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宣布了浦东开发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经过20年的开发开放建设,一个现代化、外向型、多功能的新浦东在黄浦江东岸初步建成。地区生产总值从20年前的60多亿增加到当前的4000亿,各类金融机构达603家,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已达2100万标箱,浦东机场的年货邮吞吐量超过250万吨,浦东已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核心功能区域。浦东的城市形态见证了浦东一年一个样的基础设施建设;浦东人的神态体现了先行先试、勇于创新的浦东精神;浦东新区的生态更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佳选择。20年的辉煌历程令人自豪,而那些细小的足迹有时更使人难以忘怀,从以下一组文章中,我们似乎又听到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春潮之声。
难忘的423天 杨昌基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浦东开发开放已经整整20年了。20年前,组织上调我参加浦东早期开发开放工作,紧张的岁月至今仍清晰地映现在眼前,令我终身难忘。
1990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经曾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上海市委老领导胡立教同志的鼎力推荐,我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秘书长调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主任。
1990年5月15日,我到浦东开发办走马上任。当时已年近58岁。我想,我如果干到60岁的话,总共才730天,能干多少事?我是一天一天算,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算,来日不长,时不我待,我要争分夺秒地干,尽可能地多干点。
当然,多干并不是只靠自己一个人去包打天下地单干,而是调动开发办一班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合力去干。我当时的为政“要诀”是:多出点子,用好干部,培养干部。浦东开发开放最缺的是人才,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是当务之急。
当时担任浦东开发办研究室主任的王安德要出国培训。有关同志请示我,放还是不放?有人认为浦东开发正处初创时期,人手少、事务忙,主张不放。我说“放”。我把安德的副手找来,叫他们顶一顶。后来朱晓明、张贤训、舒榕斌等浦东开发办的“大将”都陆续送出去培训。我认为越忙越要出去学,这批人今后回来可以干的时间长着呢。有人担心干部送出去后不回来,我说,浦东开发搞得轰轰烈烈,浦东的前景那样诱人,他们能不回来?要有远见嘛!
如今,当年送出去培训的这些年轻同志,都成了浦东开发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和顶梁柱,出国培训使他们如虎添翼,在浦东开发开放中大显身手。
当时我还兼任浦东规划院院长。这是一个没有“院”的规划院,而且是正局级单位,市规划院却是副局级单位。我就跟市规划院领导打招呼说,我们是假的,你们是真的。
我到开发办后,和班子成员研究分工。我说,各位原分工干什么,仍干什么。沙麟、黄奇帆、李佳能一个个谈了自己的想法,都对原来的分工没意见。我说,原来怎么分工仍怎么分工,一律不动。
有人问我,班子成员原来分工不动,那你干什么?
我笑笑说,浦东开发要靠大家的积极性,我作为班长,把大家召在一起,谁愿意干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们没分到的事,如形态规划和经济规划怎么结合?产业政策如何确定?你们没想到的事,由我来管。我来出点子,点子变成决策后,谁愿意干就让谁去干。
在浦东早期开发阶段,钱从哪里来是首要问题。我认为,中央关于土地批租的政策是最大的优惠。这就是钱,越快实行越有钱。
当时,朱镕基市长叫我筹建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个开发区,尽快启动十几平方公里土地。按1平方公里开发成本2亿算,需开发资金20多亿。镕基同志说,一个公司给你3亿,滚动起来用。过了几天,镕基同志又对我说,三个公司给9亿不行,因为振兴和改造上海也要花钱。这样吧,一个公司给1个亿,先张罗起来吧!
我回到开发办立即向大家做了传达。“从一家给3个亿,砍到一家给1个亿,怎么办?”大家感到十分为难。我对大家说,浦东开发主要靠土地增值,土地政策是含金量最高的政策,我们要利用好。过了几天,朱镕基同志即将离开上海赴北京工作了。临行前,他又对我说,先少给一点,马上启动要多少钱?我当时感到难以启齿。想了想后对朱镕基同志说,那就一个公司给3000万吧!
“能行吗?”镕基同志问道,可能他也意识到,这一数字毕竟太少了些。当时,我这么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已经把三个开发公司的启动资金从向政府要钱转到了向市场筹钱。办法就是“财政投入,支票转让,收入上缴,土地到位”,俗称“土地出让,空转启动”。后来,这一办法被中共中央党校一个副校长概括为“空手道”。“空转启动”的程序是这样的:由市财政局按土地出让价格开出支票给开发公司,作为政府对企业的资本投入;开发公司再开出支票付给市土地局,并签订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合同;市土地局出让土地使用权以后,从开发公司所得到的出让金再全部上缴市财政局。通过这样一个资金“空转”的过程,达到“出让土地,启动开发”的目的。
当时,我对镕基同志说,土地空转,千分之四归中央,叫财政拿空头支票,土地局拨土地,公证处公证,按60元1个平方米算,4平方公里土地财政拿2.4亿出来。
“那就这样先搞起来吧。”镕基同志的话语中寄予信任和希望。我将这情况在班子内进行了传达。
当时,年轻的浦东开发办副主任黄奇帆一听就来了劲,自告奋勇地请战,由他来具体操作。观念一新,土地也能变成金。三个开发公司有了这样一笔“土地空转”启动资金,浦东三个开发公司的实质性启动就加快了步伐。
“领导班子出思想火花,谁愿意操作,谁出来操作。”我当时的领导方法就是这样。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浦东,这是浦东早期开发建设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和我的同事们为此花费了大量精力。我们确定了一个重要方针,就是“规划先行”。因为规划是城市开发建设的灵魂,而城市功能的确定,则是规划的关键。我们当时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浦东作为上海的一个新城区,必须抓产业制高点,不能单一搞传统工业。要大力发展金融、商贸、航空、航运、信息咨询等服务功能。城市的服务功能越完善,它的辐射力、凝聚力、影响力就越大。
浦东既然要建成国际一流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其形态规划就必须与经济规划相匹配。所以,浦东开发的早期,我们花了很大精力,开展了陆家嘴沿江CBD地区的城市配套规划的国际设计招标竞赛,依靠国际智力,搞出了一个国际一流的城市形态规划以及交通规划,这就为以后的大开发、大建设打下了基础。
以后,市里又叫我兼任市外资委副主任。这样,我常常上午跑浦西,下午跑浦东,两头来回跑。为什么我能在浦东开发办的人手那么少的情况下,腾出精力来两头兼顾呢?因为,我们的班子团结,互相帮助,互相补台,齐心协力干。班子里没有疙疙瘩瘩的事。
我在浦东心情愉快地工作了423天,于1991年8月,奉调北京工作。这短暂的令人难忘的423个日日夜夜,至今仍令我十分怀念。
(作者于1990-1991年任上海市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主任)
难忘的一年 夏克强
我参与浦东开发比较早,在担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时,就协助倪天增副市长抓浦东规划。1990年4月18日,李鹏总理宣布浦东开发后,市委决定建立浦东开发办,整个筹备工作我都参加了。记得1990年4月30日朱镕基市长找我和市委组织部领导布置任务,要求组织部三天之内搞好浦东开发办的班子,要求我三天落实浦东开发办的办公地点,保证开发办正式挂牌开张。
三天,要完成“招兵买马”、“安营扎寨”的任务,真可谓是“十万火急”。浦东开发,机遇难得,时不再来啊。谁心里不急。几代人的梦想,今朝有幸重担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肩上,能不激动,能不闻风而动吗!
我接到任务后,马上把市房地局和黄浦区政府的领导找来,研究朱镕基市长下达的任务。大家马上提供了三四处房子,决定第二天就一起去现场查看。
第二天,我和市房地局、黄浦区的领导驱车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查看。结果,一处都未看中。当车行驶到浦东大道黄浦区文化馆时,无意中看到有一幢墙壁斑驳的小楼,觉得很好。
大家当机立断,拍板定了下来。马上装修,买家具。
经过三天三夜的紧张工作,房子按时交了出来。组织部也从全市各个部门抽了十几员精兵强将。两项任务,都准时圆满完成。
1991年8月,浦东开发办主任杨昌基同志奉调到国家经贸委工作。市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在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同时兼浦东开发办主任。后由市人大正式任命。由市人大任命的浦东开发办主任就此一任。
我从1991年8月至1992年8月,在浦东开发办工作整整一年。这是令我终生难忘的一年。
当时国内外大量企业和客商涌入浦东,一个半天我们要谈4~5块土地批租。市里有关部门都很支持,15~20分钟市规划局就批掉,图章敲好,工作十分紧张,效率很高。开发办底楼有一块小告示板,从早到晚,接待任务都排得满满的。大家的工作节奏快极了,来不得半点懈怠和松劲。
在起步阶段,浦东新区就紧紧瞄准世界一流城市的目标,建设具有合理的产业发展布局、先进的综合交通网络、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便捷的通讯信息系统和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的现代化城区。
当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碰到了一些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如:浦东—浦西一体化发展的问题;浦东新区现有城市化地区拆迁量大,开发成本较高的问题;国际资金分流,竞争加剧,资金筹措难度增大的问题等。
在浦东新区的开发面临着希望与挑战、困难与机遇的变化和消长中,我们当时采取的对策是:
1. 依托浦西,发挥优势,加速开发进程
上海老市区是中国主要的工业基地、最大的港口和重要的经济、科技、信息中心,这里基础雄厚、人才济济,具有较强的适应性、灵活性和多样性。上海的经济贸易始终与国际市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些都给浦东开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们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打好时间差,发挥新区内现有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用好优惠政策,促使其迅速朝外向型经济转化。在浦东现有市政基础设施较好的情况下,力争缩短投入和产出的周期,降低风险系数,吸引世界各地投资,加快开发进程。
2. 抓紧政策细则和规划制定工作,提高办事效率,增加投资吸引力
我到浦东开发办时已经有了一批政策文本,后又制定了一些新的规案条文。对此要进一步加以细化和完善,抓紧制定社会经济发展和能够体现一流城市水准的总体规划。做好详细规划的超前准备工作和开发建设规划的应急制定工作,及时向中外投资者提供相关资料。同时,简化外商投资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为外商投资提供“一条龙”服务,切实改善投资“软”环境。
3.政府干预地价,降低开发成本,优惠出让工业用地
如何把握浦东新区起步阶段的地价,是开发能否顺利起步的重要因素。为此,当时上海市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实施两条原则:第一,尽可能降低土地开发成本;第二,在开发初期,将以低于开发成本的地价向投资者出让工业用地。对一些符合新区产业导向,有发展后劲的项目,如:引进先进技术、扩大出口创汇、适应国内外市场需要的新产品等,土地价格可以更加优惠。
4. 利用优惠政策,广辟融资渠道
我们当时的融资渠道主要有四个:第一,是中央政府贷款拨款65亿。李鹏总理1991年来沪视察后,中央决定给予浦东新区进一步贷款、发行债券和股票的政策,予以更大的支持。第二,是上海财政节余,5年可以有几十亿的投入。第三,是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发行浦东开发债券、股票,从社会集资。再如,通过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吸纳资金等。第四,是吸引外资投入,包括国际金融组织和政府贷款、项目投资等。此外,国内各省市对浦东开发的关注和兴趣日趋浓厚,安徽、山东、江苏等省已决定投资开发。
5.争取国家投入一批大项目,形成新支柱产业
根据中央关于浦东新区引进技术要高,产业发展层次要高的要求,“八五”期间,积极争取国家在浦东新区建设一批技术密集度高的重大骨干项目,以支持浦东新区尽快形成微电子、通讯、新型材料和轿车、飞机零部件等新兴支柱产业。目前张江高科技园区所形的开发规模,与当时国家有关重大项目的投入是分不开的。
(作者于1991-1992年任上海市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主任)
1993年元旦那一天 赵启正
1993年元旦那一天,是浦东历史上值得记住的大日子。
1990年4月18日,李鹏总理在上海宣布浦东开发,他说:“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浦东开发的帷幕就此拉开了。由于规划的浦东地图包括了上海市三区两县的地域,五个交接面的人财物的划分和交割工作量巨大,浦东一时还不能成为一个整体的行政区。为此上海市及时成立了杨昌基同志为主任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统筹协调浦东开发的工作。
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南下视察,又来到上海。他再次谈到了浦东开发的问题。“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可以搞得更快一点。”他说:“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我相信可以后来者居上。”他的话,给了上海人民极大鞭策和鼓舞。为落实他的讲话精神,上海迅速提出一个重要的决策,并经过国务院批复——决定从1993年1月开始浦东新区建制为一个整体的行政区。
从这一天开始,浦东新区在建制上获得了更有利于统一规划和高效工作的保障,也拥有了登上国内外交往舞台的整体身份。
1992年12月31日那天晚饭后,在位于浦东的原黄浦区文化宫,也就是后来的浦东新区办公室大门前,大家为了举行新区的成立和挂牌仪式进行着简单的布置。实际上,这个仪式就是要在浦东大道的街面上举行,因为当时浦东也真的找不到一个更为像样的场所。大家在大门的铁栏上挂起了一个红布横幅,写着“庆祝浦东新区成立”几个大字,还搭了一个不高的临时讲台。为了干净整齐,大伙儿准备在夜深人静时再次清扫门前的大街。
晚上11点,天越发冷了,我又去了现场,那里已经清扫完毕。只见在大门前,一辆桑塔纳轿车停在那里,负责仪式安排的王鸿祥工程师坚持留在车里,不肯离去。他说,只有聘用的警卫值班我不放心,我要在此看守一夜,以免出现任何问题而影响仪式,明天也可以较早地就地维持秩序。我为王工程师对浦东开发的激情所感动,也就没有劝他回家。这样,他就在大马路上度过了这难忘的一夜。我相信这也是他人生中难以忘怀的。
显得特别漫长的1992年的最后一晚过后,1993年的第一天终于到来了。早晨,阳光特别明媚,来到成立仪式现场的,除了市委、市政府的各位领导,浦东新区和各区县的代表,以及浦东当地的居民代表之外,浦东民众扶老携幼直涌到大马路的对面,有人估计,包括流动的人数,有近千人之多。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
上午9点半,浦东新区成立和挂牌仪式正式开始了。在锣鼓声和鞭炮声中,吴邦国书记和黄菊市长为浦东新区工作党委和管委会揭了牌。我作为新区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走向那个不高的讲台,做了一个三四分钟的就职演说。
整个仪式只用了20分钟,但是人们在结束后还久久不愿散去,就在街上和浦东管委会的干部们亲切地交谈起来。一位姓赵的老人与我谈得兴致勃勃,他说他84岁了,是退休工人,在浦东住了快53年。他问我他能不能看到浦东开发的成功,我说您老好好保养,心情愉快,充满信心,就能益寿延年。不仅能让您看到浦东开发的进展,也许还能让您住上浦东新居。中午我出大门去吃饭时(那时浦东管委会没有职工食堂,大家就在对面的原浦东中心医院,后来的东方医院的食堂就餐),发现赵老先生还在那里,他说,我还要跟你说句话:“浦东如果没有开发,我这一辈子也就看不到什么是现代化了,赵市长你可要努力啊!”他的话对我是一直没有忘记的鼓励。后来我还委托一位在浦东挂职的作家替我几次去看他。我和他在街头相谈的照片,也送到他家中去了。这位作家回来告我,他名叫赵寿保,家里十分简陋、窄小,他的期盼就是浦东开发快点进展。我相信,如今,他们家一定早就住上了浦东新居。如果他还健在的话,他一定会为今日浦东的巨变而欣慰。
人的一生多数时日总是匆匆而过,能够记住的特殊日子屈指可数。但1993年的元旦,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一天。
(作者于1993—1998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兼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1993—1995年兼浦东新区党工委书记)
责任编辑殷之俊
难忘的423天 杨昌基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浦东开发开放已经整整20年了。20年前,组织上调我参加浦东早期开发开放工作,紧张的岁月至今仍清晰地映现在眼前,令我终身难忘。
1990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经曾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上海市委老领导胡立教同志的鼎力推荐,我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秘书长调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主任。
1990年5月15日,我到浦东开发办走马上任。当时已年近58岁。我想,我如果干到60岁的话,总共才730天,能干多少事?我是一天一天算,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算,来日不长,时不我待,我要争分夺秒地干,尽可能地多干点。
当然,多干并不是只靠自己一个人去包打天下地单干,而是调动开发办一班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合力去干。我当时的为政“要诀”是:多出点子,用好干部,培养干部。浦东开发开放最缺的是人才,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是当务之急。
当时担任浦东开发办研究室主任的王安德要出国培训。有关同志请示我,放还是不放?有人认为浦东开发正处初创时期,人手少、事务忙,主张不放。我说“放”。我把安德的副手找来,叫他们顶一顶。后来朱晓明、张贤训、舒榕斌等浦东开发办的“大将”都陆续送出去培训。我认为越忙越要出去学,这批人今后回来可以干的时间长着呢。有人担心干部送出去后不回来,我说,浦东开发搞得轰轰烈烈,浦东的前景那样诱人,他们能不回来?要有远见嘛!
如今,当年送出去培训的这些年轻同志,都成了浦东开发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和顶梁柱,出国培训使他们如虎添翼,在浦东开发开放中大显身手。
当时我还兼任浦东规划院院长。这是一个没有“院”的规划院,而且是正局级单位,市规划院却是副局级单位。我就跟市规划院领导打招呼说,我们是假的,你们是真的。
我到开发办后,和班子成员研究分工。我说,各位原分工干什么,仍干什么。沙麟、黄奇帆、李佳能一个个谈了自己的想法,都对原来的分工没意见。我说,原来怎么分工仍怎么分工,一律不动。
有人问我,班子成员原来分工不动,那你干什么?
我笑笑说,浦东开发要靠大家的积极性,我作为班长,把大家召在一起,谁愿意干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们没分到的事,如形态规划和经济规划怎么结合?产业政策如何确定?你们没想到的事,由我来管。我来出点子,点子变成决策后,谁愿意干就让谁去干。
在浦东早期开发阶段,钱从哪里来是首要问题。我认为,中央关于土地批租的政策是最大的优惠。这就是钱,越快实行越有钱。
当时,朱镕基市长叫我筹建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个开发区,尽快启动十几平方公里土地。按1平方公里开发成本2亿算,需开发资金20多亿。镕基同志说,一个公司给你3亿,滚动起来用。过了几天,镕基同志又对我说,三个公司给9亿不行,因为振兴和改造上海也要花钱。这样吧,一个公司给1个亿,先张罗起来吧!
我回到开发办立即向大家做了传达。“从一家给3个亿,砍到一家给1个亿,怎么办?”大家感到十分为难。我对大家说,浦东开发主要靠土地增值,土地政策是含金量最高的政策,我们要利用好。过了几天,朱镕基同志即将离开上海赴北京工作了。临行前,他又对我说,先少给一点,马上启动要多少钱?我当时感到难以启齿。想了想后对朱镕基同志说,那就一个公司给3000万吧!
“能行吗?”镕基同志问道,可能他也意识到,这一数字毕竟太少了些。当时,我这么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已经把三个开发公司的启动资金从向政府要钱转到了向市场筹钱。办法就是“财政投入,支票转让,收入上缴,土地到位”,俗称“土地出让,空转启动”。后来,这一办法被中共中央党校一个副校长概括为“空手道”。“空转启动”的程序是这样的:由市财政局按土地出让价格开出支票给开发公司,作为政府对企业的资本投入;开发公司再开出支票付给市土地局,并签订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合同;市土地局出让土地使用权以后,从开发公司所得到的出让金再全部上缴市财政局。通过这样一个资金“空转”的过程,达到“出让土地,启动开发”的目的。
当时,我对镕基同志说,土地空转,千分之四归中央,叫财政拿空头支票,土地局拨土地,公证处公证,按60元1个平方米算,4平方公里土地财政拿2.4亿出来。
“那就这样先搞起来吧。”镕基同志的话语中寄予信任和希望。我将这情况在班子内进行了传达。
当时,年轻的浦东开发办副主任黄奇帆一听就来了劲,自告奋勇地请战,由他来具体操作。观念一新,土地也能变成金。三个开发公司有了这样一笔“土地空转”启动资金,浦东三个开发公司的实质性启动就加快了步伐。
“领导班子出思想火花,谁愿意操作,谁出来操作。”我当时的领导方法就是这样。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浦东,这是浦东早期开发建设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和我的同事们为此花费了大量精力。我们确定了一个重要方针,就是“规划先行”。因为规划是城市开发建设的灵魂,而城市功能的确定,则是规划的关键。我们当时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浦东作为上海的一个新城区,必须抓产业制高点,不能单一搞传统工业。要大力发展金融、商贸、航空、航运、信息咨询等服务功能。城市的服务功能越完善,它的辐射力、凝聚力、影响力就越大。
浦东既然要建成国际一流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其形态规划就必须与经济规划相匹配。所以,浦东开发的早期,我们花了很大精力,开展了陆家嘴沿江CBD地区的城市配套规划的国际设计招标竞赛,依靠国际智力,搞出了一个国际一流的城市形态规划以及交通规划,这就为以后的大开发、大建设打下了基础。
以后,市里又叫我兼任市外资委副主任。这样,我常常上午跑浦西,下午跑浦东,两头来回跑。为什么我能在浦东开发办的人手那么少的情况下,腾出精力来两头兼顾呢?因为,我们的班子团结,互相帮助,互相补台,齐心协力干。班子里没有疙疙瘩瘩的事。
我在浦东心情愉快地工作了423天,于1991年8月,奉调北京工作。这短暂的令人难忘的423个日日夜夜,至今仍令我十分怀念。
(作者于1990-1991年任上海市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主任)
难忘的一年 夏克强
我参与浦东开发比较早,在担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时,就协助倪天增副市长抓浦东规划。1990年4月18日,李鹏总理宣布浦东开发后,市委决定建立浦东开发办,整个筹备工作我都参加了。记得1990年4月30日朱镕基市长找我和市委组织部领导布置任务,要求组织部三天之内搞好浦东开发办的班子,要求我三天落实浦东开发办的办公地点,保证开发办正式挂牌开张。
三天,要完成“招兵买马”、“安营扎寨”的任务,真可谓是“十万火急”。浦东开发,机遇难得,时不再来啊。谁心里不急。几代人的梦想,今朝有幸重担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肩上,能不激动,能不闻风而动吗!
我接到任务后,马上把市房地局和黄浦区政府的领导找来,研究朱镕基市长下达的任务。大家马上提供了三四处房子,决定第二天就一起去现场查看。
第二天,我和市房地局、黄浦区的领导驱车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查看。结果,一处都未看中。当车行驶到浦东大道黄浦区文化馆时,无意中看到有一幢墙壁斑驳的小楼,觉得很好。
大家当机立断,拍板定了下来。马上装修,买家具。
经过三天三夜的紧张工作,房子按时交了出来。组织部也从全市各个部门抽了十几员精兵强将。两项任务,都准时圆满完成。
1991年8月,浦东开发办主任杨昌基同志奉调到国家经贸委工作。市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在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同时兼浦东开发办主任。后由市人大正式任命。由市人大任命的浦东开发办主任就此一任。
我从1991年8月至1992年8月,在浦东开发办工作整整一年。这是令我终生难忘的一年。
当时国内外大量企业和客商涌入浦东,一个半天我们要谈4~5块土地批租。市里有关部门都很支持,15~20分钟市规划局就批掉,图章敲好,工作十分紧张,效率很高。开发办底楼有一块小告示板,从早到晚,接待任务都排得满满的。大家的工作节奏快极了,来不得半点懈怠和松劲。
在起步阶段,浦东新区就紧紧瞄准世界一流城市的目标,建设具有合理的产业发展布局、先进的综合交通网络、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便捷的通讯信息系统和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的现代化城区。
当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碰到了一些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如:浦东—浦西一体化发展的问题;浦东新区现有城市化地区拆迁量大,开发成本较高的问题;国际资金分流,竞争加剧,资金筹措难度增大的问题等。
在浦东新区的开发面临着希望与挑战、困难与机遇的变化和消长中,我们当时采取的对策是:
1. 依托浦西,发挥优势,加速开发进程
上海老市区是中国主要的工业基地、最大的港口和重要的经济、科技、信息中心,这里基础雄厚、人才济济,具有较强的适应性、灵活性和多样性。上海的经济贸易始终与国际市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些都给浦东开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们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打好时间差,发挥新区内现有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用好优惠政策,促使其迅速朝外向型经济转化。在浦东现有市政基础设施较好的情况下,力争缩短投入和产出的周期,降低风险系数,吸引世界各地投资,加快开发进程。
2. 抓紧政策细则和规划制定工作,提高办事效率,增加投资吸引力
我到浦东开发办时已经有了一批政策文本,后又制定了一些新的规案条文。对此要进一步加以细化和完善,抓紧制定社会经济发展和能够体现一流城市水准的总体规划。做好详细规划的超前准备工作和开发建设规划的应急制定工作,及时向中外投资者提供相关资料。同时,简化外商投资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为外商投资提供“一条龙”服务,切实改善投资“软”环境。
3.政府干预地价,降低开发成本,优惠出让工业用地
如何把握浦东新区起步阶段的地价,是开发能否顺利起步的重要因素。为此,当时上海市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实施两条原则:第一,尽可能降低土地开发成本;第二,在开发初期,将以低于开发成本的地价向投资者出让工业用地。对一些符合新区产业导向,有发展后劲的项目,如:引进先进技术、扩大出口创汇、适应国内外市场需要的新产品等,土地价格可以更加优惠。
4. 利用优惠政策,广辟融资渠道
我们当时的融资渠道主要有四个:第一,是中央政府贷款拨款65亿。李鹏总理1991年来沪视察后,中央决定给予浦东新区进一步贷款、发行债券和股票的政策,予以更大的支持。第二,是上海财政节余,5年可以有几十亿的投入。第三,是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发行浦东开发债券、股票,从社会集资。再如,通过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吸纳资金等。第四,是吸引外资投入,包括国际金融组织和政府贷款、项目投资等。此外,国内各省市对浦东开发的关注和兴趣日趋浓厚,安徽、山东、江苏等省已决定投资开发。
5.争取国家投入一批大项目,形成新支柱产业
根据中央关于浦东新区引进技术要高,产业发展层次要高的要求,“八五”期间,积极争取国家在浦东新区建设一批技术密集度高的重大骨干项目,以支持浦东新区尽快形成微电子、通讯、新型材料和轿车、飞机零部件等新兴支柱产业。目前张江高科技园区所形的开发规模,与当时国家有关重大项目的投入是分不开的。
(作者于1991-1992年任上海市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主任)
1993年元旦那一天 赵启正
1993年元旦那一天,是浦东历史上值得记住的大日子。
1990年4月18日,李鹏总理在上海宣布浦东开发,他说:“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浦东开发的帷幕就此拉开了。由于规划的浦东地图包括了上海市三区两县的地域,五个交接面的人财物的划分和交割工作量巨大,浦东一时还不能成为一个整体的行政区。为此上海市及时成立了杨昌基同志为主任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统筹协调浦东开发的工作。
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南下视察,又来到上海。他再次谈到了浦东开发的问题。“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可以搞得更快一点。”他说:“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我相信可以后来者居上。”他的话,给了上海人民极大鞭策和鼓舞。为落实他的讲话精神,上海迅速提出一个重要的决策,并经过国务院批复——决定从1993年1月开始浦东新区建制为一个整体的行政区。
从这一天开始,浦东新区在建制上获得了更有利于统一规划和高效工作的保障,也拥有了登上国内外交往舞台的整体身份。
1992年12月31日那天晚饭后,在位于浦东的原黄浦区文化宫,也就是后来的浦东新区办公室大门前,大家为了举行新区的成立和挂牌仪式进行着简单的布置。实际上,这个仪式就是要在浦东大道的街面上举行,因为当时浦东也真的找不到一个更为像样的场所。大家在大门的铁栏上挂起了一个红布横幅,写着“庆祝浦东新区成立”几个大字,还搭了一个不高的临时讲台。为了干净整齐,大伙儿准备在夜深人静时再次清扫门前的大街。
晚上11点,天越发冷了,我又去了现场,那里已经清扫完毕。只见在大门前,一辆桑塔纳轿车停在那里,负责仪式安排的王鸿祥工程师坚持留在车里,不肯离去。他说,只有聘用的警卫值班我不放心,我要在此看守一夜,以免出现任何问题而影响仪式,明天也可以较早地就地维持秩序。我为王工程师对浦东开发的激情所感动,也就没有劝他回家。这样,他就在大马路上度过了这难忘的一夜。我相信这也是他人生中难以忘怀的。
显得特别漫长的1992年的最后一晚过后,1993年的第一天终于到来了。早晨,阳光特别明媚,来到成立仪式现场的,除了市委、市政府的各位领导,浦东新区和各区县的代表,以及浦东当地的居民代表之外,浦东民众扶老携幼直涌到大马路的对面,有人估计,包括流动的人数,有近千人之多。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
上午9点半,浦东新区成立和挂牌仪式正式开始了。在锣鼓声和鞭炮声中,吴邦国书记和黄菊市长为浦东新区工作党委和管委会揭了牌。我作为新区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走向那个不高的讲台,做了一个三四分钟的就职演说。
整个仪式只用了20分钟,但是人们在结束后还久久不愿散去,就在街上和浦东管委会的干部们亲切地交谈起来。一位姓赵的老人与我谈得兴致勃勃,他说他84岁了,是退休工人,在浦东住了快53年。他问我他能不能看到浦东开发的成功,我说您老好好保养,心情愉快,充满信心,就能益寿延年。不仅能让您看到浦东开发的进展,也许还能让您住上浦东新居。中午我出大门去吃饭时(那时浦东管委会没有职工食堂,大家就在对面的原浦东中心医院,后来的东方医院的食堂就餐),发现赵老先生还在那里,他说,我还要跟你说句话:“浦东如果没有开发,我这一辈子也就看不到什么是现代化了,赵市长你可要努力啊!”他的话对我是一直没有忘记的鼓励。后来我还委托一位在浦东挂职的作家替我几次去看他。我和他在街头相谈的照片,也送到他家中去了。这位作家回来告我,他名叫赵寿保,家里十分简陋、窄小,他的期盼就是浦东开发快点进展。我相信,如今,他们家一定早就住上了浦东新居。如果他还健在的话,他一定会为今日浦东的巨变而欣慰。
人的一生多数时日总是匆匆而过,能够记住的特殊日子屈指可数。但1993年的元旦,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一天。
(作者于1993—1998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兼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1993—1995年兼浦东新区党工委书记)
责任编辑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