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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发展模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在当时政治、经济、科技、人力资本等种种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今天贯彻科学发展观，强调增长方式、竞争战略的转变，强调协调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过去，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发展目标和总体战略的重新定位，是为了适应已经变化的国内外环境所作出的正确决策。
解决县域经济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不能就县域谈县域，而必须把县域发展纳入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框架内统筹考虑，从深化改革、加速转型中找出路。
从非均衡发展转向均衡发展、和谐发展，不仅是战略的调整，而且需要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的深度变革。就县域而言，深化改革必须着眼于解决四大问题：
行政管理体制中的权责利不对等问题。基层政府普遍反映，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演化一直呈现“矛盾下移，权力上收”、“责任下移，利益上收”的趋势。县域政府在上级压力、财政压力、群众压力等多重压力之下，必然动作变形，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经济增长，不顾社会与环境，从而激发了各种矛盾。深化改革必须解决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实行权责利对等。要么权力下移，给地方更大的发展空间；要么责任上收，让基层政府管有限的事情。
考核与升迁体制中对谁负责的问题。在不少地方，一届新政府上台，往往大思路、大手笔、大动作，胡乱折腾一气。任期一满，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大堆问题。再来一届，“新官不理旧账”，重新折腾，这是群众最深恶痛绝，但又无可奈何的。个中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到底是对本地区百姓的利益负责还是对上级负责。这种考核与升迁机制不改，“以人为本”、保障民生势必落空。
市场体制完善中的政府与企业关系问题。建立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保证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地方政府应当好裁判，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现在个别地方往往介入建设项目的决策，干预企业经营行为，既滋生腐败，又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必须在市场化改革中予以解决。
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决策机制问题。近几年国民收入与分配格局失衡，劳动分配率和居民分配率不断下降，政府的财政收入份额上升，已成为众所关注的问题。而政府拥有的公共资源分配不合理，用于解决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的民生支出比例过低，生老病死等老百姓最关心、最紧迫的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县域层次这一问题尤为突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自上而下建立公共资源配置的决策机制和监督机制。
解决县域经济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不能就县域谈县域，而必须把县域发展纳入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框架内统筹考虑，从深化改革、加速转型中找出路。
从非均衡发展转向均衡发展、和谐发展，不仅是战略的调整，而且需要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的深度变革。就县域而言，深化改革必须着眼于解决四大问题：
行政管理体制中的权责利不对等问题。基层政府普遍反映，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演化一直呈现“矛盾下移，权力上收”、“责任下移，利益上收”的趋势。县域政府在上级压力、财政压力、群众压力等多重压力之下，必然动作变形，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经济增长，不顾社会与环境，从而激发了各种矛盾。深化改革必须解决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实行权责利对等。要么权力下移，给地方更大的发展空间；要么责任上收，让基层政府管有限的事情。
考核与升迁体制中对谁负责的问题。在不少地方，一届新政府上台，往往大思路、大手笔、大动作，胡乱折腾一气。任期一满，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大堆问题。再来一届，“新官不理旧账”，重新折腾，这是群众最深恶痛绝，但又无可奈何的。个中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到底是对本地区百姓的利益负责还是对上级负责。这种考核与升迁机制不改，“以人为本”、保障民生势必落空。
市场体制完善中的政府与企业关系问题。建立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保证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地方政府应当好裁判，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现在个别地方往往介入建设项目的决策，干预企业经营行为，既滋生腐败，又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必须在市场化改革中予以解决。
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决策机制问题。近几年国民收入与分配格局失衡，劳动分配率和居民分配率不断下降，政府的财政收入份额上升，已成为众所关注的问题。而政府拥有的公共资源分配不合理，用于解决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的民生支出比例过低，生老病死等老百姓最关心、最紧迫的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县域层次这一问题尤为突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自上而下建立公共资源配置的决策机制和监督机制。