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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依照国内相关集团利益最大化、国家利益最优化来确定美元汇率。如今,强势美元不再而弱势美元重现,这不仅是美国政府的主观选择,更多的是世界局势的客观使然。如此,要求美国政府保证美元资产的安全,又有多大现实的力度呢?
在美元跌跌不休的情势下,美国财经高官甚至连奥巴马总统本人都在不断重复一个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底气、甚至根本就不相信的陈词滥调——支持强势美元政策,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依照国内相关集团利益最大化、国家利益最优化来确定美元汇率。如今,强势美元不再而弱势美元重现,这不仅是美国政府的主观选择,更多的是世界局势的客观使然。如此,要求美国政府保证美元资产的安全,又有多大现实的力度呢?
美元强弱得看美国的需要
战后,美国利用“美元荒”,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制造美元强势,高估美元币值,即有意抬高美元对黄金兑价(35美元兑1盎司黄金),以此廉价利用世界资源,便利吸取世界财富。但是与此同时,美元高估严重不利于美国出口,美国产品越来越缺乏竞争力,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国际收支失衡日趋严重。这反过来削弱美元稳定与强势的基础,最终导致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强势美元”主要是伴随着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执而诞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强势在给美国坐享其成的同时,也加速美国经济结构软化、虚拟化,即在美国的国民经济统计中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由此也不断强化金融利益集团(集中于华尔街)对国家决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影响力。美元强势虽然不利于美国的制造业和出口,但是能够吸引国际资本,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繁荣,金融利益集团由此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强势美元”政策符合美国金融利益集团的利益,美国金融利益集团需要“强势美元”。
20世纪90年代初,代表制造业的商务部与代表金融业的财政部就美元走势问题争吵不休。1994年夏,当时的财政部副部长阿特曼把贸易代表凯特、商务部长布朗与财政部长萨默斯之间的争执称为“强势美元政策”之争,“强势美元政策”即由此而得名。1995年初,原高盛公司总裁鲁宾出任财政部长,他充分利用财长权力与个人魅力,说服华府公开支持美元升值,强势美元政策自此确立。鲁宾将他的观点浓缩为一句话:强势美元政策符合美国的利益。
从1995年到2001年,美元汇率一直保持强势。强势美元为这一阶段美国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1992年,美国财政赤字2900亿美元,但是到1998年实现了收支平衡。这是因为强势美元吸引国际资金持续不断流入,压低了借贷利率,降低了融资成本,从而鼓励企业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由此增加财政收入;强势美元吸引资金流入,活跃了美国股市,有利于创业投资,为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提供了支持;强势美元有助于维护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还可以带来丰厚的铸币税收益,因为每个美元(有印刷美元与电子美元)的综合生产成本不足一美分,在全球流通的数万亿美元中,有70%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流通,美国每年由此获得巨大的铸币税收益。
然而,强势美元政策类似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币值高估产生的负面效应,即令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美国的传统制造业受到了严重冲击。为降低生产成本,诸多制造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服务企业外包也日益盛行,失业率不断提高,美国产业加速空心化,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加剧,1991～2000年的10年间,在美国的新增GDP中,制造业所占的比重只有5%左右。如今,美国制造业已经萎缩到只占其GDP的11%。强势美元政策造成的负面效应越显著,在美国国内遭遇制造、贸易以及劳工团体的反弹力度也越激烈,实行弱势美元政策的要求也就越大。随着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在政治舞台上博弈力量的消長,美国的货币政策最终也出现调整。
在调整货币政策转换强弱美元之间,美国政府创造性地使用了一个词汇,叫“善意忽视”(benign neglect)。在“善意忽视”政策的作用下,自2002年初开始,美元表现一直疲软,步入了长达7年的下滑之路。美国政界反复强调:美元汇率的下跌完全是以有序的方式进行的。这足以显示,美国对货币政策的操纵得心应手。
无可奈何花落去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沉重地打击了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利益集团,城头变换大王旗,以制造、贸易以及劳工团体为基础的民主党翻身执政。由于要兑现竞选时开出的增加劳工就业、扶植制造企业的承诺,因此弱势美元便成为奥巴马政府货币政策的必然选择。而金融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够向弱势美元低头,不仅因为他们是危机真正的祸首,广受谴责,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从美元大幅贬值中获得实际赖账的好处。当然,美国政府改弦易辙,抛弃强势美元,除了主观选择外,其实更多的是客观使然。
美国长期以来大手大脚,借债度日,日积月累使外债占美国GDP比例不断上升。2007年,美国的外债数额达到GDP的30%以上,相当于拉美发展中国家在1982年爆发债务危机时的债务水平。目前,美国国债总量已超过12万亿美元,与GDP的比例约86%,远远超过了60%的风险警戒线。成功预言这次金融风暴的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鲁里埃尔
在美元跌跌不休的情势下,美国财经高官甚至连奥巴马总统本人都在不断重复一个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底气、甚至根本就不相信的陈词滥调——支持强势美元政策,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依照国内相关集团利益最大化、国家利益最优化来确定美元汇率。如今,强势美元不再而弱势美元重现,这不仅是美国政府的主观选择,更多的是世界局势的客观使然。如此,要求美国政府保证美元资产的安全,又有多大现实的力度呢?
美元强弱得看美国的需要
战后,美国利用“美元荒”,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制造美元强势,高估美元币值,即有意抬高美元对黄金兑价(35美元兑1盎司黄金),以此廉价利用世界资源,便利吸取世界财富。但是与此同时,美元高估严重不利于美国出口,美国产品越来越缺乏竞争力,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国际收支失衡日趋严重。这反过来削弱美元稳定与强势的基础,最终导致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强势美元”主要是伴随着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执而诞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强势在给美国坐享其成的同时,也加速美国经济结构软化、虚拟化,即在美国的国民经济统计中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由此也不断强化金融利益集团(集中于华尔街)对国家决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影响力。美元强势虽然不利于美国的制造业和出口,但是能够吸引国际资本,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繁荣,金融利益集团由此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强势美元”政策符合美国金融利益集团的利益,美国金融利益集团需要“强势美元”。
20世纪90年代初,代表制造业的商务部与代表金融业的财政部就美元走势问题争吵不休。1994年夏,当时的财政部副部长阿特曼把贸易代表凯特、商务部长布朗与财政部长萨默斯之间的争执称为“强势美元政策”之争,“强势美元政策”即由此而得名。1995年初,原高盛公司总裁鲁宾出任财政部长,他充分利用财长权力与个人魅力,说服华府公开支持美元升值,强势美元政策自此确立。鲁宾将他的观点浓缩为一句话:强势美元政策符合美国的利益。
从1995年到2001年,美元汇率一直保持强势。强势美元为这一阶段美国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1992年,美国财政赤字2900亿美元,但是到1998年实现了收支平衡。这是因为强势美元吸引国际资金持续不断流入,压低了借贷利率,降低了融资成本,从而鼓励企业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由此增加财政收入;强势美元吸引资金流入,活跃了美国股市,有利于创业投资,为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提供了支持;强势美元有助于维护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还可以带来丰厚的铸币税收益,因为每个美元(有印刷美元与电子美元)的综合生产成本不足一美分,在全球流通的数万亿美元中,有70%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流通,美国每年由此获得巨大的铸币税收益。
然而,强势美元政策类似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币值高估产生的负面效应,即令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美国的传统制造业受到了严重冲击。为降低生产成本,诸多制造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服务企业外包也日益盛行,失业率不断提高,美国产业加速空心化,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加剧,1991～2000年的10年间,在美国的新增GDP中,制造业所占的比重只有5%左右。如今,美国制造业已经萎缩到只占其GDP的11%。强势美元政策造成的负面效应越显著,在美国国内遭遇制造、贸易以及劳工团体的反弹力度也越激烈,实行弱势美元政策的要求也就越大。随着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在政治舞台上博弈力量的消長,美国的货币政策最终也出现调整。
在调整货币政策转换强弱美元之间,美国政府创造性地使用了一个词汇,叫“善意忽视”(benign neglect)。在“善意忽视”政策的作用下,自2002年初开始,美元表现一直疲软,步入了长达7年的下滑之路。美国政界反复强调:美元汇率的下跌完全是以有序的方式进行的。这足以显示,美国对货币政策的操纵得心应手。
无可奈何花落去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沉重地打击了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利益集团,城头变换大王旗,以制造、贸易以及劳工团体为基础的民主党翻身执政。由于要兑现竞选时开出的增加劳工就业、扶植制造企业的承诺,因此弱势美元便成为奥巴马政府货币政策的必然选择。而金融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够向弱势美元低头,不仅因为他们是危机真正的祸首,广受谴责,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从美元大幅贬值中获得实际赖账的好处。当然,美国政府改弦易辙,抛弃强势美元,除了主观选择外,其实更多的是客观使然。
美国长期以来大手大脚,借债度日,日积月累使外债占美国GDP比例不断上升。2007年,美国的外债数额达到GDP的30%以上,相当于拉美发展中国家在1982年爆发债务危机时的债务水平。目前,美国国债总量已超过12万亿美元,与GDP的比例约86%,远远超过了60%的风险警戒线。成功预言这次金融风暴的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鲁里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