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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晚年在谈到秘书与首长的关系时说：“做秘书，特别做中央领导同志的秘书,固然要守纪律，善于按照领导同志的意见和意图办事，但只有这一条不够，还应有自己的见解，并且敢于讲出自己的见解，要敢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秘书。”
那么何谓秘书？按《辞书》上解释，秘书就是协助领导干部调查研究、联系接待、办理文书和交办事项的人员。顾名思义，秘书只是领导干部的助手、参谋和事务处理者，是一般的工作人员。秘书，不是船长，却站在船头，观而谏之，谋而不断。
按照中央的严格规定，只有副部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才允许配专职秘书。可实际情况是，现在我国秘书配备过度，大小单位“一把手”大都配有多种名目的“秘书”，而且干部配备秘书过多的势头有增无减。尤为突出的是现在不论哪一级机关，哪怕乡镇、街道乃至村委会，领导干部讲话、发文章似乎都由秘书“代笔”，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而当前一些秘书“代笔”的领导讲话稿，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缺乏思想高度和理论深度，思想苍白贫乏，人云亦云，缺乏新意。给人的感觉常常是轻飘飘地随风而逝，领导講完了也就完了，烟消云散，说等于没说，不解决任何问题。而且炮制出来的“官话” “千人一面”，了无新意，有长度无力度，有厚度无深度，一篇讲话在这个场合能行，换个场合也行，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其实讲的都是“正确的废话”。说到底，这还是领导干部的文风问题，文风问题一直以来备受关注，高层三令五申，社会热议不断，但收效甚微。
2010年，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发表了《努力克服不良文风 积极倡导优良文风》的重要讲话。狠批部分干部讲话长、空、假，称文风不正危害大。针对不良文风，他提出了三个字，就是短、实、新。
一、治官话、改文风，关键在领导意识
什么是官话？官话的特征是千篇一律，说与不说一个样，空话套话多。就此而论，官话的背后是文风问题，文风背后是作风问题。2010年6月21日江西全省26条河流超警，抚河、信江等河流发生超历史纪录的特大洪水。18时30分左右，江西抚河干流右岸唱凯堤发生决口，严重威胁下游5个乡镇14.5万人口、京福高速公路、316国道以及12万亩耕地的安全。然而，就在央视《24小时》的抚河汛情电话采访中，却发生了引人深思的一幕——央视主持人邱启明焦急地询问下游群众情况，江西防总办公室副主任平其俊却大谈各级领导的“重要指示”。最后，邱启明不得不两度打断平其俊，直问群众是否已经转移。而在短短3分多钟的视频中，平其俊却先后提及不下10位领导的名字。更有网友统计，这次电话采访起码有一半以上时间被平其俊用于介绍领导的指示。这段视频随即在网上流传，引发了无数网友热议，仅在新浪网上便有6300条评论：“这不是奥斯卡颁奖典礼，不用你发表获奖感言！”“太官僚了。而且答非所问，一听就知道是在念稿子。”“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官话连篇。人民生命最重要，主持人好样的！”
的确，在河堤决口之际，在洪水无情的危急关头，人民群众的生命大于一切、高于一切，此时此刻，党和国家领导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最急切想知道和关心的是当地老百姓是否安全转移，而不是哪些领导讲了些什么和做了些什么。平时，我们一些官员介绍或汇报某一事件和某项工作时，说话总是“前因后果”地说一气，习惯于“领导重视”、“统一思想”、“组织落实”等公式化、程序化的“套话”，既耗费了自己的口舌，又浪费了别人的时间。
这种作风与中央倡导的“求真务实”的要求背道而驰。2009年2月12日上午9时，中南海国务院第一会议室。温家宝等国务院领导与13位来自基层的群众代表围坐在椭圆形桌旁，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这13位代表中，有种粮农民、养猪大户、技术工人、失岗返乡农民工、应届大学毕业生等。他们都是第一次走进中南海，更是第一次与国家领导人近距离接触。当温总理看到他们每个人面前放着几页纸，就说：“不要照稿子念，我要听你们讲心里话。赞扬的话不讲，省出时间多讲意见和建议。”他轻松的开场白，把大家逗乐了，也打开了大家的话匣子。
温总理不让群众代表念稿子，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估计温总理有一种担心，担心群众代表的稿子是经过基层政府或某些官员“把过关”或“帮助”起草的。这些“有人代劳”的稿子，要么空话、套话多，要么遮遮掩掩不敢说真话和实话。这就是为什么温总理一到会场，就会要求群众代表脱开稿子说话了。
真话与官话不同，它不是千篇一律的套话，而是生动活泼的大白话。现在一些领导讲话，报告前半部分全是套话，只有后半部分有点实在的，云山雾罩的，“党八股”太厉害了，本来一句话就可以说得非常明白的，一定要绕来绕去说上一段。究其原因是现在有些领导“官本位”思想严重，觉得自己为官，说话也是高高在上，不接“地气”，不家常，讲话和报告往往都是秘书坐在屋子里编的，总会有江郎才尽的时候。
二、治官话、改文风，必须改革催生官话背后的土壤环境
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内容似乎很多，却是套话多、宣传多，这是中国官员留给外界的普遍印象。
千篇一律的会议和生搬硬套的官样文章，被群众戏称：“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形式越搞越繁琐，就是落实不了。
身处庙堂，诸多束缚，说官话也是身不由己；官员们在官场生活惯了，讲话的思维定势一时难以改变。2010年2月20日，在温哥华冬奥会上，中国选手周洋获得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冠军。她是我国最年轻冬奥冠军，夺金一刻，她道出了心里话：“拿了金牌以后会改变很多，也可以让我爸我妈生活得好一点。”这句本是充满人性的获奖感言，原是很自然的感情流露，可在之后的2010年全国政协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却因为她没有说“先感谢国家”，而将其当成不道德、不爱国的反面教材，要“加强对运动员的德育”教育。
官员们为什么会如此顽固地坚持讲“官话”？究其因,在于整个社会话语的割裂。曾有学者指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并存着两套截然不同的话语系统:一套用于公共生活或者政治生活,一套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难道官员当真已非官话而不能言，丧失了直抒胸臆说真话实话的能力？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对此，曾有学者以“公开说假话，私下吐真言”为题，进行过精彩的分析。这实际上也就是说，若非置身官场、身不由己，回到个人私密场合，官员们其实还是很有水平的。 就此而言，“官话”所以流行、成为不得不说的痼疾，病根其实并不在具体的官员个人身上，而是其所置身的官场本身的环境气候使然。《人民论坛》杂志的一份调查显示，77.4%的人认为，“说真话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而对于“领导干部不能听到真话的主要原因”，64.5%的认为是由于“有些领导干部不愿或不善听真话”。“不是说凡当了官的只能说官话、套话、空话；也不是说做官的就没有思想，如果把这画成逻辑等号，那是不公允的。”事实上，我们的许多官员原本很有思想，也很会说话，一脱稿，讲的都是有感而发，有棱有角。听者也是侧耳倾听，拍手称快。但由于谨慎起见，大多数领导同志往往还是照本宣科，避免擦枪走火。中国的行政制度本身也不支持官员们随意表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看起来我们国家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要求增强信息透明度，但现状仍然是“说，负责任；不说，不负责任”这样一种不对称的责任体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自身素质所及，还是制度要求所限，对中国官员而言，“不发言”、“少发言”或者“更谨慎发言”可能会更合适。
那么，官员“少说话”“不说话”又如何呢？这也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态势。去年，中国人民大学做的舆情监测中，有一点比较突出:老百姓的公民意识在觉醒，而觉醒速度要快于基层官员的执政能力提升和改变的状态。所以，目前基层官民的对立就比以往任何时期都突出。因此，必须改革催生官话背后的土壤环境，鼓励各级干部努力摆脱“本子”束缚，返回本真。要写真话，传播真话，不“推销”官话，就要改进文风，搬掉“官话八股”这块“绊脚石”。 官员要说真话，不说官话，是一个官场风气的改革；秘书是领导的助手、参谋和事务处理者，本身并不具有官的权力，从属于领导。其主要职责是协助领导同志综合情况、调查研究、联系接待、办理文书和交办事项。因此，帮助服务对象——领导，治官话、改文风，任务更重。
三、治官话、改文风，秘书工作者的作用
习近平同志讲，改进文风关键在领导。这不仅没有否认秘书人员在改进文风中的作用，反而为“以文辅政”，给领导提供参谋建议的秘书工作者发挥作用指明了方向，那就是通过服务领导来治官话、改文风。实际上，很多情况下，领导并不喜欢那种长假空、“正确”而无用的文章，但有时出于某种习惯，有时出于对秘书劳动的尊重，有时限于精力的原因，一般不会离开稿子“另搞一套”。这说明，文风不好绝不仅仅是领导的责任，秘书人员也责无旁贷，而且在治官话、改文风上有很大的主动权，大有可为。
首先，秘书工作者可以通过参谋服务，帮助领导塑造正确的文风观。治官话、改文风是大事，秘书人员要敢于担责任、挑担子，积极主动当领导“外脑”，善于向领导提供相关决策依据和信息，供领导决策时参考。秘书人员在向领导汇报工作或讨论具体文稿时，也可以有意识地“灌输”改进文风方面的内容。个别领导同志可能对不良文风已经丧失免疫力了，一下子很难接受改变，这就要秘书人员敢于建言，敢于坚持，相信只要坚持下去，让领导逐步适应，必会“柳暗花明”。
其次，秘书工作者可以通过文稿服务直接帮助领导改进文风。目前大多数领导干部已经不直接拿笔杆了，在讲话和文章起草中只是出思想、谈看法，大的方面把关。个别不负责任的领导甚至是别人写什么念什么，具体工作完全由秘书“代劳”，秘书人员变成了“二掌柜”，这实际上赋予了秘书人员文稿服务很大的能动性和主动权。因此，秘书人员要切实按照中央改进文风的要求，抱着对自己负责、对领导和事业负责的态度，把信任当作对自己最大的约束，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和理论水平，“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多了解群众呼声，多学习，多积累，多思考，切忌长空假，力求在文稿服务上做到短实新，为治官话、改文风作出应有的贡献。毛泽东认为：“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因此，毛泽东选秘书一个重要标准须是“有学问”的。毛泽东习惯于以文识才，以才举人，他的三位秘书都因各自的文才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任用，并在以后的工作中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胡乔木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所以，秘书人员尤其要注重在工作中学习和运用胡乔木秘书思想。曾长期与胡乔木共事的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已故国家主席杨尚昆这样称赞胡乔木：“他的丰富知识和写作才华，他文思的敏捷，文辞的犀利洗炼，更是许多搞文字工作的人所难以企及。”又说：“他对文章的考究是尽人皆知的，对辞章完美的追求，令我敬佩。”朱镕基总理说：“乔木同志的文章能够经常抓住时代的脉搏，提出大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具有十分雄辩的论据和令人折服的论证。读这种文章是一种高级的享受。我以为乔木同志的道德文章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从胡乔木秘书思想，可以看出作为秘书人员刻苦磨练、博学深思、勤奋笔耕的重要性。
再次，秘书工作者可以通过改进会风来改进文风。不良文风的总根源，主要在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会议太多，会风不正，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对不良文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地都提出了改会风文风的文件，可是效果不好。改会风文风是件好事，就和公示财产一样，要自上而下才能推行得有效果，目前做得还远远不够。而秘书工作者，尤其是各级党政办的秘书工作者有很多工作可做：一是尽量建议领导精简会议，改会议为调研；二是尽量缩短会议议程和日程，确保每一次会议都能做到紧凑、高质、高效；三是尽量把握会前材料篇幅。只要做到以上这些，不必要的会议就能大幅减少，会风就能得到极大改善，进而起到治官话、改文风的作用。会议、文件精简了，不仅仅可以减轻秘书人员的工作量，还可以让秘书工作者腾出更多的精力抓调查研究，进而更好地服务好领导。
四、治官话、改文风，领导者要告别秘书“代笔”
对领导干部依赖“秘书代笔”的不良文风，我们党历来是持否定和斥责态度的。毛泽东曾经指出：“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邓小平也批评过：“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1981年，中央专门发布了《关于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起草重要文件，不要一切由秘书代劳的指示》，将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写文章，看成“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现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同样高度重视文风建设。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从领导机關做起，大力整治文风会风，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他还率先垂范，比如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样严肃的大会上，他用“不折腾”这样通俗易懂的语言总结经验、体会，给人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的的感觉。温家宝以身作则，政府工作报告非常口语化。他曾说，如果我在作报告，有人正在车站候车，如果他不驻足倾听，就说明我的报告不成功。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某些官员的“不会说话”曾有经典概括：“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真是一针见血。其良苦用心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说起领导自己动笔写文章，不要秘书“代劳”，不得不提起开国领袖毛泽东。逄先知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文中说：“毛泽东作报告，作讲演，写文章，从来不让别人代笔。”毛泽东的绝大部分文稿、讲话都是他自己亲笔写就的。而当下新时期的领导干部，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很多人还是高级知识分子，自己动手撰写大会发言之类的文字材料，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但大多领导同志却不愿动笔的几个因素：一是会议太多太滥，领导开会赶场子，而且逢会必讲，熟悉的要讲，不熟的也要讲，只好拿着秘书写好的稿子照念不误；二是“爬格子”历来是苦差事，有的领导思想懒散，满足于迎来送往，不愿去下调查研究、冥思苦想的真工夫；三是有的领导知识、经验有限，功底、能力不够，提不出自己的观点，讲不出自己的话来，只得借用秘书的“外脑”等等。总之，领导同志要“脱官话”就得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既要“术业有专攻”，又要对国家现行的方针政策“吃得透，摸得准，讲得清”。这需要下一番苦工夫。这对改进领导学风和工作作风，有百利而无一弊。
“现在，有些官员四处开会，一上台就讲话，究竟讲了些啥子，恐怕他自己也不清楚。开会全靠讲话稿，对会议所涉及的问题不研究、不思考、不调研，照着念完就了事，尽讲些空话套话，最终还一事无成。”老百姓不要听当官的官话和“机关腔”，而是要听人民公仆讲的真话、大白话。领导者要改文风，必须先摈弃“官话”，从讲好白话做起。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时讲的话不少，但“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大白话成为传世之语，就是因为白话一般不长，一般好懂，一般好听，一般好记。温家宝总理曾经多次引用过这样一句话：“知政失者在草野，知屋漏者在宇下。”他解释说，“最能了解政府的是群众，最有资格评价政府的也是群众。群众信任你，你才能坐在这里，你坐在这里就要为群众服务。我将本着这个信念为群众服务到底”。
领导者的文风，对所辖地区、所在单位、所属干部的文风，有着极强的示范作用。自己动笔写文章是一个领导干部的基本功，务必自觉修炼到家。领导干部写文章，写下的不只是文字，更重要的是思想、是主意、是点子、是责任。所以，古人说“文如其人”是非常有道理的，文章不仅体现一个人的文笔学识，而且彰显一个人的精神品位。为什么有的领导讲话妙趣横生，而有的领导讲话却索然无味，这除了跟讲话者本人的个性和演讲技巧有关外，还要领导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有道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一篇优秀的讲话稿既要讲究“义理”，也要重视“辞章”。 秘书也许文字功夫不错，只是与领导干部比起来，一般阅历有限、视野有限、政策水平有限、思维层次有限，写出的东西还是难以达到领导需要的高度，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素质的提高，领导同志告别秘书“代笔”是必然，也是趋势。领导者一定要在增进同人民群众感情、提高服务群众能力上下工夫见成效，回答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出席新闻战线“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动员会时指出：“要在学习运用群众语言、提升吸引力感染力上下工夫见成效，倡导清新朴实、生动鲜活、言简意赅的文风，让人们爱读爱听爱看，实现最佳宣传效果。”这句话不仅是对广大新闻工作者來讲的，对于领导者也是有用的。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各级领导同志承担着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职责，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自觉践行群众路线。文风、会风和话风,折射的是官员的作风和政风。因此，做让人民满意的干部，还真要从文风、话风抓起。
（作者系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决策探索杂志社总编辑、河南省秘书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那么何谓秘书？按《辞书》上解释，秘书就是协助领导干部调查研究、联系接待、办理文书和交办事项的人员。顾名思义，秘书只是领导干部的助手、参谋和事务处理者，是一般的工作人员。秘书，不是船长，却站在船头，观而谏之，谋而不断。
按照中央的严格规定，只有副部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才允许配专职秘书。可实际情况是，现在我国秘书配备过度，大小单位“一把手”大都配有多种名目的“秘书”，而且干部配备秘书过多的势头有增无减。尤为突出的是现在不论哪一级机关，哪怕乡镇、街道乃至村委会，领导干部讲话、发文章似乎都由秘书“代笔”，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而当前一些秘书“代笔”的领导讲话稿，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缺乏思想高度和理论深度，思想苍白贫乏，人云亦云，缺乏新意。给人的感觉常常是轻飘飘地随风而逝，领导講完了也就完了，烟消云散，说等于没说，不解决任何问题。而且炮制出来的“官话” “千人一面”，了无新意，有长度无力度，有厚度无深度，一篇讲话在这个场合能行，换个场合也行，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其实讲的都是“正确的废话”。说到底，这还是领导干部的文风问题，文风问题一直以来备受关注，高层三令五申，社会热议不断，但收效甚微。
2010年，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发表了《努力克服不良文风 积极倡导优良文风》的重要讲话。狠批部分干部讲话长、空、假，称文风不正危害大。针对不良文风，他提出了三个字，就是短、实、新。
一、治官话、改文风，关键在领导意识
什么是官话？官话的特征是千篇一律，说与不说一个样，空话套话多。就此而论，官话的背后是文风问题，文风背后是作风问题。2010年6月21日江西全省26条河流超警，抚河、信江等河流发生超历史纪录的特大洪水。18时30分左右，江西抚河干流右岸唱凯堤发生决口，严重威胁下游5个乡镇14.5万人口、京福高速公路、316国道以及12万亩耕地的安全。然而，就在央视《24小时》的抚河汛情电话采访中，却发生了引人深思的一幕——央视主持人邱启明焦急地询问下游群众情况，江西防总办公室副主任平其俊却大谈各级领导的“重要指示”。最后，邱启明不得不两度打断平其俊，直问群众是否已经转移。而在短短3分多钟的视频中，平其俊却先后提及不下10位领导的名字。更有网友统计，这次电话采访起码有一半以上时间被平其俊用于介绍领导的指示。这段视频随即在网上流传，引发了无数网友热议，仅在新浪网上便有6300条评论：“这不是奥斯卡颁奖典礼，不用你发表获奖感言！”“太官僚了。而且答非所问，一听就知道是在念稿子。”“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官话连篇。人民生命最重要，主持人好样的！”
的确，在河堤决口之际，在洪水无情的危急关头，人民群众的生命大于一切、高于一切，此时此刻，党和国家领导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最急切想知道和关心的是当地老百姓是否安全转移，而不是哪些领导讲了些什么和做了些什么。平时，我们一些官员介绍或汇报某一事件和某项工作时，说话总是“前因后果”地说一气，习惯于“领导重视”、“统一思想”、“组织落实”等公式化、程序化的“套话”，既耗费了自己的口舌，又浪费了别人的时间。
这种作风与中央倡导的“求真务实”的要求背道而驰。2009年2月12日上午9时，中南海国务院第一会议室。温家宝等国务院领导与13位来自基层的群众代表围坐在椭圆形桌旁，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这13位代表中，有种粮农民、养猪大户、技术工人、失岗返乡农民工、应届大学毕业生等。他们都是第一次走进中南海，更是第一次与国家领导人近距离接触。当温总理看到他们每个人面前放着几页纸，就说：“不要照稿子念，我要听你们讲心里话。赞扬的话不讲，省出时间多讲意见和建议。”他轻松的开场白，把大家逗乐了，也打开了大家的话匣子。
温总理不让群众代表念稿子，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估计温总理有一种担心，担心群众代表的稿子是经过基层政府或某些官员“把过关”或“帮助”起草的。这些“有人代劳”的稿子，要么空话、套话多，要么遮遮掩掩不敢说真话和实话。这就是为什么温总理一到会场，就会要求群众代表脱开稿子说话了。
真话与官话不同，它不是千篇一律的套话，而是生动活泼的大白话。现在一些领导讲话，报告前半部分全是套话，只有后半部分有点实在的，云山雾罩的，“党八股”太厉害了，本来一句话就可以说得非常明白的，一定要绕来绕去说上一段。究其原因是现在有些领导“官本位”思想严重，觉得自己为官，说话也是高高在上，不接“地气”，不家常，讲话和报告往往都是秘书坐在屋子里编的，总会有江郎才尽的时候。
二、治官话、改文风，必须改革催生官话背后的土壤环境
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内容似乎很多，却是套话多、宣传多，这是中国官员留给外界的普遍印象。
千篇一律的会议和生搬硬套的官样文章，被群众戏称：“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形式越搞越繁琐，就是落实不了。
身处庙堂，诸多束缚，说官话也是身不由己；官员们在官场生活惯了，讲话的思维定势一时难以改变。2010年2月20日，在温哥华冬奥会上，中国选手周洋获得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冠军。她是我国最年轻冬奥冠军，夺金一刻，她道出了心里话：“拿了金牌以后会改变很多，也可以让我爸我妈生活得好一点。”这句本是充满人性的获奖感言，原是很自然的感情流露，可在之后的2010年全国政协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却因为她没有说“先感谢国家”，而将其当成不道德、不爱国的反面教材，要“加强对运动员的德育”教育。
官员们为什么会如此顽固地坚持讲“官话”？究其因,在于整个社会话语的割裂。曾有学者指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并存着两套截然不同的话语系统:一套用于公共生活或者政治生活,一套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难道官员当真已非官话而不能言，丧失了直抒胸臆说真话实话的能力？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对此，曾有学者以“公开说假话，私下吐真言”为题，进行过精彩的分析。这实际上也就是说，若非置身官场、身不由己，回到个人私密场合，官员们其实还是很有水平的。 就此而言，“官话”所以流行、成为不得不说的痼疾，病根其实并不在具体的官员个人身上，而是其所置身的官场本身的环境气候使然。《人民论坛》杂志的一份调查显示，77.4%的人认为，“说真话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而对于“领导干部不能听到真话的主要原因”，64.5%的认为是由于“有些领导干部不愿或不善听真话”。“不是说凡当了官的只能说官话、套话、空话；也不是说做官的就没有思想，如果把这画成逻辑等号，那是不公允的。”事实上，我们的许多官员原本很有思想，也很会说话，一脱稿，讲的都是有感而发，有棱有角。听者也是侧耳倾听，拍手称快。但由于谨慎起见，大多数领导同志往往还是照本宣科，避免擦枪走火。中国的行政制度本身也不支持官员们随意表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看起来我们国家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要求增强信息透明度，但现状仍然是“说，负责任；不说，不负责任”这样一种不对称的责任体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自身素质所及，还是制度要求所限，对中国官员而言，“不发言”、“少发言”或者“更谨慎发言”可能会更合适。
那么，官员“少说话”“不说话”又如何呢？这也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态势。去年，中国人民大学做的舆情监测中，有一点比较突出:老百姓的公民意识在觉醒，而觉醒速度要快于基层官员的执政能力提升和改变的状态。所以，目前基层官民的对立就比以往任何时期都突出。因此，必须改革催生官话背后的土壤环境，鼓励各级干部努力摆脱“本子”束缚，返回本真。要写真话，传播真话，不“推销”官话，就要改进文风，搬掉“官话八股”这块“绊脚石”。 官员要说真话，不说官话，是一个官场风气的改革；秘书是领导的助手、参谋和事务处理者，本身并不具有官的权力，从属于领导。其主要职责是协助领导同志综合情况、调查研究、联系接待、办理文书和交办事项。因此，帮助服务对象——领导，治官话、改文风，任务更重。
三、治官话、改文风，秘书工作者的作用
习近平同志讲，改进文风关键在领导。这不仅没有否认秘书人员在改进文风中的作用，反而为“以文辅政”，给领导提供参谋建议的秘书工作者发挥作用指明了方向，那就是通过服务领导来治官话、改文风。实际上，很多情况下，领导并不喜欢那种长假空、“正确”而无用的文章，但有时出于某种习惯，有时出于对秘书劳动的尊重，有时限于精力的原因，一般不会离开稿子“另搞一套”。这说明，文风不好绝不仅仅是领导的责任，秘书人员也责无旁贷，而且在治官话、改文风上有很大的主动权，大有可为。
首先，秘书工作者可以通过参谋服务，帮助领导塑造正确的文风观。治官话、改文风是大事，秘书人员要敢于担责任、挑担子，积极主动当领导“外脑”，善于向领导提供相关决策依据和信息，供领导决策时参考。秘书人员在向领导汇报工作或讨论具体文稿时，也可以有意识地“灌输”改进文风方面的内容。个别领导同志可能对不良文风已经丧失免疫力了，一下子很难接受改变，这就要秘书人员敢于建言，敢于坚持，相信只要坚持下去，让领导逐步适应，必会“柳暗花明”。
其次，秘书工作者可以通过文稿服务直接帮助领导改进文风。目前大多数领导干部已经不直接拿笔杆了，在讲话和文章起草中只是出思想、谈看法，大的方面把关。个别不负责任的领导甚至是别人写什么念什么，具体工作完全由秘书“代劳”，秘书人员变成了“二掌柜”，这实际上赋予了秘书人员文稿服务很大的能动性和主动权。因此，秘书人员要切实按照中央改进文风的要求，抱着对自己负责、对领导和事业负责的态度，把信任当作对自己最大的约束，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和理论水平，“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多了解群众呼声，多学习，多积累，多思考，切忌长空假，力求在文稿服务上做到短实新，为治官话、改文风作出应有的贡献。毛泽东认为：“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因此，毛泽东选秘书一个重要标准须是“有学问”的。毛泽东习惯于以文识才，以才举人，他的三位秘书都因各自的文才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任用，并在以后的工作中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胡乔木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所以，秘书人员尤其要注重在工作中学习和运用胡乔木秘书思想。曾长期与胡乔木共事的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已故国家主席杨尚昆这样称赞胡乔木：“他的丰富知识和写作才华，他文思的敏捷，文辞的犀利洗炼，更是许多搞文字工作的人所难以企及。”又说：“他对文章的考究是尽人皆知的，对辞章完美的追求，令我敬佩。”朱镕基总理说：“乔木同志的文章能够经常抓住时代的脉搏，提出大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具有十分雄辩的论据和令人折服的论证。读这种文章是一种高级的享受。我以为乔木同志的道德文章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从胡乔木秘书思想，可以看出作为秘书人员刻苦磨练、博学深思、勤奋笔耕的重要性。
再次，秘书工作者可以通过改进会风来改进文风。不良文风的总根源，主要在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会议太多，会风不正，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对不良文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地都提出了改会风文风的文件，可是效果不好。改会风文风是件好事，就和公示财产一样，要自上而下才能推行得有效果，目前做得还远远不够。而秘书工作者，尤其是各级党政办的秘书工作者有很多工作可做：一是尽量建议领导精简会议，改会议为调研；二是尽量缩短会议议程和日程，确保每一次会议都能做到紧凑、高质、高效；三是尽量把握会前材料篇幅。只要做到以上这些，不必要的会议就能大幅减少，会风就能得到极大改善，进而起到治官话、改文风的作用。会议、文件精简了，不仅仅可以减轻秘书人员的工作量，还可以让秘书工作者腾出更多的精力抓调查研究，进而更好地服务好领导。
四、治官话、改文风，领导者要告别秘书“代笔”
对领导干部依赖“秘书代笔”的不良文风，我们党历来是持否定和斥责态度的。毛泽东曾经指出：“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邓小平也批评过：“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1981年，中央专门发布了《关于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起草重要文件，不要一切由秘书代劳的指示》，将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写文章，看成“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现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同样高度重视文风建设。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从领导机關做起，大力整治文风会风，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他还率先垂范，比如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样严肃的大会上，他用“不折腾”这样通俗易懂的语言总结经验、体会，给人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的的感觉。温家宝以身作则，政府工作报告非常口语化。他曾说，如果我在作报告，有人正在车站候车，如果他不驻足倾听，就说明我的报告不成功。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某些官员的“不会说话”曾有经典概括：“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真是一针见血。其良苦用心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说起领导自己动笔写文章，不要秘书“代劳”，不得不提起开国领袖毛泽东。逄先知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文中说：“毛泽东作报告，作讲演，写文章，从来不让别人代笔。”毛泽东的绝大部分文稿、讲话都是他自己亲笔写就的。而当下新时期的领导干部，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很多人还是高级知识分子，自己动手撰写大会发言之类的文字材料，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但大多领导同志却不愿动笔的几个因素：一是会议太多太滥，领导开会赶场子，而且逢会必讲，熟悉的要讲，不熟的也要讲，只好拿着秘书写好的稿子照念不误；二是“爬格子”历来是苦差事，有的领导思想懒散，满足于迎来送往，不愿去下调查研究、冥思苦想的真工夫；三是有的领导知识、经验有限，功底、能力不够，提不出自己的观点，讲不出自己的话来，只得借用秘书的“外脑”等等。总之，领导同志要“脱官话”就得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既要“术业有专攻”，又要对国家现行的方针政策“吃得透，摸得准，讲得清”。这需要下一番苦工夫。这对改进领导学风和工作作风，有百利而无一弊。
“现在，有些官员四处开会，一上台就讲话，究竟讲了些啥子，恐怕他自己也不清楚。开会全靠讲话稿，对会议所涉及的问题不研究、不思考、不调研，照着念完就了事，尽讲些空话套话，最终还一事无成。”老百姓不要听当官的官话和“机关腔”，而是要听人民公仆讲的真话、大白话。领导者要改文风，必须先摈弃“官话”，从讲好白话做起。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时讲的话不少，但“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大白话成为传世之语，就是因为白话一般不长，一般好懂，一般好听，一般好记。温家宝总理曾经多次引用过这样一句话：“知政失者在草野，知屋漏者在宇下。”他解释说，“最能了解政府的是群众，最有资格评价政府的也是群众。群众信任你，你才能坐在这里，你坐在这里就要为群众服务。我将本着这个信念为群众服务到底”。
领导者的文风，对所辖地区、所在单位、所属干部的文风，有着极强的示范作用。自己动笔写文章是一个领导干部的基本功，务必自觉修炼到家。领导干部写文章，写下的不只是文字，更重要的是思想、是主意、是点子、是责任。所以，古人说“文如其人”是非常有道理的，文章不仅体现一个人的文笔学识，而且彰显一个人的精神品位。为什么有的领导讲话妙趣横生，而有的领导讲话却索然无味，这除了跟讲话者本人的个性和演讲技巧有关外，还要领导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有道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一篇优秀的讲话稿既要讲究“义理”，也要重视“辞章”。 秘书也许文字功夫不错，只是与领导干部比起来，一般阅历有限、视野有限、政策水平有限、思维层次有限，写出的东西还是难以达到领导需要的高度，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素质的提高，领导同志告别秘书“代笔”是必然，也是趋势。领导者一定要在增进同人民群众感情、提高服务群众能力上下工夫见成效，回答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出席新闻战线“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动员会时指出：“要在学习运用群众语言、提升吸引力感染力上下工夫见成效，倡导清新朴实、生动鲜活、言简意赅的文风，让人们爱读爱听爱看，实现最佳宣传效果。”这句话不仅是对广大新闻工作者來讲的，对于领导者也是有用的。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各级领导同志承担着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职责，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自觉践行群众路线。文风、会风和话风,折射的是官员的作风和政风。因此，做让人民满意的干部，还真要从文风、话风抓起。
（作者系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决策探索杂志社总编辑、河南省秘书协会常务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