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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卡里尔·菲利普斯的多数作品中都倾注了他对英国历史和族裔问题，特别是黑人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怀和强烈关注。本文通过运用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家园政治的相关理论，试对卡里尔·菲利普斯《异乡客：三个英国人的生活》中英国社会黑人的无家感进行分析，尤其族裔黑人“家园”的缺失，即既融不入“英国”，又回不去“故土”。借以引起关注和反思英国当前社会价值所存在的问题，以期为族裔融合、社会和谐谋出路。
关键词：卡里尔·菲利普斯；家园政治；无家感；黑人族裔
作者简介：张庆玲（1990-），女，辽宁大连人，汉族，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9--02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学者罗斯玛丽·马兰格利·乔治（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在其于1996年发表的专著《家园政治》中指出，“家园并非中立场所”[1]，“‘家园’一词的内涵是由一系列‘包容性’与‘排他性’模式所构成的”[2]。此处“‘家园’并非与生俱来，乃是建构而来，个人必须积极争取归属于某一社群”[3]。关于家园的想象和关于国家、民族的想象一样具有政治性，从家园到家园政治是一种社会化的历程，它所展现的是与阶级、群体、种族等密切相关的权力。家园政治涉及地理、心理以及物质层面，是一种“建立差异的方式”[4]。
显然，“家园”显示着主体——地位之间的动态建构问题，因为“家园，与性别/性、种族、阶级一起，扮演着主体意识形态层面的决定性因子（ideological determinant）”[5]。“归属感”[6]与拥有家园和自身居所的观念，合二为一。这一切显然导向了一个主体意识强烈的命题——家园政治。这里“家园”与“民族”“国家”几乎同义。找寻栖身之所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乃是困难重重，始终处于持续协商的动态之中。“不但受到自我主观意识的影响，也深受移民地外在政治文化脉络地左右”[7]。同时，这种“移民属性并非以本质或纯然性予以界定，而是以相同中必然伴之的异质性及多元性予以界定”[8]。
卡里尔·菲利普斯（Caryl Phillips， 1958-）是当代杰出的非裔英国移民作家，出生于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圣基茨市，出生四个月后随父母移居英国。在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作家中，除了奈保尔外，菲利普斯较早就被公认为属于英国的“主流”作家，他的作品获得过许多奖项。作为一名黑人移民作家，卡里尔·菲利普斯对非洲流散族群、文化身份归属、错位和家园等问题非常关注。其非小说类作品《异乡客：三个英国人的生活》也不例外。
菲利普斯在《异乡客：三个英国人的生活》中，着重写了三个黑人族裔在英国的生活。透过他们的生活，我们不难看到黑人群体在英国的无家感。文中的黑人，大多或作为奴隶被卖或为着追帝国梦，来到宗主国英国。然而，来到宗主国不久之后，他们就发现自己的美梦乃是被现实的荒凉所取代。英国社会中因其种族和肤色建构的排他性根深蒂固，导致黑人族裔群体没有一刻不在体验着“失家感”。更有甚者，他们被物化，被宗主国的“同胞”们以磨灭其人性的方式对待着，甚至失去作为完全人的资格。
在第一个故事“约翰逊博士的手表”中，英国上流社会家庭中的许多黑人仆人，被主人和主人的朋友们当作“异域装饰物”[9]。故事的主人公弗朗西斯，原名夸什，原本出生于西印度群岛，八岁便被作为奴隶卖到英国，“价值大约有五英镑”[10]。在第一任主人家，夸什的名字被改作弗朗西斯。两年的“异域装饰物”生涯之后，他又被当作吊唁的礼物送给了第一任主人的好友约翰逊博士。因为刚刚丧妻的约翰逊无法忍受无人作陪的孤独险些陷入抑郁，第一任主人作为其好友，将弗朗西斯作为可聊以作陪、聊表安慰的类似宠物一样的玩物送给了约翰逊博士。约翰逊博士，作为他的新主人，将其命名为“弗朗西斯·巴伯”，因为这样符合潮流，也更有英国味道。在这些经历中，作为当事人的弗朗西斯，完全没有话语权，任由其拥有者对他施行权柄。名字，作为定义一个人的代号，其不断被更改，也意味着弗朗西斯，作为对自己没有权柄的人，是没有定义自己的资格的。这样没有身份的物品，没有栖身的“家园”似乎也再自然不过。
弗朗西斯及其同伴（当然，也是黑人）的工作生活，被完全局限于一些琐碎甚至不必使用脑力的职位中。可以使用脑力的工作，甚至黑人们想要学习相关工作技能的机会，都被法律禁止。法律作为保护公民不受不公平对待的、人人都应当遵守的规则，此处却被英国社会当作用来保障歧视和不公平对待合法性的工具。进一步说明了黑人不被当作公民对待，不享有公民权利的事实。不仅如此，当时的英国社会，黑人仆役的存在已司空见惯，他们出现在“法庭上，应门处，仆人联姻，跑腿及静物素描中的静物”[11]，作着一些微不足道的琐碎事情。然而，在那个年代的文学作品诸如小说、戏剧及诗歌中，他们的影子却几无可寻。否认其存在，视其为隐形的存在，是英国社会心照不宣的事实。最为关怀弗朗西斯的约翰逊博士，也不得不认可“也许不是他们自身的错，但黑人总是有些不够文明”[12]。
特品，在“威尔士制造”中，作为小镇不出彩那面的“产物”[13]，是一个黑人拳击手。在他帮助英国获得数次冠军，振奋了战后“集体忧虑”的士气之后，被视作“国家英雄”，被认作是“英国人顽强的斗牛犬精神的化身和英国人团结一致的爱国主义伦理道德情操的缩影”[14]。特品一时之间成为流行于英国市场名声大噪的产品。对于其之前被视作“肮脏、野蛮”“有暴力倾向”的危险人物，此时的英国社会似乎視而不见。而后，当英国社会发现了新的对其盲目的国际“民族意识”更有影响力的消费品之后，特品再次成为“有损城市形象的危险异类”。媒体和社会对特品形象的塑造经历了从“国家英雄”到“丛林野兽”的戏剧性落差极大的转变，其中是茫然不知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且对此并无发言权的特品。他只是英国社会用以消遣的玩物，对其“神化”“妖魔化”[15]的权力全然在于英国社会。麻木不仁的英国社会，一面消费着特品，一面又给予其与所享权利不对等的义务。无力偿还英国社会向其征取得高额税收，无力维持自己所爱的家庭生活，特品选择了自杀以及带走活不下去的孩子。大卫·奥卢瓦尔同样也是英国社会的受害者，被利兹警方描述作非法移民、酒鬼、罪犯和精神病患者，然而，在认识他的人如14岁的小姑娘、奥卢瓦尔同乡、好心的店铺老板和平民的描述中，他却是一个爱微笑、爱跳舞、努力学习与工作、从不惹是生非遵纪守法的市民。但在以其存在妨碍社会治安的英国社会，他最终被维护社会安全的机构虐待致死。这些反差以极具讽刺性又直戳人心的方式揭露着黑人在英国社会所面临的处境和遭遇。 非人化的对待方式，以最直接的方式宣告了黑人的无家性。族裔群体，尤其黑种英国人对重建与重返“家园”所做的尝试。幻想创设的“乐园”，结果只是背叛。即使曾有一时凭借个人的小家庭、个人的小成就得到一席之地，可以暂得休息暂求偏安的一隅，也最终沦为冷酷现实之下的易碎品。家庭在这样的现实中，已经失去了其原本在社会中的功用。没有健康的联结、失去传承与教化意义，家庭已不能够为个体提供成长所需的爱和教育，甚至连保护和共计的功用也在消解。在毫无稳定可言的世界，个人的命运与家园、社群、国家社会等紧紧相连。族裔群体在夹缝中求生存，不断地进行抗争和妥协，选择更为微小更为基础的个人存在因素，但多数尝试也最终沦为失败。这种失败导致了人心灵最深处的绝望，也成为毁灭个人的利器。在跨越近两个世纪的英国，刻板印象和种族歧视对于社会中大多数人来说，都司空见惯，不以为忤。在英国正统历史书写中，黑人是隐形的、无声的“他者”，极少发声，甚至绝少出现。黑人作为下等人，与白人“优越种族”相比之下的“劣等民族”，在英国不被接纳和认可。这些来自殖民地的族裔群体，他们的故国也是与他们同样的命运，在被彻底利用之后，留下难以收拾的烂摊子，举步维艰地求生存。许多人来到宗主国，谋求生存空间而不得，故国也难回。他们的后代则更是，全然接受英式教育，甚至与故国文化出现断层，难以适应也无法对故国产生归属感。
考文献：
[1][2][3][4][5][6]Rosemar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6， p.2， p.2， p.2， p.2， p.2.
[7][8]冯品佳：《书写北美 建立家园：穆克杰的家园政治》[J]，台湾大学外文系《中外文学》 1997（12）.
[9][10][11] Caryl Phillips， “Foreigners： Three English Lives”. London： Harvill Secker， p.24.
[12] Caryl Phillips， “Foreigners： Three English Lives”. London： Harvill Secker， p.25.
[13] Caryl Phillips， “Foreigners： Three English Lives”. London： Harvill Secker， p.63.
[14][15]徐彬，卡里爾·菲利普斯《外国人》中的种族伦理内涵[J]. 国外文学2016（4）， p.128， p.129.
关键词：卡里尔·菲利普斯；家园政治；无家感；黑人族裔
作者简介：张庆玲（1990-），女，辽宁大连人，汉族，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9--02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学者罗斯玛丽·马兰格利·乔治（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在其于1996年发表的专著《家园政治》中指出，“家园并非中立场所”[1]，“‘家园’一词的内涵是由一系列‘包容性’与‘排他性’模式所构成的”[2]。此处“‘家园’并非与生俱来，乃是建构而来，个人必须积极争取归属于某一社群”[3]。关于家园的想象和关于国家、民族的想象一样具有政治性，从家园到家园政治是一种社会化的历程，它所展现的是与阶级、群体、种族等密切相关的权力。家园政治涉及地理、心理以及物质层面，是一种“建立差异的方式”[4]。
显然，“家园”显示着主体——地位之间的动态建构问题，因为“家园，与性别/性、种族、阶级一起，扮演着主体意识形态层面的决定性因子（ideological determinant）”[5]。“归属感”[6]与拥有家园和自身居所的观念，合二为一。这一切显然导向了一个主体意识强烈的命题——家园政治。这里“家园”与“民族”“国家”几乎同义。找寻栖身之所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乃是困难重重，始终处于持续协商的动态之中。“不但受到自我主观意识的影响，也深受移民地外在政治文化脉络地左右”[7]。同时，这种“移民属性并非以本质或纯然性予以界定，而是以相同中必然伴之的异质性及多元性予以界定”[8]。
卡里尔·菲利普斯（Caryl Phillips， 1958-）是当代杰出的非裔英国移民作家，出生于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圣基茨市，出生四个月后随父母移居英国。在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作家中，除了奈保尔外，菲利普斯较早就被公认为属于英国的“主流”作家，他的作品获得过许多奖项。作为一名黑人移民作家，卡里尔·菲利普斯对非洲流散族群、文化身份归属、错位和家园等问题非常关注。其非小说类作品《异乡客：三个英国人的生活》也不例外。
菲利普斯在《异乡客：三个英国人的生活》中，着重写了三个黑人族裔在英国的生活。透过他们的生活，我们不难看到黑人群体在英国的无家感。文中的黑人，大多或作为奴隶被卖或为着追帝国梦，来到宗主国英国。然而，来到宗主国不久之后，他们就发现自己的美梦乃是被现实的荒凉所取代。英国社会中因其种族和肤色建构的排他性根深蒂固，导致黑人族裔群体没有一刻不在体验着“失家感”。更有甚者，他们被物化，被宗主国的“同胞”们以磨灭其人性的方式对待着，甚至失去作为完全人的资格。
在第一个故事“约翰逊博士的手表”中，英国上流社会家庭中的许多黑人仆人，被主人和主人的朋友们当作“异域装饰物”[9]。故事的主人公弗朗西斯，原名夸什，原本出生于西印度群岛，八岁便被作为奴隶卖到英国，“价值大约有五英镑”[10]。在第一任主人家，夸什的名字被改作弗朗西斯。两年的“异域装饰物”生涯之后，他又被当作吊唁的礼物送给了第一任主人的好友约翰逊博士。因为刚刚丧妻的约翰逊无法忍受无人作陪的孤独险些陷入抑郁，第一任主人作为其好友，将弗朗西斯作为可聊以作陪、聊表安慰的类似宠物一样的玩物送给了约翰逊博士。约翰逊博士，作为他的新主人，将其命名为“弗朗西斯·巴伯”，因为这样符合潮流，也更有英国味道。在这些经历中，作为当事人的弗朗西斯，完全没有话语权，任由其拥有者对他施行权柄。名字，作为定义一个人的代号，其不断被更改，也意味着弗朗西斯，作为对自己没有权柄的人，是没有定义自己的资格的。这样没有身份的物品，没有栖身的“家园”似乎也再自然不过。
弗朗西斯及其同伴（当然，也是黑人）的工作生活，被完全局限于一些琐碎甚至不必使用脑力的职位中。可以使用脑力的工作，甚至黑人们想要学习相关工作技能的机会，都被法律禁止。法律作为保护公民不受不公平对待的、人人都应当遵守的规则，此处却被英国社会当作用来保障歧视和不公平对待合法性的工具。进一步说明了黑人不被当作公民对待，不享有公民权利的事实。不仅如此，当时的英国社会，黑人仆役的存在已司空见惯，他们出现在“法庭上，应门处，仆人联姻，跑腿及静物素描中的静物”[11]，作着一些微不足道的琐碎事情。然而，在那个年代的文学作品诸如小说、戏剧及诗歌中，他们的影子却几无可寻。否认其存在，视其为隐形的存在，是英国社会心照不宣的事实。最为关怀弗朗西斯的约翰逊博士，也不得不认可“也许不是他们自身的错，但黑人总是有些不够文明”[12]。
特品，在“威尔士制造”中，作为小镇不出彩那面的“产物”[13]，是一个黑人拳击手。在他帮助英国获得数次冠军，振奋了战后“集体忧虑”的士气之后，被视作“国家英雄”，被认作是“英国人顽强的斗牛犬精神的化身和英国人团结一致的爱国主义伦理道德情操的缩影”[14]。特品一时之间成为流行于英国市场名声大噪的产品。对于其之前被视作“肮脏、野蛮”“有暴力倾向”的危险人物，此时的英国社会似乎視而不见。而后，当英国社会发现了新的对其盲目的国际“民族意识”更有影响力的消费品之后，特品再次成为“有损城市形象的危险异类”。媒体和社会对特品形象的塑造经历了从“国家英雄”到“丛林野兽”的戏剧性落差极大的转变，其中是茫然不知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且对此并无发言权的特品。他只是英国社会用以消遣的玩物，对其“神化”“妖魔化”[15]的权力全然在于英国社会。麻木不仁的英国社会，一面消费着特品，一面又给予其与所享权利不对等的义务。无力偿还英国社会向其征取得高额税收，无力维持自己所爱的家庭生活，特品选择了自杀以及带走活不下去的孩子。大卫·奥卢瓦尔同样也是英国社会的受害者，被利兹警方描述作非法移民、酒鬼、罪犯和精神病患者，然而，在认识他的人如14岁的小姑娘、奥卢瓦尔同乡、好心的店铺老板和平民的描述中，他却是一个爱微笑、爱跳舞、努力学习与工作、从不惹是生非遵纪守法的市民。但在以其存在妨碍社会治安的英国社会，他最终被维护社会安全的机构虐待致死。这些反差以极具讽刺性又直戳人心的方式揭露着黑人在英国社会所面临的处境和遭遇。 非人化的对待方式，以最直接的方式宣告了黑人的无家性。族裔群体，尤其黑种英国人对重建与重返“家园”所做的尝试。幻想创设的“乐园”，结果只是背叛。即使曾有一时凭借个人的小家庭、个人的小成就得到一席之地，可以暂得休息暂求偏安的一隅，也最终沦为冷酷现实之下的易碎品。家庭在这样的现实中，已经失去了其原本在社会中的功用。没有健康的联结、失去传承与教化意义，家庭已不能够为个体提供成长所需的爱和教育，甚至连保护和共计的功用也在消解。在毫无稳定可言的世界，个人的命运与家园、社群、国家社会等紧紧相连。族裔群体在夹缝中求生存，不断地进行抗争和妥协，选择更为微小更为基础的个人存在因素，但多数尝试也最终沦为失败。这种失败导致了人心灵最深处的绝望，也成为毁灭个人的利器。在跨越近两个世纪的英国，刻板印象和种族歧视对于社会中大多数人来说，都司空见惯，不以为忤。在英国正统历史书写中，黑人是隐形的、无声的“他者”，极少发声，甚至绝少出现。黑人作为下等人，与白人“优越种族”相比之下的“劣等民族”，在英国不被接纳和认可。这些来自殖民地的族裔群体，他们的故国也是与他们同样的命运，在被彻底利用之后，留下难以收拾的烂摊子，举步维艰地求生存。许多人来到宗主国，谋求生存空间而不得，故国也难回。他们的后代则更是，全然接受英式教育，甚至与故国文化出现断层，难以适应也无法对故国产生归属感。
考文献：
[1][2][3][4][5][6]Rosemar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6， p.2， p.2， p.2， p.2， p.2.
[7][8]冯品佳：《书写北美 建立家园：穆克杰的家园政治》[J]，台湾大学外文系《中外文学》 1997（12）.
[9][10][11] Caryl Phillips， “Foreigners： Three English Lives”. London： Harvill Secker， p.24.
[12] Caryl Phillips， “Foreigners： Three English Lives”. London： Harvill Secker， p.25.
[13] Caryl Phillips， “Foreigners： Three English Lives”. London： Harvill Secker， p.63.
[14][15]徐彬，卡里爾·菲利普斯《外国人》中的种族伦理内涵[J]. 国外文学2016（4）， p.128， p.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