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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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强国和依法治国战略的同步推进,互联网空间治理的法治化愈发重要,“源头治理”成为公认的治本之策,进而成为“打早打小”的网络化刑事政策.但“源头治理”的观念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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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强国和依法治国战略的同步推进,互联网空间治理的法治化愈发重要,“源头治理”成为公认的治本之策,进而成为“打早打小”的网络化刑事政策.但“源头治理”的观念及其方式仍有待揭示,尤其在“法律不能替代技术”这一常识中,通过入罪方案实现“源头治理”更需要接受检验.我国刑法在参与源头治理时,存在显性或变种的“恶意论”,刑法主观主义挥之不去:将恶意购买、恶意软件、恶意注册互联网账号等失范行为一律入罪,单纯把主观恶意/善意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惟一标准,将“恶意(谋利目的)+获得利益”通过各种解释方法认定为网络黑产犯罪,屡屡突破罪刑法定.入罪“恶意论”的司法哲学是积极一般预防论,即倡导刑法积极参与网络治理,这不仅难以摆脱威慑预防的痼疾,还助推了重刑主义,遮蔽了网络时代社会治理中的新问题.因此,网络治理法治化需认清“源头治理”功能与误区,在网络黑灰产治理中更加强调“构成要件行为”以及“构成要件对应的法益侵害结果”的意义,避免用偷换概念、以刑定罪等政策性思维掩盖“解释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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