量和派别的关注。再加上当时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的巨大压迫，整个社会的主导思想文化趋向转向了政治。“相约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新青年》同仁们也分化乃至决裂了。试图用政治去改变中国的现状是人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于是，试图用文化的力量启蒙的方式来立人、启智的新文化运动流产了。
无为而治的“文化资本”
借用资本的概念，社会历来至少有三种资本力量组成：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及现实层面，政治资本最显赫，最有力，经济资本次之，但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商品经济时代，经济资本的运作能力越来越重要，，甚至会超过政治资本。最无力、最不被人关注和看好的，就是第三种资本力量——文化资本。
从这个意义上讲，图书馆与其他机构不同的，就是拥有文化资本、文化资源。尽管说这种资本是最无力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最无力的文化资本，它的作用却往往最长远的。文化资本运作的力量不是像政治、经济资本那样大开大合、暴风骤雨、摧枯拉朽。它的运作和发生方式是春风化雨，是涵养熏陶，是润物细无声。这种方式恰恰决定了它的作用的发挥，无力而长远，非速成却根本。因为文化的“化”，已说明了这种方式是“化”，化的必然是人心，改变的是内在心灵、深层的思想意识，从而实现“人”的确立。在这个意义上讲，图书馆发挥的作用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运用文化的力量、涵养的方式实现对人的培养确立。立人，立的是人的内在灵魂，而非外在的物质躯壳，即人的理念开明、心智健全、个性独立。
从“人”到“我”，这中间有着相当遥远的距离，有着根本的差别，我是自觉的人、健全的人、丰富的人、独立的人。实现从人到我的转变，这个过程中，是启蒙的任务，是文学的根本，也是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根本目标。只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只有明确了这个根本性的目标，图书馆阅读推广才能走得下去，走得长远，走得成功。
（本文编辑 谢宁）
作为一个现代的读书人，流连于各种图书馆中，是我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与图书馆的不解之缘，让我也常常开始思考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最核心最根本的功能等问题。
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图书馆理应成为最有文化的地方。曾有人提出图书馆应是“文化湿地”，这个提法当然很新颖，很必要，但是未免过于消极了。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不应该满足于做一个文化湿地、文化绿洲。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这片湿地、绿洲迟早会消亡，而成为高楼林立的一部分或者是戈壁荒漠的一部分。那么图书馆要成为什么呢？要成为文化传播的阵地，要成为一个文化高原，要去滋养化育图书馆之外的荒漠，从而去丰富和完善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体系。
那么，如何衡量图书馆的文化层次的高低，这里就有一个标准（当然标准很多，这里指的是标准之一了），那就是，看经典文学书籍的藏书量、流通借阅的频率、借阅的人群主体等。这里的文学是大文学的范畴，非狭义的纯文学的范畴；换句话说，这里所说的文学是art，而不是literacure。如果经典文学书籍的馆藏量大、流通频率高、借阅人群覆盖面广，则说明这个图书馆的文化内涵深厚，文化功能发挥得充分。反之亦然。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其实就涉及了文学的功用和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的功能问题了。
对于文学功能的认识，历来有一个误解
对于文学功能的认识，历来有一个误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就中国而言，至少从孔子开始，就特别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即对社会的实际作用。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在某种意识上，我们的圣人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将文学与国家、民族、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直接对应起来，片面地强调了文学的直接功利性。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文学的社会功能就被强调得更为明显和直接了：“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这种文学功利观，成为中国几千年社会的主流，支配着人们对文学的衡定标准，一以贯之。文学的功利观的强调，直接导致了历代统治者对文学的密切关注遥控甚至直接控制，也就上演了一个个无休止的“文字狱”。所以，几千年来，只有文人失意之后才会在文学中流露出心灵的一角。到了晚清，由于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文学的工具性和实际功能再次强化，被赋予了救国救亡的使命。如梁启超就强调文学与新民的作用。
上个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异军突起，文学的工具化被突出地强调，有文学家就明确宣称文学要成为普罗大众斗争的工具，文学就是阶级的传声简。“匕首”、“投枪”一度成为对某些文学作品最高的评价，最高的赞誉。这种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功利传统延续滋长，发展到极端，就出现了“文革”期间的文学荒漠化。样板戏“一枝独秀”了，文学则完蛋了！
对文学的看法，中国如此，那么西方又如何呢？在西方，模仿说与反映论一直在文艺观念中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从古希腊的“摹仿说”，就强调文学艺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摹仿，强调现实对文学发挥的主体性作用。后来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文学的能动“反映论”，认为文学是对现实的能动性反映。
无论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社会观、功利观还是西方的摹仿说主流观念，都强调文学对于社会的直接功用，这种观念必然导致将文学作为认识和改造现实的工具，使得文学承担起本来无法承担的重任，进而也导致对文学创作的控制，文学失去了自由。
那么，文学到底功用何在？如何理解文学的功用？
文学之用在于“无用”
文学本无用。没有现实的直接的功用，才是文学的显著特征。真正的文学归根到底是自我的。文学创作是作家情感思想的自然流露和表现，是人在得意时的自鸣，失意时的慰安。文学说到底，是人的“心”的外显。
比如历来认为最具战斗性的鲁迅的作品，人们一直存在严重的误读。鲁迅自己认为最满意的作品不是《狂人日记》，不是杂文，而是《孔乙己》，原因是这部作品“从容”，有大家气象，不似其他作品那样峻急。为什么鲁迅有这种看法？这恰恰也就说明了鲁迅心目中的真正的文学不是“呐喊”，不是直接的功利，不是迫切的战斗。《孔乙己》与鲁迅其他很多战斗性的作品不一样，表达的其实是一颗心灵向另一颗心灵靠近而又不能的悲哀感。这种悲凉与无奈何尝不贯穿鲁迅其他的作品中呢？《狂人日记》充溢着的是“己”和“群”的对立紧张，说到底这种对立紧张还是源自于人和人的心灵世界的隔绝，《故乡》、《孤独者》以及鲁迅的《野草》集中还原的是心灵的焦虑，一个心灵与其他心灵无法沟通的焦虑。
所以说，在我看来，说到底，文学的本质并不是反映人、反映现实，而是建构人、建构世界。天生一个一个的人，未必长成一个一个的我。从人到我的完成，关键在于心的丰富与健全，而不在身体或者说躯壳。“心”的丰满，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学阅读关系极大。文学是建构人的，文学是化人的，是健全人的心智，安顿人的灵魂的。所以，文学与功利是根本矛盾的。
现代都市化进程的加快，如手机、飞机、高铁、网络的运用等，表面上看是便利了人的生活，但是这些现代化的设备快捷的方式，按说可以给人们腾出更多的时间来，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发现人们的生活反而更加紧张更加繁忙，人们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现代社会就像一个大加速器，人在这个大机器中也随之不断加速，人的心灵空间逐渐被挤压得越来越逼仄。
而文学阅读、尤其是充满人文氛围的公共图书馆的文学阅读，则让人静下来、慢下来，从容下来。所以，必须要搞清楚图书馆搞阅读推广的根本任务和最终目标，不仅仅只是增广知识、专业学习训练、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最根本的是化人，是人成为真正的人的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与图书馆关系密切，文学的阅读成为衡量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重要指标，甚至是衡量图书馆功能发挥的重要指标。
被误读的“五四运动” 既然文学阅读及图书馆进行阅读推广活动最根本的是实现人的发展和健全，使从人到我的过程的重要完成力量。那么从更广更深的层面看，这又说明了阅读推广活动的启蒙价值，应该从启蒙的高度去认识和要求阅读推广的开展。
说到启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尤其是在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着绝大的误解。中国的启蒙、立人的思想脉络早就断了，亟需重新接续起来。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开展，至少要追溯到20世纪初的“五阴”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发起之初，其确立的思想文化启蒙的方向是可贵而且正确的，那就是立人，通过思想文化的启智普及渐进的方式，提高人的素养和文明程度。这里所谓的“人”，更多地是指的人心、人的精神心灵的状态。以《新青年》同仁为主力核心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相约“二十年不谈政治”，自觉采用这种涵养、化育的方式来推进新文化运动，推进启蒙的开展。他们采用这种看来过于迂阔的，但却是最根本的路径试图解决入的问题，这也是社会的根本问题，解决人的内在灵魂心智的问题。应该说，这一方向如果坚持下来，今天的中国人早已非目前这种认识混乱状况了，或许很多历史的误会和现实的不堪都有可能避免。
然而，“五四运动”的爆发，打断了刚刚开始不久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进程。在以往的几乎所有的历史教材及其他的现代文学史教科书中，都无一例外地将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推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往往将“五四运动”的影响的评价远远高过新文化运动。特别令人哑然失笑的是，远早于“五四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却因后来发生的“五四运动”而得名——“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很荒唐的。
其实，“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无关，而“五四运动”却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甚大，不能颠倒二者的影响关系。我们知道，“五四运动”是一场青年学生自发的爱国示威活动。传统中国没有和平游行示威的传统和惯例，这种惯例来自于西方现代社会，这是民主自由的理念支配下的民众表达抗议和意愿的方式。既然中国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过这种传统，那么这些学生为什么会采取这种和平方式呢？说明自由、民主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深入到了当时青年学生的思想意识当中。是谁播下了民主自由的种子呢？是新文化运动。也就是说，前此的新文化运动在当时的青年人心中起到了极好的思想启蒙作用。
然而，不幸的是，“五四运动”的爆发打断了已经初见成效的新文化运动的进程。青年人的巨大的群体力量开始显现，这就引起了不同的政治力量和派别的关注。再加上当时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的巨大压迫，整个社会的主导思想文化趋向转向了政治。“相约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新青年》同仁们也分化乃至决裂了。试图用政治去改变中国的现状是人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于是，试图用文化的力量启蒙的方式来立人、启智的新文化运动流产了。
无为而治的“文化资本”
借用资本的概念，社会历来至少有三种资本力量组成：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及现实层面，政治资本最显赫，最有力，经济资本次之，但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商品经济时代，经济资本的运作能力越来越重要，，甚至会超过政治资本。最无力、最不被人关注和看好的，就是第三种资本力量——文化资本。
从这个意义上讲，图书馆与其他机构不同的，就是拥有文化资本、文化资源。尽管说这种资本是最无力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最无力的文化资本，它的作用却往往最长远的。文化资本运作的力量不是像政治、经济资本那样大开大合、暴风骤雨、摧枯拉朽。它的运作和发生方式是春风化雨，是涵养熏陶，是润物细无声。这种方式恰恰决定了它的作用的发挥，无力而长远，非速成却根本。因为文化的“化”，已说明了这种方式是“化”，化的必然是人心，改变的是内在心灵、深层的思想意识，从而实现“人”的确立。在这个意义上讲，图书馆发挥的作用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运用文化的力量、涵养的方式实现对人的培养确立。立人，立的是人的内在灵魂，而非外在的物质躯壳，即人的理念开明、心智健全、个性独立。
从“人”到“我”，这中间有着相当遥远的距离，有着根本的差别，我是自觉的人、健全的人、丰富的人、独立的人。实现从人到我的转变，这个过程中，是启蒙的任务，是文学的根本，也是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根本目标。只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只有明确了这个根本性的目标，图书馆阅读推广才能走得下去，走得长远，走得成功。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