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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第一辑10卷本（上海大学2013年版）已问世了。以上海为主题的研究已经历30多年，这次集中推出的这套上海学研究丛书，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研究之精深，是多年来少见的，它是近年来上海学研究的一次成果卓著的集体展示。
“上海学”之所以被提出并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自然与上海在最近一百多年里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格局中所扮演的显著而独特的角色密切相关，但至于如何具体从事上海学研究？上海学的内涵又是什么？在学界中尚没有共识。如今这套丛书的出版无疑以实绩为上海学研究提供了一系列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
首先，上海学是一个“接地气”的研究。一般人们提及上海学，大多比较关注它的跨学科性：比如文史哲综合的学科视角，对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语言符号学的广泛借鉴等。这些多重方法的注入对于上海学研究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上海学之所以引入多种学科研究方法，其原因正在于它所面对的研究对象——“上海”具有空前的复杂性。比如，在这套丛书里，研究上海起源问题的《上海文化起源与早期文化生态》一书从广富林遗址的最新发掘证实，将上海地区的人类文明起源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末期，这无疑是一个考古学的命题；《近代上海工人阶层的薪资与生活”》一文附有8张表格包含了400多个数据，以如此详实可靠的资料来说明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工人的生活水平及其变动趋势，这无疑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基层社会组织化与反组织化的博弈》一文详细回顾了建国初期上海街居制度的创设过程，这是一个历史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晚晴上海的妓业空间与两性关系》一文虽然研究的是一个历史学问题，却采用了大量社会学田野调查与统计方法。凡此种种，将学术的触角伸向上海城市生活的肌肤内里，于是上海复杂的立体画面一点一点浮现出来。这些研究基本上都围绕上海大文化这个中心命题展开的，以详实的材料为基础，扎扎实实、小心谨慎地求证着自己的结论，它们是扎根于上海这块土地上的实证研究，体现着上海的社会、民间团体乃至个人生存境遇的前世今生，是真正意义上的“接地气”的研究。
《归有光与嘉定文坛关系研究》一书详尽考考察了明末清初文学大家归有光的一生，该书没有局限于归有光的文学活动，而是联系着当时嘉定文化地理、文化生态以及归有光文学观在他所处的时代中的文化意义来看归有光，于是归有光的文学地位在这种大的文化语境中自然而然地呈现了出来，从而再一次验证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这一颠覆不破的真理。再如，《王安忆想象上海的方式》一文，着重考察了王安忆城市题材的小说创作对上海作为一个文化想象载体的所做出的贡献。文章从小处落笔，从大处着眼，最后探讨的还是上海文化的宏观问题。可见，这套丛书以上海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实践为研究对象，因其实践的复杂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与综合性，而如此多样性的综合方法构成了多维度多层次的观察视角，又兼备微观精密考量一个个具体事物的种种优势，于是它的研究成果仿佛是一座建造在坚实土地上的气势宏大的立体建筑，它把读者带到了缤纷错杂的上海大世界里，身临其境般地领略到了百年上海所经历的沧桑变迁。
其次，上海学是一个有思想的研究。上海学研究包罗万象，涵盖甚广，但绝不是资料的堆砌与简单的知识性梳理，它是有思想的研究，其肌理内部流淌着思想的血液。比如《空间、媒介和上海叙事》一书运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里的思想以及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等对上海租界时代做出了深刻的剖析，最后得出结论说：“上海租界就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的‘一个世界’，上海殖民空间生产的动力正是来源于那种‘创造性毁灭’的力量，它不断摧毁原有的社会关系，同时又催生出一个个符合‘资本’逻辑的新的社会空间。”这里的字字句句似乎透露着批判的思想锋芒。这部著作的第十章还具体考察了1963年一1966年的《故事会》杂志，读者不难从中看出该章不是在一般地描述一本文学普及型杂志那段短暂的历史，而是把这本杂志的出现、传播与停刊与“文革”联系到一起，因此这小一段文学史的叙述无疑构成了对一段沉重的中国社会历史深刻的反思。《上海作为方法》一书探索一种以上海问题为借鉴反思“中国发展模式”的可能性，正如该书序言所指出的：以“上海作为方法”是为了“探索一种自反性上海学的可能性”，它是“将上海置于中国、东亚、亚洲、西方、全球的多个维度中”，“通过上海研究突显现代性、中国性、亚洲性、全球性内在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多元性”。该书有关上海与中国城市形象定位、上海与中国城市精神建构、上海与中国城市建筑美学、上海与中国城市改造、上海与中国城市文化记忆、上海与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等篇章都贯穿了以上海作为方法、对中国发展深层次问题的反思精神。因此可以说，这套丛书正是王元化先生所倡导的那种“有思想的学术”。
再次，上海学研究是有现实针对性的研究。“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用这两句话来评价这套丛书再可谓十分恰切，真正有思想的学术一定是关注当代现实的研究。作为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这套丛书中所涉及的历史研究都是极为细致、准确的研究。它们力求做到实事求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而这些意识来自于学者们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大关怀，正如《历史记忆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一书所强调的：“在把握史学研究的趋势和发展中，研究者的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显得更为重要。对近现代城市社会生活史的关注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当今城市的理解和把握。”这句话明明白白地提示我们。对以上海为主要关注对象的近代中国城市研究，目的在于对当今中国城市问题的有更加切实深刻的理解，这大概就是“让历史告诉未来”之意吧，例如，《照相与清末民初身份确认》一文表面上描述的是照相引入中国后、在上海等口岸城市的司法、教育等领域以及民间社会中广泛使用、从而使中国现代社会身份管理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的史实，而实际上该文章的目的却在于揭示“身份”在现代社会关系中的核心作用，文章最终落在了对现代人“身份”观念的深度思考上面，它让我们从一个非常具体、生活化的角度清楚地看到：“身份”绝不是一个历史的问题，而是一个现代社会中的现实问题，一个“现代性”问题。《当代文学生产中的（兄弟）》一文对余华的小说《兄弟》进行了当代文学生产背景下的文化意义解读，它通过分析文本直抵人物的内心世界，不无深刻地指出：“处在变动的当下社会中，每个从上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其实都很清楚地知道做人的基本底线，但又无法遏制内心的欲望，只能徘徊在善与恶、现实与道德的交叉地带。”这短短的一句话一下子勾勒出生活在当下现实世界里芸芸众生的灵魂，鲜明地袒露出学者对当下现实人生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这可谓恨之切是因为爱之深。我们知道，《上海作为方法》一书是以“反思”贯穿全书的，之所以需要反思“上海”其实有两个重要目的：第一，将长期以来研究中所谓“上海表述、上海话语、上海符号、上海象征、上海记忆、上海情感等这些问题重新问题化，重估其文化意义和价值”；第二，反思上海学的研究希冀从上海问题进入到“中国问题的内核”，“以某种前瞻性的视角来反思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由此可见，无论“反思”还是“前瞻”，都是立于当下现实的对上海乃至中国当下现实问题的探索与拷问，其现实关怀始终是这部著作的出发点和旨归。
上海世博会为上海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学者们的现实关怀还表现在以上海世博会为主题的前瞻性研究上。《上海与中国城市发展战略》一文，一方面承认“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对塑造正面积极的上海城市形象、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不讳言它的负面影响：从国外大城市举办重大赛事、会展的经验看，这些活动也会造成透支城市现有消费能力、基础设施超前建设等问题，如何趋利避害是世博会后的上海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这些都是对现实很有真知灼见的思考。《上海世博会与未来上海发展》一书很有预见性地提出：后世博的上海要把世博会后续规划与上海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结合起来，书中还相当有针对性地介绍了国外发达国家保护和利用工业遗产的经验：包括制定分级保护政策、建构文化创意园区、建设工业遗产旅游景观、改造与再生旧工业港口、建立现代工业遗产博物馆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的先进经验对我们或许有现实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总之，“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是新世纪以来一次规模宏大的上海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它以真真切切的实绩为当今上海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我认为，其最大意义或者说最为成功的经验则在于：它以现身说法的方式为今后海内外的上海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和范式，概括地说，那就是：接地气，重思想，有现实感的上海研究。
（本文编辑 谢宁）
“上海学”之所以被提出并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自然与上海在最近一百多年里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格局中所扮演的显著而独特的角色密切相关，但至于如何具体从事上海学研究？上海学的内涵又是什么？在学界中尚没有共识。如今这套丛书的出版无疑以实绩为上海学研究提供了一系列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
首先，上海学是一个“接地气”的研究。一般人们提及上海学，大多比较关注它的跨学科性：比如文史哲综合的学科视角，对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语言符号学的广泛借鉴等。这些多重方法的注入对于上海学研究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上海学之所以引入多种学科研究方法，其原因正在于它所面对的研究对象——“上海”具有空前的复杂性。比如，在这套丛书里，研究上海起源问题的《上海文化起源与早期文化生态》一书从广富林遗址的最新发掘证实，将上海地区的人类文明起源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末期，这无疑是一个考古学的命题；《近代上海工人阶层的薪资与生活”》一文附有8张表格包含了400多个数据，以如此详实可靠的资料来说明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工人的生活水平及其变动趋势，这无疑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基层社会组织化与反组织化的博弈》一文详细回顾了建国初期上海街居制度的创设过程，这是一个历史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晚晴上海的妓业空间与两性关系》一文虽然研究的是一个历史学问题，却采用了大量社会学田野调查与统计方法。凡此种种，将学术的触角伸向上海城市生活的肌肤内里，于是上海复杂的立体画面一点一点浮现出来。这些研究基本上都围绕上海大文化这个中心命题展开的，以详实的材料为基础，扎扎实实、小心谨慎地求证着自己的结论，它们是扎根于上海这块土地上的实证研究，体现着上海的社会、民间团体乃至个人生存境遇的前世今生，是真正意义上的“接地气”的研究。
《归有光与嘉定文坛关系研究》一书详尽考考察了明末清初文学大家归有光的一生，该书没有局限于归有光的文学活动，而是联系着当时嘉定文化地理、文化生态以及归有光文学观在他所处的时代中的文化意义来看归有光，于是归有光的文学地位在这种大的文化语境中自然而然地呈现了出来，从而再一次验证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这一颠覆不破的真理。再如，《王安忆想象上海的方式》一文，着重考察了王安忆城市题材的小说创作对上海作为一个文化想象载体的所做出的贡献。文章从小处落笔，从大处着眼，最后探讨的还是上海文化的宏观问题。可见，这套丛书以上海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实践为研究对象，因其实践的复杂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与综合性，而如此多样性的综合方法构成了多维度多层次的观察视角，又兼备微观精密考量一个个具体事物的种种优势，于是它的研究成果仿佛是一座建造在坚实土地上的气势宏大的立体建筑，它把读者带到了缤纷错杂的上海大世界里，身临其境般地领略到了百年上海所经历的沧桑变迁。
其次，上海学是一个有思想的研究。上海学研究包罗万象，涵盖甚广，但绝不是资料的堆砌与简单的知识性梳理，它是有思想的研究，其肌理内部流淌着思想的血液。比如《空间、媒介和上海叙事》一书运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里的思想以及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等对上海租界时代做出了深刻的剖析，最后得出结论说：“上海租界就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的‘一个世界’，上海殖民空间生产的动力正是来源于那种‘创造性毁灭’的力量，它不断摧毁原有的社会关系，同时又催生出一个个符合‘资本’逻辑的新的社会空间。”这里的字字句句似乎透露着批判的思想锋芒。这部著作的第十章还具体考察了1963年一1966年的《故事会》杂志，读者不难从中看出该章不是在一般地描述一本文学普及型杂志那段短暂的历史，而是把这本杂志的出现、传播与停刊与“文革”联系到一起，因此这小一段文学史的叙述无疑构成了对一段沉重的中国社会历史深刻的反思。《上海作为方法》一书探索一种以上海问题为借鉴反思“中国发展模式”的可能性，正如该书序言所指出的：以“上海作为方法”是为了“探索一种自反性上海学的可能性”，它是“将上海置于中国、东亚、亚洲、西方、全球的多个维度中”，“通过上海研究突显现代性、中国性、亚洲性、全球性内在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多元性”。该书有关上海与中国城市形象定位、上海与中国城市精神建构、上海与中国城市建筑美学、上海与中国城市改造、上海与中国城市文化记忆、上海与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等篇章都贯穿了以上海作为方法、对中国发展深层次问题的反思精神。因此可以说，这套丛书正是王元化先生所倡导的那种“有思想的学术”。
再次，上海学研究是有现实针对性的研究。“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用这两句话来评价这套丛书再可谓十分恰切，真正有思想的学术一定是关注当代现实的研究。作为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这套丛书中所涉及的历史研究都是极为细致、准确的研究。它们力求做到实事求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而这些意识来自于学者们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大关怀，正如《历史记忆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一书所强调的：“在把握史学研究的趋势和发展中，研究者的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显得更为重要。对近现代城市社会生活史的关注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当今城市的理解和把握。”这句话明明白白地提示我们。对以上海为主要关注对象的近代中国城市研究，目的在于对当今中国城市问题的有更加切实深刻的理解，这大概就是“让历史告诉未来”之意吧，例如，《照相与清末民初身份确认》一文表面上描述的是照相引入中国后、在上海等口岸城市的司法、教育等领域以及民间社会中广泛使用、从而使中国现代社会身份管理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的史实，而实际上该文章的目的却在于揭示“身份”在现代社会关系中的核心作用，文章最终落在了对现代人“身份”观念的深度思考上面，它让我们从一个非常具体、生活化的角度清楚地看到：“身份”绝不是一个历史的问题，而是一个现代社会中的现实问题，一个“现代性”问题。《当代文学生产中的（兄弟）》一文对余华的小说《兄弟》进行了当代文学生产背景下的文化意义解读，它通过分析文本直抵人物的内心世界，不无深刻地指出：“处在变动的当下社会中，每个从上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其实都很清楚地知道做人的基本底线，但又无法遏制内心的欲望，只能徘徊在善与恶、现实与道德的交叉地带。”这短短的一句话一下子勾勒出生活在当下现实世界里芸芸众生的灵魂，鲜明地袒露出学者对当下现实人生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这可谓恨之切是因为爱之深。我们知道，《上海作为方法》一书是以“反思”贯穿全书的，之所以需要反思“上海”其实有两个重要目的：第一，将长期以来研究中所谓“上海表述、上海话语、上海符号、上海象征、上海记忆、上海情感等这些问题重新问题化，重估其文化意义和价值”；第二，反思上海学的研究希冀从上海问题进入到“中国问题的内核”，“以某种前瞻性的视角来反思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由此可见，无论“反思”还是“前瞻”，都是立于当下现实的对上海乃至中国当下现实问题的探索与拷问，其现实关怀始终是这部著作的出发点和旨归。
上海世博会为上海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学者们的现实关怀还表现在以上海世博会为主题的前瞻性研究上。《上海与中国城市发展战略》一文，一方面承认“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对塑造正面积极的上海城市形象、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不讳言它的负面影响：从国外大城市举办重大赛事、会展的经验看，这些活动也会造成透支城市现有消费能力、基础设施超前建设等问题，如何趋利避害是世博会后的上海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这些都是对现实很有真知灼见的思考。《上海世博会与未来上海发展》一书很有预见性地提出：后世博的上海要把世博会后续规划与上海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结合起来，书中还相当有针对性地介绍了国外发达国家保护和利用工业遗产的经验：包括制定分级保护政策、建构文化创意园区、建设工业遗产旅游景观、改造与再生旧工业港口、建立现代工业遗产博物馆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的先进经验对我们或许有现实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总之，“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是新世纪以来一次规模宏大的上海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它以真真切切的实绩为当今上海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我认为，其最大意义或者说最为成功的经验则在于：它以现身说法的方式为今后海内外的上海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和范式，概括地说，那就是：接地气，重思想，有现实感的上海研究。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