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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导读
自古以来，中国先贤就以“天下大同”即共同社会理想为追求目标。
共产主义理想契合了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精神信仰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基础，与中国自古以来所倡导和追求的大同理想有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处。
传统大同理想中闪耀的理想主义色彩，具有不因时代发展而褪色的永恒价值。
没有什么比信念更能产生梦想，也没有什么比梦想更能孕育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这就赋予了中国梦以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使中国梦深深植根于历经数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史中。
一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乏梦想。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轴心时期”，我们的先人对理想社会就有一个朴素的梦想，这就是对大同理想的向往和憧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自古以来，中国先贤就以“天下大同”即共同社会理想为追求目标。《礼记·礼运》中有一段被后世反复引述的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这段关于大同社会的经典描述，体现了我们的先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期盼与梦想。
《礼运》篇所描绘的大同理想，虽然是在当时生产力还很不发达的自然经济背景下产生的，但从思想内容看，它超越了具体的社会形态，带有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性质，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这使得它可以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历久而弥新。事实上，自《礼运》篇正式提出大同理想以来，中国人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从来没有停止过。《吕氏春秋·贵公》明确倡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东汉公羊学家何休提出“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历史进化观，其中“升平世”类似于《礼运》篇中的“小康”社会，“太平世”则与“大同”社会相仿。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虚构了一个没有战乱和罪恶、民风淳朴、其乐陶陶的世外桃源，同现世的困苦形成鲜明对照。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并以三代之治为范式，试图建立“公天下”的制度体系。可以看出，大同理想在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一直是批判社会现实、用于返本开新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思想资源。
到了近代，面临救亡图存的压力，先进的中国人仍未放弃对大同理想的追求。在欧风美雨洗礼和中西文明碰撞中，传统的大同理想被赋予新的时代特色，转化为批判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追求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资源。旅居英国的早期改良派思想家王韬在回答英国学生提问时说，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国”，同《礼运》篇中的大同说“颇为契合”，使得提问和旁听的学生与先生“群击叹赏，以为闻所未闻”。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认为大同之制是人类公理，实现大同必须破除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等“九界”，而要“去九界”，必须废君权、兴民权、行立宪。康有为的大同观杂糅了儒家的大同理想，基督教、佛教的博爱教义以及欧洲的乌托邦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反映了大同思想在近代的新变化。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多次用大同理想阐释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他还试图把大同理想同近代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结合起来，认为“若能扩充其自由、平等、博爱之主义于世界人类，则大同盛轨，岂难致乎？”这些都表明传统大同理想可以在面对现代文明、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激扬新的生命力，都体现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要求。
尽管大同理想是多少代中国人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情结， 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无论是两千多年传统社会中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实践，还是近代以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种种尝试，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实现大同理想的现实路径。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历代的农民起义多次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的口号，太平天国运动甚至明确提出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农民阶级追求大同理想的这些尝试虽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无不以失败告终。历史证明，农民阶级不但无法找到通往大同之路，连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循环更替都无法打破。同样，近代以来通过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种种方案也不可能实现大同理想。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到头来却依然“革命尚未成功”。历史证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不但没有找到通往大同之路，连最起码的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都无法捍卫，徒留“山河梦断”的惆怅。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一句话，无论是旧式的农民反抗斗争，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的改良运动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想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方案，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更谈不上实现大同理想，中国人仍在漫漫长夜中苦苦挣扎。
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才真正找到了实现民族解放、通往大同理想的现实道路，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的“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这是一条真正的通往理想社会之路，也是通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路。
为什么自从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茫茫前路从此就有了光明、大同理想就不再只是遥不可及的彼岸？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让这么多志士仁人热切拥抱，以虽九死而犹不悔的精神执着追求？很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既占据了人类价值和道义的制高点，又是真正科学的理论，是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自从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大地后，人们发现马克思主义为之奋斗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契合了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精神信仰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基础，与中国自古以来所倡导和追求的大同理想有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处，因此能够引起普遍的强烈共鸣。然而必须看到两者之间也有着本质区别。传统的大同理想虽然描绘了一幅天下为公的美好图景，但是由于它看不到大同理想不能只建立在均贫富和礼乐教化的基础之上，而是必须以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同时由于历史局限性，也找不到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现实路径，因而终究只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乌托邦。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则向人们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进而指出了通往物质和精神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使千百年来人们心向往之的大同理想不再只是空洞的梦想。 “一唱雄鸡天下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使一个古老的泱泱大国重新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我们党带领人民迅速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恢复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并开始独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然而，当我们壮志冲天、满怀热情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也犯了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忽视了生产关系必须同生产力相适应这一客观规律，一度大刮“共产风”，幻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想要早日实现“芙蓉国里尽朝晖”的大同境域的出发点固然是好的，但这些认识和实践严重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超越了历史阶段，使中国人民在追梦的过程中遭遇了严重挫折，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这种距离社会主义理想相去甚远的状况，使党和人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得不重新思考。
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迎来了新的历史转折点。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党果断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结合基本国情提出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与现阶段共同理想的区分，提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实施“三步走”战略。正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世界的前提是物阜民丰的小康社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小康社会，正是推动社会主义向高级阶段发展的现实路径。如果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脱离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空谈大同理想、共产主义，不仅无法实现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反而会导致离梦想越来越远。只有脚踏实地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奋斗，才能最终实现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广泛深刻、波澜壮阔的巨大变革，使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使社会主义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前两步战略目标，正稳健而又充满自信地朝着第三步战略目标，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大同理想，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
温古而知今。传统大同理想中闪耀的理想主义色彩，具有不因时代发展而褪色的永恒价值。从古时的大同理想到今日的中国梦，尽管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大变迁，然而其中所蕴含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人民幸福的追求、对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期盼，却有着一脉相承的连续性。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一画面曾是多少世纪以来我们的先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式的梦想。然而到了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这个梦想已然成为一幅现实的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在为我们描绘中国梦时所谈到的“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不正表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无数先人梦寐以求的大同理想的积极弘扬者和真正践行者吗？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在朝着中国梦前行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中国梦是亿万人民自己的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只有切实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保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中国梦才会有坚实的主体。公平正义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只有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才能确保全体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只有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中国梦的实现过程才不至于偏离航向。社会和谐是人们自古以来的不懈追求和由衷向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只有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中国梦的实现才会有坚实的保障。
如今，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邓小平同志曾经发人深省地说过：“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前进道路上还会不断涌现各种困难和问题。面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我们决不能因为前行得太远而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改革开放越是深入推进，越是处在实现梦想的关键节点上，越是不能忘记理想信念，越是要坚定前进的政治方向，越是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法国大文豪雨果曾经说过，没有什么比信念更能产生梦想，也没有什么比梦想更能孕育未来。今天看似乌托邦，明天却将是活生生的现实。“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只要全体人民紧密团结、万众一心，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就一定能够顺利到达梦想的彼岸。
（责任编辑：翁淮南）
自古以来，中国先贤就以“天下大同”即共同社会理想为追求目标。
共产主义理想契合了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精神信仰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基础，与中国自古以来所倡导和追求的大同理想有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处。
传统大同理想中闪耀的理想主义色彩，具有不因时代发展而褪色的永恒价值。
没有什么比信念更能产生梦想，也没有什么比梦想更能孕育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这就赋予了中国梦以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使中国梦深深植根于历经数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史中。
一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乏梦想。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轴心时期”，我们的先人对理想社会就有一个朴素的梦想，这就是对大同理想的向往和憧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自古以来，中国先贤就以“天下大同”即共同社会理想为追求目标。《礼记·礼运》中有一段被后世反复引述的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这段关于大同社会的经典描述，体现了我们的先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期盼与梦想。
《礼运》篇所描绘的大同理想，虽然是在当时生产力还很不发达的自然经济背景下产生的，但从思想内容看，它超越了具体的社会形态，带有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性质，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这使得它可以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历久而弥新。事实上，自《礼运》篇正式提出大同理想以来，中国人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从来没有停止过。《吕氏春秋·贵公》明确倡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东汉公羊学家何休提出“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历史进化观，其中“升平世”类似于《礼运》篇中的“小康”社会，“太平世”则与“大同”社会相仿。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虚构了一个没有战乱和罪恶、民风淳朴、其乐陶陶的世外桃源，同现世的困苦形成鲜明对照。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并以三代之治为范式，试图建立“公天下”的制度体系。可以看出，大同理想在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一直是批判社会现实、用于返本开新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思想资源。
到了近代，面临救亡图存的压力，先进的中国人仍未放弃对大同理想的追求。在欧风美雨洗礼和中西文明碰撞中，传统的大同理想被赋予新的时代特色，转化为批判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追求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资源。旅居英国的早期改良派思想家王韬在回答英国学生提问时说，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国”，同《礼运》篇中的大同说“颇为契合”，使得提问和旁听的学生与先生“群击叹赏，以为闻所未闻”。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认为大同之制是人类公理，实现大同必须破除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等“九界”，而要“去九界”，必须废君权、兴民权、行立宪。康有为的大同观杂糅了儒家的大同理想，基督教、佛教的博爱教义以及欧洲的乌托邦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反映了大同思想在近代的新变化。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多次用大同理想阐释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他还试图把大同理想同近代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结合起来，认为“若能扩充其自由、平等、博爱之主义于世界人类，则大同盛轨，岂难致乎？”这些都表明传统大同理想可以在面对现代文明、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激扬新的生命力，都体现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要求。
尽管大同理想是多少代中国人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情结， 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无论是两千多年传统社会中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实践，还是近代以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种种尝试，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实现大同理想的现实路径。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历代的农民起义多次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的口号，太平天国运动甚至明确提出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农民阶级追求大同理想的这些尝试虽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无不以失败告终。历史证明，农民阶级不但无法找到通往大同之路，连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循环更替都无法打破。同样，近代以来通过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种种方案也不可能实现大同理想。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到头来却依然“革命尚未成功”。历史证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不但没有找到通往大同之路，连最起码的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都无法捍卫，徒留“山河梦断”的惆怅。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一句话，无论是旧式的农民反抗斗争，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的改良运动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想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方案，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更谈不上实现大同理想，中国人仍在漫漫长夜中苦苦挣扎。
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才真正找到了实现民族解放、通往大同理想的现实道路，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的“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这是一条真正的通往理想社会之路，也是通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路。
为什么自从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茫茫前路从此就有了光明、大同理想就不再只是遥不可及的彼岸？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让这么多志士仁人热切拥抱，以虽九死而犹不悔的精神执着追求？很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既占据了人类价值和道义的制高点，又是真正科学的理论，是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自从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大地后，人们发现马克思主义为之奋斗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契合了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精神信仰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基础，与中国自古以来所倡导和追求的大同理想有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处，因此能够引起普遍的强烈共鸣。然而必须看到两者之间也有着本质区别。传统的大同理想虽然描绘了一幅天下为公的美好图景，但是由于它看不到大同理想不能只建立在均贫富和礼乐教化的基础之上，而是必须以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同时由于历史局限性，也找不到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现实路径，因而终究只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乌托邦。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则向人们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进而指出了通往物质和精神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使千百年来人们心向往之的大同理想不再只是空洞的梦想。 “一唱雄鸡天下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使一个古老的泱泱大国重新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我们党带领人民迅速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恢复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并开始独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然而，当我们壮志冲天、满怀热情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也犯了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忽视了生产关系必须同生产力相适应这一客观规律，一度大刮“共产风”，幻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想要早日实现“芙蓉国里尽朝晖”的大同境域的出发点固然是好的，但这些认识和实践严重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超越了历史阶段，使中国人民在追梦的过程中遭遇了严重挫折，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这种距离社会主义理想相去甚远的状况，使党和人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得不重新思考。
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迎来了新的历史转折点。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党果断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结合基本国情提出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与现阶段共同理想的区分，提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实施“三步走”战略。正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世界的前提是物阜民丰的小康社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小康社会，正是推动社会主义向高级阶段发展的现实路径。如果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脱离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空谈大同理想、共产主义，不仅无法实现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反而会导致离梦想越来越远。只有脚踏实地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奋斗，才能最终实现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广泛深刻、波澜壮阔的巨大变革，使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使社会主义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前两步战略目标，正稳健而又充满自信地朝着第三步战略目标，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大同理想，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
温古而知今。传统大同理想中闪耀的理想主义色彩，具有不因时代发展而褪色的永恒价值。从古时的大同理想到今日的中国梦，尽管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大变迁，然而其中所蕴含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人民幸福的追求、对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期盼，却有着一脉相承的连续性。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一画面曾是多少世纪以来我们的先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式的梦想。然而到了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这个梦想已然成为一幅现实的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在为我们描绘中国梦时所谈到的“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不正表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无数先人梦寐以求的大同理想的积极弘扬者和真正践行者吗？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在朝着中国梦前行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中国梦是亿万人民自己的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只有切实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保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中国梦才会有坚实的主体。公平正义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只有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才能确保全体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只有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中国梦的实现过程才不至于偏离航向。社会和谐是人们自古以来的不懈追求和由衷向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只有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中国梦的实现才会有坚实的保障。
如今，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邓小平同志曾经发人深省地说过：“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前进道路上还会不断涌现各种困难和问题。面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我们决不能因为前行得太远而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改革开放越是深入推进，越是处在实现梦想的关键节点上，越是不能忘记理想信念，越是要坚定前进的政治方向，越是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法国大文豪雨果曾经说过，没有什么比信念更能产生梦想，也没有什么比梦想更能孕育未来。今天看似乌托邦，明天却将是活生生的现实。“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只要全体人民紧密团结、万众一心，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就一定能够顺利到达梦想的彼岸。
（责任编辑：翁淮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