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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经济过热必然发生高通货膨胀就如同说人生病必然会发烧一样，显然是不当的。由于多数人仍用通货膨胀这一已经不适宜的“温度计”来测量经济过热，结果不少人否认经济过热的存在，使调控目标处于“迷蒙”状态
眼下这一轮的宏观调控与以前大不相同，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或新难题，由于环境与机理的不同，使调控政策实施的难度加大，效果也不尽人意。在我看来，目前宏观调控至少有“五难”。
一难：判断经济过热或投资过热的标准缺失，造成调控目标不够明确，甚至迷失，影响了调控效果
本轮经济增长周期以来的一个新现象是“高增长低通胀”。长期性的低通胀现象伴随着高增长，使许多经济学家否认投资过热问题的存在，一些人认证说，判断经济过热的有两个重要依据，一是是否出现高通货膨胀，二是是否存在“煤电油运”的紧张，近几年这两者都没有发生（或者讲没有持续发生），所以，中国投资并不过热。
20世纪80至90年代的经济过热可以用通胀的水平来测定，通货膨胀像一个“温度计”，可以度量经济增长的热度，但现在宏观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货膨胀这一“温度计”明显测量不到经济过热的程度。我认为当前判断投资是否过热不能用通货膨胀率与“煤电油运”紧张这两个指标。这是因为存在两种经济过热。经济增长的长周期理论告诉我们，经济的长期增长过程既可能伴随着高通货膨胀现象，也有可能伴随低通货膨胀(或轻度的通货紧缩)现象，这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和体制环境等长期变量的变化而造成的供给增长速度与需求增长速度的相对快慢。说经济过热必然发生高通货膨胀就如同说人生病必然会发烧一样，显然是不当的。由于多数人仍用通货膨胀这一已经不适宜的“温度计”来测量经济过热，结果不少人否认经济过热的存在，使调控目标处于“迷蒙”状态。
二难：是调控的灵活性与坚定性之间存在冲突
在经济市场化逐步提高的情况下，宏观调控操作增加灵活性和微调是必要的，但灵活性不能影响调控目标的坚定性，从而影响调控的执行力。如不能一会怕热，一会又怕冷，一会怕发生通货膨胀，一会又怕通货紧缩，造成政策操作的不断“摇摆”。
经济或冷或热的趋势一旦形成，不可能短期内发生逆转，如果经济偏热主要是因为投资过度和投资结构不合理，那目标必须坚定地控制投资过快增长和引导投资结构优化，如2005年二季度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均开始放慢，通货紧缩压力有所加大，产能过剩问题也开始显现，但各方面开始担心投资下滑过多、经济调整过度，最后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全面松动，这是造成2006年投资再次过热的主要原因。
再如对房地产的调控也充满着“噪音”，打击投机炒作、抑制房价过快增长是房地产调控的主要目标，但很多专家和官员都认为宏观调控不是要压房价，甚至认为房价不是主要问题，相反，努力保持房价适度增长，不能让房地产出现明显的调整，在这一思路主导的房地产宏观调控自然难以见成效。另外，货币政策在利率和汇率政策的“摇摆”也是导致调控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三难：中央的调控与地方的“逆向调控”博弈
中央提出防止经济由“偏快”向“过热”发展，避免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地方则解读为主要是避免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回落，一旦投资增长回落，马上全员“反击”，从而使经济增长持续处于“偏热”状态，使经济结构矛盾继续发展。比如一些地区投资增长一旦开始回落，地方政府马上会采取各种行政、经济等手段加大投资，人为地阻碍经济的合理调整。在这些地方政府的工作中，经济增长只能加速或保持，而不能放慢。“防大起大落”变成了中央防“大起”，地方“永不落”。
反周期政策只有在两个阶段实施才是合理的，一是在过度繁荣期，二是在经济萧条或严重衰退期，其它阶段都是以稳定政策为主，而不少地方政府却经常逆市场调节,采取全程的反周期调控政策，明显违背了经济运行规律。经济调整期是市场发挥效益的最好时期，落后的企业和经营不善的企业将在这一阶段被淘汰，全程的反周期调节意味着繁荣期被人为延长,市场合理调整不能及时进行，生产过剩和低效率问题更难解决。
四难：宏观调控除了调总量、调结构，更重要的是还要调整复杂的利益关系
用调整重要的经济参数（利率、税率、汇率等）对总量平衡进行调控是一种比较简单而有效的办法，当然总量调控都是“一刀切”，不存在什么区别对待的问题，只有产业政策是区别对待的。但中国经济增长差异很大，结构失衡问题（或结构矛盾）比总量失衡（或总量矛盾）更突出，用“一刀切”的办法确实不够公平，因此，调控不搞“一刀切”，而是调结构，即政策要有选择性，具体来讲，就是“有保有压、区别对待”。
这就难了，因为“什么行业该保什么行业该压”、“哪个地方经济过热，哪个地方经济不热”，都存在很大的争议，各地方都希望“调别人、保自己”，因为各自都站在各自的利益立场上。如讲房地产热，所有的地方都不承认当地的房地产过热或有泡沫，但房地产热或泡沫的区域性很强，发生房地产泡沫的地方经济实力强，而政治上的话语权更强，结果调控找不到目标，即使找到了目标也会受责备，说你“行政干预”，说你“乱调”。这些矛盾或难处在“一刀切”的参数调控下反而不会发生。各种利益冲突使重视短期效应的宏观调控难以应对，并大大地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效果。
五难：对宏观调控重点或过热原因在认识上存在明显分歧，从而使宏观调控不够精准
许多人指责宏观调控过多地运用了行政手段，效果自然不好。我以为，这不是问题的根本，根本在于重点调哪里。先知道调哪里，确认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才是考虑怎么调的问题。我认为，造成此轮投资过热的根本原因是长期存在两个“过度增长”问题，即房地产的过度增长和出口过度增长。
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总量增长水平并不是问题,主要是存在两大结构性失衡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增长的严重不平衡，而投资过快增长又主要是由于住宅投资持续过快增长，9年来住宅投资增幅比整体投资增幅快50%以上。投资与消费增长出现持续的不平衡可能造成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方面，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将会加大资源消耗和环保的压力，另一方面，可能导致长期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从而引起严重的产能过剩，最终导致投资和经济增长“大落”的风险。
二是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在不断加剧。主要是由于出口持续过快增长所致。去年下半年以来，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越来越严重，今年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会加剧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摩擦，而且对货币调控政策形成较大的压力。我们认为，造成这两个结构失衡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发展政策对房地产及出口两部门的过度依赖。要从根本上扭转两大失衡问题，并提高宏观调控的效果，有必要下决心对房地产的发展政策和出口政策进行较大的调整，加快使经济增长转向主要依靠消费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相一致）上。（作者系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眼下这一轮的宏观调控与以前大不相同，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或新难题，由于环境与机理的不同，使调控政策实施的难度加大，效果也不尽人意。在我看来，目前宏观调控至少有“五难”。
一难：判断经济过热或投资过热的标准缺失，造成调控目标不够明确，甚至迷失，影响了调控效果
本轮经济增长周期以来的一个新现象是“高增长低通胀”。长期性的低通胀现象伴随着高增长，使许多经济学家否认投资过热问题的存在，一些人认证说，判断经济过热的有两个重要依据，一是是否出现高通货膨胀，二是是否存在“煤电油运”的紧张，近几年这两者都没有发生（或者讲没有持续发生），所以，中国投资并不过热。
20世纪80至90年代的经济过热可以用通胀的水平来测定，通货膨胀像一个“温度计”，可以度量经济增长的热度，但现在宏观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货膨胀这一“温度计”明显测量不到经济过热的程度。我认为当前判断投资是否过热不能用通货膨胀率与“煤电油运”紧张这两个指标。这是因为存在两种经济过热。经济增长的长周期理论告诉我们，经济的长期增长过程既可能伴随着高通货膨胀现象，也有可能伴随低通货膨胀(或轻度的通货紧缩)现象，这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和体制环境等长期变量的变化而造成的供给增长速度与需求增长速度的相对快慢。说经济过热必然发生高通货膨胀就如同说人生病必然会发烧一样，显然是不当的。由于多数人仍用通货膨胀这一已经不适宜的“温度计”来测量经济过热，结果不少人否认经济过热的存在，使调控目标处于“迷蒙”状态。
二难：是调控的灵活性与坚定性之间存在冲突
在经济市场化逐步提高的情况下，宏观调控操作增加灵活性和微调是必要的，但灵活性不能影响调控目标的坚定性，从而影响调控的执行力。如不能一会怕热，一会又怕冷，一会怕发生通货膨胀，一会又怕通货紧缩，造成政策操作的不断“摇摆”。
经济或冷或热的趋势一旦形成，不可能短期内发生逆转，如果经济偏热主要是因为投资过度和投资结构不合理，那目标必须坚定地控制投资过快增长和引导投资结构优化，如2005年二季度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均开始放慢，通货紧缩压力有所加大，产能过剩问题也开始显现，但各方面开始担心投资下滑过多、经济调整过度，最后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全面松动，这是造成2006年投资再次过热的主要原因。
再如对房地产的调控也充满着“噪音”，打击投机炒作、抑制房价过快增长是房地产调控的主要目标，但很多专家和官员都认为宏观调控不是要压房价，甚至认为房价不是主要问题，相反，努力保持房价适度增长，不能让房地产出现明显的调整，在这一思路主导的房地产宏观调控自然难以见成效。另外，货币政策在利率和汇率政策的“摇摆”也是导致调控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三难：中央的调控与地方的“逆向调控”博弈
中央提出防止经济由“偏快”向“过热”发展，避免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地方则解读为主要是避免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回落，一旦投资增长回落，马上全员“反击”，从而使经济增长持续处于“偏热”状态，使经济结构矛盾继续发展。比如一些地区投资增长一旦开始回落，地方政府马上会采取各种行政、经济等手段加大投资，人为地阻碍经济的合理调整。在这些地方政府的工作中，经济增长只能加速或保持，而不能放慢。“防大起大落”变成了中央防“大起”，地方“永不落”。
反周期政策只有在两个阶段实施才是合理的，一是在过度繁荣期，二是在经济萧条或严重衰退期，其它阶段都是以稳定政策为主，而不少地方政府却经常逆市场调节,采取全程的反周期调控政策，明显违背了经济运行规律。经济调整期是市场发挥效益的最好时期，落后的企业和经营不善的企业将在这一阶段被淘汰，全程的反周期调节意味着繁荣期被人为延长,市场合理调整不能及时进行，生产过剩和低效率问题更难解决。
四难：宏观调控除了调总量、调结构，更重要的是还要调整复杂的利益关系
用调整重要的经济参数（利率、税率、汇率等）对总量平衡进行调控是一种比较简单而有效的办法，当然总量调控都是“一刀切”，不存在什么区别对待的问题，只有产业政策是区别对待的。但中国经济增长差异很大，结构失衡问题（或结构矛盾）比总量失衡（或总量矛盾）更突出，用“一刀切”的办法确实不够公平，因此，调控不搞“一刀切”，而是调结构，即政策要有选择性，具体来讲，就是“有保有压、区别对待”。
这就难了，因为“什么行业该保什么行业该压”、“哪个地方经济过热，哪个地方经济不热”，都存在很大的争议，各地方都希望“调别人、保自己”，因为各自都站在各自的利益立场上。如讲房地产热，所有的地方都不承认当地的房地产过热或有泡沫，但房地产热或泡沫的区域性很强，发生房地产泡沫的地方经济实力强，而政治上的话语权更强，结果调控找不到目标，即使找到了目标也会受责备，说你“行政干预”，说你“乱调”。这些矛盾或难处在“一刀切”的参数调控下反而不会发生。各种利益冲突使重视短期效应的宏观调控难以应对，并大大地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效果。
五难：对宏观调控重点或过热原因在认识上存在明显分歧，从而使宏观调控不够精准
许多人指责宏观调控过多地运用了行政手段，效果自然不好。我以为，这不是问题的根本，根本在于重点调哪里。先知道调哪里，确认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才是考虑怎么调的问题。我认为，造成此轮投资过热的根本原因是长期存在两个“过度增长”问题，即房地产的过度增长和出口过度增长。
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总量增长水平并不是问题,主要是存在两大结构性失衡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增长的严重不平衡，而投资过快增长又主要是由于住宅投资持续过快增长，9年来住宅投资增幅比整体投资增幅快50%以上。投资与消费增长出现持续的不平衡可能造成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方面，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将会加大资源消耗和环保的压力，另一方面，可能导致长期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从而引起严重的产能过剩，最终导致投资和经济增长“大落”的风险。
二是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在不断加剧。主要是由于出口持续过快增长所致。去年下半年以来，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越来越严重，今年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会加剧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摩擦，而且对货币调控政策形成较大的压力。我们认为，造成这两个结构失衡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发展政策对房地产及出口两部门的过度依赖。要从根本上扭转两大失衡问题，并提高宏观调控的效果，有必要下决心对房地产的发展政策和出口政策进行较大的调整，加快使经济增长转向主要依靠消费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相一致）上。（作者系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