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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八十又八，疾病缠身，只能在医院病榻上用记忆去打发余下的岁月。这些天来，看了迎接上海解放，纪念新中国成立的一些文章，勾起了我对六十年前那一段战斗生活的回忆，心情无法平静，历历往事涌上心头。解放战争时期，我曾在爱棠新村13号工作过一段时间，参加了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斗争，经历了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争民主和迎接新中国诞生的革命活动。
陶行知在这里逝世
记得是在1946年的4月间，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来到上海。随后，遵照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大孚出版公司亦从重庆迁到上海。很快，便在徐家汇附近的余庆路爱棠新村13号任宗德、周宗琼寓所开展工作。任宗德和周宗琼是一对爱国青年夫妇，抗战时期在四川创办国防动力酒精厂，大获成功；又兴办了面粉厂、锯木厂并涉足银行业，积累了巨额资金，是重庆有影响的青年实业家。当时，《新华日报》就自武汉迁到重庆，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报社租房子非常困难。这时，任、周夫妇结识了中共党员熊瑾玎(《新华日报》总经理)、吴克坚(《新华日报》总编辑)和周竹安，思想由爱国走向进步，冒险将住房租给《新华日报》。熊老和报社二十几位同志就住到任家，并在底楼开设了门市部。不久，任宗德见熊老和夫人朱端绶大姐与年轻人挤在一起，颇不方便，便邀请熊老夫妇搬到二楼，共住一室。靠东西墙各安一床，熊老夫妇住东床，任宗德夫妇住西床，中间拉一道布帘隔开，朝夕相处，任、周夫妇有了随时向熊老请教的机会。以后，他们对《新华日报》在经济上担负起了长期支持的任务。抗战胜利后，任、周夫妇来上海发展，买下爱棠新村13号作办公处。这是一栋三层楼的连体花园别墅，朝南有宽敞的花园，环境幽静、安全。底楼是会客厅、餐厅，二楼为大孚出版公司办公处、任、周夫妇卧室等。大孚是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下成立的第三线出版社，作为生活书店一旦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可以出来接替工作，继续和敌人进行文化斗争的一个据点。在重庆时，由陶行知邀集沙千里、翦伯赞、周竹安、任宗德、周宗琼等一起筹办，郭沫若也参与此事并说人民要大声疾呼，建议叫“大呼”出版社。但在向国民党社会局办理工商登记时，周竹安从隐蔽斗争的角度考虑，遂取了“大呼”的谐音改为“大孚”。成立时，由任宗德、周宗琼为出资人，陶行知任总编辑、沙千里任总经理。日常工作由周竹安负责，我任编辑。
同年夏天，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国统区的时局迅速恶化，陶行知被国民党列为黑名单第三名，生命受到威胁，他与任宗德商量后，来到爱棠新村13号暂住。白天他为民主运动奔走呼号，晚上为整理诗稿忙到深夜。7月25日晨，陶突患脑溢血昏厥倒地，任宗德发觉后打电话给沈钧儒求救，沈又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匆匆赶到后，陶就溘然逝世了。当天，周恩来向党中央报告，称陶“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之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大孚出资并参加了陶行知的葬礼活动，翦伯赞、任宗德和我参加在震旦大学举行的陶行知追悼大会。追悼会上翦伯赞介绍了陶行知生平事迹，在场人听了纷纷落泪，为陶先生献身民主的精神所感动，决心沿着他的足迹在反独裁、争民主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周恩来指示创办昆仑影业公司
陶行知追悼会后，周恩来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周公馆)紧急约见了翦伯赞、任宗德、周宗琼，周恩来说：“陶先生的事业党要支持，大孚出版公司要继续办下去。”他指定翦伯赞接替陶行知出任大孚总编辑。周恩来又对任宗德说，要在上海办一家电影制片厂，用来安置抗战胜利后从内地来到上海的部分左翼文艺界人士，同时可以占领国统区的电影文化阵地。
很快，在阳翰笙等人的支持下任宗德等创办了昆仑影业公司，陆续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影片，可以说是达到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高潮，《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名片至今尚为人们津津乐道。同时，为了悼念陶行知，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进行控诉与反击，翦伯赞同周竹安商定，决定赶排出版《行知诗歌集》。周竹安和我为责任编辑，我还担任校对，最后请郭老对《诗歌集》作了校读并撰写一篇《校后记》。《行知诗歌集》出版后，甚受读者的欢迎，短短时间里先后印行三次，对鼓舞国统区人民的斗志很有积极意义。
大孚新任总编辑翦伯赞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之下从事统战和理论宣传工作，还在艰苦岁月中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中国史纲》一、二两卷，第一卷(史前史、殷周史)由生活书店出版，第二卷(秦汉史)由大孚出版。翦老在秦汉史序言中说；“不管时代如何苦难，我总是走自己的路。”中国史学界之前还没有一本关于秦汉史的专著，《中国史纲》出版后甚受读书界的欢迎，很快销售一空。之后，大孚还陆续推出了郭沫若的《沸羹集》、《天地玄黄》，刘启戈翻译的《世界通史》(美国海恩著)等著作，为在国统区传播进步文化作出了贡献。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一个据点
那时，张澜、郭沫若、沈钧儒、章伯钧、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等民主人士先后来到上海，积极投入了爱国民主运动。他们又是任宗德、周宗琼的挚友，经常来任、周寓所聚会和商议工作。一时，爱棠新村13号成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一个据点。我每天去爱棠新村上班，周竹安、金先倜夫妇也住在二楼；三楼原先陶行知住过的卧室由罗隆基(民盟中央常委)居住。当时民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组织，强令其自行解散，并将民盟主席张澜监视起来。这时，党组织要求大孚出版公司出面在上海接待罗隆基。当时接待罗是要冒政治风险的，但是我们仍然接受这一接待任务，将他安置在爱棠新村13号三楼。后来，罗被国民党软禁在虹桥疗养院(今徐汇区中心医院)，大孚仍照顾罗的生活。我曾几次去虹桥疗养院探望他，向他表示慰问和送生活费。那时中午，任宗德夫妇、周竹安夫妇、罗隆基和我在底楼餐厅吃午餐，虽然时局很紧张，大家还是讲一些感兴趣的话题，交换见闻和信息，饭后各自又去忙自己的工作。有时会聚在一起小饮对酌，酒酣处谈及时局，无不感到忧虑。正因为这些著名民主人士经常出入爱棠新村13号，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我们受到监视。我经常接到骚扰电话；有一次特务还找上门来责问：为什么陶行知逝世在这里等等。
翦伯赞住在愚园路中实新村，遵照党的指示，与一些著名教授组织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还撰写文章支持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政治生活非常活跃。为此，他被特务严密监视，甚至还收到过特务插到门缝里的恐吓信，处境非常困难。我去中实新村向他请示工作及送生活费，经常发觉翦家前后有形迹可疑的人，我告诉了翦老，但这位正直的维吾尔族老人却沉着坚定，泰然处之。1947年10月的一天，他告诉我将转道香港去解放区。听到这一消息，我为他的安全感到耽心，焦虑地问他：“一路上可有危险?”他却坦然、乐观地安慰 我说“我穿了这件长袍”，他指指身上的丝绵袍子，“手里再拿本书，谁也不会注意我这个老头的”。翦老又说“我们会很快再见的!”，并嘱托我待他走后，帮他把中实新村的房屋顶出去，然后将顶房款交给翦师母戴淑婉。我奔走了两天才办妥这事，再安排翦师母离开上海去香港。翦老到港后，为香港的民主运动又做了许多工作。翌年11月离港赴东北解放区转北平，翦老作为民主教授的代表，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翦老走后，大孚日常工作由周竹安和我负责。但周竹安另负有党的秘密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南京、上海建立了一个直属中情部的上海情报系统，由吴克坚负责，周是他的助手)，周要我多承担一些大孚工作，我只得勉为其难挑起这副担子，尽力为革命多做工作。
回忆至此，我想起爱棠新村13号还有两件事值得一记。第一件事：中共代表团撤退回延安前夕，任宗德特地设宴为他们送别，为了安全宴请定在晚上。那天，来爱棠新村的有董必武、吴玉章、沈钧儒、郭沫若、史良、沙千里、翦伯赞、华岗、陈家康等十余人。由任宗德从重庆聘来的大厨王师傅掌勺，菜肴以川、湘味为主，董老、吴老、郭老、翦老都是巴蜀两湖人士，沈老虽是浙江人但久居重庆，麻辣口味亦能适应。席间，董老讲了当前时局和党的任务，说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应该充满信心。虽说是宴请，使我们受了一次难忘的形势教育，受到很大的鼓舞，明确了今后斗争的方向。结束时，大家互道珍重，决心冲破眼前的黑暗，去迎接新中国共和国的曙光。
另一件事：1947年的5月间，周竹安陪吴克坚来爱棠新村13号。吴克坚说：有一处地下机关需要紧急转移，急需黄金50两。吴希望大孚出版公司能以顶房名义将拉都路敦和里(今襄阳南路306弄)的一处房屋顶下来，然后让地下机关安全转移。周宗琼要我立即去办理顶房手续，然后要我搬进去居住，一直住到年底。
任宗德变卖爱棠新村13号支持革命文化事业
1948年秋天，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节节败退，解放战争胜利在望。这时，国统区的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经济全面崩溃，昆仑影业公司一时陷入了巨大的财政危机。任宗德为了完成周恩来的嘱托，要维持昆仑职工的基本生计，还要保障主创人员较优厚的生活待遇；对遵照党的指示撤离上海的史东山、蔡楚生等，要安全护送，并在抵达香港后安排住所及供给生活经费等。为此，周宗琼赴四川采购了几船粮食，顺长江运到上海，分发给昆仑职工，解决大家的断米之炊。任宗德则四处筹措资金，最后又毅然变卖了爱棠新村13号，换得黄金670两，使昆仑得以维持。于是，大孚出版公司就搬到霞飞路(今淮海路)永业大楼办公。1948年底，吴克坚派周竹安立即赶赴长沙，架设与党中央联络的秘密电台，策动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起义。临行，周竹安同我谈话，他说“快解放了”，要我留下守摊子，将大孚工作维持到上海解放。
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难度过的前夜，我一直牢记翦伯赞、周竹安老一辈革命家暂别时说的话：“快解放了”，“我们会很快再见的”。就这样，在党的这一文化战线上，我一直坚持到1949年上海解放。5月下旬，就从郊外传来一阵阵炮声，我知道这是行将解放上海的炮声。27日清晨，我从永业大楼走到淮海路上，看到人民解放军进入市区，受到市民的夹道欢迎，场面热烈，我在欢迎队伍中激动得热泪盈眶。上海解放没几天，上海文管会新闻出版处的许觉民(洁泯)通知我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报到。接着，我被调去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工作。
1951年春，我接到周竹安(当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负责机要工作，后任驻保加利亚大使)的一个电话，说任宗德(当时为昆仑影业公司总经理，为电影《武训传》来北京)来京约在东安市场见面。见面后任宗德说，为了适应新中国文化事业的需要，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决定将上海三家与党有联系的出版社海燕书店(由进步出版家俞鸿模创办)、群益出版社(由郭沫若创办)、大孚出版公司合并成一家新的出版社，要我回上海代表大孚参加这一机构工作。一时，我拿不定主意，周竹安见我面有难色，便建议我去征求一下翦伯赞的意见。次日，我去北京大学燕东园看望了翦伯赞(当时为北大历史系主任)，翦老听完了我的汇报就说：“陶行知先生的事业应该继续下去。可以去，这个工作适合你。”我立即返回上海，参加新文艺出版社(今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身)的筹办工作。在筹办期间的一次社务会议上我曾就大孚版的《行知诗歌集》提出重版建议，但不久因发生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政治运动，涉及到了陶行知，《行知诗歌集》未能再版。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行知诗歌集》才由范用兄主持的三联书店再版，这是后话。
1951年底，华东局宣传部派文艺处处长刘雪苇和王元化(文艺处文学科长)分任新文艺出版社的社长与总编辑，编辑部成员有梅林、耿庸、罗洛、张中晓等。我为出版科长，后调任经理部秘书。至此，大孚出版公司完成了党赋予的第三线光荣任务，开始了新的一页。
(王大象整理)
责任编辑 秦明章
陶行知在这里逝世
记得是在1946年的4月间，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来到上海。随后，遵照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大孚出版公司亦从重庆迁到上海。很快，便在徐家汇附近的余庆路爱棠新村13号任宗德、周宗琼寓所开展工作。任宗德和周宗琼是一对爱国青年夫妇，抗战时期在四川创办国防动力酒精厂，大获成功；又兴办了面粉厂、锯木厂并涉足银行业，积累了巨额资金，是重庆有影响的青年实业家。当时，《新华日报》就自武汉迁到重庆，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报社租房子非常困难。这时，任、周夫妇结识了中共党员熊瑾玎(《新华日报》总经理)、吴克坚(《新华日报》总编辑)和周竹安，思想由爱国走向进步，冒险将住房租给《新华日报》。熊老和报社二十几位同志就住到任家，并在底楼开设了门市部。不久，任宗德见熊老和夫人朱端绶大姐与年轻人挤在一起，颇不方便，便邀请熊老夫妇搬到二楼，共住一室。靠东西墙各安一床，熊老夫妇住东床，任宗德夫妇住西床，中间拉一道布帘隔开，朝夕相处，任、周夫妇有了随时向熊老请教的机会。以后，他们对《新华日报》在经济上担负起了长期支持的任务。抗战胜利后，任、周夫妇来上海发展，买下爱棠新村13号作办公处。这是一栋三层楼的连体花园别墅，朝南有宽敞的花园，环境幽静、安全。底楼是会客厅、餐厅，二楼为大孚出版公司办公处、任、周夫妇卧室等。大孚是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下成立的第三线出版社，作为生活书店一旦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可以出来接替工作，继续和敌人进行文化斗争的一个据点。在重庆时，由陶行知邀集沙千里、翦伯赞、周竹安、任宗德、周宗琼等一起筹办，郭沫若也参与此事并说人民要大声疾呼，建议叫“大呼”出版社。但在向国民党社会局办理工商登记时，周竹安从隐蔽斗争的角度考虑，遂取了“大呼”的谐音改为“大孚”。成立时，由任宗德、周宗琼为出资人，陶行知任总编辑、沙千里任总经理。日常工作由周竹安负责，我任编辑。
同年夏天，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国统区的时局迅速恶化，陶行知被国民党列为黑名单第三名，生命受到威胁，他与任宗德商量后，来到爱棠新村13号暂住。白天他为民主运动奔走呼号，晚上为整理诗稿忙到深夜。7月25日晨，陶突患脑溢血昏厥倒地，任宗德发觉后打电话给沈钧儒求救，沈又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匆匆赶到后，陶就溘然逝世了。当天，周恩来向党中央报告，称陶“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之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大孚出资并参加了陶行知的葬礼活动，翦伯赞、任宗德和我参加在震旦大学举行的陶行知追悼大会。追悼会上翦伯赞介绍了陶行知生平事迹，在场人听了纷纷落泪，为陶先生献身民主的精神所感动，决心沿着他的足迹在反独裁、争民主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周恩来指示创办昆仑影业公司
陶行知追悼会后，周恩来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周公馆)紧急约见了翦伯赞、任宗德、周宗琼，周恩来说：“陶先生的事业党要支持，大孚出版公司要继续办下去。”他指定翦伯赞接替陶行知出任大孚总编辑。周恩来又对任宗德说，要在上海办一家电影制片厂，用来安置抗战胜利后从内地来到上海的部分左翼文艺界人士，同时可以占领国统区的电影文化阵地。
很快，在阳翰笙等人的支持下任宗德等创办了昆仑影业公司，陆续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影片，可以说是达到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高潮，《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名片至今尚为人们津津乐道。同时，为了悼念陶行知，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进行控诉与反击，翦伯赞同周竹安商定，决定赶排出版《行知诗歌集》。周竹安和我为责任编辑，我还担任校对，最后请郭老对《诗歌集》作了校读并撰写一篇《校后记》。《行知诗歌集》出版后，甚受读者的欢迎，短短时间里先后印行三次，对鼓舞国统区人民的斗志很有积极意义。
大孚新任总编辑翦伯赞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之下从事统战和理论宣传工作，还在艰苦岁月中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中国史纲》一、二两卷，第一卷(史前史、殷周史)由生活书店出版，第二卷(秦汉史)由大孚出版。翦老在秦汉史序言中说；“不管时代如何苦难，我总是走自己的路。”中国史学界之前还没有一本关于秦汉史的专著，《中国史纲》出版后甚受读书界的欢迎，很快销售一空。之后，大孚还陆续推出了郭沫若的《沸羹集》、《天地玄黄》，刘启戈翻译的《世界通史》(美国海恩著)等著作，为在国统区传播进步文化作出了贡献。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一个据点
那时，张澜、郭沫若、沈钧儒、章伯钧、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等民主人士先后来到上海，积极投入了爱国民主运动。他们又是任宗德、周宗琼的挚友，经常来任、周寓所聚会和商议工作。一时，爱棠新村13号成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一个据点。我每天去爱棠新村上班，周竹安、金先倜夫妇也住在二楼；三楼原先陶行知住过的卧室由罗隆基(民盟中央常委)居住。当时民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组织，强令其自行解散，并将民盟主席张澜监视起来。这时，党组织要求大孚出版公司出面在上海接待罗隆基。当时接待罗是要冒政治风险的，但是我们仍然接受这一接待任务，将他安置在爱棠新村13号三楼。后来，罗被国民党软禁在虹桥疗养院(今徐汇区中心医院)，大孚仍照顾罗的生活。我曾几次去虹桥疗养院探望他，向他表示慰问和送生活费。那时中午，任宗德夫妇、周竹安夫妇、罗隆基和我在底楼餐厅吃午餐，虽然时局很紧张，大家还是讲一些感兴趣的话题，交换见闻和信息，饭后各自又去忙自己的工作。有时会聚在一起小饮对酌，酒酣处谈及时局，无不感到忧虑。正因为这些著名民主人士经常出入爱棠新村13号，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我们受到监视。我经常接到骚扰电话；有一次特务还找上门来责问：为什么陶行知逝世在这里等等。
翦伯赞住在愚园路中实新村，遵照党的指示，与一些著名教授组织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还撰写文章支持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政治生活非常活跃。为此，他被特务严密监视，甚至还收到过特务插到门缝里的恐吓信，处境非常困难。我去中实新村向他请示工作及送生活费，经常发觉翦家前后有形迹可疑的人，我告诉了翦老，但这位正直的维吾尔族老人却沉着坚定，泰然处之。1947年10月的一天，他告诉我将转道香港去解放区。听到这一消息，我为他的安全感到耽心，焦虑地问他：“一路上可有危险?”他却坦然、乐观地安慰 我说“我穿了这件长袍”，他指指身上的丝绵袍子，“手里再拿本书，谁也不会注意我这个老头的”。翦老又说“我们会很快再见的!”，并嘱托我待他走后，帮他把中实新村的房屋顶出去，然后将顶房款交给翦师母戴淑婉。我奔走了两天才办妥这事，再安排翦师母离开上海去香港。翦老到港后，为香港的民主运动又做了许多工作。翌年11月离港赴东北解放区转北平，翦老作为民主教授的代表，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翦老走后，大孚日常工作由周竹安和我负责。但周竹安另负有党的秘密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南京、上海建立了一个直属中情部的上海情报系统，由吴克坚负责，周是他的助手)，周要我多承担一些大孚工作，我只得勉为其难挑起这副担子，尽力为革命多做工作。
回忆至此，我想起爱棠新村13号还有两件事值得一记。第一件事：中共代表团撤退回延安前夕，任宗德特地设宴为他们送别，为了安全宴请定在晚上。那天，来爱棠新村的有董必武、吴玉章、沈钧儒、郭沫若、史良、沙千里、翦伯赞、华岗、陈家康等十余人。由任宗德从重庆聘来的大厨王师傅掌勺，菜肴以川、湘味为主，董老、吴老、郭老、翦老都是巴蜀两湖人士，沈老虽是浙江人但久居重庆，麻辣口味亦能适应。席间，董老讲了当前时局和党的任务，说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应该充满信心。虽说是宴请，使我们受了一次难忘的形势教育，受到很大的鼓舞，明确了今后斗争的方向。结束时，大家互道珍重，决心冲破眼前的黑暗，去迎接新中国共和国的曙光。
另一件事：1947年的5月间，周竹安陪吴克坚来爱棠新村13号。吴克坚说：有一处地下机关需要紧急转移，急需黄金50两。吴希望大孚出版公司能以顶房名义将拉都路敦和里(今襄阳南路306弄)的一处房屋顶下来，然后让地下机关安全转移。周宗琼要我立即去办理顶房手续，然后要我搬进去居住，一直住到年底。
任宗德变卖爱棠新村13号支持革命文化事业
1948年秋天，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节节败退，解放战争胜利在望。这时，国统区的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经济全面崩溃，昆仑影业公司一时陷入了巨大的财政危机。任宗德为了完成周恩来的嘱托，要维持昆仑职工的基本生计，还要保障主创人员较优厚的生活待遇；对遵照党的指示撤离上海的史东山、蔡楚生等，要安全护送，并在抵达香港后安排住所及供给生活经费等。为此，周宗琼赴四川采购了几船粮食，顺长江运到上海，分发给昆仑职工，解决大家的断米之炊。任宗德则四处筹措资金，最后又毅然变卖了爱棠新村13号，换得黄金670两，使昆仑得以维持。于是，大孚出版公司就搬到霞飞路(今淮海路)永业大楼办公。1948年底，吴克坚派周竹安立即赶赴长沙，架设与党中央联络的秘密电台，策动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起义。临行，周竹安同我谈话，他说“快解放了”，要我留下守摊子，将大孚工作维持到上海解放。
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难度过的前夜，我一直牢记翦伯赞、周竹安老一辈革命家暂别时说的话：“快解放了”，“我们会很快再见的”。就这样，在党的这一文化战线上，我一直坚持到1949年上海解放。5月下旬，就从郊外传来一阵阵炮声，我知道这是行将解放上海的炮声。27日清晨，我从永业大楼走到淮海路上，看到人民解放军进入市区，受到市民的夹道欢迎，场面热烈，我在欢迎队伍中激动得热泪盈眶。上海解放没几天，上海文管会新闻出版处的许觉民(洁泯)通知我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报到。接着，我被调去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工作。
1951年春，我接到周竹安(当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负责机要工作，后任驻保加利亚大使)的一个电话，说任宗德(当时为昆仑影业公司总经理，为电影《武训传》来北京)来京约在东安市场见面。见面后任宗德说，为了适应新中国文化事业的需要，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决定将上海三家与党有联系的出版社海燕书店(由进步出版家俞鸿模创办)、群益出版社(由郭沫若创办)、大孚出版公司合并成一家新的出版社，要我回上海代表大孚参加这一机构工作。一时，我拿不定主意，周竹安见我面有难色，便建议我去征求一下翦伯赞的意见。次日，我去北京大学燕东园看望了翦伯赞(当时为北大历史系主任)，翦老听完了我的汇报就说：“陶行知先生的事业应该继续下去。可以去，这个工作适合你。”我立即返回上海，参加新文艺出版社(今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身)的筹办工作。在筹办期间的一次社务会议上我曾就大孚版的《行知诗歌集》提出重版建议，但不久因发生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政治运动，涉及到了陶行知，《行知诗歌集》未能再版。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行知诗歌集》才由范用兄主持的三联书店再版，这是后话。
1951年底，华东局宣传部派文艺处处长刘雪苇和王元化(文艺处文学科长)分任新文艺出版社的社长与总编辑，编辑部成员有梅林、耿庸、罗洛、张中晓等。我为出版科长，后调任经理部秘书。至此，大孚出版公司完成了党赋予的第三线光荣任务，开始了新的一页。
(王大象整理)
责任编辑 秦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