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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来说，中华环保联合会虽然是一家覆盖面广的全国性社团，但由于它归环保部主管，“半官半民”的身份导致其参与公益诉讼的有效性、公信力都会受到更多的质疑。况且，垄断公益诉讼的“特权”，要么会“不作为”，要么就容易产生“权力寻租”，滋生腐败。
近日，正在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二审稿中的一条规定引起了各方强烈质疑，“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环保联合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规定被很多人视为由中华环保联合会垄断公益诉讼，可能对环境治理带来很大负面作用。
一件事一旦和“垄断”挂上钩，当然是很容易受到非议的，不过，就这条规定而言，形成“垄断”应当不是初衷，它其实是为了与今年起开始施行的新《民事诉讼法》相衔接而修订的。新民诉法规定，对于侵害环境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根据近年来的实践，由于环保公益诉讼的主体一直不明确，导致基层法院经常不予立案，实际上公益诉讼难有作为。
诉讼主体缺位一直是公益诉讼制度面临的最大难题，但这次直接把诉讼主体规定为中华环保联合会，确实有点“矫枉过正”了。正如很多业内人士所言，这样的规定首先不符合立法精神，法律单独赋予某一家机构以诉讼特权，这违背了最起码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从实践来说，中华环保联合会虽然是一家覆盖面广的全国性社团，但由于它归环保部主管，“半官半民”的身份导致其参与公益诉讼的有效性、公信力都会受到更多的质疑。况且，垄断公益诉讼的“特权”，要么会“不作为”，要么就容易产生“权力寻租”，滋生腐败。
由一家机构“包揽”公益诉讼，更不利于全社会参与到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来。环保监督和治理涉及到非常多的领域，中华环保联合会纵使再“神通广大”，也不可能兼顾到这么多方面，有这么多人员和精力来完成这么多公益诉讼。
相反，如果全国各类环保组织、社团都能够有平等的资格参与到公益诉讼中来，则能够有效发挥各家机构的优势，同时让环保机构之间形成良性竞争的局面，这样将大大提高环保公益诉讼的“质量”，有利于环保组织的成长。况且，由于这些民间组织和媒体、公众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他们调查、举证、募资等一系列过程，无疑也是带动社会公众提高环保意识、增长环境知识的过程。
对于有些立法者担心放开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可能会导致“滥诉”，这无异于“乞丐担心糖尿病”，且不说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专业性强，投入非常大，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官司不是想打就能打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公共领域的问题是法律意识太单薄，打官司的人太少，而吸引公众参与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公正、透明的司法环境，让大家有意愿、有条件去打官司。
在欧美发达国家，对于环境诉讼，已经形成了直接利益关系人提起诉讼和公益诉讼相结合的局面，而且公益诉讼的主体并无身份限定，这样才形成了“人人监督”的局面；对于中国来说，直接利益关系人的诉讼意识还太弱，和污染方进行博弈的能力还不够，推动公益诉讼是现实可行的方案，各地方法院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这些都是被业内所肯定的。
《环境保护法修正案》离正式出台还有几个月时间，修正案的草案全文目前也还没公布，当下的探讨已经反映了公众积极参与环境治理的诉求，立法者应当考虑到这些诉求。我们不能期望现在就具体到每个公民都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这毕竟还缺乏现实基础，但是，坚持让更多人参与到环境诉讼中来的方向不能改变，当下需要的不过是制定更多的配套制度措施，包括更大胆、更开放的司法尝试。
近日，正在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二审稿中的一条规定引起了各方强烈质疑，“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环保联合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规定被很多人视为由中华环保联合会垄断公益诉讼，可能对环境治理带来很大负面作用。
一件事一旦和“垄断”挂上钩，当然是很容易受到非议的，不过，就这条规定而言，形成“垄断”应当不是初衷，它其实是为了与今年起开始施行的新《民事诉讼法》相衔接而修订的。新民诉法规定，对于侵害环境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根据近年来的实践，由于环保公益诉讼的主体一直不明确，导致基层法院经常不予立案，实际上公益诉讼难有作为。
诉讼主体缺位一直是公益诉讼制度面临的最大难题，但这次直接把诉讼主体规定为中华环保联合会，确实有点“矫枉过正”了。正如很多业内人士所言，这样的规定首先不符合立法精神，法律单独赋予某一家机构以诉讼特权，这违背了最起码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从实践来说，中华环保联合会虽然是一家覆盖面广的全国性社团，但由于它归环保部主管，“半官半民”的身份导致其参与公益诉讼的有效性、公信力都会受到更多的质疑。况且，垄断公益诉讼的“特权”，要么会“不作为”，要么就容易产生“权力寻租”，滋生腐败。
由一家机构“包揽”公益诉讼，更不利于全社会参与到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来。环保监督和治理涉及到非常多的领域，中华环保联合会纵使再“神通广大”，也不可能兼顾到这么多方面，有这么多人员和精力来完成这么多公益诉讼。
相反，如果全国各类环保组织、社团都能够有平等的资格参与到公益诉讼中来，则能够有效发挥各家机构的优势，同时让环保机构之间形成良性竞争的局面，这样将大大提高环保公益诉讼的“质量”，有利于环保组织的成长。况且，由于这些民间组织和媒体、公众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他们调查、举证、募资等一系列过程，无疑也是带动社会公众提高环保意识、增长环境知识的过程。
对于有些立法者担心放开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可能会导致“滥诉”，这无异于“乞丐担心糖尿病”，且不说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专业性强，投入非常大，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官司不是想打就能打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公共领域的问题是法律意识太单薄，打官司的人太少，而吸引公众参与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公正、透明的司法环境，让大家有意愿、有条件去打官司。
在欧美发达国家，对于环境诉讼，已经形成了直接利益关系人提起诉讼和公益诉讼相结合的局面，而且公益诉讼的主体并无身份限定，这样才形成了“人人监督”的局面；对于中国来说，直接利益关系人的诉讼意识还太弱，和污染方进行博弈的能力还不够，推动公益诉讼是现实可行的方案，各地方法院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这些都是被业内所肯定的。
《环境保护法修正案》离正式出台还有几个月时间，修正案的草案全文目前也还没公布，当下的探讨已经反映了公众积极参与环境治理的诉求，立法者应当考虑到这些诉求。我们不能期望现在就具体到每个公民都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这毕竟还缺乏现实基础，但是，坚持让更多人参与到环境诉讼中来的方向不能改变，当下需要的不过是制定更多的配套制度措施，包括更大胆、更开放的司法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