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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余华的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以主人公孙光林的视角回忆了其童年时期及少年时期的家庭、学校经历，叙述了家庭成员之间纠结复杂的感情、朋友间单纯诚挚的友情、异性间朦胧却不了了之的爱情，有着百感交集的温暖叙述。但是其间又以性为发射点夹杂了许多暴力、残酷、血腥、可耻的经历，一如余华此前一贯的叙述作风。本文通过对文本细读来研究本部作品回忆与叙述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回忆；叙述话语；叙述者；作者
作者简介：李慧敏，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2-0-03
一、文本中“回忆”的艺术性
当我们说到回忆，自然而然就会蹦出“过去”、“曾经”这样的字样。因为回忆总是发生在此刻，而回忆的内容总是在已经逝去的彼刻。不过我们需在此提出一个问题，过去真实发生的彼刻在此时回忆者的脑海中回忆的彼刻真的是同样的、毫无偏差地复刻下来吗？我们的回忆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吗？如果是，为何会出现当时处于同一时空的其他人与自己对同一事件的回忆有偏差甚至截然不同的叙述？如果不是，那些真实事件以外的、旁加的事件、情感、动作等等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一）生理上的回忆
麻省理工学院最新突破性研究揭示人脑回忆机制，回忆并不是记忆的“再输出”。[1]一直以来，研究记忆的神经科学家们认为，当我们进行回忆时，大脑所开启的海马体回路与最初形成记忆时所激活的回路是相同的。然而，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神经科学家们的最新研究发现，这种“想当然”的认知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人类的大脑原来是通过在原有记忆回路上的一个“分支回路”来进行回忆的。
为什么海马体需要两个不同的回路去形成记忆和回忆呢？研究人员认为有两个可能性：其一可能性是，两个回路的交互会使编辑记忆和更新记忆变得更容易——回忆回路被激活的同时，记忆形成回路能够添加新的信息。
由上文可知大脑的回忆不是当时历史的再现，而是经过人脑的重新组织再输出的。
当然，要解释这一系列疑问需要涉及人类的生理机制、文化背景、人生经历、甚至具体到当时的心境、情绪的研究。限于篇幅与笔者的视野，本文仅从一般意义上的回忆入手，结合文本给出答案。
从余华的意大利文版序言中可截取出三个有效信息：惊奇和恐惧转化成了幽默和甜蜜、回忆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可以重新选择、时间成为了碎片，来回闪现。这三个有效信息向我们传达了记忆在于文本中所构成的影响、所处的位置以及所发生的动机。
（二）叙述话语中的“回忆”
1.回忆的虚幻性
首先，关于回忆的虚幻性。回忆不是一个具体可感的东西，它存在于人的脑海中，是独特的、虚幻的，看不见也无法触碰的。其构成复杂且是连续变换着的。胡塞尔在《现象学的观念》中谈及回忆，称它“不是一件如此简单的事情”，[2]其复杂性体现在“它提供了各种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对象形式和被给予形式。”[3]而所謂“对象形式”与“被给予形式”即是指回忆在个体的实际操作中将客观存在的过去定为一个可供参考与发挥的对象，从而在个体回忆这一具有时间性的现象中将回忆的内容由客观变成一个主观可造的东西，存在于回忆中的被证明的存在不过是一个可供发挥的蓝本。简言之，人在进行回忆时会不自觉地夸大美好或是放大罪恶，而最原初的事实却并不是这样，当人们回忆往昔，总是不自觉地给回忆镶上一层金边。
我们可以引举小说中一段“我”对年轻时候的冯玉青美丽影像的回忆：
我上学路过冯玉青家门口时，这个丰满的姑娘正站在门口，迎着朝阳的光芒梳理头发，她的脖子微偏向左侧，初升的阳光在她光洁的脖子上流淌，沿着优美的身姿曲折而下，高高抬起的双臂，使她浅色的腋毛清晰地呈现在晨风里。[4]
这样一段对于女性的描述具有十分的美感，余华笔下的冯玉青我们读来感受到的是女性或青春或柔软的美，绝不是充斥着肮脏与偷窥的欲望。
那么这层美感在现实中确实如此吗？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十七八岁、身材凹凸有致、浑身上下散发着青春的荷尔蒙气息的年轻姑娘在井旁汲水与在河里洗澡的青年女性真的不会让人引动邪念吗？小说里展示的美是经过叙述者净化而艺术化了的美，净化的过程就是叙述者回忆的过程。
由此观来，现实与叙述是有差别的，而造成这层差别的正是叙述者的回忆。是回忆让当初的现实镀上了一层金色，在虚幻的回忆中，叙述变得有艺术性、充满了美感。正如刘祥安教授在《话语的真实与现实》中所说的观照者与现实回忆者的关系一样。[5]在操作层面上，回忆者在回忆中完成了艺术观照的功能，使得叙述的事实差别于现实中的事实。将这一过程按照时间轴排列下来，我们大体可以画出这样的过程：
2.回忆的跨时空性
“回忆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可以重新选择”。[6]余华的这句话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回忆并不是完全的现实真实。第二，回忆并不按照时间的顺序出现。第三，回忆可以被选择、加工、重组。
小说中第四部分讲述我的童年伙伴国庆因被父母遗弃形单影只而与楼下老太太开始了亲密的交往。这一段写国庆与行将就木的老太太之间的交往读来笼罩着一层阴暗的雾霾与衰朽的气息。这与上述所论回忆的艺术性有关，这层艺术性在叙述的过程中更加流溢出不可思议的枝蔓从而让年轻与衰老，朝气与腐朽的对比更加让人过目不忘。叙述话语里的许多细节除了艺术的观照外，更多细节的枝蔓实在是“我”追忆时的一种想象，也即是一种虚构。但这里的虚构并不是说回忆中发生的事件不存在，而是回忆本身所带的虚构性，事件是那个事件，但是像文中的“脸上闪烁着灰暗的衰落。”就实在是一种创作的想象了。朱光潜将这种想象称之为“心里唤起的意象”。[7]一般的想象都是再现的，有创造的。正如文中所说的“皱纹如同波浪”、“垂暮的气息”就是再现的想象。“我”回忆中的往事只是国庆与老太太手拉手走在一起这件单纯的、不做任何修饰的事件。而那些让我们读来有衰朽气息感觉的细节的修饰都来自于“我”出于当时感情的需要而创造的想象的再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叙述者的回忆正与其叙述话语一样并不是全部真实的，而是带有虚构性的创造。这种想象在“我”的情感追溯里呈现在回忆中，形诸于笔尖。 关于第二层含义我们在作品中注意到作者在两个不同的章节都提到了“我”与祖父的分别以及“我”与祖父的重逢。
回忆从“我”幼年时的恐惧到六岁是被带走再到十二岁回到南门看到苏家兄弟吃早饭这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没有丝毫犹豫地直接跳跃了那六年里所发生的事情。因此，叙述话语里的回忆没有时间上的严格限制，它按照叙述者的要求被随意切割、拼凑，呼之即来，挥之则去。
第三章中再次写到“我”与祖父的分别。第一章中的回忆“我”与祖父的分别和第三章中回忆“我”与祖父的分别是同一件事，其中两段之间的有些语句都是重合的，如“我”以为这只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游玩，“我”对祖父说的话，这样的重合体现了回忆中事件的真实性。但是回忆这次分别的起因却是不同的。第一章是为了写“我”在南门的不受欢迎而回忆“我”的离开，第三章里是父亲认为“我”和祖父不祥而回忆起当初“我”与他的分别，因此写到了那场被父亲认为不祥的大火，也是第一次提到了“我”与祖父的重逢：
我和祖父，还有一场大火同时来到家中，使孙广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是满腹狐疑地看着我们，仿佛那场火是我们带来的。[8]
小说结尾处再次提到我们的重逢。小说里的回忆总是倏忽而至，除了童年的回忆，还有“我”成年以后再次回到南门的回忆，“我”现在生活中对一位诗人朋友及其悍妻的回忆，“我”成年后被他人问及童年的回忆。在文本叙述中，这些回忆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总是随着“我”的需要横亘几十年的光阴倏忽而至。
经过上面两层含义的讨论，第三层意思就更加清晰了。叙述话语中的回忆正如叙述本身一样会对时间本身加以选择与重组，创造出完全不一样的经历。这一点其实也是回忆的观照性与虚构性所衍生出来的。
作品第三章中“我”回忆了“我”祖母年少时期的生活。“我”对祖母的年少时光以及她年轻时候的与祖父在一起的时光是不知道的，这些“我”所叙述的内容是祖父絮絮叨叨的回忆中的，祖父听祖母说从前的生活，“我”听祖父说从前的生活，然而祖父只是个造桥匠，后来甚至沦落为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因此他的回忆一定是粗糙的，而“我”的叙述中那些细微到“我”的外曾祖父如何调教“我”的祖母，祖父在“祖母”面前如何谦卑都是“我”后来通过生活的经验加工修饰出来的，“我”想回顾祖母曾是一位刻板的闺中小姐并通过祖父在祖母面前的卑微更加彰显她的这一形象，所以关于祖母的种种回忆“我”只选择了这一片段来叙述，以达到“我”的目的。因此，叙述话语中的回忆总是带有强烈的目的性与功利性，但是它能使叙述更加有力与生动，这大概就是余华所说的回忆的动人之处。
3.回忆的片段性
我们通常在什么时候会突然回忆起往昔？通过日常经验我们知道回忆的发生总是带有许多不确定性，而且是片段式的闪现。这就使得回忆显得缥缈而神秘。
那些碎片化的记忆被叙述者强大的联想与创造能力而粘合在一起形成对过去生活的再现。
就《在细雨中呼喊》这部作品而言，我们可以大致得到这样几个打的记忆碎片：
“我”被父母送给了王立强而离开南门、“我”在孙荡的生活、王立强的死与李秀英的离开、“我”重新回到南门、“我”与苏宇、鲁鲁的友情、“我”父亲的好色与暴躁、“我”祖父与祖母的故事。
作品中的回忆时常出现这样的零碎的片段，犹如电影的蒙太奇，有时只是一个画面的定格：
紧随而来的另一个记忆，是几只白色的羊羔从河边青草上走过来。[9]
我记得这样一个上午，一个清澈透明的上午，我跟在村里几个孩子后面奔跑，脚下是松软的泥土和迎风起舞的青草。阳光那时候似乎更像是温和的颜色涂抹在我们身上，而不是耀眼的光芒。[10]
我祖父孙有元站在纷扬的雪花中，穿着没有纽扣的黑色棉袄，肮脏使棉袄亮晶晶。里面没有别的衣服，他用一根草绳系住棉袄，胸口的皮肤暴露在冬天的寒冷里。这个弓着背、双手插在袖管里的老人，让雪花飘落并且融化在他胸口上。他的眼睛在笑容里红润起来，然后泪水滚滚而出。他试图将自己的悲哀传达到我一无所知的内心，我依稀记得他这样告诉我：“你奶奶熟了。”[11]
这些饱含深情的回忆画面让整部小说的叙述更具真实与情感的力量。
二、故事与叙述话语
上文从“回忆”性质的角度讨论了作品中的回忆与现实生活的偏差，由此讨论了作品的叙述方法，但是其实所谓回忆，就是叙述学中的“故事”，如果把故事、话语既联系又区别地看待，我们就不难理解上述“回忆”中的种种困惑了。
什么是话语呢？
“故事”与“话语”是西方许是理论中较为常见的描述叙事作品两个对应层次的概念。叙事作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两个层次间的相互作用。叙事界主要通过两分法与三分法来作为二者的区分。大致说来，两分法将“故事”简化为“素材”、将“话语”简化为“情节”。这样划分显然不妥当，因此三分法对其做出了修正：（1）故事，即被叙述的内容；（2）“叙事话语”或“叙述话语”，即用于叙述故事的口头或笔头的话语，在文学中，也就是读者所读到的文本；（3）“叙述行为”，即產生话语的行为或过程。三分法将“话语”进一步分成了“话语”与“产生它的行为”。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在区分“故事”与“话语”的基础上提出“故事”与“话语”的重合。[12]本文第一部分提到“回忆”是余华这部作品中叙述过程中的一个艺术观照，这是就作者而言。但是对于叙述者，“回忆”是其结构全文的主导，也就是整部作品故事的所有。余华开门见山地说：“这是一部关于记忆的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细雨》中的回忆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内容来看待，也就是“故事”。下面我们就谈谈书中“故事”与“叙述话语”的分离与联系。
（一）故事与叙述话语的重合
叙述话语产生的过程读者是看不见的，但是“故事”是叙述者在叙述行为产生的结果，即叙述的内容，是读者能够看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故事”是根植在叙述话语里的，他们必有重合之处。比如： 我看到鲁鲁铁青着脸走来，他的小肩膀因为气愤而抖动不已。他走到我面前时突然一转身朝那群孩子冲过去，嘴里尖声大叫：“我揍你们！”[13]
基于生活的经验，这段叙述话语与故事完全重合。
有些元小说作家会模拟真正的写作过程，从而使叙述行为在读者面前暴露出来。但通常小说里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除非作为外围的叙述者可以将主要叙述者的叙述行为可以表现出来，或者在主要叙述者的叙述话语里又出现了一个叙述者，主要叙述者对其叙述行为的描述也可以被读者看见。
小说里国庆因与老太太的交往而变得神神叨叨，他在对“我”和刘小青讲述这些超自然现象的时候，“我”对他叙述行为的描述让读者可以清晰看到：
他（国庆）经常向我和刘小青讲起他的母亲，怎样在黎明无声地走来和他说上几句话后又无声地离去。当我们询问究竟在说些什么时，他却神态庄重地告诉我们这应当是保密的。有一次他母亲忘了回去的时间，公鸡的啼叫使她大惊失色，急忙中她没有向门口出去，而是破窗而成像鸟一样飞走了。
这个细节的应用，无疑增强了国庆叙述的真实性。这里我们能看到国庆叙述时的行为：神态庄重、强调细节。
故事内容也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个时候它只是一个虚构出来的故事事件，从这一点我们能将话语与故事分离出来。运用到本部作品中来，我们可以推出《细雨》中的故事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
（二）故事的相对独立性
故事的独立性建立在把生活经验放在首要的位置。
申丹以《红楼梦》里第六回里的一段话作为分析材料：[14]
刚说到这里，只听二门上小厮回说：“东府里的小大爷进来了。”凤姐忙止刘姥姥：“不必说了。”一面便问：“你蓉大爷在哪里？”
这段话从生化经验上来看，凤姐是不可能一面和刘姥姥说话，一面问他人贾蓉在哪里。但是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会以生活经验为主，认为凤姐是先与刘姥姥说话，再与他人说话的。而叙述话语强调凤姐动作的共时是为了体现凤姐与贾蓉关系不一般。
在《细雨》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国庆讲叙他和母亲相会时的神态是那么的认真，甚至是幸福的，我们很难不相信他。可他讲叙的语调是在叫我害怕，那种迷人的亲切和黑衣老太太简直一模一样。[15]
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语调怎么会和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太太语调一模一样呢？叙述者在这里显然用了夸张的修辞，强调国庆受这个神经质的老太太影响也变得神经质。读者读来时的事实会以生活经验为基础，知道国庆与老太太说话很像，但并不是一模一样。叙述话语的夸张使得它与回忆在此处不能重合。
回忆并不是要求读者完全肯定它独立于话语之外，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话语与回忆都有某种程度的重合，这个时候可能因为话语的结构或话语中词语的重复而生发出多种阐释的可能，也难以将话语与回忆完全辨别出来。
（三）故事与叙述话语某种程度的重合
“我”第一次见李秀英时，她正忙着移动凳子让满房间的内衣内裤沐浴阳光，她对我说因为一穿上湿内裤她就会立刻死掉。
一般读者基于生活经验会认为话语是在夸张，但是我们不能确定李秀英具体的身体状况，从后文看她一直在生病，终日卧在床上，而且不愿行夫妻之事。而且从她异于常人地晒内衣内裤的方式以及对阳光的热爱，她也许真的病弱到穿了潮湿的内衣内裤会生大病，然后因为这一场大病而死掉。
像这种话语与故事某种程度的重合一般现实主义的读者会根据生活经验来完成推测。
故事与话语的关系也为第一部分叙述话语中回忆的虚幻性、跨时空性、片段性做了解释，小说中出现的种种让人觉得模棱两可的地方主要是因为故事和话语之间的关系。
《细雨》在回忆内容与叙述话语之间的重合，以及回忆内容的独立于话语，回忆内容与叙述话语某种程度的重合给作品增添了叙述张力，增加了作品叙述者的叙述力量。
注释：
[1]2017年8月19日15：18搜狐网科技版块发文，网址：http：//www.sohu.com/a/165830758_354973？loc=1
关键词：回忆；叙述话语；叙述者；作者
作者简介：李慧敏，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2-0-03
一、文本中“回忆”的艺术性
当我们说到回忆，自然而然就会蹦出“过去”、“曾经”这样的字样。因为回忆总是发生在此刻，而回忆的内容总是在已经逝去的彼刻。不过我们需在此提出一个问题，过去真实发生的彼刻在此时回忆者的脑海中回忆的彼刻真的是同样的、毫无偏差地复刻下来吗？我们的回忆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吗？如果是，为何会出现当时处于同一时空的其他人与自己对同一事件的回忆有偏差甚至截然不同的叙述？如果不是，那些真实事件以外的、旁加的事件、情感、动作等等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一）生理上的回忆
麻省理工学院最新突破性研究揭示人脑回忆机制，回忆并不是记忆的“再输出”。[1]一直以来，研究记忆的神经科学家们认为，当我们进行回忆时，大脑所开启的海马体回路与最初形成记忆时所激活的回路是相同的。然而，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神经科学家们的最新研究发现，这种“想当然”的认知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人类的大脑原来是通过在原有记忆回路上的一个“分支回路”来进行回忆的。
为什么海马体需要两个不同的回路去形成记忆和回忆呢？研究人员认为有两个可能性：其一可能性是，两个回路的交互会使编辑记忆和更新记忆变得更容易——回忆回路被激活的同时，记忆形成回路能够添加新的信息。
由上文可知大脑的回忆不是当时历史的再现，而是经过人脑的重新组织再输出的。
当然，要解释这一系列疑问需要涉及人类的生理机制、文化背景、人生经历、甚至具体到当时的心境、情绪的研究。限于篇幅与笔者的视野，本文仅从一般意义上的回忆入手，结合文本给出答案。
从余华的意大利文版序言中可截取出三个有效信息：惊奇和恐惧转化成了幽默和甜蜜、回忆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可以重新选择、时间成为了碎片，来回闪现。这三个有效信息向我们传达了记忆在于文本中所构成的影响、所处的位置以及所发生的动机。
（二）叙述话语中的“回忆”
1.回忆的虚幻性
首先，关于回忆的虚幻性。回忆不是一个具体可感的东西，它存在于人的脑海中，是独特的、虚幻的，看不见也无法触碰的。其构成复杂且是连续变换着的。胡塞尔在《现象学的观念》中谈及回忆，称它“不是一件如此简单的事情”，[2]其复杂性体现在“它提供了各种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对象形式和被给予形式。”[3]而所謂“对象形式”与“被给予形式”即是指回忆在个体的实际操作中将客观存在的过去定为一个可供参考与发挥的对象，从而在个体回忆这一具有时间性的现象中将回忆的内容由客观变成一个主观可造的东西，存在于回忆中的被证明的存在不过是一个可供发挥的蓝本。简言之，人在进行回忆时会不自觉地夸大美好或是放大罪恶，而最原初的事实却并不是这样，当人们回忆往昔，总是不自觉地给回忆镶上一层金边。
我们可以引举小说中一段“我”对年轻时候的冯玉青美丽影像的回忆：
我上学路过冯玉青家门口时，这个丰满的姑娘正站在门口，迎着朝阳的光芒梳理头发，她的脖子微偏向左侧，初升的阳光在她光洁的脖子上流淌，沿着优美的身姿曲折而下，高高抬起的双臂，使她浅色的腋毛清晰地呈现在晨风里。[4]
这样一段对于女性的描述具有十分的美感，余华笔下的冯玉青我们读来感受到的是女性或青春或柔软的美，绝不是充斥着肮脏与偷窥的欲望。
那么这层美感在现实中确实如此吗？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十七八岁、身材凹凸有致、浑身上下散发着青春的荷尔蒙气息的年轻姑娘在井旁汲水与在河里洗澡的青年女性真的不会让人引动邪念吗？小说里展示的美是经过叙述者净化而艺术化了的美，净化的过程就是叙述者回忆的过程。
由此观来，现实与叙述是有差别的，而造成这层差别的正是叙述者的回忆。是回忆让当初的现实镀上了一层金色，在虚幻的回忆中，叙述变得有艺术性、充满了美感。正如刘祥安教授在《话语的真实与现实》中所说的观照者与现实回忆者的关系一样。[5]在操作层面上，回忆者在回忆中完成了艺术观照的功能，使得叙述的事实差别于现实中的事实。将这一过程按照时间轴排列下来，我们大体可以画出这样的过程：
2.回忆的跨时空性
“回忆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可以重新选择”。[6]余华的这句话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回忆并不是完全的现实真实。第二，回忆并不按照时间的顺序出现。第三，回忆可以被选择、加工、重组。
小说中第四部分讲述我的童年伙伴国庆因被父母遗弃形单影只而与楼下老太太开始了亲密的交往。这一段写国庆与行将就木的老太太之间的交往读来笼罩着一层阴暗的雾霾与衰朽的气息。这与上述所论回忆的艺术性有关，这层艺术性在叙述的过程中更加流溢出不可思议的枝蔓从而让年轻与衰老，朝气与腐朽的对比更加让人过目不忘。叙述话语里的许多细节除了艺术的观照外，更多细节的枝蔓实在是“我”追忆时的一种想象，也即是一种虚构。但这里的虚构并不是说回忆中发生的事件不存在，而是回忆本身所带的虚构性，事件是那个事件，但是像文中的“脸上闪烁着灰暗的衰落。”就实在是一种创作的想象了。朱光潜将这种想象称之为“心里唤起的意象”。[7]一般的想象都是再现的，有创造的。正如文中所说的“皱纹如同波浪”、“垂暮的气息”就是再现的想象。“我”回忆中的往事只是国庆与老太太手拉手走在一起这件单纯的、不做任何修饰的事件。而那些让我们读来有衰朽气息感觉的细节的修饰都来自于“我”出于当时感情的需要而创造的想象的再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叙述者的回忆正与其叙述话语一样并不是全部真实的，而是带有虚构性的创造。这种想象在“我”的情感追溯里呈现在回忆中，形诸于笔尖。 关于第二层含义我们在作品中注意到作者在两个不同的章节都提到了“我”与祖父的分别以及“我”与祖父的重逢。
回忆从“我”幼年时的恐惧到六岁是被带走再到十二岁回到南门看到苏家兄弟吃早饭这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没有丝毫犹豫地直接跳跃了那六年里所发生的事情。因此，叙述话语里的回忆没有时间上的严格限制，它按照叙述者的要求被随意切割、拼凑，呼之即来，挥之则去。
第三章中再次写到“我”与祖父的分别。第一章中的回忆“我”与祖父的分别和第三章中回忆“我”与祖父的分别是同一件事，其中两段之间的有些语句都是重合的，如“我”以为这只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游玩，“我”对祖父说的话，这样的重合体现了回忆中事件的真实性。但是回忆这次分别的起因却是不同的。第一章是为了写“我”在南门的不受欢迎而回忆“我”的离开，第三章里是父亲认为“我”和祖父不祥而回忆起当初“我”与他的分别，因此写到了那场被父亲认为不祥的大火，也是第一次提到了“我”与祖父的重逢：
我和祖父，还有一场大火同时来到家中，使孙广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是满腹狐疑地看着我们，仿佛那场火是我们带来的。[8]
小说结尾处再次提到我们的重逢。小说里的回忆总是倏忽而至，除了童年的回忆，还有“我”成年以后再次回到南门的回忆，“我”现在生活中对一位诗人朋友及其悍妻的回忆，“我”成年后被他人问及童年的回忆。在文本叙述中，这些回忆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总是随着“我”的需要横亘几十年的光阴倏忽而至。
经过上面两层含义的讨论，第三层意思就更加清晰了。叙述话语中的回忆正如叙述本身一样会对时间本身加以选择与重组，创造出完全不一样的经历。这一点其实也是回忆的观照性与虚构性所衍生出来的。
作品第三章中“我”回忆了“我”祖母年少时期的生活。“我”对祖母的年少时光以及她年轻时候的与祖父在一起的时光是不知道的，这些“我”所叙述的内容是祖父絮絮叨叨的回忆中的，祖父听祖母说从前的生活，“我”听祖父说从前的生活，然而祖父只是个造桥匠，后来甚至沦落为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因此他的回忆一定是粗糙的，而“我”的叙述中那些细微到“我”的外曾祖父如何调教“我”的祖母，祖父在“祖母”面前如何谦卑都是“我”后来通过生活的经验加工修饰出来的，“我”想回顾祖母曾是一位刻板的闺中小姐并通过祖父在祖母面前的卑微更加彰显她的这一形象，所以关于祖母的种种回忆“我”只选择了这一片段来叙述，以达到“我”的目的。因此，叙述话语中的回忆总是带有强烈的目的性与功利性，但是它能使叙述更加有力与生动，这大概就是余华所说的回忆的动人之处。
3.回忆的片段性
我们通常在什么时候会突然回忆起往昔？通过日常经验我们知道回忆的发生总是带有许多不确定性，而且是片段式的闪现。这就使得回忆显得缥缈而神秘。
那些碎片化的记忆被叙述者强大的联想与创造能力而粘合在一起形成对过去生活的再现。
就《在细雨中呼喊》这部作品而言，我们可以大致得到这样几个打的记忆碎片：
“我”被父母送给了王立强而离开南门、“我”在孙荡的生活、王立强的死与李秀英的离开、“我”重新回到南门、“我”与苏宇、鲁鲁的友情、“我”父亲的好色与暴躁、“我”祖父与祖母的故事。
作品中的回忆时常出现这样的零碎的片段，犹如电影的蒙太奇，有时只是一个画面的定格：
紧随而来的另一个记忆，是几只白色的羊羔从河边青草上走过来。[9]
我记得这样一个上午，一个清澈透明的上午，我跟在村里几个孩子后面奔跑，脚下是松软的泥土和迎风起舞的青草。阳光那时候似乎更像是温和的颜色涂抹在我们身上，而不是耀眼的光芒。[10]
我祖父孙有元站在纷扬的雪花中，穿着没有纽扣的黑色棉袄，肮脏使棉袄亮晶晶。里面没有别的衣服，他用一根草绳系住棉袄，胸口的皮肤暴露在冬天的寒冷里。这个弓着背、双手插在袖管里的老人，让雪花飘落并且融化在他胸口上。他的眼睛在笑容里红润起来，然后泪水滚滚而出。他试图将自己的悲哀传达到我一无所知的内心，我依稀记得他这样告诉我：“你奶奶熟了。”[11]
这些饱含深情的回忆画面让整部小说的叙述更具真实与情感的力量。
二、故事与叙述话语
上文从“回忆”性质的角度讨论了作品中的回忆与现实生活的偏差，由此讨论了作品的叙述方法，但是其实所谓回忆，就是叙述学中的“故事”，如果把故事、话语既联系又区别地看待，我们就不难理解上述“回忆”中的种种困惑了。
什么是话语呢？
“故事”与“话语”是西方许是理论中较为常见的描述叙事作品两个对应层次的概念。叙事作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两个层次间的相互作用。叙事界主要通过两分法与三分法来作为二者的区分。大致说来，两分法将“故事”简化为“素材”、将“话语”简化为“情节”。这样划分显然不妥当，因此三分法对其做出了修正：（1）故事，即被叙述的内容；（2）“叙事话语”或“叙述话语”，即用于叙述故事的口头或笔头的话语，在文学中，也就是读者所读到的文本；（3）“叙述行为”，即產生话语的行为或过程。三分法将“话语”进一步分成了“话语”与“产生它的行为”。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在区分“故事”与“话语”的基础上提出“故事”与“话语”的重合。[12]本文第一部分提到“回忆”是余华这部作品中叙述过程中的一个艺术观照，这是就作者而言。但是对于叙述者，“回忆”是其结构全文的主导，也就是整部作品故事的所有。余华开门见山地说：“这是一部关于记忆的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细雨》中的回忆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内容来看待，也就是“故事”。下面我们就谈谈书中“故事”与“叙述话语”的分离与联系。
（一）故事与叙述话语的重合
叙述话语产生的过程读者是看不见的，但是“故事”是叙述者在叙述行为产生的结果，即叙述的内容，是读者能够看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故事”是根植在叙述话语里的，他们必有重合之处。比如： 我看到鲁鲁铁青着脸走来，他的小肩膀因为气愤而抖动不已。他走到我面前时突然一转身朝那群孩子冲过去，嘴里尖声大叫：“我揍你们！”[13]
基于生活的经验，这段叙述话语与故事完全重合。
有些元小说作家会模拟真正的写作过程，从而使叙述行为在读者面前暴露出来。但通常小说里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除非作为外围的叙述者可以将主要叙述者的叙述行为可以表现出来，或者在主要叙述者的叙述话语里又出现了一个叙述者，主要叙述者对其叙述行为的描述也可以被读者看见。
小说里国庆因与老太太的交往而变得神神叨叨，他在对“我”和刘小青讲述这些超自然现象的时候，“我”对他叙述行为的描述让读者可以清晰看到：
他（国庆）经常向我和刘小青讲起他的母亲，怎样在黎明无声地走来和他说上几句话后又无声地离去。当我们询问究竟在说些什么时，他却神态庄重地告诉我们这应当是保密的。有一次他母亲忘了回去的时间，公鸡的啼叫使她大惊失色，急忙中她没有向门口出去，而是破窗而成像鸟一样飞走了。
这个细节的应用，无疑增强了国庆叙述的真实性。这里我们能看到国庆叙述时的行为：神态庄重、强调细节。
故事内容也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个时候它只是一个虚构出来的故事事件，从这一点我们能将话语与故事分离出来。运用到本部作品中来，我们可以推出《细雨》中的故事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
（二）故事的相对独立性
故事的独立性建立在把生活经验放在首要的位置。
申丹以《红楼梦》里第六回里的一段话作为分析材料：[14]
刚说到这里，只听二门上小厮回说：“东府里的小大爷进来了。”凤姐忙止刘姥姥：“不必说了。”一面便问：“你蓉大爷在哪里？”
这段话从生化经验上来看，凤姐是不可能一面和刘姥姥说话，一面问他人贾蓉在哪里。但是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会以生活经验为主，认为凤姐是先与刘姥姥说话，再与他人说话的。而叙述话语强调凤姐动作的共时是为了体现凤姐与贾蓉关系不一般。
在《细雨》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国庆讲叙他和母亲相会时的神态是那么的认真，甚至是幸福的，我们很难不相信他。可他讲叙的语调是在叫我害怕，那种迷人的亲切和黑衣老太太简直一模一样。[15]
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语调怎么会和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太太语调一模一样呢？叙述者在这里显然用了夸张的修辞，强调国庆受这个神经质的老太太影响也变得神经质。读者读来时的事实会以生活经验为基础，知道国庆与老太太说话很像，但并不是一模一样。叙述话语的夸张使得它与回忆在此处不能重合。
回忆并不是要求读者完全肯定它独立于话语之外，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话语与回忆都有某种程度的重合，这个时候可能因为话语的结构或话语中词语的重复而生发出多种阐释的可能，也难以将话语与回忆完全辨别出来。
（三）故事与叙述话语某种程度的重合
“我”第一次见李秀英时，她正忙着移动凳子让满房间的内衣内裤沐浴阳光，她对我说因为一穿上湿内裤她就会立刻死掉。
一般读者基于生活经验会认为话语是在夸张，但是我们不能确定李秀英具体的身体状况，从后文看她一直在生病，终日卧在床上，而且不愿行夫妻之事。而且从她异于常人地晒内衣内裤的方式以及对阳光的热爱，她也许真的病弱到穿了潮湿的内衣内裤会生大病，然后因为这一场大病而死掉。
像这种话语与故事某种程度的重合一般现实主义的读者会根据生活经验来完成推测。
故事与话语的关系也为第一部分叙述话语中回忆的虚幻性、跨时空性、片段性做了解释，小说中出现的种种让人觉得模棱两可的地方主要是因为故事和话语之间的关系。
《细雨》在回忆内容与叙述话语之间的重合，以及回忆内容的独立于话语，回忆内容与叙述话语某种程度的重合给作品增添了叙述张力，增加了作品叙述者的叙述力量。
注释：
[1]2017年8月19日15：18搜狐网科技版块发文，网址：http：//www.sohu.com/a/165830758_354973？lo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