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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道路决定命运。道路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与长期执政的最根本问题。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艰辛探索与伟大实践中，我们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色，同时又不断地与时俱进，赋予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色”和“时代色”。在“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七十多年的伟大变革中，我们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中国道路。其不仅成为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法宝;而且也深刻的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为其他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以及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和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国道路;中国现代化;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实现现代化是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时代性课题，与之相呼应，对道路问题的选择，我们也必须给出自己的答案。中国道路的历史由来，以及逻辑起点问题，当前学界有不同的论证和回应，大致的观点和理路可以分为三点：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可以追溯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认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是中国道路内在不可分割的两大组成部分;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道路与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节点是新中国的成立;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道路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笔者认为中国道路内含中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共同形成了促进中国现代化的三部曲。
一、中国道路内生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近代中国面对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风云多变的国际环境，以及“欧风美雨驰而东”暗流急涌的国内环境。古老的中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即中国往何处去，中国会临头赶上，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吗？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曾经指出的那样，“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1]早期先进中国人的苦苦探索，时间和历史证明了他们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无力的，因为我们用了将近整整八十年的时间却怎么也解答不了“先生老是欺负学生”的这一时代困惑。正如马克思所言：“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传统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诉求受制于“三个不允许”的历史限制，未曾品尝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好处却日益加深了对资本主义恶的切身感受，最终这一早期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探索也为中国的实践所证明走不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山穷水尽、万般尝试皆归失败之后，逐渐寻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并且能够促进实现现代化的中国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经过整整28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斗争，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解决了“历史往何处去的”的时代课题，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开辟了新的历史空间，遂也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
二、中国道路熔铸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立探索时期
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扫清了障碍，同时也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逻辑起点。早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号召，“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然而现实的国情却是“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4]面对着新中国现代化建设艰难的起步环境，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封锁和威胁的紧张国际局势，新中国再次“以俄为师”，全盘倒向苏联，借鉴片面发展重工业的苏联模式，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道路遂缓缓起步。
随着苏联模式弊端的日益显现，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两党分歧的日益加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了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尝试，力图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毛泽东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5]在以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指导下，党的八大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的分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将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加快我国的工业化建设进程作为我国的主要矛盾，同时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农轻重平衡发展、两条腿走路”的思想，避免了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半截子式的现代化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年探索时期为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形成奠定了思想、物质和实践基础，初步形成了实现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三、中国道路锻造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始终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近代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历史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相统一，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一条兼具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中华民族民族本色与时代要求特色的“中国道路”。其用自身的实际成效证明了中国道路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打破了西方的话语霸权，证明了当代视域下现代化的多重逻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6]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道路变得越发的成熟，所取得的中国奇迹也变得越发的显著;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成功，打破了传统的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为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7]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使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化道路变得多样化、民族化以及越发的地域化。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内含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三部曲，是合规律性和目的性的双向统一。中国道路的成功，打破了西方的现代化话语权的垄断，开扩了后发追赶型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使现代化的定义变得多元化和地域化;同时中国道路的成功加快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以自身的生动实践诠释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融，共进发展，破除了“文明冲突”的历史谬论以及西方传统“零和博弈”的思维惯性，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选择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中国近代史： 理性讲述近代中国的因应之道》，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4]《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5]《忆毛泽东——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 1995年版，第9页.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 2017-10-28.
关键词：中国道路;中国现代化;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实现现代化是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时代性课题，与之相呼应，对道路问题的选择，我们也必须给出自己的答案。中国道路的历史由来，以及逻辑起点问题，当前学界有不同的论证和回应，大致的观点和理路可以分为三点：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可以追溯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认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是中国道路内在不可分割的两大组成部分;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道路与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节点是新中国的成立;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道路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笔者认为中国道路内含中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共同形成了促进中国现代化的三部曲。
一、中国道路内生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近代中国面对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风云多变的国际环境，以及“欧风美雨驰而东”暗流急涌的国内环境。古老的中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即中国往何处去，中国会临头赶上，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吗？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曾经指出的那样，“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1]早期先进中国人的苦苦探索，时间和历史证明了他们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无力的，因为我们用了将近整整八十年的时间却怎么也解答不了“先生老是欺负学生”的这一时代困惑。正如马克思所言：“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传统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诉求受制于“三个不允许”的历史限制，未曾品尝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好处却日益加深了对资本主义恶的切身感受，最终这一早期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探索也为中国的实践所证明走不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山穷水尽、万般尝试皆归失败之后，逐渐寻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并且能够促进实现现代化的中国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经过整整28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斗争，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解决了“历史往何处去的”的时代课题，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开辟了新的历史空间，遂也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
二、中国道路熔铸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立探索时期
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扫清了障碍，同时也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逻辑起点。早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号召，“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然而现实的国情却是“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4]面对着新中国现代化建设艰难的起步环境，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封锁和威胁的紧张国际局势，新中国再次“以俄为师”，全盘倒向苏联，借鉴片面发展重工业的苏联模式，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道路遂缓缓起步。
随着苏联模式弊端的日益显现，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两党分歧的日益加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了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尝试，力图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毛泽东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5]在以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指导下，党的八大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的分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将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加快我国的工业化建设进程作为我国的主要矛盾，同时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农轻重平衡发展、两条腿走路”的思想，避免了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半截子式的现代化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年探索时期为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形成奠定了思想、物质和实践基础，初步形成了实现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三、中国道路锻造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始终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近代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历史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相统一，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一条兼具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中华民族民族本色与时代要求特色的“中国道路”。其用自身的实际成效证明了中国道路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打破了西方的话语霸权，证明了当代视域下现代化的多重逻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6]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道路变得越发的成熟，所取得的中国奇迹也变得越发的显著;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成功，打破了传统的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为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7]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使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化道路变得多样化、民族化以及越发的地域化。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内含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三部曲，是合规律性和目的性的双向统一。中国道路的成功，打破了西方的现代化话语权的垄断，开扩了后发追赶型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使现代化的定义变得多元化和地域化;同时中国道路的成功加快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以自身的生动实践诠释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融，共进发展，破除了“文明冲突”的历史谬论以及西方传统“零和博弈”的思维惯性，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选择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中国近代史： 理性讲述近代中国的因应之道》，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4]《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5]《忆毛泽东——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 1995年版，第9页.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 2017-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