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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屯溪的长干路横在跃进路与屯溪卫校中间不过300米的地方，尽管旧城改造的浪潮让它有了新的形象，但它那古怪的路名依然标志在那里。而长干路南至江边一块以前被叫作“长干塝 ”的地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现在已被叫作“滨江东路”或“丰华大市场”什么的了，只有几经修整的水埠码头，依旧展示着七八十年代的风采。
在屯溪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有两种方言，一般被指称为“屯溪话”和“船上话”，生长在屯溪讲屯溪话这是理所当然了，可“船上话”的形成就不好理解了。撑船的人各个地方都有，应该是来自哪里，讲哪里的方言，何以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文化现象，讲一样的方言？
很多人都知道，“船上人”是通过在“长干塝”的聚集以后，逐渐融入屯溪的市民群体的。而“船上人”顾名思义，是指以前在新安江上为徽商担负到杭州各地的客货运输的撑船人，他们因为现代公路运输的快捷而逐渐丧失了职业，不得不在某一个地方屯集下来，另谋生路，仅此而已。
没有人再去为这个特殊的水上部落徒费心思，他们理所当然地被排斥在徽州文化之外。铁马秋风中的晋商的身影永远伴随着不绝如缕的“走西口”的旋律，而“贾而好儒”的徽商，却没有在哪个渡口留下一点缠绵悱恻的音符。倒是《长干行》这首古乐府描写商人怨妇的曲牌名，因一个特殊的水上部落的牵带，意外地也是恰当不过地走进徽商的历史，让人产生一种无穷无尽的遐想。
二
在屯溪碰到陈、钱、叶三种姓氏的人，十有八九是船上人。
因为“文革”期间书本稀缺，见到书都要不求甚解的翻一翻，对朱元璋与陈友谅在歙县雄村决战的史实，记忆颇为深刻，却不知从哪本书上见到的；也因为与朱元璋和毛泽东都搭上一点关系的硕儒朱升所隐居的石门，与我的老家，与我在“文革”后期就读的长陔中学，仅隔一座笔架山这点渊源关系，只要读到与刘伯温和朱升有关的历史碎片，便过目不忘。后来知道刘伯温和施耐庵原是同窗，各自做了军师后，不知是“鄱阳湖大战”还是一场什么争夺战前夕，刘伯温与施耐庵见过一面。无奈人各有志，施耐庵从此隐居起来，于是留下了一本变“梁山好汉”为《水浒》英雄的名著，并且在其书中不断有“江州”的地名出现，这无疑是施耐庵在明朝那种特殊的语境下，为其与徐寿辉、陈友谅抑或张士诚那段风云激荡的草莽历史所弹唱的英雄挽歌。
“水浒”话题的长盛不衰，自然让我联想到“鄱阳湖”的英雄们，他们擅长水战，与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遇上被称为“船上人”的陈姓群体，又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陈友谅。但始终不明白陈友谅与朱元璋在雄村决战，何以将鄱阳湖的船只带入江面狭小的新安江？雄村决战是在水上还是在丘陵山地之间？
闲来翻阅有关朱元璋大帝和刘伯温的书籍，均在“鄱阳湖大战”抑或“洪都大战”后戛然而止，除了书摊书店我再也不知如何去查找史料。不想做个老学究，也就将此问题搁住，尽管不弄清楚这个问题，就不能断定此“船上人”就是彼“船上人”。
这个问题最终得到解决，是在一次出差的路上。在一个路边饭店，等菜吃饭的时候看到一个电视片段，是浙江某电视台播放的有关“船上人”的婚庆习俗，讲到淳安、桐庐、建德、富阳到杭州一带新安江上聚集的“船上人”是同一个群体，都是陈友谅的谪系部队，雄村兵败折戟后，被朱元璋就地流放于新安江上，永世不得上岸，不得与岸上人通婚。所以电视片段中播放的尽是陈、钱、叶相互通婚的习俗。他们生生不息，竟然在文化悠久的历史之外生存了600多年，多么令人感喟的事实。
世人皆知，天不生仲尼，万古将如长夜。这帮“船上人”凭借什么信念生存至今？他们又是如何“传道授业解惑”的？这问题留待博学鸿儒去研究，我只觉得有趣，试想一下，这些与“水浒”英雄多少带有一点关系的英雄后代，与你生活在一起，穿梭于屯溪的大街小巷，难道会一点感触都没有吗？
三
陈友谅当年挟徐寿辉自汉口到江州（现江西省九江市），继而诛杀徐寿辉后，除“天完”而立“大汉”，自立汉帝，继汉口汉阳之后又在九江经略十多年，这九江也就与屯溪发生着穿透600多年历史的联系，这就是“长干塝”。
我这个莫名其妙的想法，来源于三首唐诗，两首是李白的《长干行》，书上对“长干”的解释为：地名，在江宁县。《舆地纪胜》云：建康（南京）南五里有山岗，其间平地，民庶杂居，有大长干小长干。对照李白的两首《长干行》，這解释不能让人信服，诗中由李白代为诉说的怨妇所讲地名，尽在巴陵与湘潭、澧水一带，而李白与怨妇所在的“长干里”，是为“江州”的可能性远大于“建康”。基于这种臆测，再对照崔颢的《长干行》，即可得到论证。在此抄录如下：
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干人，自小不相识。
读着这样明白的唐诗，书中仍然标志出：长干，里名，在南京。
诗中“横塘”，仅在九江侧，注曰：吴大帝时，自江西沿淮筑堤，是谓横塘。
也许古乐府曲牌名来源于南京的“长干”，但李白和崔颢的三首唐诗描写的怨妇，均在九江的民庶杂居的“长干里”，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这就让人不得不联想：做过“江州司马”这个父母官的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着相同的题材，那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商人妇，是否就是自“长干里”款款移步来到客船上？现在九江市是否有“长干”的地名存在，我没去过九江，也无刻意求证之想，自然不太清楚。
读者可以想象当年九江的“长干里”是何等繁华的商业街，其辉煌的景象不亚于“夜泊秦淮”的桨声灯影。陈友谅的谪系在那样的环境中生活了十多年，直到被迫来到新安江上，在雄村与朱元璋决一死战，兵败折戟被放逐新安江从事劳役。那种挥之不去的思乡之情是何等强烈地凝聚在屯溪的“长干塝”上，犹如一曲《橄榄树》，唱尽了游子的思乡和哀怨之情。
谁也没想到，现今无人问津的“长干塝” 水埠头，寄寓着如此沉重的历史含义，与《水浒》中的“江州”又发生着如此多的联系。这帮“水浒英雄”，像一群黑马，闯进南宋繁华的“后花园”——徽州，无疑给徽商的崛起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而长干塝这个古老的水埠头，借助于古乐府曲牌的旋律，也就如“走西口”一样，让杏花春雨中每一个徽商的身影，永远伴随着不绝如缕的哀怨与思念。
责任编辑 何冰凌
屯溪的长干路横在跃进路与屯溪卫校中间不过300米的地方，尽管旧城改造的浪潮让它有了新的形象，但它那古怪的路名依然标志在那里。而长干路南至江边一块以前被叫作“长干塝 ”的地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现在已被叫作“滨江东路”或“丰华大市场”什么的了，只有几经修整的水埠码头，依旧展示着七八十年代的风采。
在屯溪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有两种方言，一般被指称为“屯溪话”和“船上话”，生长在屯溪讲屯溪话这是理所当然了，可“船上话”的形成就不好理解了。撑船的人各个地方都有，应该是来自哪里，讲哪里的方言，何以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文化现象，讲一样的方言？
很多人都知道，“船上人”是通过在“长干塝”的聚集以后，逐渐融入屯溪的市民群体的。而“船上人”顾名思义，是指以前在新安江上为徽商担负到杭州各地的客货运输的撑船人，他们因为现代公路运输的快捷而逐渐丧失了职业，不得不在某一个地方屯集下来，另谋生路，仅此而已。
没有人再去为这个特殊的水上部落徒费心思，他们理所当然地被排斥在徽州文化之外。铁马秋风中的晋商的身影永远伴随着不绝如缕的“走西口”的旋律，而“贾而好儒”的徽商，却没有在哪个渡口留下一点缠绵悱恻的音符。倒是《长干行》这首古乐府描写商人怨妇的曲牌名，因一个特殊的水上部落的牵带，意外地也是恰当不过地走进徽商的历史，让人产生一种无穷无尽的遐想。
二
在屯溪碰到陈、钱、叶三种姓氏的人，十有八九是船上人。
因为“文革”期间书本稀缺，见到书都要不求甚解的翻一翻，对朱元璋与陈友谅在歙县雄村决战的史实，记忆颇为深刻，却不知从哪本书上见到的；也因为与朱元璋和毛泽东都搭上一点关系的硕儒朱升所隐居的石门，与我的老家，与我在“文革”后期就读的长陔中学，仅隔一座笔架山这点渊源关系，只要读到与刘伯温和朱升有关的历史碎片，便过目不忘。后来知道刘伯温和施耐庵原是同窗，各自做了军师后，不知是“鄱阳湖大战”还是一场什么争夺战前夕，刘伯温与施耐庵见过一面。无奈人各有志，施耐庵从此隐居起来，于是留下了一本变“梁山好汉”为《水浒》英雄的名著，并且在其书中不断有“江州”的地名出现，这无疑是施耐庵在明朝那种特殊的语境下，为其与徐寿辉、陈友谅抑或张士诚那段风云激荡的草莽历史所弹唱的英雄挽歌。
“水浒”话题的长盛不衰，自然让我联想到“鄱阳湖”的英雄们，他们擅长水战，与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遇上被称为“船上人”的陈姓群体，又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陈友谅。但始终不明白陈友谅与朱元璋在雄村决战，何以将鄱阳湖的船只带入江面狭小的新安江？雄村决战是在水上还是在丘陵山地之间？
闲来翻阅有关朱元璋大帝和刘伯温的书籍，均在“鄱阳湖大战”抑或“洪都大战”后戛然而止，除了书摊书店我再也不知如何去查找史料。不想做个老学究，也就将此问题搁住，尽管不弄清楚这个问题，就不能断定此“船上人”就是彼“船上人”。
这个问题最终得到解决，是在一次出差的路上。在一个路边饭店，等菜吃饭的时候看到一个电视片段，是浙江某电视台播放的有关“船上人”的婚庆习俗，讲到淳安、桐庐、建德、富阳到杭州一带新安江上聚集的“船上人”是同一个群体，都是陈友谅的谪系部队，雄村兵败折戟后，被朱元璋就地流放于新安江上，永世不得上岸，不得与岸上人通婚。所以电视片段中播放的尽是陈、钱、叶相互通婚的习俗。他们生生不息，竟然在文化悠久的历史之外生存了600多年，多么令人感喟的事实。
世人皆知，天不生仲尼，万古将如长夜。这帮“船上人”凭借什么信念生存至今？他们又是如何“传道授业解惑”的？这问题留待博学鸿儒去研究，我只觉得有趣，试想一下，这些与“水浒”英雄多少带有一点关系的英雄后代，与你生活在一起，穿梭于屯溪的大街小巷，难道会一点感触都没有吗？
三
陈友谅当年挟徐寿辉自汉口到江州（现江西省九江市），继而诛杀徐寿辉后，除“天完”而立“大汉”，自立汉帝，继汉口汉阳之后又在九江经略十多年，这九江也就与屯溪发生着穿透600多年历史的联系，这就是“长干塝”。
我这个莫名其妙的想法，来源于三首唐诗，两首是李白的《长干行》，书上对“长干”的解释为：地名，在江宁县。《舆地纪胜》云：建康（南京）南五里有山岗，其间平地，民庶杂居，有大长干小长干。对照李白的两首《长干行》，這解释不能让人信服，诗中由李白代为诉说的怨妇所讲地名，尽在巴陵与湘潭、澧水一带，而李白与怨妇所在的“长干里”，是为“江州”的可能性远大于“建康”。基于这种臆测，再对照崔颢的《长干行》，即可得到论证。在此抄录如下：
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干人，自小不相识。
读着这样明白的唐诗，书中仍然标志出：长干，里名，在南京。
诗中“横塘”，仅在九江侧，注曰：吴大帝时，自江西沿淮筑堤，是谓横塘。
也许古乐府曲牌名来源于南京的“长干”，但李白和崔颢的三首唐诗描写的怨妇，均在九江的民庶杂居的“长干里”，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这就让人不得不联想：做过“江州司马”这个父母官的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着相同的题材，那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商人妇，是否就是自“长干里”款款移步来到客船上？现在九江市是否有“长干”的地名存在，我没去过九江，也无刻意求证之想，自然不太清楚。
读者可以想象当年九江的“长干里”是何等繁华的商业街，其辉煌的景象不亚于“夜泊秦淮”的桨声灯影。陈友谅的谪系在那样的环境中生活了十多年，直到被迫来到新安江上，在雄村与朱元璋决一死战，兵败折戟被放逐新安江从事劳役。那种挥之不去的思乡之情是何等强烈地凝聚在屯溪的“长干塝”上，犹如一曲《橄榄树》，唱尽了游子的思乡和哀怨之情。
谁也没想到，现今无人问津的“长干塝” 水埠头，寄寓着如此沉重的历史含义，与《水浒》中的“江州”又发生着如此多的联系。这帮“水浒英雄”，像一群黑马，闯进南宋繁华的“后花园”——徽州，无疑给徽商的崛起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而长干塝这个古老的水埠头，借助于古乐府曲牌的旋律，也就如“走西口”一样，让杏花春雨中每一个徽商的身影，永远伴随着不绝如缕的哀怨与思念。
责任编辑 何冰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