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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阎连科执着于耙耧地区苦难的书写，他出版与2003年的小说《受活》同样也不例外。在这部小说中，我们似乎能够看到上个世纪末阎连科的长篇巨著《日光流年》的影子，虽然作者力图在《受活》中寻求一种迥异于以往的超越主义的现实，但是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伤痛、梦想、代价、悲剧，依然是两部作品共有的内容，笔者正是想从这几点中探求《日光流年》和《受活》的“同”与“异”。
关键词：“桃花源”；梦想；征程；苦难轮回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3-110-02
阎连科的小说《日光流年》和《受活》读来总给人一种特别沉重的感觉，这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自然之间都充斥着血与泪，生与死的挣扎。生的不幸、活的艰辛以及死的无奈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展示。
一、脆弱的“桃花源”
无论是《日光流年》中的三姓村，还是《受活》中的受活庄，它们的形成都和移民迁徙有关，不同的是三姓村是移民迁徙汇聚而成，而受活庄是由于老弱病残难以迁徙遗留聚集而成，它们都可以被看成是“世外桃源”，都是处在几个线的交界处，很难在地图上找到其踪影，人们世代居住在这里辛勤耕作，适意生活，受活庄的人在喜获丰收之后，还要举行隆重的受活庆，他们完全与世隔绝，就像被现代文明遗弃的孤儿，独立于政治之外，是自给自足的“桃花源”。
然而三姓村和受活庄的桃花源都是脆弱的，灾难总是悄然而至，在不经意间，打破了桃花源原有的宁静。三姓村的人死于“喉堵症”，“止步于四十”成了三姓村人难以摆脱的生存怪圈。死神像幽灵一样存在于三姓村的每一个角落，求生的渴望压倒了一切，在三姓村“活着”压倒了一切。没有人愿意把女子嫁到三姓村，三姓村也不允许本村女子外嫁，喉堵症使三姓村成了一个孤岛。比起三姓村，受活庄似乎要好很多，受活庄的人始终被自然灾害所困扰，六月下雪，严冬酷暑，粮食、饥荒对受活庄这帮残疾人的生命造成了威胁，物质生活的难以保障是受活庄人滋生发财梦的温床。
三姓村和受活庄都像是个脆弱的桃花源，三姓村的人苦于死亡的威胁，受活庄的人苦于物质的匮乏，虽然诱因不同，但最终都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抗争。
二、色彩斑斓的梦想
《日光流年》中三姓村的人，由于长年受喉堵症的威胁，最大的梦想就是打破“活不过四十”的魔咒，在死亡惘惘的威胁下，村长都怀揣着“延长寿命”的梦想，带领村民干出一次又一次惊人的壮举，种油菜，翻地，修渠引水，付出了沉痛代价。村民都毫无怨言，他们也似乎等待着命运的转机。
《受活》中受活庄的残疾人本来是以绝技来庆祝庄稼的丰收，在一次偶然的赈灾演出中，却让柳县长——一个执着于筹集“购列款”的政治家，无意中发现，作着政治梦的柳鹰雀，再一次次的物质引诱下，挑起了受活庄一个原本平静的小村庄人心中的欲火，村里的人从此做起了“发财梦”。他们不顾茅枝婆的阻拦，跟着柳县长四处演出，得到的报酬仅仅是演出所得的九牛一毛，尽管如此，受活庄的人依然很满足。他们在舞台上卖命的表演，炸伤了，流血了，都可以不在乎。这里，我们可以说《受活》是“对底层人民的生活做了有史以来最奇特的书写”。[1]
无论是三姓村人，还是受活庄人，他们的梦想都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启迪者，这些启迪者都是以“权利”的威严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司马蓝是修渠的倡导者，司马蓝说：“村长是全村的爷哩，叫谁干啥，谁就得去干啥”。司马蓝劝说蓝四十伺候卢主任，为了给自己治病，又让蓝四十去城里做卖肉的营生，在整个三姓村没有村民个人的一己之见，只有村长的意志，他们推行自己意志的方式也是极其霸道。他们把个人的一己之思作为整个村子的真理，让村民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在《受活》中受活庄人梦想的启迪者是柳鹰雀，他想象的未来生活是极其美好的：农民看病不要钱，孩娃读书不要钱，市民用电吃水不交钱，家家都有小洋楼，人人家门前不种稻谷，改种鲜花。他通过赈灾粮和赈灾款的发放，引诱了受活庄人，这一切都缘于他拥有的绝对的权力，无论是购买列宁遗体，还是成立绝术团，都能得到支持，并且很快办成，柳县长荒诞的政治梦把受活庄人带向了深渊。
《日光流年》中的人期待着能长寿，《受活》中受活庄的人期盼着能过上更好的日子，一个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一个祈盼着越来越好的物质享受，在这个过程中，领导者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和权利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推波助澜的作用是导致村民走向苦难的因素之一。
三、血雨腥风的征程
《日光流年》中三姓村的第一任村长杜拐子，让村人多生育，他认为只要村里的女人生娃和猪下崽一样勤，就不怕村人活不过四十；司马笑笑发动全村人种植油菜，他觉得让村人吃几年油菜，幸许就能活到七老八十；到第三任村长蓝百岁，他大动干戈，带领村人把全村的土地翻一遍，认为翻上来的新土或许可以改变宿命；到第四任司马蓝率村民花几年时间，凿通几十公里的水渠，引来灵隐水，他想着外面的水，肯定能抵御喉堵症，在整个修渠的过程中，为了筹集修渠的资源，让蓝四十卖肉，率男人去卖大腿皮，用村民的生命换农具，个人的财产充公等等。最让人震撼的一幕是，遭遇蝗灾，为了不让村民饿死，全村决定把残疾孩娃扔到荒山野岭，以减少口食。这是多么的惨不忍睹，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为了延长寿命，在这条漫长的路上，三姓村人付出了血的代价。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三姓村人生命的韧性，正如阎连科自己所说：“我注重是对精神，对生命的描写，或者说对人在某种生存状态中力量的展示”。[2]
受活庄的人在柳县长的带领下，走上了发财致富之路，受活庄的残疾人进了城，他们获得了财富，获得了物质享受，可是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浸染，他们内心的自私，贪婪也被激发出来，原来的善良，纯洁也丧失了，这是他们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另一方面，面对所谓的圆全人的压迫，也促使他们一步步走向堕落，“铁灾”、“大劫年”、“红罪”与“黑罪”给老一代人留下了深深的创伤，最残忍的是，残疾人被关在纪念堂里，外面的圆全人向他们勒索钱财，一碗水要一百元，一个馒头要两百元，甚至强奸了儒妮子，最后甚至抢走了他们辛苦演出的所有积蓄。在圆全人的世界里，受活庄的人似乎就是被压迫的对象。
四、难以抗拒的苦难的轮回
“发黑的污草，泡胀的死鼠，灌满泥浆的塑料袋和旧衣裙、旧帽子、红的死畜肚皮，白的肚皮毛，挤挤搡搡在水面上又碰又撞……树上的孩娃刚才还呼天唤地地惊喜着，这一会儿都缩身蔫声了，有几个叫着爹娘，说这水咋这么臭呀，要把人都熏死呢……一片死寂。”[3]
伴随着人们的惊呼，又一次宣告了征服喉堵症的失败，三姓村的人始终没有逃脱死亡的压迫，始终没有逃脱苦难的轮回。再一次次艰辛付出之后，还是回到了原点，下一任的村长是否还能继续拼搏，是否还有勇气抗争，无法想象。
《受活》中的残疾人在风风火火的演出之后，在被圆全人欺压瞒骗之后，还是回到了他们的桃花源——受活庄。这似乎应验了茅枝婆所说的预言“受活人离开了受活没有好落果”。[4]受活庄又回到了以前的平静，这又是一个苦难的轮回，受活庄的人就和三姓村的人一样无法摆脱与生俱来的悲剧命运。
阎连科自己就曾说，河南作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作家，原因是，河南作家一般都是从农村来的，“根在农村”，城市生活对他们来说是相对遥远的，难以把握，至少我个人是无法把握的。[5]也许这就是阎连科执着于粑耧地区苦难书写的真正原因，因为根在农村，所以才能把农村的苦与悲呈现出来，无论是与死抗争的三姓村，还是与贫抗争的受活庄，他们的悲剧故事带给我们的都是强烈的震撼和深深的思考。
参考文献：
[1]李洱.阎连科的力量[N].新京报，2004-01-06.
[2]阎连科，侯丽艳.关于《日光流年》的对话[J].小说评论，1999，(4).
[3][4]阎连科.受活[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135；103.
[5]阎连科，姚晓雪.写作是因为对生活的厌恶和恐惧[J].当代作家评论，2004，(2).
关键词：“桃花源”；梦想；征程；苦难轮回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3-110-02
阎连科的小说《日光流年》和《受活》读来总给人一种特别沉重的感觉，这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自然之间都充斥着血与泪，生与死的挣扎。生的不幸、活的艰辛以及死的无奈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展示。
一、脆弱的“桃花源”
无论是《日光流年》中的三姓村，还是《受活》中的受活庄，它们的形成都和移民迁徙有关，不同的是三姓村是移民迁徙汇聚而成，而受活庄是由于老弱病残难以迁徙遗留聚集而成，它们都可以被看成是“世外桃源”，都是处在几个线的交界处，很难在地图上找到其踪影，人们世代居住在这里辛勤耕作，适意生活，受活庄的人在喜获丰收之后，还要举行隆重的受活庆，他们完全与世隔绝，就像被现代文明遗弃的孤儿，独立于政治之外，是自给自足的“桃花源”。
然而三姓村和受活庄的桃花源都是脆弱的，灾难总是悄然而至，在不经意间，打破了桃花源原有的宁静。三姓村的人死于“喉堵症”，“止步于四十”成了三姓村人难以摆脱的生存怪圈。死神像幽灵一样存在于三姓村的每一个角落，求生的渴望压倒了一切，在三姓村“活着”压倒了一切。没有人愿意把女子嫁到三姓村，三姓村也不允许本村女子外嫁，喉堵症使三姓村成了一个孤岛。比起三姓村，受活庄似乎要好很多，受活庄的人始终被自然灾害所困扰，六月下雪，严冬酷暑，粮食、饥荒对受活庄这帮残疾人的生命造成了威胁，物质生活的难以保障是受活庄人滋生发财梦的温床。
三姓村和受活庄都像是个脆弱的桃花源，三姓村的人苦于死亡的威胁，受活庄的人苦于物质的匮乏，虽然诱因不同，但最终都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抗争。
二、色彩斑斓的梦想
《日光流年》中三姓村的人，由于长年受喉堵症的威胁，最大的梦想就是打破“活不过四十”的魔咒，在死亡惘惘的威胁下，村长都怀揣着“延长寿命”的梦想，带领村民干出一次又一次惊人的壮举，种油菜，翻地，修渠引水，付出了沉痛代价。村民都毫无怨言，他们也似乎等待着命运的转机。
《受活》中受活庄的残疾人本来是以绝技来庆祝庄稼的丰收，在一次偶然的赈灾演出中，却让柳县长——一个执着于筹集“购列款”的政治家，无意中发现，作着政治梦的柳鹰雀，再一次次的物质引诱下，挑起了受活庄一个原本平静的小村庄人心中的欲火，村里的人从此做起了“发财梦”。他们不顾茅枝婆的阻拦，跟着柳县长四处演出，得到的报酬仅仅是演出所得的九牛一毛，尽管如此，受活庄的人依然很满足。他们在舞台上卖命的表演，炸伤了，流血了，都可以不在乎。这里，我们可以说《受活》是“对底层人民的生活做了有史以来最奇特的书写”。[1]
无论是三姓村人，还是受活庄人，他们的梦想都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启迪者，这些启迪者都是以“权利”的威严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司马蓝是修渠的倡导者，司马蓝说：“村长是全村的爷哩，叫谁干啥，谁就得去干啥”。司马蓝劝说蓝四十伺候卢主任，为了给自己治病，又让蓝四十去城里做卖肉的营生，在整个三姓村没有村民个人的一己之见，只有村长的意志，他们推行自己意志的方式也是极其霸道。他们把个人的一己之思作为整个村子的真理，让村民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在《受活》中受活庄人梦想的启迪者是柳鹰雀，他想象的未来生活是极其美好的：农民看病不要钱，孩娃读书不要钱，市民用电吃水不交钱，家家都有小洋楼，人人家门前不种稻谷，改种鲜花。他通过赈灾粮和赈灾款的发放，引诱了受活庄人，这一切都缘于他拥有的绝对的权力，无论是购买列宁遗体，还是成立绝术团，都能得到支持，并且很快办成，柳县长荒诞的政治梦把受活庄人带向了深渊。
《日光流年》中的人期待着能长寿，《受活》中受活庄的人期盼着能过上更好的日子，一个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一个祈盼着越来越好的物质享受，在这个过程中，领导者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和权利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推波助澜的作用是导致村民走向苦难的因素之一。
三、血雨腥风的征程
《日光流年》中三姓村的第一任村长杜拐子，让村人多生育，他认为只要村里的女人生娃和猪下崽一样勤，就不怕村人活不过四十；司马笑笑发动全村人种植油菜，他觉得让村人吃几年油菜，幸许就能活到七老八十；到第三任村长蓝百岁，他大动干戈，带领村人把全村的土地翻一遍，认为翻上来的新土或许可以改变宿命；到第四任司马蓝率村民花几年时间，凿通几十公里的水渠，引来灵隐水，他想着外面的水，肯定能抵御喉堵症，在整个修渠的过程中，为了筹集修渠的资源，让蓝四十卖肉，率男人去卖大腿皮，用村民的生命换农具，个人的财产充公等等。最让人震撼的一幕是，遭遇蝗灾，为了不让村民饿死，全村决定把残疾孩娃扔到荒山野岭，以减少口食。这是多么的惨不忍睹，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为了延长寿命，在这条漫长的路上，三姓村人付出了血的代价。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三姓村人生命的韧性，正如阎连科自己所说：“我注重是对精神，对生命的描写，或者说对人在某种生存状态中力量的展示”。[2]
受活庄的人在柳县长的带领下，走上了发财致富之路，受活庄的残疾人进了城，他们获得了财富，获得了物质享受，可是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浸染，他们内心的自私，贪婪也被激发出来，原来的善良，纯洁也丧失了，这是他们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另一方面，面对所谓的圆全人的压迫，也促使他们一步步走向堕落，“铁灾”、“大劫年”、“红罪”与“黑罪”给老一代人留下了深深的创伤，最残忍的是，残疾人被关在纪念堂里，外面的圆全人向他们勒索钱财，一碗水要一百元，一个馒头要两百元，甚至强奸了儒妮子，最后甚至抢走了他们辛苦演出的所有积蓄。在圆全人的世界里，受活庄的人似乎就是被压迫的对象。
四、难以抗拒的苦难的轮回
“发黑的污草，泡胀的死鼠，灌满泥浆的塑料袋和旧衣裙、旧帽子、红的死畜肚皮，白的肚皮毛，挤挤搡搡在水面上又碰又撞……树上的孩娃刚才还呼天唤地地惊喜着，这一会儿都缩身蔫声了，有几个叫着爹娘，说这水咋这么臭呀，要把人都熏死呢……一片死寂。”[3]
伴随着人们的惊呼，又一次宣告了征服喉堵症的失败，三姓村的人始终没有逃脱死亡的压迫，始终没有逃脱苦难的轮回。再一次次艰辛付出之后，还是回到了原点，下一任的村长是否还能继续拼搏，是否还有勇气抗争，无法想象。
《受活》中的残疾人在风风火火的演出之后，在被圆全人欺压瞒骗之后，还是回到了他们的桃花源——受活庄。这似乎应验了茅枝婆所说的预言“受活人离开了受活没有好落果”。[4]受活庄又回到了以前的平静，这又是一个苦难的轮回，受活庄的人就和三姓村的人一样无法摆脱与生俱来的悲剧命运。
阎连科自己就曾说，河南作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作家，原因是，河南作家一般都是从农村来的，“根在农村”，城市生活对他们来说是相对遥远的，难以把握，至少我个人是无法把握的。[5]也许这就是阎连科执着于粑耧地区苦难书写的真正原因，因为根在农村，所以才能把农村的苦与悲呈现出来，无论是与死抗争的三姓村，还是与贫抗争的受活庄，他们的悲剧故事带给我们的都是强烈的震撼和深深的思考。
参考文献：
[1]李洱.阎连科的力量[N].新京报，2004-01-06.
[2]阎连科，侯丽艳.关于《日光流年》的对话[J].小说评论，1999，(4).
[3][4]阎连科.受活[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135；103.
[5]阎连科，姚晓雪.写作是因为对生活的厌恶和恐惧[J].当代作家评论，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